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挖人？
承包組建的上海紅樓劇團缺臺柱子
“剛改革開放，上面下文說只要不演壞戲，文藝團體可以承包。我就想自己承包一個團出去演，觀眾可以多看戲，國家可以少撥點錢，演員們也可以多些收入。”一個春光明媚的上午，88歲高齡的徐玉蘭在上海家中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回憶“紅樓風波”的源起。
那時，上海越劇院還在吃“大鍋飯”，“下海”、“百萬大軍下廣東”、“承包”……這些流行風向沒有撬動門戶緊閉的越劇院大門。
“整個上海越劇院500多號人，不出人，不出戲，矛盾很多。我和王文娟剛60歲出頭，精力還很旺盛。我就對她說，‘老王，我和你跟越劇院講講，拉60個人，組一個團搞承包吧。’”
但搞“承包團”並不順利，徐玉蘭回憶，領導第一天同意了，第二天又反悔。這樣重複了四五次，激起了她性格里的固執，“他們不同意給我們搞，我們兩個偏偏要搞。”
幾經反覆，1986年8月，徐玉蘭、王文娟與上海越劇院、上海市文化局正式簽訂了承包改革協議書，成立“改革團”。也就是今天紅樓劇團。這個改革團與上越有約法三章：人事制度獨立、分配製度獨立、演出獨立。當時徐玉蘭、王文娟分任正、副團長。
“改革團成立了取個什麼名字？我發動大家想，想到一個好名字的，獎勵20塊錢，當時的20塊錢可不像現在。後來胡兆芬說，你們有《紅樓夢》就叫紅樓團吧。”紅樓劇團成立了，但沒有場地，沒有錢，臺柱子當然也得自己想辦法。
紅樓劇團成立時，徐玉蘭66歲，王文娟64歲，雖然電影《紅樓夢》播放後，迷她們的人遍佈全國，但人終究是老了，舞臺需要青春的嬌豔。“1987年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已成立好幾年，她們都是18歲、19歲的女孩，年輕漂亮。
為什麼要挖人？
承包組建的上海紅樓劇團缺臺柱子
“剛改革開放，上面下文說只要不演壞戲，文藝團體可以承包。我就想自己承包一個團出去演，觀眾可以多看戲，國家可以少撥點錢，演員們也可以多些收入。”一個春光明媚的上午，88歲高齡的徐玉蘭在上海家中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回憶“紅樓風波”的源起。
那時，上海越劇院還在吃“大鍋飯”，“下海”、“百萬大軍下廣東”、“承包”……這些流行風向沒有撬動門戶緊閉的越劇院大門。
“整個上海越劇院500多號人，不出人，不出戲，矛盾很多。我和王文娟剛60歲出頭，精力還很旺盛。我就對她說，‘老王，我和你跟越劇院講講，拉60個人，組一個團搞承包吧。’”
但搞“承包團”並不順利，徐玉蘭回憶，領導第一天同意了，第二天又反悔。這樣重複了四五次，激起了她性格里的固執，“他們不同意給我們搞，我們兩個偏偏要搞。”
幾經反覆，1986年8月，徐玉蘭、王文娟與上海越劇院、上海市文化局正式簽訂了承包改革協議書，成立“改革團”。也就是今天紅樓劇團。這個改革團與上越有約法三章：人事制度獨立、分配製度獨立、演出獨立。當時徐玉蘭、王文娟分任正、副團長。
“改革團成立了取個什麼名字？我發動大家想，想到一個好名字的，獎勵20塊錢，當時的20塊錢可不像現在。後來胡兆芬說，你們有《紅樓夢》就叫紅樓團吧。”紅樓劇團成立了，但沒有場地，沒有錢，臺柱子當然也得自己想辦法。
紅樓劇團成立時，徐玉蘭66歲，王文娟64歲，雖然電影《紅樓夢》播放後，迷她們的人遍佈全國，但人終究是老了，舞臺需要青春的嬌豔。“1987年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已成立好幾年，她們都是18歲、19歲的女孩，年輕漂亮。
徐玉蘭
為什麼要到浙江挖人？
“紅樓”有心，錢惠麗單仰萍王志萍有意
吸收新鮮血液，引進一些有功底、能演大戲、還有影響力的青年演員被提上紅樓劇團的議事日程。她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手把手教過的學生：錢惠麗、單仰萍、王志萍。單仰萍、王志萍分別是桐廬越劇團和舟山越劇團的主力花旦，她們是王文娟的弟子。錢惠麗那時是諸暨越劇團的臺柱子，還身兼副團長。她甚至模仿電影《紅樓夢》，排了一個舞臺版本，要到上海在徐玉蘭和王文娟眼皮底下“班門弄斧”。
“演出前，他們團領導請我去看，還提前一個星期到上海，讓我給重排。那時錢惠麗這個小傢伙，像一塊木頭還只有模式，沒有經過精雕細刻。但悟性不錯，我留心了。”徐玉蘭到現在還一直暱稱錢惠麗為“小傢伙”。
經過老師的點撥，錢惠麗發現自己在上海不過是初出茅廬的小年輕。為此，她曾幾次寫信給徐玉蘭，希望能到上海學習進修一段時期，請老師繼續指導培養。
1986年上半年，紅樓越劇團還在籌建，徐玉蘭、王文娟要帶隊到廈門、汕頭等地演出。行前，徐玉蘭發信給錢惠麗，叫她隨團去廈門和汕頭，邊學習觀摩，邊參加演出。錢惠麗向當地文化局請示，領導同意她去學習半年，約定1987年春節回鄉。這時徐玉蘭已有叫她加盟紅樓劇團的打算。
老師有心，錢惠麗有意，在去上海這件事上，經過廈門、汕頭的巡演，她倆已心有靈犀。但真正要選擇時，錢惠麗不是沒有顧慮。“那次選擇是一生最殘酷的，上海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但離開諸暨我又充滿了負罪感。”錢惠麗這樣開朗的人，回憶這件事時嘆息連連，當年為這件事她哭過很多次。
“每個人都熱愛家鄉，但也不是說，熱愛家鄉就不能離開家鄉。假如我在上海成功了，不是有更多觀眾瞭解到是諸暨培養了我嗎？”錢惠麗當年試圖這樣說服要求她回鄉的領導。
為什麼浙江會炸開鍋？
三人辭職走人，上海特批進人
臺柱子錢惠麗要“跳槽”，諸暨越劇團自然不同意。所以上海市文化局派人到諸暨正式商調錢惠麗時被拒絕了。諸暨越劇團同時派人，催促正在紅樓越劇團演出學習的錢惠麗立即返團恢復演出，並任命她為諸暨越劇團團長。
商調錢惠麗的事沒有辦成，同時，上海越劇院與舟山越劇團商調王志萍、與桐廬越劇團商調單仰萍之事，也均告受挫。1986年底，錢惠麗進修半年期限屆滿，她必須回到諸暨越劇團。
幾經努力商調未果，錢惠麗、單仰萍、王志萍三人最終還是通過口頭或書面辭職，去了上海。
這時，浙江媒體開始介入“紅樓浙江挖角風波”，披露紅樓越劇團“強行嫁接”浙江“小百花”的消息，調動的問題開始有“火藥味”，浙江文藝界炸開了鍋。
辭了職，錢惠麗還是在戶口和檔案的問題上遇到了難題。因為單位掌握著人事檔案，只有調動才能夠帶走你的檔案，單位不同意你卻走了，意味著你從此就成了“黑人”。錢惠麗當時就是這樣的處境。“那時還發糧票，我的戶口是諸暨越劇團的集體戶口，這邊調不過去，人到了上海，連糧票也沒地方發。”
徐玉蘭為此向上海有關部門求助。而上海方面為了引進人才，曾有一個雙重戶籍的特殊政策。經過有關領導特別批准，專門為錢惠麗在上海重新立了戶口，她的糧油供應等問題也相應獲得解決。當時同樣享受過此等待遇的，只有著名國畫藝術大師劉海慄、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等極為少數的幾個人。
談判為什麼劍拔弩張？
對人才流動的認識差距很大
上海這一做法更激怒了浙江文藝界。在浙江戶口未遷出未註銷的情況下，在上海重新設立戶口，使錢惠麗這批演員回到浙江的希望完全破滅。浙江有關部門組織了一個12人代表團，專程趕到上海越劇院紅樓團要人。
12人團隊分工合作，一部分人找到三個年輕演員挨個談話，動員她們回浙江；另一部分人和紅樓越劇團坐下來談判，希望他們送三個演員回去。
這場談判，雙方劍拔弩張。為隆重其事，浙江方面在桌上放了一架當時流行的“四喇叭”。上海談判團代表看了，也叫工作人員去拎了一個同樣的“四喇叭”放在桌上。雙方對峙了兩三天，火藥味越來越濃。浙江團直斥紅樓團不擇手段挖牆角，紅樓劇團則說全國越劇是一家，浙江團搞地方保護。
“報紙天天在罵我們，我是富陽人，家鄉人把報紙寄來勸我，你們搞什麼，不要犯錯誤啊。”徐玉蘭說，我就跟他們解釋，把她們調來紅樓越劇團，是為了事業，沒有個人私心，“我不是叫她們來做我的女兒，是來繼承越劇藝術的。”
“現在看起來，這是當時觀念的問題。之前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成立時，也是從下面挖人上來，集中優勢，辦了一個高質量的團。”浙江文藝界一位當年“紅樓風波”的親歷者含蓄地表達了現在對這件事的看法。
“單從浙江角度來說，他們挖了我們的人，我們是有損失的，指責上海也是因為含有一種愛護浙江越劇的感情在內。只不過事實證明，人才流動這件事，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管不了的。她們三個人也的確有出息了，對越劇的整體發展還是有好處。”
“現在上海越劇界還到浙江來挖人，但我們已經有應對辦法。像紹興小百花越劇團，他們挖了很多次也沒挖走。要保護劇團的陣容，得給演員創造各種條件，讓演員自己衡量和選擇。”
“紅樓挖角風波”也漸漸平息，錢惠麗、單仰萍、王志萍三個人最後留在紅樓劇團。雖然她們住的都是集體宿舍，也沒有了原先團裡眾星捧月的地位，收入更要靠自己演出賺取，上海越劇院只給醫療和勞保，但她們得到了老師的貼身指導。
“我對她們要求很嚴，在外地演出，出去逛街晚上12點一定要回賓館。每場演出，我和王文娟在臺下看，哪裡不對立刻到後臺告訴她們。”徐玉蘭說，當時壓力也很大，如果不把她們調教好，也辜負了她們到紅樓越劇團的勇氣。後來，錢惠麗、單仰萍排了《紅樓夢》，王志萍排了《追魚》，到全國巡迴演出，還多次到新加坡、泰國等地訪問演出，受到當地“越劇迷”如痴如醉的歡迎，三人終於成為越劇明星。
“沒有改革，就沒有紅樓越劇團，就沒有三個小傢伙到上海來……”今天徐玉蘭重溫這件事，欣慰“紅樓風波”終於還原到人才流動這個普通定義上。
（文章來源於錢江晚報，作者為 王玲瑛，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