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許德珩
時年：29歲
身份：北京大學國文門三年級學生
地點：北京
1925年，許德珩與夫人勞君展結婚照。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部分團員合影。
1918年，北大學生創辦的《國民》雜誌。
1994年發行的郵票“愛國民主人士——許德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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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炮”之稱的許德珩，在成為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時，已經29歲了。彼時，北京大學是三年預科、三年本科的學制，這是他在北大國文門就讀的最後一年，面臨何去何從的前程問題。對於這場學生運動不顧一切的投入，改變了他一生的風向。
許德珩，與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楊振生等人，都被視為學生運動中的領袖，不過這些青年才俊們在路線和傾向上卻內含張力。人稱“段總理”的段錫朋，富有領袖魅力，在當時學生中影響極大；生在江西的浙江人羅家倫，外貌粗魯，有“熊爪”、“愛炫族”之稱；山東人傅斯年則更富學者風度，而較少政治家氣質。傅、羅二人都是新潮社同仁，他們更關注思想文化革新，對實際政治興趣不大。至於傅斯年的山東同鄉楊振生，則以北大國文門“急躁的激進分子”聞名，他懷著那代人特有的反叛熱情，將中國之落後歸咎於傳統儒家思想。
在這些人當中，許德珩對那些文化激進分子的看法是有些許不屑的，他是“一介純粹的愛國者”——《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的作者舒衡哲如是評價。與那些不曾走出書齋的北大同學相比，許德珩大概老成許多，他是做過“革命軍人”的。辛亥革命之後，許德珩曾在江西九江投筆從戎，參加了憲兵隊，還做過九江都督李烈鈞的祕書。“五四”之時，刻不容緩的愛國大業將這些本不同路的學生凝合在一起；而當“五四”共識的浪潮逐漸退卻，不少“戰友”的分歧就暴露了出來。當然，這是後話，還是讓我們先將目光放回“五四”吧。
學生中的“大炮”
“五四”期間，有兩則學生宣言廣為人知。一則是羅家倫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一則是許德珩的《北京學生界宣言》。
一筆寫出“五四”潮的羅家倫，他所一揮而就的“通告”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這一響亮而精準的口號便由他提出。至於許德珩的“宣言”，是由文言寫成，實際卻比羅家倫的白話新體更激進得多，他大聲疾呼，“不得之，毋寧死”，“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姦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許德珩之所以有“大炮”之稱，就是由他的形象性格而來。陶希聖曾記錄許德珩講演時手舞足蹈的形貌：“每會必發言，每次發言都是兩腳直跳，兩手捶桌子，說得那樣起勁，但是聽眾不知所云。”
從開大會、起草宣言、寫標語，再到“五四”當日走上街頭，最後成為32名被捕學生中的一員，許德珩始終是積極分子。囚禁之夜，他在步軍統領衙門監房裡賦詩，寫得也是“無一怕殺頭”“鋤奸不惜死”等硬骨頭的句子：
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
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
鋤奸不惜死，愛國亦千秋。
當時，報刊文章幾乎一邊倒地支持這場運動，然而“五四”的學生領袖們卻各有各的心思與判斷。“五四”遊行示威籌備會的兩位主席傅斯年和段錫朋，最初是想讓示威成為“有紀律的抗議”，但當學生運動真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他們無法控制局勢，內心也有所保留。“五四”遊行之後，傅斯年很快急流勇退，再少出頭露面。至於羅家倫，他對於自己曾積極參與“五四”一事，更直接表達了懊悔之情。時隔一年，他已將五四運動判定為一次失敗的運動。在羅家倫的反思中，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蕩，是“無聊的舉動”。受到胡適影響，他放棄了大學生運動，轉而認同以學術研究為途徑來謀求救國。
對於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觀念，許德珩相當不滿。後來，這幾人曾聯名向北大教授評議會建議，想將北大遷往上海租界，目的就是要讓大學脫離北京的政治環境。許德珩對此深為不齒，他在回憶錄裡狠狠給這些人記了一筆，還翻出舊賬，說1918年傅斯年等“壞學生”曾到公府告密學生示威，“受到了蔡先生的斥責，也受到了許多同學的鄙視”。
許德珩的一些“指控”被認為有所失真。不過，真相究竟如何已說不清楚，政治路線不對付倒是真的。可以說，包括許德珩在內的北大較為激進的教師、學生，與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對立，在“五四”後已到了相當尖銳的程度。
大釗“粉”與胡適“黑”
許德珩與“五四”戰友們的路線差異，在北大學者新舊碰撞、中西交疊的思想版圖裡都能追溯到清晰的座標。1916年末，蔡元培改組北大以來，這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就網羅了國內頂尖的知識分子，空前活躍的學術自由氣氛中，上演著史無前例的思想碰撞。
許德珩勾勒了當時北大的幾大“影響力”分子：主辦《新青年》的文科學長陳獨秀，鼓吹文學革命；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是許多新思想團體的發起或參與者；還有留美高材生胡適，“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他們作為《新青年》的撰稿人，雖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但政治見解上分歧很大。時任校長的蔡元培有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他所招聘的教員李石曾、吳稚暉等雖然只來了很短時間，甚至並未正式就職，就將無政府主義思想傳播到了北大。此外，被視為頑固守舊的國故派也被蔡元培聘用，用人條件則是“不談政治”。
許德珩對這些老師各有看法。一開始，他對陳獨秀不大滿意，覺得他文人習氣太重，思想上沒超出文學改良的範圍。直到“五四”時陳支持學生運動的立場，才令他大有改觀。蔡元培曾針對北大學生的舊社會惡習，發起進德會。許德珩對於這種“道德救國”的路線也興趣不大，覺得是“知識分子超政治的資產階級幻想”。對於“受英美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如胡適等人”，許德珩更瞧不上，認為他們把美國總統威爾遜騙人的“和平十四條”宣揚成“民主的象徵”堪稱可笑。他還在回憶錄裡諷刺傅斯年，說此人“自誇可以把‘和平十四條’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
許德珩是李大釗的小粉絲，雖說二人年齡只差一歲。李大釗是北大第一個、也是中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他斷言“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發出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當時，社會上介紹布爾什維克的材料尚不多，反對者常將其譯為“過激派”。在1918年10月《新青年》五卷五號上，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許德珩視之為“卓越”之作——俄國十月革命才是他們所期許的真正革命。許、李二人常在辦公室聚談，情誼介乎師友之間。“五四”前夕，也正是李大釗從中運作，協調了不同政治思想傾向的社團通力合作。
作為大釗“粉”和胡適“黑”，許德珩對老師們在五四期間態度的吐槽倒是很有意思：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胡適就講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李大釗講馬克思主義，胡適就講“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可他同時卻又宣揚杜威的實用主義）；李大釗站在學生一邊，參與學生運動，胡適就站得遠遠的，並主張“20年不談政治”。他在回憶錄裡寫道：胡適根本沒有參加五四運動，反而被五四運動的怒潮“嚇到了”。
對於當時頗流行的無政府主義者，許德珩也不滿意。在他看來，“名流”鼓吹之下，早年北大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學生還不少。他們主張不要國家、不要家庭，名字上多半不冠姓。許德珩抱怨，“那時有些脫離實際的空想家，看不起學生愛國運動，以為愛國是落後的思想。”
恰恰因此，許德珩將學生愛國會改為了學生救國會，並籌辦了全國性刊物《國民》雜誌。實際上，國民雜誌社的一百多位社員基本上都是熱烈的愛國分子，他們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其中，又可分為陳鍾凡等保守派，易克嶷等調和派，以及張國燾和許德珩等激進派。這本雜誌的第五期上還發表過《共產黨宣言》的前半部，是《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最早譯本。
“五四”前後，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團體不斷湧現，比如平民教育演講團（學生救國會之組成部分），還有李大釗1918年聯合各方青年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後者是一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分散在國內各大城市，它們的參與者都同情或直接參加了五四運動，儘管此後又因立場觀點不同而走向分裂。積極分子許德珩自然是兩個社團的參與者，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當年也參加了這兩個社團，二人因此結識，成為“老熟人”。
一生愛國的“五四之子”
許德珩過人的社會活動能力，其實在1918年的“五四”前奏之時已體現出來。
段祺瑞接受“二十一條”的中日祕密協定被揭露之後，留日學生紛紛抗議，罷課回國，與北京學生接頭後，1918年5月21日一同上街示威。這是“中國學生第一次的遊行請願運動”，也是五四運動的前奏。這次運動顯然沒有達到希望達到的影響，許德珩將之歸因為活動準備倉促，以及學生從來不問政治。
悄無聲息的第一次請願之後，許德珩更系統的“社會活動”開始了。他與易克嶷二人代表學生救國會去全國範圍內“發展業務”。他們化裝潛出北京，南下大串聯，一路演講宣傳，大受歡迎。在天津，他們見證了有同學砍下小指頭激勵國人奮發的壯舉，南下到濟南遇見康生，從濟南轉武漢，見到惲代英，從武漢到九江，找到同文書院的學生方誌敏及鄧毅生。從南京又到上海，向上海學生團體宣傳愛國、抵制日貨。許、易二人還拜會了同情學生運動的孫中山、廖仲愷和朱執信。
短短一個暑假，許、易二人就把學生救國會發展成了全國性的學生團體，還籌集了一千多元，這筆資金便是用於先前提到的《國民》雜誌。
待到“五四”學生運動散去之後，尾聲的故事尚未完結：5月6日有學生聯合會成立。5月7日，許德珩等32名學生被釋放，站在方桌上與大家見面。19日全體罷課開始。6月初北京學生示威，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各地響應。掀起了從知識分子到工商界，再到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6月10日，曹汝霖等三人職務終被罷免。全國學聯誕生。
當一切都告一段落，學生們也面臨人生的新分流。一些人留在國內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另有一批人出國深造。實際上，北大、各省及研究系均為其政治集團培植新人。羅家倫、段錫朋等人赴美留學，還被當時報刊諷刺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出洋”。許德珩也毫不留情，認為他們被收買了，成為了“蔣介石的一條忠實走狗”。
不過，投身運動的許德珩，其實跟“對頭”羅家倫一樣，覺得自己近兩年的學業頗為荒廢。1919年12月，他也踏上留學路，乘四等艙漂洋過海去法國。
不同於出洋赴美的“胡適派”學生，許德珩赴法走的是“勤工儉學”路線。留法勤儉學會為一批愛國且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提供法、德、比利時等地的行程。許德珩回憶時說，當時這批人不太可能直接去蘇聯留學，於是就去靠近革命高潮的法國，採取既做工，又可求得學問的勤工儉學辦法。此後，五四時期活躍學生分子在政治上的分化，日漸凸顯。這些青年們日後不少成為國共兩黨的重要人物。許德珩指出，勤工儉學的學生，回國後幾乎都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些成為中國革命傑出的領導人；而吳稚暉在里昂中國大學培養的學生，以後則紛紛成了國民黨政權中的骨幹分子。
正如許多學者公認的那樣，中國的共產主義正是從“五四”之中開始萌芽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對於五四運動的態度，以及蘇俄作出的對抗西方的榜樣，促使一部分中國青年對西方的效仿從自由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甚至是形成了一種愛好社會主義的風氣。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們，多為五四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因此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很多年輕人，因五四運動轉向社會主義，改變了人生道路。而許德珩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也是“五四之子”典型的情感結構。作為1918年《國民》雜誌的創辦人，這位江西老鄉把愛國視為持久不息的任務。上世紀30年代，許德珩在民族救亡運動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抗日戰爭期間，他以愛國者的角色而享有盛譽；上世紀40年代後期，他繼續利用自己的聲望公開反對國民黨。建國後，他曾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誠如研究者周策縱所言，必須詳究整個中國文化運動史，以及經濟、社會、政治、思想史實的演變，才能正確瞭解五四運動的意義。許德珩及其朋友圈的故事，也僅是其中一個篇章。
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急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姦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許德珩《北京學生界宣言》，1919年5月4日
撰文/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