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戰士的成長:戰鬥生活是愉快的,只有當生活像死水樣地靜止才是難過的

本文作者:石蘇蘇 泰國歸僑聯誼會原會長

我的母親李執(曾用名李植清、李植青),1915年12月25日生於湖南常德。她的家庭裡多是讀書、教書的人。民國初期,她的祖父在家鄉創辦新學,頗有建樹。她自幼愛讀書、學習。1934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學,1935年因不滿金陵大學的封建氣氛,她轉學到北平燕京大學學習。

一位女戰士的成長:戰鬥生活是愉快的,只有當生活像死水樣地靜止才是難過的

母親李執燕京大學的學籍照

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加入共產黨

1935年秋,母親李執與同學去通縣參觀二十九軍的閱兵儀式,對二十九軍官兵要求開赴前線的豪情,留下了深刻印象。對於日軍要成立傀儡政權,學生群起反對,北平學聯決定於12月9日舉行示威遊行。

9日清晨,母親和同學們一起排著隊伍,冒著嚴寒,向西直門行進。警察在城門外驅散學生隊伍,幾次驅散幾次又集合,燕京清華等大學學生被阻在西直門外,不能與城裡的遊行隊伍會合。警察用高壓水龍頭衝擊學生,學生的棉袍溼透,隨即就地進行抗日宣傳。

12月15 日晚,燕京召開學生大會,準備參加第二次遊行。大會徵集先遣隊員,準備提前一天進城埋伏。母親勇敢地報名參加了先遣隊(敢死隊),成為29名先遣隊員之一。當晚她住到城裡同學家。

12月16日清晨,燕京大學的旗幟終於在城裡打出來了,他們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日軍派遣他們的走狗朝鮮浪人用皮鞭抽打學生,母親也捱了一皮鞭,這一鞭子令她更堅定了抗日救國的決心。“一二·一六”遊行之後,全北平學生又舉行罷課,母親參加了學生會的壁報工作,並加入糾察隊護校。

一位女戰士的成長:戰鬥生活是愉快的,只有當生活像死水樣地靜止才是難過的

30年代中期和燕京大學同學合影。站立中為李執

後來,母親又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下簡稱“民先”),擔任小隊長。1936年3月,部分“民先”隊員被吸收為共青團員(簡稱“少共”),母親也在其中。燕大團支部派母親等同學進入海淀的工廠做女工教育工作,以識字班名義教女工識字、唱歌、講政治課、宣傳抗日等。通過這些活動,母親與工農越走越近,思想上也發生著變化。1936年6月,“少共”解散,母親轉為中共黨員。

“一二·九”運動之後,母親在思想上找到了出路。身上鬱積多年的反帝反封建意識也隨之全部爆發出來,如江湖傾瀉不可阻擋。

燕京學生延安訪問團,受到毛主席接見

1937年3月,母親與二十多位燕京同學在外教夏仁德教授家聽了斯諾介紹延安的情形,產生了去延安看看的願望。十位燕京學生組成了延安訪問團假以旅遊觀光名義西行陝北,母親也是十人團的成員之一。

一位女戰士的成長:戰鬥生活是愉快的,只有當生活像死水樣地靜止才是難過的

燕京大學延安訪問團成員。站立中為李執

他們輾轉數日抵達了當時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次日就在毛主席的窯洞裡受到接見,毛主席與他們由黃昏談至夜晚。毛主席對於“一二·九”學生運動給予了高度評價,對第一個來延安的北平學生訪問團表示熱烈歡迎。對於學生們的提問,毛主席一一作答,令大家對抗戰形勢和統一戰線等問題感到茅塞頓開,深受鼓舞。朱總司令、董必武、林伯渠等領導同志各以半天時間分別給他們上課。他們還被特邀列席西北青年救國會代表大會,燕京學生在會上介紹了根據地所不瞭解的白區和學生運動的情況。他們和紅軍大學(抗大前身)學生舉行了籃球賽,同學們笑言:資產階級大學的籃球隊和無產階級大學的籃球隊比賽,前所未有!陳賡同志甚至騎馬跑了數十里路來看望他們,他們圍坐在土炕上就著一盞油燈,與陳賡談至深夜,次日陳賡又帶學生們去射擊打靶、學扔手榴彈。臨離開延安他們去向毛主席告別時,毛主席說:國共合作大致沒問題了,從國際形勢分析日本不久就要進攻中國。我們對於北平的學生抱著極大的希望。北平是國防前線,你們的一舉一動對全國影響很大。我希望你們能做全國人民的表率。

延安訪問之後,母親受到極大的震動和教育,更堅定了跟黨走的決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母親於事變前二日回到南京家裡過暑假。北平淪陷了,不能回學校,遂失去了組織關係。平津同學不少流亡到南京,她便參與發起組織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工作。其後南京學聯與平津流亡同學會共同組織首都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赴各地宣傳抗日,母親也參加了宣傳團。9月,先到蕪湖,然後沿著淮南鐵路各縣進行宣傳。巢縣、無為、合肥、淮南煤礦等地是紅軍三年游擊戰爭活動的地區,群眾覺悟高。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的歌詠隊在街頭唱《松花江上》,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那可愛的故鄉”時,聽的人流淚了,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他們到中學演講、組織工人訓練班,號召學生和工人起來共同抗日。

當時各縣國民黨縣黨部都成立了抗敵後援會,宣傳團每到一地便與他們聯繫,希望能共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1938年初,宣傳團轉移到鄂東老根據地,在石灰窯宣傳抗日時,為當地國民黨縣黨部所不容,並被驅逐。

在宣傳團工作8個月,看到老區工農群眾深深懷念紅軍和共產黨,紛紛要求打日本,使得母親受到極大的教育,她認識到要抗日就離不開黨的領導。1938年5月,宣傳團解散。 10月,母親恢復了黨組織關係。

這個時期的母親已經在抗日高潮的推動下以及黨組織的教育下,逐步走上自覺革命之路。

在黨領導下,祕密參加統一戰線工作

1938年7月,母親李執受組織派遣參加了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指會”)的工作。1938年在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下,宋美齡在廬山召開了一個婦女談話會,邀請各黨派各界各地婦女知名人士參加,共同商討抗日問題。中共方面鄧穎超參加了。宋美齡提出以“婦指會”作為動員領導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的全國性總機構。鄧穎超發言說,這個組織應是代表各界和各黨派婦女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組織動員廣大婦女從事抗日建國工作。“婦指會”聘請了一些有鬥爭經驗和一定學歷的各地婦女救國會骨幹到會工作,並調進了一批愛國進步青年和中共黨員。母親就是這樣進入“婦指會”的,被分在訓練組。

訓練組的任務是培訓抗戰工作幹部。國民黨軍委會把大批戰幹團女團員撥過來受訓。與此同時,不少抗戰青年也考進了戰時訓練班,其中有個別中共黨員。在訓練班工作中,鬥爭是很激烈的。訓練班每期一個月,訓練結束,就組成鄉村服務隊下鄉在湖北、湖南、四川進行抗日宣傳。母親先後擔任指導員、視察員。有一次,母親搞到一本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便躲起來,在大雪紛飛中一口氣讀完,心中豁然開朗,有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她說:“心早裝著黨,熱火火的。”

在“婦指會”工作的共產黨員同志們都能把廣大的青年團結在我們周圍,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工作。在婦指會內部,鄧穎超按照黨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的方針領導中共黨員的工作。母親在《我的自述》裡回憶這段工作時還說:“1940年,宋美齡已注意到我們少數幾個中共黨員,除經常在聖誕節給大家贈送小禮物外,還專門邀我們到她家去吃飯。因為我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大學的學生,她吃飯時便許諾我將來到美國留學。對另一共產黨員郭建,則企圖拉她進國民黨。在‘婦指會’工作的兩年半中,無論在‘婦指會’的上層、在服務隊員中,我們都注意做到團結廣大的抗日救國分子,孤立頑固分子,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在敵後的這一段統戰工作,使母親得到了不一樣的鍛鍊,既要善於隱蔽自己,又要善於團結青年,爭取更多的人蔘加抗日。這階段,母親的鬥爭經驗增長了,革命的堅定性更趨成熟。

在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工作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母親的名字被列在國民黨黑名單上。組織上通知她急速隱蔽,她隨即離開了“婦指會”。因為去延安的道路被封鎖,遂決定轉去蘇北解放區。途中,她以圖書管理員的身份逃過了檢查,離開了重慶。從重慶又轉到香港,找到夏衍,夏衍把她們一行人介紹到上海。1941年5月,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交通員徐充把她們送到了蘇北解放區豁城。

母親到達蘇北解放區後,投入了新的戰鬥。1941年5月到12月,她在蘇北華中黨校學習。7月,日本鬼子進行掃蕩,部隊則進行“反掃蕩”。在此期間黨校就跟著部隊打轉轉。在朦朧河兩岸及周圍的河叉間隱蔽。岸上是一片青紗帳,令日本鬼子無法接近我方部隊。“反掃蕩”勝利結束後,黨校轉移到阜寧縣汪朱集。12月份黨校學習結束。

1942年1月,母親被分配到華中局調查研究室工作一年。調查研究室的任務是進行農村調查,為我黨制定農村政策提供依據。她擔負過婦女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的工作。經常走下去進行調查研究,寫過《人民生活負擔調查》等材料。

1943年1月,組織根據母親“深入下去”的要求,又派她擔任蘇北阜東縣八區、四區區委書記。她在鄉下工作,每天忙碌著。夜間,人散盡了,她便點著一盞小燈,看書,計劃工作。農村條件比較艱苦,她說,下去工作時,夜晚回駐地天晚路暗,地上都是爛泥,工作歸來,通訊員在前面帶路,她一顛一簸地跟著走。在基層的工作,每天要跑許多路,要接觸和處理許多問題。對於母親來說,這反而豐富了見聞,鍛鍊了能力,不以為苦。

那時,掃蕩也是常常遇到的,母親在她的日記中記載:“忽傳有情況,敵人準備明晨六時來襲擊,大家緊張準備,我迅疾地把東西收拾起來,心中卻異常平靜。”她很樂觀,說:“掃蕩使我結實了,軍事的警惕性提高了,鼻子尖尖的,會嗅到鬼子的味道。鬼子來就和他展開鬥爭,學習在任何環境裡堅持工作。”她甚至說:“戰鬥的生活是愉快的,只有當生活像死水樣地靜止才是難過的。”

但是,這樣惡劣的環境,卻摧殘了母親的身體,父親告訴我們,母親在八區、四區時,帶民兵與鬼子打儀,在壕溝裡活動,得了黑熱病。當時的縣委書記是薛尚實(父親在香港工作時的老領導),立即派人到上海買藥,打針,才治好了病。母親日記也寫到:“為了打八灘,兩腿受寒,亂七八糟的病全發作了。”“比起在梅頭莊大橋旁的四十七位烈士,我的犧牲算什麼呢?黨對我的關懷愛護使我忘記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使我完全平復下來。躺在滕椅上安排工作。”“他們用小車子把我推到縣裡來,和大家討論許多問題,我很高興。”這些就是從母親的日記中看到的她當時的工作狀態。

愛學習愛思考,也是母親的特點。那時她常常看書,看農村土地政策、經濟政策、論修養等等。她常常根據工作情況、群眾反映、同志意見深刻思考及反省自己,總結經驗,找出不足,作出計劃。所以,她的理論水平在結合工作實踐中不斷提高,個人修養和黨性原則也不斷增強。

一位女戰士的成長:戰鬥生活是愉快的,只有當生活像死水樣地靜止才是難過的

50年代初的李執

在母親的日記裡,不僅能感受到戰爭的殘酷,還能看到她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對戰友同志、父母姐妹的真情和對愛人的深情。

母親1941年5月從重慶來到蘇北,在黨校認識了皖南事變突圍後回到新軍部的父親石昂(又名賴石昂),兩人一起學習併產生了感情。可母親是一位視工作為生命的人,一度視結婚和生孩子為畏途,生怕影響了革命工作。直至1944年8月他們才向組織提出結婚申請,年末才結婚,戀愛長達三年半,拖至1947年末才生了第一個孩子。

1944年10月,母親接連收到父親的兩封信,其中一封是5月寫的,可見即使都在華中,倆人也很難聯繫上。母親在日記裡說:“我也感到不安,為了工作,我不能去看他,只好請求他的原諒吧!”1943年1月,寒冬裡的一天,母親冒著雨趕了100里路去看父親。“腳下爛泥涼滑,鞋子脫了底,我赤了一隻腳走路,冷雨飄在臉上……”“會了面,溼的衣服脫下來,他一件件代我烘乾,我感到溫暖。”

父親曾在香港做過黨內交通員,也剛剛從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為人剛毅、堅強,而母親是知識分子出身,有時不免有點小資味兒。但是共同的理想、深入的交流使他們的心越來越貼近。他們一直攜手到白頭,是同志們眼裡一對模範夫妻。

對於家中的親人,即使在戰亂中,母親也總是懷著眷眷深情。她在日記中吐露心聲: “爸娘來信,妹妹都來信。閱後欣慰又興奮,爸擔心家鄉失陷,娘擔心的是我的身體,擔心我受苦。在她心裡,我們是流離失所的孩子呢!真是一片慈母心!但她的感情是多麼狹隘啊,她永遠想象不出她的孩子的龐大世界吧!”

母親為黨工作之心是滲透到骨子裡的。在新四軍華中根據地,她這位從大城市走出來的學生,在黨的教育培養下、在工作的歷練中,逐步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革命者。

工作是她的生命,甚至重於生命。

一位女戰士的成長:戰鬥生活是愉快的,只有當生活像死水樣地靜止才是難過的

本文作者石蘇蘇與母親李執(右)在家中

1998年4月,母親臨終前,十分清醒地對女兒說:“我要去那邊上班了。”直到這時,她仍然是一個“工作人員”,要去另一個世界擔負新的工作使命!

母親永遠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深深地懷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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