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雙子星”：亞當·斯密和凱恩斯'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陳永偉/文

生於6月5日

按照星座學說，6月5日出生的人屬於雙子座。據說，這個星座的人無拘無束，對萬事懷有永無止盡的好奇心，性格和思維神祕多變，讓人很難捉摸。儘管星座說多有牽強附會，但上述關於雙子座的描述用在本文的兩位主角——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身上，卻也恰如其分。

斯密於1723年6月5日生於蘇格蘭法夫郡的小鎮寇克卡迪（Kirkcaldy），而凱恩斯則於1883年6月5日生於英格蘭的劍橋，兩人的生日前後正好差了160年。根據玄學的觀點，同一天出生的人很可能會有類似的生活軌跡，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觀點在這兩個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證——他們最終都成了了不起的經濟學家，斯密被人尊稱為“經濟學之父”，而凱恩斯則被譽為“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但在很多人眼中，這兩個出生在同一天的人卻又如此不同——斯密被認為是一位堅定的自由經濟的捍衛者，而凱恩斯則被認為“革了斯密的命”，讓政府幹預取代自由放任成為了經濟學的主流觀點。

雖然斯密和凱恩斯都早已作古，但他們的“幽靈”卻一直在經濟學界遊蕩。一旦遇上重大的論戰，他們的理論、觀點、名言警句就會被重新搬出來，他們的名字則會被貼上標籤，成為響亮的口號。“擁抱亞當·斯密”、“埋葬凱恩斯”……這些鏗鏘有力、充滿激情的文句很容易抓住我們的眼球。不過，當我們對這些標籤化的口號習以為常的時候，我們真的瞭解這些口號中的主角究竟主張些什麼、反對些什麼嗎？我們要“擁抱”的究竟是哪個亞當·斯密，要“埋葬”的又是哪個凱恩斯·我們究竟有沒有擁抱斯密的條件又究竟有沒有埋葬凱恩斯的能力……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並沒有想象的那樣簡單。

國民財富從何而來

如果單從經歷上看，亞當·斯密的一生可謂是單調而乏味。除了幼年時有一次被吉普賽人綁架的經歷之外，斯密的整個生命歷程幾乎就是波瀾不驚：14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17歲時轉入牛津大學。畢業後執教愛丁堡大學，隨後又返回母校格拉斯哥任職。1759年因出版《道德情操論》而在學界聞名。1764年辭去教授職位，擔任私人教師，同時遊歷歐洲。1767年辭職回鄉，投入《國富論》寫作，並在九年後將這一傳世鉅作發表。1787年出任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三年後安然辭世。

和一般的名人不同，斯密十分在意生活的安寧，拒絕一切不必要的紛擾。為了安寧，他不僅拒絕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媒體之上，甚至回絕其終生摯友休謨囑託，拒不為其整理出版遺作。終其一生，斯密都與自己的母親相依為命，沒有結婚，無兒無女，也沒有任何花邊新聞。但正是這樣一位在生活上極為沉悶無趣的人，卻在思想史上留下了珍貴的遺產。

說到斯密的思想，人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的經濟學。儘管在熊彼特等人看來，斯密的理論鮮有原創性，很多內容都可以在坎蒂隆、貝卡利亞、杜爾閣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出處，但即便如此，斯密對這些知識系統化、體系化的努力，應該是前人所無法相提並論的。可以說，在斯密之前，很多經濟學的思想雖然已經存在，但它們更像是散落在地上的珍珠，而斯密則把這些珍珠串成項鍊，成為了真正的藝術品。從這個角度看，斯密獲得“經濟學之父”的桂冠應該是實至名歸。

斯密的經濟理論是從兩個問題出發的：國民財富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它們的來源又在哪兒？在當時的歐洲，關於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已經形成了兩套截然不同的理論：

一套理論是所謂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這套理論認為，金銀等貴金屬是衡量國民財富的唯一標準，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貴金屬。由於除了直接開採之外，貿易是獲得貴金屬的主要來源，因此政府為了增加本國的國民財富，就必須積極鼓勵出口，同時不鼓勵、甚至限制進口。

另一套理論是所謂的“重農主義”（ Physiocracy）。這套理論宣揚“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認為源於土地的自然產品才是真正的國民財富，主張只有農業勞動才能真正創造財富。根據這一理論，一個國家要想實現國民財富的增進，就不應該將力氣花在貿易上，而應該更多關注農業的發展。

而在斯密那裡，則給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第三種答案。他認為，國民財富既不是重商主義者唯一關心的金銀，也不像重農主義者主張的那樣，僅僅來自土地。在斯密看來，生產性勞動的創造物，都應該被視為是財富。雖然這只是一個定義上的修正，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這樣的財富觀是具有革命性和破壞力的。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工場手工業已經相當發達，工業革命也在悄悄的發生，但無論是在“重商主義”還是“重農主義”的世界觀裡，這些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所產出的物品竟然都連財富都算不上。顯然，至少在輿論上，這對於相關產業的發展是相當不利的。在這種環境下，斯密擴大了財富的定義，就相當於給這些產業正了名，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那麼一個國家又需要採用怎樣的方法提升其國民財富呢？在斯密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十分顯然的：既然財富源自於生產性勞動，那麼勞動的效率，以及投入生產的勞動數量就是決定國民財富產出的兩個關鍵因素。

在《國富論》中，斯密首先從勞動的效率，也就是我們熟悉的勞動生產率入手開始了討論。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很多，在斯密眼中，分工顯然是所有因素當中最關鍵的那一個。在《國富論》的第一章，他就開宗明義地講道：“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為了佐證這一觀點，他給出了或許是經濟學界最有名的制針廠案例：如果讓一個人獨立製作釦針，那麼或許一個人一天不能製作出一枚，但如果將制針的工序分開交由多人完成，那麼一個人一天平均可以生產的扣針就可以達到四千八百枚。儘管這個例子十分簡單，但它卻充分地向人們道出了分工的威力。

一旦有了分工，每個勞動力的生產率就會獲得大規模的提升，更多的新財富就會被生產出來。這些更多的新財富除了滿足人們的消費外，還可以被用來進行投資，用來僱傭更多的勞動力，這樣整個社會就有能力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如果斯密的分析到此為止，那麼這套理論就談不上有多新鮮。事實上，至少在古希臘，人們就開始注意到了分工的作用。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就曾經談過要促進分工，讓每一個人去做他最合適的工作，以此來提升城邦的財富。不過，在柏拉圖那裡，分工是靠人進行安排的，究竟什麼人幹什麼，要“哲學家王”來進行分配。而到了斯密那裡，市場取代了高貴的“哲學家王”成為了分工的安排者。他指出，分工的程度主要受到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只要市場在不斷擴大，交換在不斷增加，分工就會不斷演進。

那麼，究竟是什麼動力支撐了市場的不斷擴大呢？斯密給出的答案是“自利”。他指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通過這樣的分析，斯密版的增長模型就很清楚了：市場的擴大導致了分工的進行，分工的進行帶來了生產率的提升,生產率的提升使得財富產出增加，進而導致積累的增加，更多的積累帶來更多的投資，吸收更多的勞動，從而帶來更多的財富產出……而在這個過程中，“自利”這個因素竟取代了柏拉圖陛下的“哲學家王”和重商主義者口中的政府，成為了整個增長過程的第一原動力！

或許有人已經驚訝地發現，在斯密的上述論證中，並沒有提到政府。那麼，政府的作用又究竟有哪些呢？在《國富論》中，斯密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個：保衛本國不受侵犯、保護社會成員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以及建設和維護公共工程和公共事業。除此之外，政府不應該對經濟進行過多的干預。

斯密是一名自由放任者嗎

後來的經濟學家給斯密的理論貼上了一個標籤——“自由放任”。應當承認，這個標籤確實比較好地反映了斯密的學術觀點，但是在政策主張上，斯密本人似乎並沒有那麼糾結於自己的理論。在很多場合，斯密依然積極主張政府力量的介入。

一個例子是貿易問題。在很多文獻中，斯密被描繪為是自由貿易的堅定主張者，但實際上，他卻發表過很多類似重商主義的言論。例如，當時英國出臺了《航海法案》，以限制其貿易發展。斯密就對這一法案十分讚許，稱讚它是“英國曆史上最為明智的法令”。斯密的這一行為令人十分不解。他對此的解釋是，誠然《航海法案》會阻礙英國得自貿易的利益，減少國民財富的增進，但是如果任由荷蘭的發展，那麼英國將會面臨更多的戰爭風險，而“國防”的考慮顯然是要重於“國富”的。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對於貿易干預的支持並不只表現在文字上。事實上，在其晚年，斯密還成為了一名海關專員，成為經濟限制和禁令體系的熱情執行者。

除了貿易之外，斯密即使在國內也並不完全支持“自由放任”。如果人們的行為，即使這種行為來自“天然自由”，只要觸犯了整個社會的安全，政府就應該對其進行制止。根據這一信念，他支持政府對貨幣市場的干預，也支持政府對一些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進行限制。

有人認為，亞當·斯密的以上行為和觀點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是自己背叛了自己。但在我看來，斯密的這些做法其實更加符合一名經濟學家的本分。出於務實的角度，他深深知道，自己的理論其實是有界限、有前提假設的。如果超出了這個前提，那麼理論就會不適用，就需要根據現實的情況重新進行權衡取捨。或許正因為如此，他並沒有選擇成為自己理論的堅定捍衛者，而是做出了更為務實的選擇。

再看斯密對“自利”的論述，儘管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斯密的這套理論已經是司空見慣，但是在當時來看，斯密的理論顯然是具有爆炸性的。他把政府和國王拉下了神壇，卻把“自利”捧上了神壇。很多衛道士感到不滿，認為這種公然宣揚自利的做法會敗壞社會風貌；與此同時，很多貪婪自私的商人則為斯密鼓掌歡呼，認為斯密的這一觀點正好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並且為自己的那些“不道德”行為正了名。

但是，斯密真的是一個利己主義的旗手嗎？答案恐怕並非如此。我們在談論斯密時必須注意，他除了是一位經濟學家之外，還是一位倫理學家，並且首先是一位倫理學家。他對於著作《道德情操論》的重視恐怕還要高過《國富論》。事實上，直到去世之前，他都一直在修改《道德情操論》，以讓它更加完善。

作為一位倫理學家，斯密顯然不會是一個極端的利己主義者。這一點在《道德情操論》的開篇就得到了體現。他指出：“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斯密把他提到的這種本性稱為“同情”。在他看來，由於有了同情的存在，人們在進行各種活動時就會設身處地為別人去著想，不至於太過損人利己。

當然，僅僅“同情”還不足以保證人們的道德。為了保證社會的良序運行，斯密在自己的倫理體系中引入了一個“公正的旁觀者”的概念。在整部《道德情操論》中，“公正的旁觀者”一詞不斷出現，但含義卻不盡相同。它有時候指的是真實的人，有時候又指的是神明，或者我們內心應該有的道德準則。在斯密看來，一個人的行為，必須要符合“公正的旁觀者”的判斷。

當然，根據“公正的旁觀者”含義的不同，尊重他們所對應的道德水準也是不一樣的。如果一個人只害怕那些作為旁觀者的真實的人，那麼他的行為只能說得上是合乎規範。但是，如果可以時時反躬自省，讓行為通過自己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觀者”的審判，他的行為才可以被視為是正義的。

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的“自利”，其實並不是一些人認識的那種徹底的自私，它的前提是要符合社會中的旁觀者的判斷，而不能為所欲為。即使滿足了這些條件，按照斯密的標準看，“自利”也只是不應該受到批判而已，還談不上受到讚揚的程度。說斯密是一位自私的鼓吹者，其實並不確切。

凱恩斯的學術思想來源

相比於斯密的灰暗生活，凱恩斯的人生實在要精彩太多。14歲進入伊頓公學，19歲進入劍橋大學。畢業後通過文官考試，入職印度事務部。在政府任職三年後，辭官返回劍橋任教。此後陸續輾轉於高校、政府部門，以及投資機構之間。作為官員，他參與過大政方針的制定，見證過眾多歷史時刻；作為投資者，他炒過股，賺過大錢；作為學者，他更是開宗立派，以一己之力開創了宏觀經濟學。他是一位教授，卻不甘寂寞，熱衷於在媒體上亮相；他據說是一位同性戀，卻又能娶得嬌妻，並能廝守到老。這樣的人生，真可謂是哪一樣都沒有落下。

比起亞當·斯密，凱恩斯在經濟學圈內遭遇的爭議也要多得多。一方面，他的《通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凱恩斯主義”被很多人認為偏離了經濟學一貫的自由放任傳統，為政府的過度干預開了先河。另一方面，在凱恩斯的學術生涯中，實在留下了太多的前後矛盾（當然，很多矛盾其實是人們的誤解）。例如，在《貨幣論》中，他主張貨幣的穩定，而在《通論》中，他卻成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支持者；又如，在早期著作中，他曾大力主張自由貿易，而在《通論》當中，他卻用了很大篇幅為重商主義鳴冤叫屈……這些前後的不一致，著實讓人很難理解。

如果我們不想簡單地把凱恩斯理論的善變推到其雙子座的特徵上，就需要對其學術思想的來源進行追尋。

實際上，成為經濟學家並不是凱恩斯的初衷。在年少時，凱恩斯的興趣是數學，並且很早就表現出了這方面的天賦。然而在上大學之後，他很快就放棄了成為一名數學家的夢想，因為他發現這門學科根本無助於實現他解決人類社會根本問題的目的。在放棄了數學之後，他開始對倫理學著迷——這一點倒是和斯密的學術歷程十分類似。他旁聽了著名倫理學家摩爾的課程，還撰寫了一篇題為《倫理學與行為的關係》的論文。在後來的回憶中，他曾表示，摩爾的《倫理學原理》（以及羅素的《數學原理》）對其影響甚大。

那麼，對凱恩斯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摩爾在倫理學上究竟有什麼主張呢？總體上講，他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什麼是善”，以及“我們應該怎麼辦”。對於第一個問題，摩爾的回答是，“善”是一個單純的、獨立的、不可分析和推理的概念。他批判了傳統的功利主義中關於“善”的觀念，認為它其實混淆了“善”與“善的行為”之間的關係，將目標和手段混為了一談。對於第二個問題，摩爾則採用了一種歸納邏輯的思路，認為應當探究行為和行為效果之間的關聯，選擇那些可以最大化“善”的行為。

儘管從後來的發展看，凱恩斯並沒有接受摩爾在倫理上的這些觀點，但是在其思想的發展歷程中，卻多少受到了摩爾的思維方式的影響。

第一個影響體現在凱恩斯對於功利主義的拋棄。與凱恩斯同時代，以及其後的經濟學家們通常會習慣於將人的動機簡化為一個抽象的效用函數，並將人的行為抽象為對這個效用函數進行最大化的過程，而凱恩斯則不喜歡這種思路。顯然，他受到了摩爾區分“善”與“善的”行為的做法的啟發，傾向於在分析經濟問題的過程中，從人的心理動機入手。

這一點，在《通論》一書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例如，他在分析儲蓄時，就考慮了八種動機：防範未然、遠見、謹慎、追求進步、尋求獨立、事業心、自豪感和貪財；在分析消費行為時指出了六種動機：享樂、短視、慷慨、不謹慎、虛榮和奢侈；而在分析流動性偏好時，則又區分了四種動機：收入動機、業務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凱恩斯的著作中，分析的是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人。從這個角度看，一些學者（例如唐·帕廷金）把凱恩斯理論簡單視為一般均衡理論在宏觀層面的一次應用，其實是對凱恩斯本人的一種嚴重誤讀。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於凱恩斯不喜歡把人的動機看成一個抽象的函數，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數學公式很少——儘管在實際上，他在數學上面的造詣頗高。

第二個影響是，凱恩斯在摩爾學說的啟發之下創立了自己的概率理論，而這在後來的學術研究中成為了他理論的哲學基礎。

與《貨幣論》、《通論》相比，出版於1921年的《概率論》可謂是默默無聞，但實際上，凱恩斯在這本書上花費的精力恐怕要比其他著作大得多。

儘管從書名上看，這似乎是一部數學書，但實際上，它卻是一部邏輯書。在書中，凱恩斯仿照摩爾對“善”的定義的方法，將“概率”理解為了一種不可定義的概念。在當時，學術界通常將概率理解為是一個客觀的概念，認為人們可以通過事物出現的頻率，或者歸納的經驗來推斷概率——事實上，當時摩爾就持有第二種觀點。在凱恩斯看來，這些認識顯然沒有抓住概率的本質。他認為，概率的本質是不同事件之間的邏輯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更不可能用某個簡單的數字來衡量。要理解概率，只能訴諸理性，而歸納得到的信息充其量只能為理性的信念提供參考，而不能成為概率本身。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拋一萬次硬幣，發現正面朝上的概率幾乎為0.5，但我們可以認為，正面朝上的概率就是0.5嗎？在凱恩斯看來，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面對同樣的信息，不同理性信念的人會做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凱恩斯的這個思路奇怪嗎？或許是。但如果我們換一下名詞，把“概率”換成“不確定性”，把“理性”換成“企業家精神”，就馬上會得到一套人們更為熟悉的學說。是的，這套理論就是法蘭克·奈特的理論（恰好，他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也出版於1921年）。現在的很多學者樂於抨擊凱恩斯，而習慣於把奈特作為凱恩斯的反面搬出來，但事實上在當時，奈特本人的觀點卻和凱恩斯十分類似。

當然，凱恩斯關於概率的觀點在當時也受到了不少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就是法蘭克·拉姆齊（Frank Ramsey）。熟悉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朋友應該會十分熟悉這個名字。這位天才只活了28歲，一生只發表了兩篇經濟學方面的論文，但這兩篇論文卻奠定了經濟增長和稅收這兩個領域的基礎。在《概率論》出版時，拉姆齊還是一位在校的大學生，儘管凱恩斯算是他的老師，但他卻對凱恩斯的理論十分不認同。在他看來，人們只要通過實踐，就可以揭示出真正的概率。他在一個研討會上公開發表了這一觀點，還將其整理成為了論文。據說，拉姆齊的攻擊讓凱恩斯無言以對，不過在我看來，凱恩斯的這種狀態恐怕更多地是出於謙遜。從後來的實踐看，凱恩斯並沒有接受拉姆齊的批評。

那麼，凱恩斯和拉姆齊的觀點到底誰對誰錯呢？或許，我們很難就此分出一個所以然來。事實上，凱恩斯和拉姆齊代表的是兩種哲學觀——對於這個世界，凱恩斯其實像休謨一樣，更多地抱有一種不可知論態度，而年少氣盛的拉姆齊則更多是一種可知論。這兩種哲學觀在政策上的體現是，凱恩斯更為謹慎，在他看來，在必要時引入政府的干預，其實只是為了增強人們的理性能力，在政府的幫助之下，歸根到底還是要人自己來發揮作用。由於不同時刻的經濟衝擊是不一樣的，人們面對的問題不同，因此政府也需要採用不同的思路來幫助人們應對風險，而這種不同，就導致了凱恩斯在政策主張上的善變。相比於凱恩斯，拉姆齊對政策的主張則更為自信——這一點可以從他的兩篇經濟學論文中可見一斑。這兩篇文章都用了嚴格的數學推導，體現出了滿滿的掌控經濟的信念。從這個角度看，有人將凱恩斯歸於一個“致命的自負”者，其實是不太妥當的，至少相比於拉姆齊及其後繼者來說，凱恩斯只能算是一個懷疑派。

凱恩斯是一名干預主義者嗎

限於篇幅，我不想花太多時間來具體介紹凱恩斯的理論。畢竟，在不同時期，凱恩斯理論充滿了變化，簡單介紹無疑會掛一漏萬。這裡，我只想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凱恩斯究竟是不是一個政府幹預的支持者？

現在，我們說到政府進行財政擴張，或者央行進行貨幣擴張時，都會不由自主的說一句，“瞧，他們又要搞凱恩斯那一套了！”好像凱恩斯在宏觀政策上的主張就是積極擴張。更有甚者，一些學者還會將諸如管制、行政壟斷等一系列的問題都歸為凱恩斯的理論。但真實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

在我個人看來，凱恩斯本質上應該是一個自由經濟的愛好者。如果整個經濟能像斯密所說的那樣，在個人自利的驅動之下，成功達成市場的擴大、分工的演化、資本的積累、國民財富的增進……那麼，這一切就真是太好不過了。但在現實中，斯密預言的伊甸園並不會總是存在，由於各種不可琢磨的因素，經濟總會受到干擾。舉例來說，企業家們是否進行投資，進行多少投資，都要視對未來的判斷來進行。但這些判斷的基礎，其實是不可測算的概率，而最後進行選擇的，卻是難以捉摸的“動物精神”。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難免會出錯。如果一個人出錯，判斷失誤，那麼沒問題，市場會自動地把它糾正過來。但是，如果市場上企業集體出錯，那麼市場本身就難以糾正了，這個時候，訴諸於政府的力量就或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誠然，政府的決策不能減少經濟的不確定，但是政府的介入卻能夠起到凝聚共識，提升人們理性能力的作用，而這毫無疑問是能夠幫助處於麻煩中的人們儘快走出困境的。

需要指出的是，凱恩斯訴諸政府的力量，並不等於就是積極主張政府的干預。在那篇被人們解讀為政府幹預主義檄文的名篇《自由放任的終結》中，凱恩斯就指出：“政府幹預是避免破壞現存經濟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並是使個人主動性成功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由此可見，在他看來，干預更多是一種權宜之計，而非長久之策。

而在對政府作用的認識上，凱恩斯表現得也非常謹慎。舉例來說，凱恩斯在《通論》中曾經分析過用公共投資來破解危機的可能性，這一觀點在現實中被很多人“吐槽”。一些批評者認為，凱恩斯的這一觀點完全是一種“破窗理論”，它忽略了巴師夏所說的“看不見的成本”，從而忽視了政策對經濟整體帶來的影響。但事實上，如果批評者真正讀過《通論》，就會發現凱恩斯在討論這個觀點時非常地小心。他不時地提醒人們，像“乘數”這些經濟概念只是一種猜想，是在十分嚴格的理論條件下才能得到的。應用這些概念時，一定要小心評估政策對其他投資的擠出，要小心政策對乘數本身帶來的影響，權衡利弊之後方能推行政策。

實際上，如果我們進行一下詞頻分析，就會發現凱恩斯在引入“政府”這個概念時，甚至可以說充滿了疑慮。我曾用一個英文的《通論》PDF文件搜索過“government”出現的次數，結果發現在整本書裡，這個詞出現的數量總共不過二十多次，其中還有幾次是出現在編者加的前言中的。而在所有出現的詞彙中，其實大多數都被用來指稱某一個具體的政府（例如美國政府），講到政府應該怎麼做的，其實很少。這種用詞上的迴避，或許可以從側面佐證凱恩斯對於政府的態度。有趣的是，我還用一箇中文版的《通論》PDF搜索了“政府”一詞，結果發現出現的結果有兩百多次。對照之下，其實原文中的Public一詞都被譯成了政府——儘管這樣的譯法可能反應了譯者的習慣，但或許也從側面反映出了人們印象當中的凱恩斯理論應該是什麼樣。

逝去的大師，走不出的影子

兩位經濟巨匠竟在同一天生日，這或許是一個巧合，但也或許是一種必然。上天或許在冥冥之中就要告訴我們，經濟思想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看似對立的觀點，其實只是硬幣的兩個面而已。

儘管斯密和凱恩斯都早已不在人間，但我相信，只要人們還要爭論經濟問題，還要制定經濟政策，就很難走出這對“雙子星”的影子。或許是出於記憶的需要，這兩位巨人一直都以一種標籤的形式存在——斯密是“自由放任主義者”，而凱恩斯則是他的對立派。不過，如果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就會發現，其實斯密並不是那麼拒絕政府幹預，而凱恩斯也絕不是什麼干預主義的旗手。事實上，從這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出一種務實的，能根據具體經濟問題，及時調整自我的態度，而這一點其實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面對各種經濟問題，簡單地喊一下支持其中某一方，反對其中某一方是十分容易，但也十分廉價。而要和兩位先哲一樣，面對具體問題做出具體的分析，則是一件難事。

與此同時，或許兩位先哲的生平和經歷還能夠告訴我們一點，那就是：經濟學其實應該被視為是倫理學的一個衍生，在處理經濟問題時，我們所秉承的決不能只有冷冰冰的理性，而更應該有一份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