'華語巔峰女作家嚴歌苓失眠30年，狂躁型抑鬱症使她成為天才'

嚴歌苓年輕的時候曾經是總軍區文藝兵，是王朔，馬未都，馮小剛等人的夢中情人

我在尋找一個人。他究竟是誰我無法知道；相貌、年齡、職業，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裡，否則我不可能與他親近起來。我是在半年前發現這個人的，就是說我與他逐步瞭解、親近已有半年。

所以現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誰。

此之前，我得讓你們知道我是誰。我是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女人，剛拿到藝術學位，這座五十層的公寓樓上沒人認得我。一個佔據最小一隅的、出出進進掛著誰也不惹的微笑的東方女人。

我教一點書，時而到餐館打打工，還在美術用品商店幹半個售貨員。我的收入五花八門，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錢。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勞與寂寞，抑或還有點獨享的快樂。

此外，我還是個晚期失眠症患者。

●嚴歌苓，從一名部隊文工團舞蹈演員、戰地記者到蜚聲國際的著名作家、編劇，她的人生經歷可以說是個傳奇。

●從《天浴》《少女小漁》到《金陵十三釵》《歸來》（《陸犯焉識》），嚴歌苓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銀幕。她的名字也日益被國內大眾熟知。

●嚴歌苓坦言：“在國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態；回到自己的祖國，我也是個邊緣人。因為我缺席了太多年。”

近期，蜚聲國際的著名作家、編劇嚴歌苓，攜最新長篇小說《老師好美》在國內舉辦新書發佈暨讀者見面會。發佈會上，嚴歌苓發表主題演講，與讀者分享了幾十年的創作心得。

嚴歌苓的人生經歷可以說是個傳奇。從部隊文工團舞蹈演員、戰地記者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獲得寫作MFA學位，再到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現跟丈夫女兒一起旅居海外，過著恬淡的寫字生活。

從《天浴》《少女小漁》到《金陵十三釵》《歸來》（《陸犯焉識》），嚴歌苓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銀幕。她的作品因題材豐富、情節動人、畫面感強烈而受到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等諸多大牌導演的青睞，從而成為了大眾眼中的“金牌編劇”。

這次“重回”中國讀者的視線。從柏林的家飛到北京、上海做宣傳，嚴歌苓讀者交流會的屏幕上打著大大的幾個字，“親愛的讀者，你們在嗎？”

到美國的第一覺我睡得熟透、我便以為失眠也被成功地遺棄在海關那頭了。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臉，看見一大攤黑色在白床單上。我不認識我的頭髮，但我認識我的失眠。

就是這個情形，我的無數輾轉驚擾了它們，它們逐漸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們開始勒我。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樣，它回來了就不會再走。這個迴歸，就是晚期。輾轉越來越急促，我得頻繁地扯開漸漸絞緊的黑髮。

之後我開開燈，對了，就從那夜，我必須睡在明明白白的燈光裡，不想那些漆黑的頭髮再往我頸子上爬。凌晨三點，我放棄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溫存和耐性，離開了床。

床的一步開外是窗子，打開來，捂在我臉上濃稠的冷中有異國的陌生。還有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敏感。我發覺了它——挺遠一座樓上，在與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著。

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輾轉得瘋狂和疲憊都到極致時，我會突然想：哎，去看看那個窗，還亮不亮著。它亮著，一夜夜亮下去了。我開始想，這是個不平凡的對稱，一個祕密的與我的對稱。

如果我把它講給任何人聽，講到此，人不會再聽下去。人會躲開一個無聊透頂的女人遠些。包括我曾經的室友們。半年前，我即興給自己找到了這個獨房公寓，在五十層樓頂，月租五百。

就那麼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聲、搖滾、國語肥皂劇、煎炸食物的“噝啦噝啦”，以及廚房裡的蟑螂。按亮燈的一剎，我聽得見它們一鬨而散。還有地板上的黴斑，它們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

每個人都沒意識到自己在翹腳，因為翹腳是在完成功課、看肥皂劇甚至吃飯中進行的。搬家前，我告訴同胞們我睡不著覺。聽說我花五百塊去買覺，我的同胞對此示出溫和的蔑視。

他們來美留學有些年數了，已形成一個階級，我的行為，是種階級背叛。從大陸中國來的人，都懂得它的嚴重。

“現在你睡著覺了？”李海瀾在校門口碰到我問。

李海瀾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學藝術，先我入學一年，卻到現在還沒畢業。過去他一直勸我別畢業，一畢業就是失業。獎學金好歹管一口飯。

“搬到那麼貴的房子裡，該睡得跟屍首一樣了吧？那麼高，什麼還吵得著你？”

我們走進學校咖啡室，他從一隻塑料袋裡掏了一大鋼精鍋冷麵，吃起來，一點也不怕嚇著這些美國學生。有人對他瞪眼，他就將鍋作出去：“來點吧？請？”

李海瀾什麼都不怕，在課堂翹著腳發的宏論使他在教授眼裡形象優異，思想也優異，因此拿最高獎學金。

“我已經”趁他的臉在鋼精鍋上俯仰，我翻著小日曆卡，數那些被紅筆圈住的數字。有二十八個紅圈。

“整整二十八天沒睡覺了。

徹底無眠的二十八個晝夜，李海瀾認為稱得上個事件了。他聽說連續五十天無睡眠，人一定會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幾天了。

“你不睡你幹什麼？”李海瀾問我。

他要是能夠不睡他一定開卡車去，都說開卡車開得闊。要不他就畫五十元一張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個社會階層都有銷路。

“你寫小說？”我搖頭。寫小說跟畫花卉不一樣，不是你拿了筆，鋪上紙它就出得來的。狀態不對。那種狀態下去寫會把天下人都得罪。

“不寫你幹什麼呢？”

“就那樣……你說我能幹什麼，大半夜的？”

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瀾說我在冷嘲。我臉虛腫，眼袋低垂，我還能有勁去冷嘲誰。

“你就是太孤獨了！”他把鋼精鍋“當郎”一聲扔進塑料袋，他的課要開始了。“聽我的，找個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獨了，不然我也不會和聲聲（他女朋友）搬到一塊兒。你到最擁擠的地鐵上看看，每張臉都被孤獨弄得一模一樣！”

他站起身：“我們是這樣的緊密相處，卻又彼此孤獨得要死。哪個詩人這樣說的。”他走走又回來告訴我：“找個男朋友！”

結果李海瀾把事情想得這麼通俗。

他根本不懂我對他暗示的那口窗：一個物體一種感覺的存在不會絕對孤立，說不定哪兒就暗暗有個對稱。一個長明的窗對稱另一個長明的窗，一個無眠的夜對稱另一個無眠的夜。

異國他鄉，感受到巨大落差

上個世紀80年代末，30歲的嚴歌苓從頭學習英文，赴美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攻讀研究生。出國前，她已經出了三本小說，得了兩項文學獎，是中國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到了美國，一切歸零。要克服語言障礙，還得讀書、打工、寫字。嚴歌苓住進了一個自稱為“波希米亞”樓的地下室裡，在有錢人家照顧孩子，到餐廳幫忙換生活費。

“異國他鄉，做錯事被指責時，那種恥辱感和傷痛感就變得很誇張。”現在回憶起來，嚴歌苓說那種“苦楚”依然真切，“在國內不管怎麼說自己是個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那時候我那麼年輕的會員還不是很多，落差當然巨大。”

然而，這段“苦楚”的生活卻也是嚴歌苓回憶中最為珍視的。“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幹實際工作的時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務實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後來寫作。而這段時期，我就像任何一箇中國留學生、中國新移民那樣，討生活，掙飯錢。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

在中國大陸聲名鵲起

2006年，陳凱歌在美國宣傳電影《無極》時，讀了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印象深刻。當時陳凱歌已經開始籌劃電影《梅蘭芳》，他給嚴歌苓發

出邀請，希望她來擔任編劇。之前陳凱歌買過嚴歌苓小說《白蛇》的版權，本想把它拍成電影，但一直沒能實現。

《無極》在業界遭遇詬病，陳凱歌對下一部電影的創作壓力非常大。找來嚴歌苓，多少有點要“打翻身仗”的意思。對於這個合作機會，兩個人都不想錯過。

然而，儘管早在1997年就和陳沖合作電影《天浴》，並以七項金馬獎的成績大獲成功，但嚴歌苓的電影編劇經驗卻並不豐富。陳凱歌給了嚴歌苓一頁紙，是一份人物傳記電影清單：《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勞倫斯》……

初次合作，兩個人在討論時都很注意照顧對方的情緒。發生矛盾時，陳凱歌就會說，“歌苓，咱們再分頭想想，明天爭取出個方案。”結果第一稿寫出來，陳凱歌並不滿意。“你這完全是好萊塢的路子，我要的是中國的劇本。”

寫了幾十年中國文字的嚴歌苓，不得不繼續往“中國的劇本”的方向上靠。讓她慶幸的是，陳凱歌很善於挖掘編劇身上的長處。嚴歌苓也承認，“跟陳凱歌合作完，才明白原來是這麼寫戲的。”

創作《梅蘭芳》期間，嚴歌苓隨丈夫搬到臺北生活。這讓嚴歌苓每一兩個月就可以回一次大陸。原本長期生活在海外，對於“寫中國”已經不那麼自信的嚴歌苓，重新找回了信心，用中文寫當下中國的慾望也一發不可收。

2009年，《梅蘭芳》下線不久，張藝謀就找到了嚴歌苓，想把她的《金陵十三釵》拍成電影。這部中篇小說是嚴歌苓在2005年創作的，第二年就把電影版權賣了出去。機緣巧合，小說被推薦給了張藝謀，張讀完後，又輾轉把電影版權從別人手裡買了回來。

張藝謀說，這是他二十年來碰到的最好劇本。當時他剛結束奧運會開幕式的導演工作，著急讓嚴歌苓把小說改寫成英文版。為了請好萊塢明星來演故事中的神甫，這個角色的戲份被加重，其他角色的設置也做了調整。嚴歌苓用一個多月完成了這個任務。

以邊緣地位自豪

嚴歌苓戲稱自己是“文學遊牧民族”的一員。1992年，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後，嚴歌苓就開始像候鳥一樣，春天飛到芝加哥上課，夏天飛回舊金山寫作。隨著勞倫斯工作地點的變動，嚴歌苓也跟著丈夫滿世界旅居。

每次回中國，如果陳沖也在，兩人定要見上一面。有一次嚴歌苓到北京為新書做宣傳，剛在家坐下沒幾分鐘，就給陳沖打電話，“我是特地來見你一面的。”原本兩人都住在美國舊金山，見面本也方便。但不斷出走的嚴歌苓，即使對於“閨蜜”陳沖，也變得“行蹤不定”。

有人說摸不準嚴歌苓行蹤，就像摸不準她的脾氣一樣。當年，誰也不會想到20歲的嚴歌苓，一個漂亮的文藝兵小姑娘，居然會申請去做戰地記者。

1970年，嚴歌苓考入了成都軍區，成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藝兵。20歲那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戰爭來得突然，記者不夠用，嚴歌苓向上級申請記者工作，到了野戰醫院包紮所，居然得到了批准。

挎著五四手槍，嚴歌苓揣著特邀記者證，還有一張可上任何一班赴滇列車的特別通行證，出發了。她第一次感覺自己挺英勇的。但到了包紮所，才發現英勇的感覺是以別人的生命和鮮血為代價換來的。那些和她年齡相仿的年輕軍人從前線被抬下來，病房躺不下，躺在醫院的走廊裡，甚至臨時搭起的帳篷裡都躺得滿滿的，到處都是血腥氣，很多戰士的肢體都被當時一種掛在樹枝上的雷炸掉了（那種雷不大，叫膠殼壓閥雷）。

從野戰醫院回到成都，嚴歌苓寫了幾篇報告文學和小詩，有兩篇在軍區的報紙上發表了。過了一陣嚴歌苓又去那個醫院，許多傷員已經做了截肢手術，個別的已經犧牲了。第二次回到成都，嚴歌苓感到一點英勇氣概都沒了。

嚴歌苓被診斷為患有躁狂性憂鬱症。直到2001年，嚴歌苓在美國碰到了一個大夫，給了她一種藥，治療了幾個療程，失眠症才最終消失。“失眠好了以後，我幾乎每年都在寫大部頭小說，從《第九個寡婦》到《小姨多鶴》再到《陸犯焉識》，幾乎每年一部二三十萬字的長篇。我覺得失眠是一種病，我現在創作力大迸發也是一種病，不過我寧可得後面這種病。”

後面這種病給嚴歌苓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和工作，更少的私人時間。嚴歌苓說，每次回國，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滿滿的，根本靜不下心來寫作。相比之下，遙遠的美國、非洲、歐洲，反倒成了清靜的寫作聖地。在國外“出世”一段時間，再回中國“入世”。

嚴歌苓坦言，這樣的生活，讓她始終無法擺脫“寄居者”的心態。“在國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態；回到自己的祖國，我也是個邊緣人。因為我缺席了太多年，這裡的一切都變了，我會有找不到位置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