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內心一定是希望最終把自己擺到海明威、梁啟超那個序列裡去的」。
文 | 連冉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路馬視覺
圖片設計 | 李斌才
採訪 | 連冉 董力瀚
巨大的虛榮心
不好意思，許知遠說。他打斷談話，下樓取來一支啤酒，淡黃色、低酒精度那種，一屁股窩進黑色沙發裡，反問兩位來訪者，其實，我們何必反覆談論這種問題？
許知遠不酗酒，品類也不挑剔，但日常工作裡，適度的酒精會令他感到舒適，就這次採訪來說，提問者與受訪對象之間起初崩起的那根弦，也藉著酒精鬆弛下來。我們拋出的馬東、俞飛鴻等話題，也就此打住。
約莫一年前，花家地書店二樓，同一間書房，同一張皮質沙發上，許知遠主動叫停了與李誕的對話。在那期十三邀的錄製過程中，許知遠發現，他與這位當紅藝人的對話變得艱難。「因為他總在使用談話技巧、機鋒，去消解問題，談話不能形成任何知識邊界的擴張或延伸，就不要談了嘛。」
在綜藝語境裡，語言機鋒被視為利器——挑逗觀眾情緒的利器，甚至對於主持人來說，在恰當的時刻使用它，製造衝突、笑點，應當被視為業務能力的彰顯。十三邀對許知遠，像是知識分子迎合潮流極限的一次示範演出，但那些綜藝元素，未能被囊括在內，許知遠對其表現得抗拒，不喜歡，不使用，不接受。
還有狹窄，媒體語境的狹窄，也是他要對抗的東西。
其實相對於被李誕消解問題，在接受創業邦的採訪時，許本人也在用另一種方式消解提問。例如當被問及早前在馬東、俞飛鴻兩期節目裡的表現時，許知遠會有連續的反問，為什麼我們的媒體語境變得如此狹窄？為什麼所有人只願意談論那兩件事情？為什麼我們不能聊一聊李宇春對偶像的解構，陳嘉映的哲學觀，西川怎麼談詩歌的呢？
要準確捕捉這些密集的疑問，先要識得許知遠此人。可就寫作標的來說，人，本就是個多面向的事物，而描摹許知遠，則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情。這是個承載了大量標籤和偏見的個體，他年少成名，是報業黃金年代的傑出代表，是小眾文學偶像，頗有口碑的作家，脾性乖僻的知識分子，體面又固執的書店老闆；可在另一類目光審視下，他又毋寧是個無病呻吟的精英分子，令人尷尬的談話者，一個不合時宜的公眾人物。
他顯然對話語邊界這些事物是敏銳的，媒體語境是否變得狹窄？在商業報道里你我心知肚明，而對許知遠來說，多數媒體表述的焦點侷限在那兩期節目裡，則是他對「狹窄」的切身洞察了。
從狹窄的出口裡投射出人物形象，你也很難期待有多遼闊。在單向空間CEO於威看來，輿論對於「老許」的表述大多是片面、錯位的。她認為，無論是透過單向空間，還是十三邀，都只能窺見許知遠此人有限的側面。例如，對清末以梁啟超等人物為核心的思想史，他的洞見與書寫的層次尚不為人所知，甚至更少人能注意到，許仍然在持續參與雜誌書《東方歷史評論》的編輯出版。
憑藉在十三邀節目的持續輸出——以及引發的爭議——許知遠在更廣大的場域內被人認識。作為多年的同事、朋友，李翔覺得，許知遠很早就在某個特定圈層裡成名，但如今卻是更廣義地「紅了」。於威也發現，甚至他們在杭州偏僻的餐館裡吃個麻辣燙，都會有人來合影。
但單向空間卻從未藉此嘗試過商業化延展，甚至連用戶運營都沒做，「我和老許特別警惕‘粉絲’這件事情。」於威說。
要理解許知遠，就要理解其隱藏更深的虛榮心。在於威來看，推動許知遠前進的，根本是他那巨大的虛榮心，你稱其虛榮心也好，榮譽感也罷，絕與「粉絲」這個概念無關，「他內心一定是希望最終把自己擺到海明威、梁啟超那個序列裡去的」。
對許知遠本人來說，那顆虛榮心更加具象，「我要寫出一本偉大的書，傑作」。
從這個意義上看，《十三邀》無疑是許知遠對自我的反芻，是為虛榮心探尋座標的路徑：正因為渴望成為承繼五四精神的知識分子，才會與白先勇仔細談論對五四的批判；正因為座標未定，才會坦承在陳嘉映面前的緊張感；正因為真切感受到現代的壓迫，才希望釐清一百年前，譚嗣同在上海那個大都會，經歷了怎樣的迷惘和掙扎。
離群索居的經營方式
《十三邀》的意義之一是破局。
於威從前最煩給人翻來覆去地解釋「單向空間是幹什麼的」，《十三邀》的出現，幫她解決了麻煩。同客戶談廣告，也省去不少口舌。「老許去年給我們帶來的直接和潛在的收入，是非常明顯的。」幾家車企、地產商的系列年單做下來，公司入賬超七位數。
上週，佔地逾2000㎡的單向空間大型人文綜合空間剛剛在杭州開幕。於威一直想開個大店，公司需要一個寬闊的經營空間，城市需要一個聚氣、聚人的場域。
這家公司意外地成為了一個逆週期的「小而美」案例，其間令人意外之處，絕不限於逆勢擴張這條結果，甚至整個企業經營的戰略和戰術都令人瞠目——如果可以稱之為戰略戰術的話。
李翔記得，他跟許知遠、張向東很早期有過一場談話。當許知遠為單向街書店的單店盈利表達滿意時，李翔與張向東的意見一致，既然如此，就應該把單向街當作零售公司來做。「我說那他就應該去百盛和星巴克挖人」。
「許知遠的反應呢？」
「他覺得我說的很有道理。」
事後證明，朋友建言奉獻的是善意，許知遠用結果迴應的是誠實。多年後，單向空間仍然維持著一個多元、複雜的樣態，從未選擇押注任何一種商業模式。
在創業邦此次採訪裡，李翔的疑問類似：以《十三邀》為例，如果某款產品是已被證實可靠的爆款，那麼企業的資源、能力不就應當更多投入其中嗎？可這家固執的企業仍然不為所動，在團隊配置看來，除了給許知遠招聘了一位行政助理之外，再沒其他動作。《十三邀》從最初策劃，執行團隊，投資方，乃至運營者的角色都依然是由騰訊新聞在扮演。
這邊的《十三邀》全網播放約7億次，卻幾乎沒有流量直接導入單向空間。單讀App用戶數據無甚變化；書店營收沒有大幅增長；甚至基於節目內容的《偏見》，都沒賣成所謂暢銷書。
我們把問題拋出後，單讀主編吳琦給出的答案有很多不確定感：可能團隊不太具備相應商業屬性；我們的能力似乎天然呈現在內容上……他甚至猜想，幾位老闆們是否也設想過，如果換一個在商業上更厲害的團隊，會把爆款產品玩得更徹底一些？
但他隨即又猶疑道，「這是一種假設，我不知道這種假設會不會是對的」。
至少有一點，公司內部討論得到了認同，「我們沒有窮盡給公司可能帶來的價值」。
窮盡剩餘價值，吃透紅利，在經商而言，應當是固定的遊戲規則。但於威不樂意，「我討厭利用這種紅利」，她連續推掉了不少音頻視頻節目的邀約，包括一些價格很不錯的offer，「長遠來看，那是竭澤而漁，要累死老許呀」。表達是需要靠積累與沉澱支撐的。高頻度地持續表達，很可能走到初衷的反面。
於威和許知遠對商業經營的某些規則懷抱某種兩極的、複雜的感情，一頭是合不來，一頭是害怕。
許知遠的商人朋友絕不算少，比如他跟什麼值得買CEO那昕，就是發孩兒的交情。早幾年，那昕曾仔細交代過KPI考核怎麼做，許知遠也曾興沖沖地回公司開會、籌劃、佈置。可幾年下來，這套制度被證實全然不適用於創意類工作，所謂科學考核，也剝皮見骨，剩個架子。「後來乾脆只獎不懲了」，於威說。
害怕，這層感情則更復雜。按互聯網商業邏輯，流量意味著用戶，有用戶就要運營，運營起來勢必產生社群，貼近人群。對於威和許知遠來說，隱藏在社群、粉絲、關係背後的淨是風險。他們害怕的是愛與不愛，支持與不支持這種情緒上的兩極化，因此，與用戶保持距離，甚至離群索居才令人安心。
西西弗斯推石頭
保持與人群的距離感，保持某種經營理念，都是保持獨立的表徵。作為一家公司來說，這一切的大前提是財務獨立，解決了生存問題。
幾年間，商業化最大的驚喜來自單向歷這款產品。這本日曆誕生於計劃之外，卻在投資款項殆盡之時救單向空間於水火。本來只是年輕員工偶發的小嚐試，而電子版在朋友圈大受歡迎，以及故宮日曆熱賣的啟發，促成實體版本的製作、發售。
第一年，單向歷就帶來約千萬元流水。銷量也逐年拔高，15萬本、30萬本，今年他們的目標是50萬本，對一家員工人數穩定在百人左右的公司來說，單項流水就能對衝掉大部分經營成本；同時，其他文創產品的長銷也為空間帶來穩定收入。
至於單讀，吳琦說他沒想過商業化這件事。尤其對《單讀》這本雜誌書而言，發行量這些指標當然會納入考量，但這些數字絕不關乎其存在價值——老闆們不會被這些所動搖，他們對單讀的期待，也不會以商業概念來衡量，「就是他們喜歡，想做。」
回想起來，前幾年接受摯信資本5000萬元投資，對所有人都是個新奇的體驗。單向街書店原本是由股東們5萬、5萬地湊錢維持著，賬目餘額突然多出那麼多個0，必然會令人篤信，那一定預示著大量可能性。
因此，他們一度「心無處不在」地招人，開店，開新的產品線，新媒體「微在Wezeit」、沙龍品牌「單談」、餐飲品牌「單廚」、原創設計品牌「單選」……這其中有些明確產品化思維的嘗試，例如最初就瞄準年輕人群的微在Wezeit，如果將單向空間的內容版圖視為一塊大陸，微在Wezeit就好像一塊飛地，遠遠地割裂開去，最終也逃不開分拆的結果。
融資催生的業務，往往有這種困境：手伸出去，才發現一時難握回來。他們很快發現，每一條產品線都需要專業完整的操作體系，但單向空間的團隊就那麼幾個人，即便每人橫生十隻手，也做不了。
這些操作，在事後想起來，像是一場邊界模糊的知識性場域構建的拼湊。最終，單向空間回到打造城市文化公共空間的方向上來。
單向空間自身即攜帶有某種組織結構上的警覺，許知遠和於威們也從未有意將其打造成所有人行動、思考一致，追求高度執行力的商業團隊。過去幾年裡，花家地社科院那老舊的蒼綠色三層小樓裡，多數人更像只是形成物理空間上的交集，而長期保持著個體的獨立思考與見識。
可想而知的是，單向空間複製不來許知遠，也複製不了類似的商業可能性。
以《單讀》主編吳琦為例，許知遠竭盡誇讚所能地稱其為「天才」，他欣賞後者對事物本質的捕捉能力，對複雜事物拆解與表達的能力。吳琦也部分地理解許知遠。他懂許對單讀的期待，對單讀傾注的價值觀與方向。
而吳琦唯一承認與許知遠相像的一點，是在思考與寫作中，都有抽象考慮問題的習慣，樂於尋找出事物的規律與框架。但對成為另一個許知遠，他看起來興趣寥寥。令他有些慨嘆的是，在眼下的商業環境中，沒能看到其他任何地方能夠提供與單向空間類似的可能性。於威有時也開這位主編的玩笑，「你不好好幹，真的是找不到工作了」。
更多是孤獨，「西西弗斯一個人推石頭，還是太孤單了。」吳琦說。
「應該更好」的《十三邀》
「如果不嘻嘻哈哈，說真話會怎麼樣？」許知遠向李誕發問。對方先是呵呵呵大笑地彎了腰，又反問他，「你說能怎麼樣？就是您這樣被人咣咣罵」，坐直身體，李誕又呵呵乾笑兩聲。
「我希望給人帶來快樂，我不希望給人添堵，您可能是那種愛給人添堵的人」，李誕一本正經。
「許知遠老師，你知道怎麼解救自己嗎？你把咱們全國中國人，每人面談一遍，大家都會喜歡你的。」許知遠斜斜地靠在椅背，嗯，嗯地點著頭，右手疊在左手，左手上墊著下巴，身體向後傾了一傾，若有所思地看向李誕，不置可否。
這個《十三邀》的片段很有代表性，它集中體現了節目的幾個核心特質：不迴避矛盾，不期待共識，不介意尷尬。這種特殊性背後，製作團隊追求的是儘量讓「某些時刻的真實」自然地流淌出來，包括許知遠本人在內，無人打算去在節目中塑造出來一個時刻保持機警、睿智的主持人。
真正對他有誘惑力的是知識的生產，而不是名利的變現。他拒絕產品化，他知曉自己已成為品牌，但又不願再進一步。更何況，影響力是意外的產物，複製意外本身就是一種徒勞。
《十三邀》是應對誘惑的嘗試，許知遠也希望能做出感召與激發年輕一代的節目。在節目製片人朱凌卿的邏輯裡，《十三邀》解決的正是許知遠個人的喜好，是從許知遠個人出發解決自身的好奇，一切的基礎在於許知遠的個人行為，樂趣亦然。
節目可以算作先鋒的落點，就在於其自媒體屬性，它是一個依託於許知遠個人好奇心的自媒體，不以市場的喜好或樂趣為轉換標的。從選題上說，每一季都會有某幾期的嘉賓人選，要配合商業傳播要求，但更多的選題方向掌控在許知遠個人手裡。
採訪開始前，同事向他詢問是否有興趣與某位風頭正勁的互聯網企業家對話，被許知遠直接回絕，「這種嘉賓避諱太多，談不出什麼東西」。
相對於《十三邀》價值來講，目前實現的商業效果，遠不到令製作人朱凌卿滿意的程度，僅僅是實現了及格的廣告收入，「應該更好的」。
朱凌卿與團隊覆盤過為什麼「不是更好」，答案之一是「潔癖」，以及伴隨的剋制。比如他們從沒讓許知遠在訪談時將贊助商的產品作為禮物送給嘉賓，「《十三邀》的權益相比其它的節目會剋制一些」，朱凌卿強調。
朱凌卿承認，《十三邀》是許知遠接觸現實世界的一個重要通道，但未必稱得上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理由在於，並非所有人都活在現實中，有人活在過去，有人活在未來，而許知遠，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許知遠的知識面與閱讀量讓朱凌卿印象深刻，這天然為《十三邀》解決了內容差異化的問題，而穩固的知識結構，也為許知遠本人抵擋、消解了莫可名狀的惡意。在《十三邀》廣受爭議時，許知遠被不少自媒體攻擊為「離採訪馬東差十個朱軍」，並被扣上「不尊重女性」的帽子。
遭到廣泛批評甚至攻擊時，許知遠也曾私下問過於威和吳琦，「為什麼」，「我又沒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但很快又拋諸腦後，因為忙得很。
對於與俞飛鴻的那次對談所招惹來的非議，他堅持認為「看完完整節目的人不會那麼說」。在於威眼裡，坐在俞飛鴻對面，許知遠是羞澀又緊張的，「要喝兩杯酒熱熱場子也行，誰想俞飛鴻弄一白茶桌，老許就有點慌吧」。至於對話中某些問題被指愚蠢，「那又怎麼樣，誰不問愚蠢的問題？」
在朱凌卿的眼裡，許知遠是當下少有願意尋找自我的人。多數人要糾纏於工作生活中的大量事務，而許知遠能把那些額外的慾望降至最低。
許知遠在節目裡也反覆地說過自己沒什麼深度。朱凌卿則說《十三邀》所呈現出的東西，還遠遠算不上深刻，只是，流行在大眾之間的是一些連淺薄都算不上的東西。況且，誰說深刻是唯一正確的價值取向？
溫和到沒原則的人
藤黃色的燈光下，許知遠的臉被映襯得倒有些泛紅，他的手臂跟著攝影師的指令先上下交疊，隨後落在身側，又抬起推推黑邊眼鏡，「您手抬起點兒，對，就這樣」。三季《十三邀》做下來，許知遠已經熟悉了鏡頭語言，最初的不適感大大降低。
許知遠年少成名，名聲於他，從前現在無非程度區別，「能滿足部分虛榮心，能帶來某種便利，夠用就好了」。
李翔說，許知遠在真實生活裡，是「溫和到沒有原則的人」。沒原則到什麼程度？他甚至連不誠實這種令多數人避而遠之的問題也能容忍，轉向看對方的優點。於威則覺得，許知遠整個人正在變得愈發溫和——按李翔的說法，這變化倒像是一次迴歸。
許知遠本人覺察到的轉變，有兩條線索同時延展出去。
其一仍然來自《十三邀》。幾年前，許知遠曾在單讀音頻裡坦承，開始警惕自己落入姿態的窠臼，隨之的變化，是主動或被動地減少在公共領域發言。《十三邀》的出現，恰好承接了許知遠把視野從「宏大」轉向「個體」的需求。
他依然固守偏見。在與《未來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對談過後，許知遠對此人仍有距離感，發朋友圈稱，「讀不下去他的書，卻對他的信息處理能力頗為折服。對他只有一種假作的興趣，但他成長的以色列卻讓我興奮難耐。」
而在那之前，許知遠則十分耐心細緻，又波折地週轉多地，採訪萬峰、葉文、胡曉梅三位電臺主播。在這類選題中，懷有偏見、熱衷表達的那部分懶怠下來，當他把節目焦點位置出讓之後，反而與觀眾一起認真審視到「他人」的更多層次、綿密的細節——胡曉梅作為一個受過知識分子訓練的人在反抗知識分子話語方式；而一貫情緒激昂的萬峰卻感慨下輩子不投胎做人，人間太累了。
「我開始希望真正能夠理解這些人和事物。所以我就要更耐心的去觀察他們。」
另一個轉變，是通過《梁啟超傳》的書寫，脫離了長久以來的關於歷史關於時代文學性表達方式，而是真正開始貼近思想與學術。
況且，更大的虛榮心，也更適合投射在寫作中。《梁啟超傳》卷一書稿已付梓，其中註釋所涉的書本名目已約四百餘本。線裝本、繁體本、手抄本、油印本，他不厭其煩地，一趟一趟地，從各種地方買下揹回來。
許知遠從他人春秋筆法的一筆掠過中尋蹤覓跡，試圖構建邏輯穿行的近代思想史，藉此在回溯理解康梁那代知識分子的同時，理解當下，尋找自身的時代座標。
許知遠選擇梁啟超作為書寫對象，是因為其寬闊，「如果想了解19 世紀到 20 世紀轉型的話，他是連接最多的人和思想、空間的一個人」。
一個事實是，許知遠家裡快沒地兒下腳了，書太多。在接受採訪時，於威剛剛從瑞士回北京，端著咖啡，還在惦記被機場弄丟的行李，裡邊是揹回來一包書。「給老許帶書，每次回國都要背很多回來」。以前許知遠的文章，通常寫完會扔給於威去改，而這本《梁啟超傳》卷一，則是由他本人改了不下十幾遍。
但他前後始終未曾太深入商人的角色。李翔覺得，許知遠仍然是個有著高度行為邏輯一致的知識分子，「他肯定做不了商人，也不會會喜歡生意這回事，只是目前付出的代價在他樂意承擔的範圍內」。
許知遠也經常會在單向空間裡找不到共鳴。每當許知遠在黑板前講願景、聊價值觀時，往往四下闃然。在吳琦覺得，這些時刻，許知遠會沮喪，「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什麼不聽我說？」
許知遠本人反倒輕描淡寫，「哪家公司不這樣？」
於威理解員工們為何低頭玩手機。「（談的事物）太大了」，許知遠站在黑板前，動輒便會談到國際一流水準的目標，這些議題確實難以得到小朋友們迴應。但他的思考卻有持續輸出的意義，輸出的是意義感。「如果沒有老許，我們可能堅持不了這麼久」，於威說。
被圍剿的意義
許知遠不信任「祥和」，祥和從來是誤判。
輿論在過去五年間急速惡化——用詞粗糙，情感狹隘，思維方式退化，談論大眾眼中的誤讀沒有意義。信息爆炸，過載，隨時都有新鮮事攛取大眾注意力，都有舊消息被遺忘，混淆的聲浪一波波翻滾而來，又不知究竟裹挾何物而去。
時代雖拉平了人群與人群的關係，然而暗流湧動中，多數人的「居低臨下」反而成為常態。同時人們對噪音的興趣，又遠遠超越了洞見與思想。
最近與許知遠對談過的臺灣作家唐諾在新書《盡頭》中，記錄了米蘭昆德拉小說中的一段表述，恰好也是一個關於噪音的故事：
1932年，捷克的翁恩格貝爾特先生快被當時新出現的汽車、機車馬達的噪音逼瘋了，為尋找寧靜，他只能一直搬家，搬出城市，搬進鄉間旅館，搬到遙遠的老同事家都沒用，最後睡在夜行的火車裡，「火車那種古老而溫和的聲音，令他這個到處被噪音圍剿的人比較能夠享受一頓睡眠。」
這多像是關於許知遠與時代共處的暗喻啊！圍剿他的時代之噪音，不也更加令他確認了自我的存在感嗎？這位書店老闆終於登上了單向空間這架密閉的鐵皮列車，這些鐵質的、有節奏的、溫和的噪聲，正像是他尋找到了與時代同路人最恰當的相處方式的共鳴。
五千萬融資、單向歷、《十三邀》，這三件事物在恰好的時間點出現，為他補票，延續行程。他站在車廂裡，持續觀察著窗外，偶爾也撥開窗閘，允許噪音流入周邊空氣中，他與人們交流，討論，體察與此前經歷不同的百般人生況味，但幸運的是，他從未想過下車，也無需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