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文學巨匠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後，出版《魯迅全集》便成為中國文學界和出版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因為在抗日文化運動中，《魯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特別是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人們更迫切需要《魯迅全集》這樣的精神食糧來喚起民眾，支撐抗戰。而這一重任，首先就落在魯迅的遺孀許廣平的肩上。對於一生追隨魯迅的許廣平來說，因為與魯迅之間有一段不平凡的愛情歷程，這更成了她義不容辭的使命。
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文學巨匠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後，出版《魯迅全集》便成為中國文學界和出版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因為在抗日文化運動中，《魯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特別是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人們更迫切需要《魯迅全集》這樣的精神食糧來喚起民眾，支撐抗戰。而這一重任，首先就落在魯迅的遺孀許廣平的肩上。對於一生追隨魯迅的許廣平來說，因為與魯迅之間有一段不平凡的愛情歷程，這更成了她義不容辭的使命。
魯迅一家
許廣平與魯迅的結合
許廣平是廣東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出生於廣州一個大戶人家中。1923年10月，魯迅先生兼任了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學校（後改名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講師，每週講授一小時的中國小說史。許廣平當時是國文系二年級的學生，思想進步，她最喜歡聽魯迅講的中國小說史，所以每次上課她都爭著坐在第一排，並積極向魯迅提出問題，給魯迅留下了深刻印象。1925年3月11日，已擔任學校學生自治會總幹事的許廣平，在與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的鬥爭中感到壓力很大，她便給魯迅寫了一封信，請魯迅給予支持。從此他們便在鬥爭中相互支持，在事業上相互幫助，在生活上相互關心。特別是在1925年8月8日，當楊蔭榆在報上刊登《女師大啟事》，稱劉和珍、許廣平等15名進步學生為“恣意擾亂，極端破壞”，並計劃將這些學生押解回家時，魯迅挺身而出，讓許廣平等進步學生住進了北京西三條衚衕的家中。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的率領下，北京各界群眾5000多人到天安門廣場集會，聲討北洋軍閥政府賣國行徑，劉和珍、楊德群等40名進步學生，在段祺瑞執政府前慘遭槍殺。魯迅非常憤慨，於4月2日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聲援進步學生的行動。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不久，魯迅的名字就上了敵人通緝的“黑名單”。
1926年8月26日，魯迅先生應好友林語堂之邀與許廣平結伴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和國學研究院教授。許廣平則到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1927年1月，魯迅又到廣州中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許廣平任他的助教。這年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受上海四一二事件影響，也開始對中國共產黨人實行大屠殺，逮捕了中山大學許多進步學生。魯迅憤而辭職，於1927年10月3日與許廣平來到上海，正式開始共同生活。隨後，魯迅謝絕教學之邀，擔任了《語絲》雜誌主編，幫助柔石等進步文學青年創辦“朝花社”，平時主要從事創作。
許廣平在1919年投身五四運動時，就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會刊《醒世週刊》的編輯，認識魯迅後又在魯迅辦的《莽原》週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到上海後，除了在生活上照顧魯迅，她還為魯迅查找資料、抄寫文稿、校對譯著等，使魯迅專心寫作。由於得到妻子許廣平的大力幫助，魯迅後期10年的創作成果，竟超過了以前的20年。
出版《魯迅全集》迫在眉睫
魯迅先生與世長辭後，許廣平決心完成丈夫的未竟之業。1937年4月，她先將魯迅1934年至1936年的雜文13篇編成《夜記》出版。接著，她就開始籌劃出版《魯迅全集》的事宜。
魯迅在當時的中國，特別是在文化界進步人士中享有極高的聲望。郭沫若當年在《持久抗戰中紀念魯迅》一文中指出：“對於惡勢力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魯迅精神，可以說，已經成為了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目前的浴血抗戰，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文匯報》的一位資深記者曾這樣寫道：“抗戰爆發，對於魯迅先生，誰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義的銳利的筆，要是今日還健在，至少也可以勝過數十萬雄師的力量吧。”由蔡元培、宋慶齡發起成立的“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也在《魯迅全集》編印出版啟事中說明：“編印出版《魯迅全集》，其目的在於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
作為魯迅夫人的許廣平心裡清楚，魯迅生前也曾有彙集、整理和出版全集的想法，並親自手訂有兩份著述目錄，一是分為“人海雜言”“荊天叢草”“說林偶得”的總目，一是分為10部的總目。然而，要想出版《魯迅全集》談何容易！當時的中國系國民黨一黨專制，對新聞出版控制非常嚴格，出版個人全集要報批，特別是魯迅的一些作品集屬於當局查封的重要對象，所以國民黨內政部遲遲沒有答應出版《魯迅全集》。魯迅逝世後第九日，許壽裳致許廣平信稱，刊印《魯迅全集》，當“有政治關係”，“務請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貢獻文化之功，盡釋芥蒂，開其禁令，不得自由出售”。
魯迅的家原租住在上海大陸新村，因魯迅去世後留下了幾百萬字的手稿，為防止國民黨派人來搜查，許廣平在青年作家蕭軍的幫助下悄悄搬家，將魯迅的手稿和家中物品搬到上海霞飛路霞飛坊64號，然後將其隱藏在廚房牆角煤堆裡。上海淪陷後，魯迅手稿的安全更是受到嚴重的威脅，無論是讓國民黨特務還是讓日本人搜去，都是無法彌補和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儘快出版《魯迅全集》迫在眉睫。
《魯迅全集》出版計劃最初受挫
為了儘快出版《魯迅全集》，1937年初，在許廣平和好友許壽裳、臺靜農、胡愈之等人的籌劃下，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人為主的《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魯迅的作品以前大多是在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但由於此前北新書局曾因版稅糾紛與魯迅對簿過公堂，此次出版《魯迅全集》顯然結果難料。
根據這種情況，許廣平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便希望其時中國出版界的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來促成此事。因蔡元培先生是魯迅的好友和老鄉，魯迅當年到教育部工作，就是蔡元培提攜所致。所以許廣平特請蔡元培出面與商務印書館接洽、推薦，又請馬裕藻、許壽裳兩人通過胡適轉請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先生幫忙。胡適在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之後，許廣平曾與胡適談及魯迅遺作的出版計劃，即魯迅生平譯著約50種，其中再三考訂之《嵇康集》《古小說鉤沉》等。這次馬裕藻、許壽裳二位先生請胡適先生鼎力設法，請商務印書館幫助出版。此前魯迅曾撰文“罵”過胡適，但胡適並沒有計較，忙寫好一封親筆信，請王雲五全力幫此大忙。許廣平拿到胡適寫給王雲五總經理的親筆信後，便匆匆找王商談，王是胡適交往圈中的重要成員，見信如見人，當即表示“極願盡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訂約，進行全集付梓”。當時計劃將魯迅的全部文字(200萬字)分為10冊，採取精裝本、普及本兩種版式出版，並表示“在稿件交出後四個月或六個月內，即可出書”，對許廣平要求“影印及排印二部亦完全同意”。然而，由於北新書局還有心出版《集外集拾遺》《魯迅書信集》(普及本)等，並對出版《魯迅全集》也顧盼有意，所以拒絕讓出魯迅著作的版權，使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全集》的計劃泡湯了。此後，蔡元培親自致函商務印書館要求訂立出版契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覆函同意出版，又因抗日戰爭爆發，使得《魯迅全集》出版計劃再度受挫。
第一部《魯迅全集》最終問世
為了儘快出版《魯迅全集》，胡愈之在環境險惡、經濟拮据、出版發行十分困難的條件下，辦起了名為“復社”的出版機構，用來出版《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他還考慮到當時政治條件下，《魯迅全集》的出版會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干擾，便想到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主席蔡元培題寫《魯迅全集》的書名，當局就不敢對這部書怎麼樣了。1938年4月，胡愈之由上海去香港，向“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正、副主席蔡元培和宋慶齡報告《魯迅全集》的出版計劃。蔡元培即席揮毫寫了“魯迅全集”4個大字，6月1日前還寫了《徵訂〈魯迅全集〉精製紀念本啟》和《魯迅先生全集序》。蔡元培在序中給魯迅以極高的評價，稱魯迅為新文學的“開山”之祖。胡愈之這一“招”果真靈，憑蔡元培在國民黨內的資歷與聲望，避免了當局的干擾。許廣平也為《魯迅全集》寫了題跋。
如何解決出書資金不足問題？胡愈之又想出了一個辦法：除了普通本廉價發行預約外，另印需預付100元一套的精製紀念本。靠這筆預付款籌集了資金，來印行《魯迅全集》普通本和紀念本。在胡愈之、茅盾、巴金、沈鈞儒、陶行知的熱心號召下，先後收到來自祖國內地及南洋、美國一些愛國人士和華僑的多筆購書定金，終於解決了出版的資金難題。
當時，上海很多印刷工人很敬仰魯迅，雖然大批工人失業，可一聽說要出版《魯迅全集》，他們熱情很高，主動降低收費。在魯迅親友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從1938年4月開始，在禁出紅色書籍的“孤島”上海，僅用不到4個月時間就將600萬字、20卷的第一部《魯迅全集》出了甲、乙、丙3種版本：其中甲種紀念本是布脊燙金，整套裝楠木箱；乙種本是紅布燙金，屬精裝本；丙種本為普通的平裝本。乙種紀念本編號印製200套，定價200元。甲種紀念本售價為50元。普及本的開本與正文和紀念本相同，封面大紅紙面布脊精裝，正文報紙印刷，售價為8元。由於普及本是通過預訂的方式發售的，定價8元屬價廉物美，其時許多新文學作家都預訂購買了普及本的《魯迅全集》，以示學習和紀念，無意間也收藏了一種珍貴的新文學版本。
1938年8月10日，20卷本的《魯迅全集》正式發行，正如許廣平在《〈魯迅全集〉編校後記》中所說：“六百餘萬言之全集，竟得於三個月中短期完成，實開中國出版界之奇蹟。”這奇蹟的創造，除百數十位學者文人以及工友，為全集揮毫、排校外，也得力於魯迅生前多位好友與復社同人的百般努力。如果沒有胡愈之的奇謀和努力，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情況之下，如何能在短期內順利出版20卷的《魯迅全集》呢！《魯迅全集》的出版，達到了“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之目的。許廣平、蔡元培、胡適、胡愈之等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功不可沒。
許廣平的最後歲月
完成了第一部《魯迅全集》的出版後，許廣平仍在上海蔘加抗日救亡運動。她積極為抗日將士募捐，為《上海婦女》《婦女界》《上海週報》以及《申報》副刊《自由談》《文匯報》副刊《世紀風》等報紙雜誌撰稿,並發表了大量紀念魯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宣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日軍開進上海租界。一週後的凌晨5時，許廣平在寓所被捕，關押在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後又被轉送到有“殺人魔窟”之稱的汪偽的特務機關“調查統計局”。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許廣平，因為她是魯迅夫人，熟悉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們妄想從她的身上打開缺口，將進步的上海文人一網打盡。敵人機關算盡，終究是竹籃打水。在獄中他們先用欺、嚇、哄、詐、騙、脫衣凌辱等手段，後改用打罵、罰餓、拷打以至電刑等酷刑。許廣平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面對敵人淫威，她橫眉冷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用智慧、鬥志和驚人的毅力與敵人周旋，據理力辯，不畏斧劍鼎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敵人找不到真憑實據，不得不在關押了76天之後，讓內山書店為她保釋。
由於許廣平信奉“身體可以死去，靈魂卻要健康地活著”；“犧牲自己，保全別人；犧牲個人，保全團體”的神聖信條，使當時留在上海的進步文化人，沒有一人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牽連。“食她之賜”安全隱藏4年之久的鄭振鐸稱頌她為“中華兒女們最聖潔的典型”。1942年3月1日，敵人不得不將許廣平釋放。
抗日勝利後，許廣平擔任上海聯誼會主席，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曾任《民主》週刊編輯。1948年10月，許廣平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經香港祕密轉入解放區。1949年9月，她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併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成立後，她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祕書長。這期間，許廣平就把魯迅著作的出版權上交給國家出版總署，還將魯迅的全部書籍、手稿及其他遺物捐贈國家有關部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她一直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她還擔任了全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等職。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將近10萬字的《魯迅回憶錄》。1960年10月，許廣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她因病逝世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