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著||《論語譯註》是如何誕生的——楊伯峻的學術道路

本文來源：雅理讀書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數據庫建設

《論語譯註》，中華書局第一暢銷書，其簡體字本自2006年首次出版以來，印量已經突破180萬。許多人對於《論語》的全面認識自《論語譯註》始，而對於這部經典的作者的一生卻少有人知。

楊伯峻，和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一生經歷了國家危亡的求索、特殊年代的動盪，以鍥而不捨的毅力和深厚紮實的功底，在古漢語語法、古籍整理方面成績卓著，撰寫了《論語譯註》《春秋左傳注》《文言語法》等經典。

楊伯峻去世後，素未謀面的蘇黎世大學漢學院教授高思曼，為這位遠在東方的同道發來唁電：“在我們這裡，每一個漢學系的大學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心中對他充滿了敬佩與感激之情。”

楊伯峻，原名德崇，1909年9月1日生於湖南長沙的書香門弟，祖父是位塾師，父親楊樹穀在清末曾留學日本，回國後一度在湖南從事地方自治運動。叔父楊樹達是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楊伯峻從少在家塾和在湘潭外祖家塾師教育下讀書識字，6歲時，由祖父親自教授四書五經和《春秋左傳》。後來他對古漢語和《論語》《孟子》以及《春秋左傳》等“經書”加以研究譯註，與他小時候所受的教育很有關係。

因他楊伯峻古文基礎較好，來到北京後決定報考北京大學預科。他讀了兩年預科，又在中文系本科讀了四年。在這四年間，他向錢玄同、吳承仕、餘嘉錫、黃節和陳垣等名師學習。後來又成為黃侃的入室弟子，同學之間戲稱他為“黃門侍郎”。但他的治學門徑，主要還是從當時擔任清華大學教授的叔父楊樹達那裡獲得的。

為馮玉祥將軍夫婦講解白話文

1926年，楊伯峻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至1930年之際，北京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失去了關係。這時他政治上沒有了寄託，在治學方向上既想搞文學，又喜歡考證，因而也不免感到彷徨。他平時常在北大學生會辦的刊物上發表一些詩詞作品，博得師友們的好評。有次他發表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二句是：“此心常恐無歸處，彼岸何曾有到時。”反映了這一時期苦悶複雜的心情。

孫人和教授知道後告訴了楊樹達。楊樹達不知道楊伯峻和黨的關係，只是從選擇專業上所流露的徘徊心情去看待這件事情，於是便指導楊伯峻搞《列子集釋》。恰巧楊伯峻的同班同學許維遹正在搞《呂氏春秋集釋》，他們便相互切磋交換資料。等到北大畢業的時候，《列子集釋》也已完成。這部《列子集釋》原稿由楊樹達保存了二三十年，直到1958年才由龍門聯合會書局出版，但還是可以認為是楊伯峻最早的一部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古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將軍積極呼籲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遭到蔣的排擠。1932年3月，馮便和夫人李德全隱居在泰山普照寺。這年夏天，楊伯峻在北大畢業後原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不久經同學張百川（勃川）介紹，為支持馮玉祥將軍抗日，他到泰山參加馮玉祥的研究室工作。他以黎錦熙的《國語文法》和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為基本教材，同時，選擇一些當代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說和散文作為範文講解，很受馮玉祥將軍夫婦的讚賞。

在這期間，他對漢語語法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為後來撰寫《中國文法語文通解》作了準備。研究室主任是宋斐如，成員中有賴亞力、李紫翔、張百川、鄒靜陶、吳組湘和王倬如等，有的是在北大時的先後同學，有的是在研究室認識的，他們中有講解政治和經濟的，有講解文學的，後來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馮在前線指揮作戰時，楊伯峻和賴亞力留在濟南辦《抗戰早報》，積極宣傳抗日。讀者對象主要是第六戰區的官兵，由於文字通俗，內容生動，又宣傳抗日，所以很受歡迎。9月中，八路軍在平型關首戰告捷，殲敵2000餘人，擊毀和繳獲大批汽車等武器裝備，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抗戰早報》以獨家新聞作了詳盡報道。但事後發現這一天的報紙竟被韓復榘下令扣留，沒有送到前方去。不久，由於蔣介石疑忌，馮又被免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職務。

平型關大捷

馮被免職後，楊伯峻等也都隨馮回到南京。南京淪陷，又撤退到了武漢。這時，陳獨秀被國民黨監禁了五年後釋放出獄，住在武漢。有次馮要楊伯峻以個人身份去看望他，詢問對時局的看法。陳獨秀知道他是楊樹達的侄子，而自己又正和楊樹達有書信往來，見面後，陳獨秀對楊伯峻提出的問題撇開不談，卻大談其古文字學，楊伯峻不得要領而返。

武漢淪陷前夕，楊伯峻又隨馮撤退到長沙和衡陽，接著又撤到桂林，最後定居重慶。楊伯峻看到馮對國事也無能為力，大部分時間消磨於讀書、寫字、吟詩、作畫之中。他覺得自己在重慶無所作為，1940年5月又回到長沙，先後在醴陵湘東中學、醴陵縣立師範任教。後又以戰火漫延到江西吉安十三中教書。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在湖南從事民主運動。

《論語譯註》和《孟子譯註》

1948年，楊樹達應中山大學之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要伯峻同去，擔任中文系講師。楊伯峻從此走上了大學講壇。這時，他已經和黨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繫，並且重新入了黨。當時已臨近全國解放，黨組織派他回長沙協助籌建民盟省委。長沙和平解放後，楊伯峻先後擔任過民盟湖南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協委員和祕書處長、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辦公室主任等職。1953年，楊伯峻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希望有機會讓他繼續從事學術研究，黨組織批准了他的請求，調他到母校北京大學中文系擔任副教授。

1949年8月5日，人民解放軍進入長沙。（遊振鑫攝）

楊伯峻青年時代在北大讀書時，曾撰著《列子集釋》，從語言學角度論證今本《列子》8篇，並非《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劉向、劉歆父子校讀的原文，而是晉人所偽作。他的見解在《列子集釋》出版以後，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所著《中國文法語文通解》，原意是打算以音韻為綱，敘述漢語虛字演變的歷史，所論述的虛詞大多和讀音的演變有關。他當時在中學教書，限於種種條件，只是在每章虛詞之後，以讀音的變化為線索，列舉了古今不同字形的虛詞。

到北大任教以後，應老友鄒靜陶之約，他又寫了一部《文言語法》，1955年1月在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增加了語法的部分，較《中國文法語文通解》要全面得多。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博士和香阪順一教授得到北大馬寅初校長的支持，將它譯成了日文出版，楊伯峻應約為日譯本寫了序言。

《論語》和《孟子》是楊伯峻從小就熟讀的書，到了晚年，不少章節和段落仍能背誦如流。他常說小時他雖能背誦這些經書，但對其內容卻不甚瞭然。儘管如此，他選擇《論語》作為譯註古書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並不是偶然的。楊伯峻認為，如果要講中國文化史，孔子自是承先啟後的第一人。從西漢以至清末兩千幾百年間，《論語》成了士子的必讀書。現在我們要研究孔子，也不能忽視《論語》。

歷來研究、註釋《論語》的著作很多，就以近人程樹德的《論語集釋》為例，全書三大冊，字數以百萬計，徵引的書籍達680種之多，蒐集古今學人對《論語》的解釋相當完備。但這樣的書籍，一是流傳不廣，有機會讀到的人顯然很少；二是這樣廣徵博引的書，內容必然繁冗，除了專門研究者，一般讀者也很難有耐心讀下去；三是《論語》裡的每一句話，幾乎都有幾種不同的解釋，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才是正確的，撰著者卻很少下斷語。

顯然這只是一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籍，是不適合一般讀者閱讀的。楊伯峻發現了這些問題，認為在眾說紛耘之中，如果能夠採取最接近原著本意的說法，加以通俗的註解，並且譯成現代漢語，豈不是有益於一般讀者，尤其是有益於青年讀者瞭解、研究《論語》這部書的大好事？

對《論語譯註》這樣的書，能夠深入淺出地介紹給讀者，這是難能可貴的。要作到既能“深入”，又能“淺出”，看起來似乎並非難事，如果沒有紮實的功力，進行過深入獨到的研究，缺乏相關學科的廣博知識，而又不善於表達，是不能達到目的的。

《論語譯註》第二版

<< 滑動查看更多楊先生著作 >>

千百年來註解或以其他各種形式解釋《論語》的著作，不計其數，何以對楊伯峻的工作普遍給以如此高度的好評，這決不是偶然的。顯然，他所從事的工作，在同時代的同類工作中是出類拔萃的，是富於開拓性的。

楊伯峻從來是抱著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對《論語》的研究也已有長期的醞釀和準備，資料積累工作進行了多年。他先寫了《論語詞典》，然後在1955至1956年兩年間，除了課堂教學，他集中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最後終於完成了這部著作。那時北大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科研工作很重視，給以多方面的關心和支持，這也是這部著作所以能夠完成的十分重要的客觀條件。

但是這樣的日子並不長，在《論語譯註》向中華書局交稿不久，楊伯峻卻在“反右派運動”中遭了殃。這時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照常講授古代漢語，耐心地引導同學們學習。不久被臨時安排教歷史系的古代漢語和《史記》。歷史系的同學們很喜歡聽他的課，用心記筆記，很多同學也沒有把他看作右派，而認為他是一位真正有學問的教授和學者。1957年暑假後，他被調到了蘭州大學中文系。

楊伯峻並不因遭劫難而停筆。到了蘭州以後，中華書局在1958年6月出版了他的《論語譯註》，他又繼續從事《論語譯註》的姊妹篇《孟子譯註》的撰述。這時他的工作條件已遠不如當年了，但是作為一位學者，對理想的追求是執著的，不論條件多麼艱苦，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孟子譯註》終於在1960年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出版時著作人的署名卻為：“蘭州大學中文系《孟子譯註》小組”。當時像這樣的所謂“集體著作”，並非只是《孟子譯註》一種，並不奇怪。到了20年後的1981年6月第五次重印時終於改正了過來。

《孟子譯註》的署名變化

《論語譯註》和《孟子譯註》在中華書局出版後，它們的整理方法使許多古籍整理工作者受到啟發。由於比較通俗易懂，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經過時間的考驗，這兩部著作都已成為讀者學習的基本古籍的定本和範本，在學術界和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併為海內外一些大學採用為教材。楊伯峻所做的工作為普及和弘揚我國古代文化，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作出了積極貢獻。他的勞績是不容抹煞的，也是抹煞不了的。

編撰《春秋左傳注》

1959年初，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建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由齊燕銘任組長，開始對全國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進行通盤考慮和全面規劃。出於工作上的需要，指定中華書局為它的辦事機構。中華書局的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被聘任為規劃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的出版專業也重新作了調整，決定以整理出版古籍和當代學者的文史研究著作為主要任務。

為此，中華書局向全國有關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借調了一批專家，參加一些重點古籍的整理工作。楊伯峻在蘭大任教不久，又調到甘肅師範大學，在蘭州前後將及三年，於1960年10月調到了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加入了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隊伍。

楊伯峻到了中華書局後，開始搞《春秋左傳注》。由於他早年批校過近人吳士鑑的《晉書斠注》，對《晉書》下過一番功夫。後來中華書局在整理校點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時，他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

晉書·點校本二十四史

1961年5月，經胡愈之倡議，並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支持，文化部出版局組織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科普出版社6家出版社聯合編印一套中級讀物——《知識叢書》。中華書局承擔了一部分語言文字、古典文學和中國歷史方面的選題，其中《文言虛詞》和《文言文法》是請楊伯峻撰寫的。這是兩部較通俗的讀物。《文言虛詞》後又經過修訂，改寫成《古漢語虛詞》，1981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在五十年代，他還蒐集了楊樹達的讀書札記，編為《積微居讀書記》，1962年9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楊伯峻在當時的主要工作還是搞《春秋左傳注》，他對這部著作用力最勤，也是他晚年所取得的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他曾經自比於晉人杜預，也是有“左傳癖”的人。

這裡談談他對撰著《春秋左傳注》的一些想法。《春秋》成於孔子，《左傳》成書的時間約在《春秋》之後100多年，即公元前400年左右。這兩部書都是根據當時各國史書寫成的，《春秋》記載著春秋時期魯國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十二公240餘年間的史事。《左傳》雖然形式上也按魯國十二公編年記事，但其內容上溯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年），下迄周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共350餘年間的史事，超出《春秋》100年以上。包括了當時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楊伯峻認為它是春秋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國語》《竹書紀年》，甚至甲骨金文，都沒有它豐富而系統，史料價值極高，是一部雖不十分完備但是可信的編年史。他還認為司馬遷《史記》中的《十二諸侯年表》、春秋列國《世家》和《秦本紀》的史料基本上採自《春秋左傳》。如果沒有《春秋左傳》，《史記》中有關春秋時期歷史將很難著筆。

中華書局舊址

中華書局在齊燕銘的關心和金燦然的主持下，既重視制訂整理出版古籍的規劃，又重視挖掘、組織和調動國內各方面的力量，尤其對重要的基本古籍千方百計積極設法落實整理工作。金燦然知道楊伯峻對古漢語很有造詣，對《春秋左傳》下過功夫。原來曾經打算請他和孫人和共同整理，但是兩人的路子不盡相同，於是請楊伯峻獨力承擔了這項工作。這對楊伯峻是一個很大的鼓勵，以能夠實現他多年來的夙願而十分興奮。

楊伯峻十分喜愛《春秋左傳》，對坊間有關《春秋左傳》的著述多所涉獵。凡是認為有一定學術價值的都盡力蒐購。為了作好整理工作，他又購得了阮元作《校勘記》時所採取的各種本子和楊守敬在日本所見的版本。此外，又搜得了流散在日本的金澤文庫本。這是六朝人的手寫本，首尾完整，楊伯峻認為這是最有價值的版本。章炳麟對《春秋左傳》的研究很有功力，他在日本時，為教授中國留日學生，著有《春秋左傳讀》。在編刊《章氏叢書》時，著者只採用了《敘錄》，而沒有收入全書。潘承弼曾用蠅頭小楷書寫影印100部，流傳不廣，很不容易得到，楊伯峻也終於煞費苦心訪求了一部。

楊伯峻傾注全力，辛勤積累，以大量版本用來校勘，並且參考了各種類書和唐宋以前各種書籍的引文，取長補短，參酌比較。然後又廣泛閱覽經史百家之書，包括《三禮》和《公羊傳》《穀梁傳》以及《史記》中有關春秋各國的記載相對勘。他還充分利用了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凡有可以採取的材料，都一一摘錄。按《春秋左傳》的編次作成“長編”。

楊伯峻廣為搜求《春秋左傳》的有關材料已有年頭了，到了中華書局以後，又辛苦經營了四五年之久，隨已發生十年動亂。他所作的“長編”只寫到襄公而不得不在一片“打倒”、“砸爛”聲中停筆了。“長編”積稿等身，在動亂中散失。他本人也在1969年9月隨中華書局全體幹部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在當時情勢下，他縱然不能忘情於《春秋左傳注》和中國的古文獻學，但再也沒有可能去顧到它了。

1972年10月，他有幸能夠回到北京，雖經多方設法找回了大部分“長編”原稿，短缺的部分已經無法挽回，只能憑記憶所及，臨時檢書加以補充。現在我們見到的這部《春秋左傳注》，就是在這份殘缺的“長編”的基礎上，經過補充和研究後寫成的。全書分裝4冊，除譯文和詞典另行成書外，共計100餘萬字。

《春秋左傳注》第一版

楊伯峻為整理《春秋左傳注》，所被閱的書籍和抄錄的資料難以計數，僅此書定稿時所徵引的著作即達344種。其中關於《春秋》的專著37種，《春秋左傳》類48種；其他經書類42種，史書類（附有關史事考證著作）34種，子書類13種，考證筆記類112種，天文曆法類6種，地理類24種，甲骨金文古器物類37種，小學字書和語法修辭類19種，姓氏世族類6種。另有《左傳》中所見部分器物線圖46幅。

《前言》4萬字，對《春秋》及其和孔子、三傳的關係，《左傳》的作者、成書年代和在西漢的流傳，《左傳》所反映的春秋時期社會變革和由奴隸制逐漸向封建制過渡等學術界和讀者所普遍關心的問題，作了考證和論述。

《春秋左傳注》在撰著的過程中，楊伯峻除了充分佔有文獻資料以外，還把甲骨金文等考古資料作為重要的資料加以利用，這尤其是本書整理工作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傳注》於1981年3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以後，由於整理工作達到了新的學術高度，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典章制度、天文曆法、服飾器物和地理方輿等方面的考證，尤其著力，並有獨到的見解，成一家之言，因而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楊伯峻也因而受到海內外學者的欽佩和尊敬。在他逝世時，素不相識的瑞士蘇黎世大學漢學系教授、主任，兼東亞研究所所長高思曼博士在給楊伯峻夫人徐提的唁電中就說：

“楊先生一生在古漢語語法、古籍整理、古書的註釋和翻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對《左傳》的研究成果《春秋左傳注》，更是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好評的不朽之作。他為貴國值得驕傲的古老文化的普及和傳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我們這裡，每一個漢學系的大學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心中對他充滿了敬佩與感激之情。”

《春秋左傳注》出版後，楊伯峻的工作並沒有停止，他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隨時加以修訂，1990年5月修訂再版，1992年榮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一等獎。

探求原著本意

楊伯峻先天不足，身體贏弱，又高度近視，像他這樣的健康狀況而能著述不輟，這在旁人是難以想像的。他在學術上所以能夠獲得卓越成就，除了他的天賦以外，應該說更為重要的是得力於他治學勤奮和執著追求的精神。他對自己的治學經歷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最初他的愛好很廣泛，北大畢業前夕，在楊樹達的引導和啟發下，已經開始培養了有目的地讀書治學的方法和習慣。當研究課題認定以後，盡一切可能圍繞著這個課題去讀書，並蒐集和研究有關資料。

為了對所研究的問題得到透徹的理解，他還為自己立下了首先必須“探求原著本意”的信條，這也就是說研究古人的思想，不能以自己主觀臆斷或者從現在的含意去理解。他十分讚賞晉人陸機所說的一句話“餘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昭明文選·文賦序》）認為無論研究古人的什麼問題，凡閱讀古人的著述，必須探求古人的“用心”，也就是“本意”，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如果要得到古人的“用心”和“本意”，一定首先要了解古人著述的文字語句在當時的意義。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弄懂古漢語。

他在大學時代通過搞《列子集釋》，開始找到了治學的門徑和方法，稍後搞《中國文法語文通解》，以及後來搞《文言語法》等古漢語文法和虛詞，都是為了便於去“探求原著本意”，並幫助讀者也能夠這樣去做。

楊伯峻自認為比較自信的是不浪費時間。在他的心目中，別的東西丟失了，大都可以找回來，只有光陰一去不回頭。他常認為自己“天賦不高，勤以補拙”，雖是自謙之詞，但是這句話不僅道出了他學有所成的奧祕，也確確實實總結出了古往今來許許多多有成就的學者，幾乎沒有例外的一條共同的治學規律。他不但注意研究古漢語，對現代漢語也很下功夫。正因為這樣，他所撰寫的東西，文字極其清楚明確，遣詞用字都很講究。達到這樣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未竟的心願

楊伯峻經歷的學術道路是慢長的，也是坎坷的，他雖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但是他的坎坷經歷和十年動亂，使他沒有可能更為圓滿地實現他的計劃。他曾設想在《春秋左傳注》完成以後，在他歷年來所積累的豐富資料的基礎上，繼續編著一部《漢語虛詞歷史詞典》。

楊伯峻認為，中國講漢語虛詞的書，自元代盧以緯的《語助》以來，不下數十種，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缺陷，也就是缺乏甚至沒有歷史觀念和地區方言觀念。正因為這樣，一個常用的虛詞，甚至平列二三十種用法，幾乎使人目迷神眩。

他注意到這個問題已幾十年，曾經考訂過若干種古籍的著作年代，依年代早晚排列，逐代研究每種古籍的虛詞用法，積累了不少研究資料。其次，《漢語虛詞歷史詞典》考訂虛詞用法，但唐宋元明及其以後的口語虛詞，因為文獻難以遍讀，很多地方不敢貿然作出定論，但可以將殷墟甲骨卜辭至隋代部分先行寫出，然後再繼續著手唐宋元明及其以後部分的工作。他主張在這部詞典裡不僅收單詞，而且收復音詞，必要時也收詞組，說明各種用法，以及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亡的過程。

老年的楊伯峻先生

楊伯峻在敘述這番心願時，是在湖北咸寧幹校回到北京不久，又剛剛找到了《春秋左傳注》的“長編”原稿，心情較為舒暢。其具體的設想，並著手製作卡片，積累資料也是30多年前的事了。以他的勤奮和所作的準備工作，這部《漢語虛詞歷史詞典》不僅有可能完成，而且必然會是一部具有創見的帶有總結性的著作，為我國學術事業增添一份新的光彩。遺憾的是，他終於沒有能夠實現這一夙願。

楊伯峻逝世的消息5月22日在《光明日報》等報刊發送以後，他的親友和學生都無不感到十分悲痛，紛紛向家屬表示弔唁和慰問。遠在國外的進修的學生也都拍來了長篇唁電，痛悼老師的不幸逝世。上述瑞士蘇黎世大學高思曼博士在他的唁電中也說“楊先生雖然去世了，但他為弘揚貴國文化對世界人民所作的貢獻將牢記在人們心中。他那些足以縮短世界人民與貴國古老文化距離的寶貴著作，將永遠伴隨著我們。”

楊伯峻在去世以前，曾寫有《遺言善後》：

身後不舉行任何儀式，如告別、追悼等。若有單位收受遺體，捐贈醫院或醫校，以資科研，火化不留骨灰。煙滅灰飛，不著痕跡。既獲耄耋，死在意中，不必悲傷。事母孝，奉國忠，交友信，慮事周，行事敏，餘足慰也已。至親密友，事後分別通知。伯峻。

楊伯峻雖然離開我們而去了，但是他的親切的談吐，謙遜的學者風度，勤奮的治學精神，正直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他的貢獻將記載在中國古文獻學的歷史上。

原文轉載自“中華書局1912”，節選自《文獻》1993年04期《古文獻學家楊伯峻的學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