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工 | 徐中舒先生的新史學之路

徐中舒（1898—1991）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192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師從王國維、梁啟超等著名學者。1928年起，先後在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任教授、研究員。1937年後，終身在四川大學歷史系執教。徐中舒早年以《耒耜考》一文知名，完成《殷周文化之蠡測》《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井田制度探源》《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源》《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等有關先秦歷史的一系列論著；在文字學方面，所著《金文嘏辭釋例》一書乃是治金文者的必讀參考資料。他在晚年主編的《漢語大字典》是目前收錄文字最多、釋義最全的漢語字典，主編的《甲骨文字典》則被認為是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鉅著。

中國新史學若以梁啟超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一文算起，已走過了百餘年的歷程。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有數位學者對已大致成形且迅速發展的新史學作了粗略的概括和品評，至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關於新史學百年的論著更是層出不窮。然以學人為例，來探討新史學進程的研究似不多見。本文擬從徐中舒先生學術思想源流及學習路徑的梳理中，分析新史學的時代之潮與學人間的相互作用，以小觀大，也許能與眾多的宏觀研究相輔相成，亦不失為一觀察視野。

（一）

徐中舒先生出生於1898年10月，時值中國歷史發展又一次面臨艱難選擇。他青少年求學之地是清代桐城派的大本營，其基本訓練都與桐城文派相關。徐先生啟蒙的學校為“育正高初兩等小學堂”，但更多接受的應該還是傳統教育。這從其後徐先生在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習情況亦可大概推知。1952年徐先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寫的《我的思想檢查》中對這一段學習經歷有一回憶：“一九一七年我在初級師範畢業，這時我所受的中等教育，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階段。我在這裡啃了些中國舊書，在這裡我受到桐城派的影響很深。學校裡學古文只是練習寫作的，但我受了桐城派的啟示，就不能以此為滿足。桐城派要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並重，我就要求從這三方面充實我自己。”

《桐城縣誌》彩插 方守敦行書立軸（清）

1920年，徐先生到桐城方守敦家坐館教書。方家本來是桐城的世家，方守敦之父方柏堂精於宋學，對於桐城文派的詩文也有很深的造詣。徐先生在方家任教一年，對桐城的流派瞭解得更多了。然在時代風潮的激盪下，這個被新文化學人稱之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舊傳統，在年輕一代學人那裡竟有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我因為學桐城派古文，就讀了些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社會通詮》《群學肄言》這一類的書。因為嚴復是吳汝綸的弟子，他是用桐城家法來翻譯文章的，因此，我就開始接受了些資產階級的教育，社會進化論和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理論，從前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動搖了。”到了晚年，徐先生仍然強調桐城派對自己的影響，“桐城古文派以復古為革新，復古即‘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革新則主張‘惟陳言之務去’，一掃明清以來的四六駢體文和八股的陳詞濫調，提倡做明白淺顯的古文”。家鄉的基礎教育，為徐先生奠定了一生的學業基礎。

1921年，徐先生經時任安徽省教育廳廳長的董嘉會介紹，到上海李國鬆家坐館。上海作為當時得風氣之先的城市，使徐先生接受了更多的時代新風潮。50年代初徐先生回憶在上海的經歷時還特別提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徹底改革舊中國的思想瀰漫全國。那時我在上海，上海出版的新書，我總是先睹為快。那時整理國故的呼聲很高，古史的討論很熱烈，這都很合我的脾胃……一方面我開始研讀清代漢學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孫、孫詒讓所著的有關文字訓詁的書，一方面我開始學習甲骨鐘鼎，讀羅振玉、王國維所著的甲骨書籍。傳統的尊經觀點，我是沒有了……我把以前所受到的封建教育與資產階級社會教育結合起來為新漢學奠定了基礎。”1925年初，徐先生經朱光潛先生介紹，利用坐館之暇到剛創辦的立達學園任教，併成為此後成立的“立達學會”最早的會員。徐先生學術研究的處女作《古詩十九首考》即發表於《立達》季刊創刊號上。在該文中，徐先生所受新史學影響已開始顯露，如文中所言：“今論古詩得一通例：關於失名古詩之作者問題，前代尚為疑辭，後代即成定論。吾人試取古代歷史事實而考其原起，知大部分皆由傳說構成。”立達學園集聚了一批有志於開創中國新的教育事業的同仁，是一批朝氣蓬勃的年輕學者，其中不少人都成為新史學陣營的生力軍。上海的4年半坐館生涯，對徐先生從接觸新史學到加入新史學，最終走上畢生為之貢獻的新學術之路，是至為關鍵的。

（二）

1925年9月，徐先生考入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為新史學兩位領軍人物王國維、梁啟超的弟子。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徐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習中，受王國維影響至巨，尤其是王國維的“古史二重證據法”“對他形成獨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風格關係至大”。其實在這一年的學習中，徐先生同時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徐先生在研究院畢業時提交了兩篇論文，《殷周民族考》由王國維指導，《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指導教師則為梁啟超，梁氏對該文的評語為“從音訓及金文款識以貫串傳注，精思獨闢，有左右逢源之樂”。以文字證史，這本是王國維的強項，徐先生卻轉從梁啟超指導，受梁氏學術思想的影響及學從眾師的願望不難發見。

李濟

另一位對徐先生一生學問影響至深的老師是時任研究院講師、後來成為徐先生在史語所多年同事的李濟先生。儘管在這一年裡，李濟因忙於西陰村的考古調查，在研究院的時間很少，指導範圍為“中國人種考”，開課亦僅限於“民族學”，但對於受桐城文派“惟陳言之務去”影響至深，且又接受了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徐先生來說，李濟講授的近代考古學和人類學這樣一些嶄新的知識有著無比巨大的吸引力，這可用以下三事說明之：

其一，徐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中李濟指導的兩名學生之一。徐先生於研究院畢業時所提交的論文《殷周民族考》的最後一段，有如下語句：“今之治人種學者，以膚髮之色，區別人種……疑黔首、蒼頭，皆謂其發之顏色。蓋戰國、秦、漢之間，尚有黔首、蒼頭之兩種民族……此問題所關至巨，要非紙上材料所能論定，姑發其疑於此。”以人種學治中國古史，在徐先生的研究中僅此一見，字裡行間，不難發現李濟先生“人種學”知識的影響及作者應用新知識的迫切心情。1928年12月31日徐先生在給傅斯年的信中提及自己準備進行研究的課題，其中之一即為“西南民族的分化”。而在1937年4月寫成的《跋苗族的洪水故事及伏羲女媧的傳說》一文，在該文中，徐先生列論了與苗族洪水相類似的五個傳說故事，並予以文化人類學的比較和解讀。該文寫作於抗戰前夕，也就是說，徐先生對西南民族的關注不是入川后才開始的。此亦可證徐先生在史語所的9年中，西南民族歷史始終是其研究領域，其中亦可見李濟的影響。

其二，李濟先生1926年1月14日在清華大學部演講《考古學》，這是李先生回國後第一次就近代考古學所作的公開演講。演講內容在今天看來，都是近代考古學最基本的常識。徐先生應當聽取了這次演講，他在該年二三月撰寫的《〈木蘭歌再考〉補篇》“導言”中，便提出了“先將國學基礎建築於歷史考古學之上不可”的要求。考慮到考古學是一門新知識，他不厭其詳地解釋道：“歷史考古學之名稱，所以別於史前考古學——即未有文字，歷史以前之石器時代，原人時代……之考古學。”“自其動機言之，漢學家為昌明經學或闡揚名教而考據，考古學則為明瞭某時代、某事物而考古；自其方法言之，漢學家囿於儒家獨尊之下，缺乏參考比較之資料，故不得不偏重主觀，考古學本於歷史進化的觀念，廣搜參考比較之資料，故得作客觀的整理。”雖然強調這些差異表現了一種嶄新的史學觀，但這裡的“考古學”，與李濟先生演講中所說的“掘古墳”的近代考古學大相徑庭。仔細讀完全文，其內容所及全為文學史領域，與近代考古學無涉，“考古學”即用其字面意義——考古之學。然而，提出“考古學”之名並有意識地對其進行界定，至少說明新學科新知識對徐先生學術思想的衝擊。

其三，徐先生1927年發表的《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1926年6月完成時論文名原為《殷周民族考》，發表時改今名。就其特別增加“從古書中推測”之定語，似乎已覺還當運用非“古書”的材料，亦即考古學材料（含古文字學材料）。另外，在徐先生1930年3月29日致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陳鍾凡先生的信函中，就暨南大學史學系欲重聘徐先生任教該校史學系、校方要求擔任的課程有“考古學、古史學、古文字學、人種學、古語言學”諸門一事，雖徐先生有“各種門類太多，其中且有非中舒淺學所能勝任者”之語，但從校方所提到的“考古學”和“人種學”言，李濟的影響已明顯可見。同時，亦可見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年學習對徐先生多年自學所得的史學積累起到了多麼重要的昇華作用。

國立暨南大學

1926年下半年，徐先生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畢業後，再次回到上海受聘於立達學園。為了生計，徐先生還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兼課，後來又兼任了暨南大學中文系的教學工作。徐先生為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授課程為“中國文字學史”，據1928年印行的《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期刊（創刊號）·中國語文學系指導書（十七年度）》第284頁上錄有該課程綱要：“講授殷周以來文字之流變，及兩漢以來研究文字學者之方法及其中得失。”從“中國文字學史”課程綱要看，徐先生重視“文字之流變”，並總結歷代學者之“方法及其中得失”，已完全脫出了經學小學的治學傳統，在當年3月先生撰成的《評〈中國文字變遷考〉》一文中所說：“我們看近三十年文字學的進步，完全是由於新材料的發見。他們所得的結論，並不是憑懸想得來；都是用新材料做他們的實證。”而《中國文字變遷考》“這本小冊子對於新材料，一概不提。他所得的結論，雖然同近代學者研究的結果相差不遠，但是沒有實證而得的結論，總不是科學的敘述”。徐先生在此文中一再強調的“新材料”“實證”和“科學的敘述”，用新材料、新方法、新眼光研究中國古史，已成為先生的一種自覺。而在為紀念王國維先生而撰寫的“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一文中，徐先生再次提到了新材料的重要，“自來新的學問，皆從新的材料得來”，這與三年後陳寅恪先生為《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所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可謂異曲同工。

（三）

也就是徐先生任教於暨南大學的同時，一個對於他一生學術有著重大影響的機會已經出現。

1928年暑期，剛剛在廣州創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來到上海，為新成立的研究所物色研究人員。因為有了上一年讀到先生《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的良好印象，傅斯年找到了徐先生，相談甚歡，傅斯年旋即向先生髮出了加盟史語所的邀請，而徐先生亦毫不遲疑地接受了。

1929年3月，徐先生辭去了在上海幾個學校的教職，赴北平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時的史語所在傅斯年的經營下，無論是在資料的蒐集方面，還是研究經費的充足，都具備了國內最優越的研究條件，更重要的是各種人才濟濟一堂以進行“集眾的工作”，傅斯年、陳寅恪、李濟、趙元任、董作賓諸先生皆學有專長並視野開闊、眼光獨到。

受聘於史語所的九年中，徐先生可謂如魚得水，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史語所濃烈的學術氛圍裡，徐先生在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方面發表論文著述近30篇（種），其中18篇發表於史語所的《集刊》，另有4篇（種）發表於史語所的出版物上。從這些論著中所反映出的研究範圍和方法看，應當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產物，《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一文中所言“史之良窳率以史料為準，史家不能無史料而為史”，完全就是傅斯年“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主張的翻版；而“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如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成為徐先生一生治學的主要方法；殷墟和城子崖的科學發掘，更使徐先生對考古學由興趣進而登堂入室，運用考古學的最新資料研治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成為一種自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徐先生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年學習播下的種子，在史語所這一肥沃的學術園地裡已茁壯成材。史語所對徐先生學業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在這裡，徐先生登上了自己學術生涯上的第一個高峰。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手稿

雖然史語所的9年研究，奠定了徐先生在中國古代史領域的學術地位，徐先生的學術思想、視野、方法及所關注的研究課題卻並未以此為限，而是隨著時代要求的不斷變化而發展著。從史語所時期徐先生所發表的論文看，除了繼續關注古代民族分佈、遷徙及文化的研究外，古代社會的基本生產、生活狀況是又一個重點。在這個領域，除了學界經常提到的《耒耜考》《豳風說》外，還有如《古代狩獵圖象考》《弋射與弩之淵源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等一批關注古代生產生活現象的論文問世，其後，還有《蜀錦》《結繩遺俗考》《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原》《古井雜談》等一批相關論述的問世。

上世紀50年代後，徐先生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後，根據自己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認識，對馬克思、恩格斯論著中關於古代東方農村公社的論述給予了高度重視，從50年代中期始，先生的論文中就出現對農村公社及家族公社的研究，在《巴蜀文化初論》和《巴蜀文化續論》中，徐先生更是將對古代社會基層組織結構的研究當成了研究古代社會的一把鑰匙。到1978年，徐先生經過多年的思考，寫出了《論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一文，其副標題為“對中國古代村社共同體的初步研究”。文中，徐先生指出：“中國社會，是從村社共同體發展起來的。”這是構成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在文章的最後，徐先生強調：“村社共同體是人類在土曠人稀的年代裡，自己走出來一條大路，合耦共耕，共同分配生產物，除了不可克服的自然災害以外，用簡單的工具，進行粗耕，同時，漁獵山伐（包括採集在內），是可以過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簡單生活，在這裡發展一種有秩序的自治團體，作為人類文明的起點，這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而不是什麼烏托邦。”

中國的新史學從上一世紀初開始萌芽，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史學迅速成為中國新學術花園中的一朵奇葩。在百餘年來幾代學者的努力下，新史學的隊伍和成果都已蔚為大觀。在此時重尋老一代史學大師的學術源流及學術路徑，對我們在把中國史學推向世界，並在世界史學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的努力中，應當具有相當的啟示作用。

本文原載《四川日報》2018年10月26日，作者徐亮工，徐中舒先生之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