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新 前線理論圈
1950年10月19日黃昏，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戰場
說到抗美援朝戰爭，雖然已過去近69年，三分之二個世紀，但人們仍然關注它，因為這場戰爭給我國、東亞乃至世界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其影響至今猶存。人們也會因此思考一些問題：
為什麼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中國為什麼出兵？打這場戰爭值不值？
中國最後取得勝利了嗎？
這場戰爭有什麼重要意義？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個口號最早見於1950年11月4日發表的《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該宣言是由我們黨和八個民主黨派以及中國人民政協無黨派民主人士、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11個政治團體聯合簽署的，這種形式在新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只此一次。
宣言指出：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的行動正在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的安全。全中國人民早已集中注視美國侵略者在朝鮮的行動以及在中國領土領空領海上的行動”，“全國人民現已廣泛地熱烈地要求用志願的行動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
聯合宣言鮮明地指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鬥爭的性質、鬥爭的目標和鬥爭的目的。同時，聯合宣言講清了抗美援朝和保家衛國的關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兩句話八個字，緊密相連，不可分割。
1950年10月底，美國飛機轟炸新義州，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
中國為什麼出兵
一段時間以來，隨著相關檔案的公佈，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到，在出兵問題上，中共中央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抉擇。難在哪兒呢？
朝鮮戰爭是“毛澤東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翻開新中國歷史大事記可以看到，1950年6月我國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七屆三中全會，另一個是中國人民政協會議一屆二次會議。
七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用三年時間，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為此，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這另一方面就是國家的財政經濟。
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同志合影
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距離第一次會議其實還不到一年，只有9個月，但是因為要搞土改，就適時召開了。毛澤東在政協閉幕會上發表了1000餘字的講話，其核心是：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都要過兩“關”，一個是戰爭關，一個是土改關。
毛澤東講這番話是在6月23日，兩天以後，朝鮮戰爭爆發。剛說戰爭這一關過去了，可戰爭又不期而遇。當美國對朝鮮半島的事態迅速作出反應以後，毛澤東就敏銳地察覺到，它的反應不僅針對朝鮮，也針對中國。因此，原來設想的整個國家經濟恢復和建設的盤子必須重新調整，這是一個困難，雖有難度，但還在可控之中。
中美兩國國力相差懸殊。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為8772萬噸，我國只有60萬噸，美國是我國的146倍；美國的工農業總產值為2800億美元，我國是100億美元，美國是我國的28倍。武器裝備敵我優劣更加明顯，美軍是世界上所有軍隊現代化水平最高的，中國志願軍一個軍的火炮只相當於美國一個師火炮的一半。這還不算戰場上敵有我無的各種飛機、艦船和美國地面部隊的全面機械化摩托化等先進裝備。
剛剛從戰火中獲得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決一高下，再次面臨血與火的考驗，下這個決心需要何等的氣魄和膽略。中國出兵會不會導致同美國直接對峙？美國大舉轟炸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和內地大城市怎麼辦？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慮的問題。稍有疏忽，後果將不堪設想。
由誰來統兵赴朝作戰？中央原本考慮粟裕，但由於粟裕有病，中央最後決定由彭德懷統兵作戰。
1953年7月24日，彭德懷司令員在開城前線視察（左一為杜平將軍）
以上是我國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就是朝鮮。
聶榮臻當年是代總參謀長，毛澤東是軍委主席，那段時間，聶榮臻來毛澤東這裡的次數最多。志願軍第一批部隊入朝之後，又組織第九兵團入朝，第九兵團的及時參戰，對志願軍取得第二次戰役勝利起了重要作用，而這個建議就是聶榮臻向毛澤東提出的。
聶榮臻有一段話很說明問題：“毛澤東對出不出兵問題考慮很久。最後終於在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的一再請求下，從維護中朝兩國人民的利益、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根本立場出發，毅然下定決心。”這一點很關鍵，“抗美”是因為美國侵佔我國臺灣，把戰火燒到我國家門口。“援朝”則是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是“師出有名”。
如何看待抗美援朝決策？毛澤東下定決心出兵參戰，絕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決策，還有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緊隨在後做支撐。
比如，如何避免美國同中國公開宣戰？毛澤東主張6個字：“要能解決問題”，也就是說，要在朝鮮境內有效地大量地消滅美軍，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朝鮮問題。為此，一定要避免兩軍形成僵局，否則，不但朝鮮戰局不穩，美國很可能和我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我國業已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就面臨破壞。而要大量殲滅美軍，就要以4倍於敵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兩倍於敵人的炮火先機消滅敵人有生力量。
又比如，志願軍參戰在最初一段時間內“只做不說”，以掌握工作上的主動權。即使有外國通訊社報道我國志願軍，國內也不報道。
還比如，有所為，才有所得。出去了，被打回來怎麼辦？毛澤東說：“出去了，即便被打回來，也說明我們是局內人；不出去，連入局的可能性都沒有”，這個判斷問題的眼界確實高出常人一大截。
再比如，戰爭進入雙方互有攻守階段，要不要談？毛澤東提出“談還是要談，打還是要打，和還是要和”，表現出一種從容淡定，隨時奉陪的大家氣度。
隨著相關檔案的公佈，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在中央政治局“會上多數人不贊成出兵”的事實，也因此有人做了過度的解讀，誇大不同意見的存在。
其實，在決策過程中，與會者經過慎重討論，反覆權衡利弊得失，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最後取得一致認識是正常現象。毛澤東也用充分的理由去耐心說服中央決策層的其他成員。而一旦作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鬥爭的決定，全黨上下立即擰成一股繩，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黨內不再存在任何分歧。
1951年，彭德懷司令員（右3）在朝鮮成川郡檜倉與鄧華（右1）、陳賡（右2）、甘泗淇（右5）、王政柱（右7）等合影
怎麼看待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抗美援朝戰爭經歷了從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的第一階段，該階段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方式。志願軍連續進行5次較大規模的戰役，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戰爭局面，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並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南北。從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27日為第二階段，該階段談談打打，以打促談，以陣地戰為主要作戰方式。志願軍持久作戰，積極防禦最終促成停戰協定的簽訂。
從結果看，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從三八線地區爆發，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朝鮮戰爭又在三八線地區停戰。因此有人認為，打來打去，最後又回到起點，我國沒有贏得戰爭。這個看法是不全面的，止於三八線，有其客觀必然性。
一方面，停止於三八線是戰場上交戰雙方實際較量的結果，雙方均已看清，短時間內誰都不可能打破僵局取得徹底勝利；另一方面，停止於三八線是戰爭雙方唯一能接受的選擇。三八線在當時已成為美蘇兩國和兩大陣營的利益在朝鮮的分界線。如果不是在這裡，而是在三八線以南或以北的其他地區，那麼必然會有一方不善罷甘休，停戰也就無從談起。
這是對交戰雙方而言，對中國則不能這樣看，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勝利應從多方面考察。
從戰場來看，中國出兵是在鴨綠江邊，不是在三八線。志願軍把美軍及聯合國軍從鴨綠江一直趕到三七線，最後穩定在三八線，美軍和聯合國軍再也無力將戰線往北推進，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都是勝者。
從戰局來看，挽救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當志願軍渡江時，朝鮮戰場是什麼形勢？一個細節可以再現當時的情形。1950年10月19日晚，彭德懷只人單車先於大部隊過江後，見到朝鮮外相樸憲永，得知平壤已經陷落，金日成已撤離德川。第二天傍晚，彭德懷、樸憲永乘坐小車，與迎面潰撤下來的朝鮮黨、政、軍、民的人力蓄力擠成一團，小車勉強通過，但裝著電臺的卡車卻掉隊了。
21日，彭德懷與金日成的會面地點在位於東倉和北鎮之間一個叫大洞的小村子裡。金日成沒帶電臺，彭德懷的電臺又沒有跟上，敵情嚴重不明，只見大批敵機掠空而過，隆隆的炮聲越來越近。彭德懷上不通中央，下不聯部隊，急得在茅屋裡踱來踱去。他到房後小山上瞭望，看見的都是沿山路向北逃難的人群。
事後得知，麥克阿瑟佔領平壤以後，即派美空降兵第一八七團在平壤以北的肅川、順川地區實施空降。美軍如入無人之境，已經繞到彭德懷、金日成所在的後面去了。當時幸虧人少目標小，彭德懷回憶說：“我與金（日成）倖免被俘。”
如果美軍不是那麼驕橫的話，事態如何發展真是不敢想象。可見，當時的朝鮮已經岌岌可危，正是我國人民志願軍的參戰，在第二次戰役中收復了平壤，第三次戰役將戰線推到三七線，才穩定並扭轉了朝鮮戰局。這又是志願軍的軍事勝利。
1950年11月中旬，在雲山戰鬥中被俘的美騎一師之一部
從外交來看，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體現在多個方面。
其一，美國在事實上承認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奉行敵視政策，不承認新中國。但是，一場戰爭下來，鬥爭的結果是交戰雙方坐到談判桌前，經過談判最終簽訂了停戰協定。美國不承認我們，卻又不得不在談判桌前與我們進行對等的談判，這難道不是事實上的承認嗎?從這個意義理解，新中國是勝者並非言過其實。
其二，新中國國家主權和尊嚴得以維護。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第一次亮相，這場戰爭樹立起新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的嶄新形象。弱勢的中國在1950年就敢於對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說“不”，這一切都令全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帝國主義再也不敢輕易作侵犯中國的嘗試。正是因為當年承擔了國際主義義務，才有了今天中國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維護半島和平重要一方的資格。
其三，促使我國成為維護國際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朝鮮停戰以後，亞洲緊張局勢開始緩和，相關的遺留問題需要協商談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國際關係格局處於變化調整之中，而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就是兩個敏感而又關鍵的問題。抗美援朝戰爭以及我國略早時進行的援越抗法鬥爭，使得我國在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上都具有發言權。因此，1954年1月25日，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決議召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大國外長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委託蘇聯政府把這個建議轉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就是日內瓦會議的由來和我國能夠應邀參加這次重要會議的大背景。
不難看出，在這個因果關係中，抗美援朝是直接原因。日內瓦會議成為新中國走向國際舞臺的一個契機，有了這個契機，才有周恩來在會議上縱橫捭闔，展露新中國的外交風采，促進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才有會議期間中國與緬甸、印度分別簽署公報，確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外交成果與抗美援朝戰爭是分不開的。
最後從軍隊的成長看，經過戰火的洗禮和淬鍊，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更高、作戰更成熟。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湧現出成千上萬的英烈，其中，被授予特級戰鬥英雄有兩人：楊根思和黃繼光，他們分別出現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楊根思的事蹟發生在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次戰役。
1953年，黃繼光生前所在部隊戰士在上甘嶺陣地黃繼光烈士紀念碑前莊嚴宣誓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深遠影響
中國人民同朝鮮人民一道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不僅支援了朝鮮人民，抗擊了美國侵略者，保衛了國家安全，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改變地區和世界戰略格局都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這場現代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積累了現代作戰特點最充分、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之敵最典型的戰爭經驗。這場戰爭使部隊在作戰上實現了由單一步兵作戰向現代多軍兵種協同作戰，由單純地面作戰向現代化立體作戰，由單純前沿作戰向現代前後方全面作戰的初步轉變，推動了中國軍事科學的發展，促進了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
中國人民在這場嚴酷的戰爭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英雄壯歌，創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志願軍在朝鮮戰場浴血奮戰，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的熱潮。到1952年5月底，全國共捐獻人民幣5.565億元，摺合3710架戰鬥機。
與此同時，為保證前線的物資供應，全國工人、農民掀起愛國主義生產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全國人民為志願軍提供了560萬噸糧食、肉蛋、醫藥、衣被等物資。
這場為和平和正義而戰的戰爭，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和軍威，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權、維護和平的決心和力量，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加重了中國在處理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分量。這場戰爭，也使美國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領略了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從此不敢再輕視中國。
抗美援朝戰爭造就了中國前所未有的團結統一和社會穩定，贏得了國家長期進行經濟建設和社會變革的和平環境。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全國以此為中心，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在戰場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國內經濟恢復發展，財政收入明顯增加。1951年消滅了財政赤字，到1952年底全面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任務，新生的人民政權也得到了鞏固。從1953年起，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邁開了新中國工業化的步伐。
作者：劉國新，當代中國研究所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當代中國史研究》雜誌社原主編兼社長
本文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5期，原標題“如何認識抗美援朝戰爭”，文章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