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西天取經最有名的是唐僧也就是玄奘大師，但在他之前已經有不少高僧西行求法，其中最著名是東晉的法顯大師，其經歷不比《西遊記》遜色，而此舉體現出來的開放、自信的精神正是華夏文化邁向輝煌的根本原因。
《西遊記》作為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唐僧取經的故事哪怕是小朋友也能說出點名堂來。《西遊記》雖是神話小說，於史實卻有所本：那就是唐初玄奘法師西行求法的經歷，以及敘述這段經歷的《大唐西域記》。
玄奘法師自然是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但卻不是最早的。其實，到玄奘的時代，西行求法的浪潮已經接近尾聲，中國即將取代印度，成為佛教新的大本營。
唐僧之前去西天取經的人已經很多了
而開啟這一進程的，則是在玄奘兩個多世紀之前的一位傑出的僧人——法顯大師。法顯的西行之路雖然沒有《西遊記》中的“九九八十一難”，但其艱苦卓絕的程度卻絕不在那些虛構的神話故事之下。
這兩三個世紀裡西行求法的浪潮，是中古時代中印文化深入交流的一個縮影，而佛教在文學、哲學、建築、美術、邏輯學、想象力等方面，對華夏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促成了隋唐文化的全面繁榮，說是重塑華夏、再造華夏也不為過。
可見文明只有敞開懷抱，主動交流，才能獲得發展和飛躍。
中土高僧的困惑：
戒律不全如何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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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昌盛，有政治和信仰上的雙重原因。
政治上，西晉皇權的結構性危機促成了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漢人的力量受到極大削弱，內遷少民紛紛起事，意欲取晉朝而代之，經過十餘年混戰，羯族建立的後趙統一了中國北方。
羯族來自西域，深受毗鄰的波斯和印度的影響，為了維護統治，後趙君主石勒、石虎在北方大力推動波斯祆教（即拜火教）、印度佛教的發展，意圖取代傳統的儒家思想，增加漢人對他們的認同。後趙滅亡後，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後秦因為胡人的身份，秉承了後趙的政策，使得佛教在中國北方紮下根來。
石勒、石虎推崇的高僧佛圖澄
信仰上，兩漢的儒家經學具有濃厚的神學性質，因為對政治的神祕主義解釋難以應驗，以及東漢以來解釋權被皇權侵奪，在愈演愈烈的暴政下無能為力，到東漢末年其理論實際上已經破產。士大夫經過數十年的探討，從道家、法家、名家等傳統思想資源中汲取養料，形成了追問事物本原、哲理性更強的玄學，逐漸取代了儒家經學。
但玄學發展到西晉末年，郭象的“獨化”之說一出，因儒家經學崩潰而帶來的名教與自然、出世與入世、無為與有為等矛盾已經解決，玄學發展實際上已經到達終點，東晉的玄學不過對此前的一些問題進行重複討論而已。而當與玄學頗為形似的佛學帶著中土相對陌生的生死之間的問題參與討論時，玄學便自然而然的向佛學靠攏，被佛學吞併，於是佛教在南方士族圈裡也流行開來。
東晉十六國以來，佛教逐漸取得全國性的流行，但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教義不全。教義不全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佛經翻譯成漢語的太少，二是翻譯得有問題。
此時傳入中國的佛教主要不是印度的原初佛教，而是經過中亞遊牧民族改造的新佛教。佛教在中亞興盛時，中亞先後被遊牧民族大月氏人、嚈噠人統治，大月氏人與希臘人混血後建立的貴霜帝國以佛教為官方意識形態，促成了更具開放性的大乘佛教的興盛和傳播，並且影響到西域，又進而影響到中國。
早期佛教藝術並不重視佛像
受希臘影響產生的犍陀羅藝術開始重視佛像
此時來到中國的僧人以中亞人和西域人為多，如安世高是西域安國人，康僧會是西域康國人，支婁迦讖、支謙、竺法護等則是大月氏人，佛教傳播的早期，他們是翻譯佛經的主力。
早期佛教經典一般用口述的方式傳播，雖然後來也用文字記載下來，並且在貴霜帝國時期欽定為梵文記錄，但因為遊牧民族對文字不甚重視，一般不會帶經文寫本來中國，於是他們也喜歡採用傳統的方式，把記憶的經文口述出來加以翻譯。
人的記憶力畢竟有限，自然是難以記住大部頭的，所以通過口述翻譯出來的數量很有限。另外私人翻譯也不像後世官辦譯場那樣有規劃性，翻譯出來的佛經也不成系統。
另外，這時的佛經由中亞人和西域人傳入中土，在他們那裡已經由梵文翻譯為他們的語言，經過了一次翻譯，再從他們的語言轉譯為漢文，是第二次翻譯，其中走樣、舛誤之處自是不用多言。
這時中西交流也不夠深入，這些中亞胡人的漢語水平都比較差，幫助翻譯的漢人則對佛教沒建立什麼概念，對一些佛教名詞不知怎樣定義，於是拿玄學名詞來套，導致經義上出現了很多不到位甚至是錯誤的地方。
教義不全的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佛教徒難以理解佛經的原義，另一方面佛教徒的宗教科儀也出現了很多錯誤，尤其是對怎樣持戒認識不清楚。
持戒是擺脫輪迴的前提和保障，對於佛教徒是很重要的，但中土的律藏卻長期跟不上。曹魏時天竺僧人曇柯迦羅譯出了《僧祇戒心》，創立“羯磨法”，但遠遠不夠；東晉初年釋道安又在襄陽制定僧團戒律，影響極大， 但因為“禪法無聞，律藏殘缺”，導致他定的戒律“半華半梵，亦是亦非”，與真正的佛教戒律尚有距離。
這時的和尚務農的、經商的、詐騙的、看相的、行醫的、鑽營的都有，唯獨專心做和尚的不多，而且有點錢的還貪圖享受，跟佛教的根本教義相悖。對這些情況，中國的高僧們是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道安曾經焦躁地表示：“雲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法顯也“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
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
後秦姚興弘始二年（公元399年），法顯終於與慧景等四位同道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在他之前，三國時代已經有豬八戒的原型朱士行西行求法，但朱士行只到達西域的于闐國，並沒有前往天竺，並且他也沒有回國，而是選擇在於闐終老。
法顯卻是以天竺為目標，而且決定把正法帶回中國，他的行程註定要比朱士行精彩。這一年，他已經六十五歲。
豈止八十一難：
比西遊記更精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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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大師俗家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襄垣）人，自幼出家。因其長期居留北方，而當時佛教有“南方重義學，北方重功德”的趣味差異，他對禪法和戒律的興趣比經義更大，因此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在於將律藏傳回中土。
這一路上，充滿了艱難的跋涉、教派的爭端，理想的分歧和陰陽的永隔。
從長安到涼州的旅途尚稱通暢，涼州此時雖然西秦、南涼、後涼、北涼並立，西涼也行將建國，戰亂頻繁，但無論西秦的乞伏乾歸、南涼的禿髮傉檀、北涼的段業和沮渠蒙遜，還是西涼的李暠，都對佛教崇信有加，因此他們一路順暢的到達涼州的最西境敦煌。在涼州，他們遇到了五位同道，一行人擴充到十人。
東晉後期涼州局勢
從敦煌開始，路途變得艱難起來，他們要穿過名為"沙河”的沙漠、戈壁，這是一片沒有生命的土地，飛禽走獸全無，而且氣候炎熱，容易迷路，路上遍佈行人骸骨，十分嚇人。經過十七天的跋涉，他們終於到達北疆的鄯善、焉耆等國，但這些國家信奉小乘佛教，他們因為是大乘教徒，不受待見，有三人不得不原路返回籌措行資，從此脫隊。
後來法顯等人得到前秦皇族苻公孫的資助，決定穿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前往信奉大乘佛教的南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何等難走，一路上沒有居民，只能靠綠洲補給飲水，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才幸運的到達南疆。
在南疆，于闐、竭叉、子合等國都信奉大乘佛教，他們得到善待，並且看到了夢寐以求的佛教儀軌與持戒方法，居留了接近半年，途中加入一人，同時有一人脫隊，隨胡僧去為了今克什米爾地區的罽賓。
法顯等七人堅定了前往天竺的信心，決定翻越蔥嶺，繼續前進。蔥嶺極為險峻，而且綿延極長，不時有風沙雨雪，很多地方都是沒有路的懸崖，有的地方還要踩繩梯過河，他們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終於到達相當於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的北天竺境內。
北天竺由貴霜帝國的殘餘勢力統治，據說是佛祖最遠到達過的地方，法顯等人在北天竺遊歷，參拜了不少佛教聖蹟，體驗了更多佛教儀軌。一行人中有三人認為已經到達天竺，決定返回，但法顯認為北天竺的佛經都是口誦，沒有寫本，不夠可靠，決定繼續向佛教最昌盛的中天竺行進。在北天竺時一行人中又有一人病逝，南進的只剩下法顯、慧景、道整三人。
在翻越阿富汗南部的費德科山脈時，恰遇寒潮，慧景凍死在山中，法顯與道整強忍悲痛，進入笈多王朝的統治中心中天竺。中天竺在今印度恆河流域，佛祖的聖蹟極多，而且奉佛十分嚴謹，戒律嚴明，法顯與道整醉心於此地，四處流連，留居了很久。
笈多王朝的首都巴連弗邑（華氏城）作為佛教名城，保存了大量佛教經典，尤其是有不少珍貴的戒律文本，法顯在此地留居三年，學習梵文，抄寫律藏，得到兩部律藏以及一些其他經典。
印度諸帝國版圖
法顯的時代對應笈多帝國
同行的道整覺得中天竺是佛教聖地，盡善盡美，而中國佛教遠不能及，遂決定在天竺修煉終身，不再回國。雖然這個決定無可厚非，但法顯與他志趣不同，法顯去天竺就是為了求得律藏帶回中國，於是二人分道揚鑣。
至此，當年結伴西行的前後共十一人，十二年間經過多番變故，回國的只剩下法顯一人，法顯決定走海路回國，開啟了另一段波瀾壯闊的旅程。他在相當於今孟加拉國的東天竺遊歷兩年，從恆河的出海口乘船，前往師子國，也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
法顯在師子國看到當地人用中國的白絹扇供養佛像，思鄉之念不由得大盛。居留兩年，求得四部律書後，法顯搭乘商船，踏上了回國之路，此時他已經年近八十。
法顯出海不久，就遭遇了暴風，船隻漏水，十分危急，大風連刮十三天，船隻僥倖沒沉，補好後繼續前行，又十分僥倖的沒有碰到海盜，經過三個月航程，到達今天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
此地婆羅門教盛行，佛教沒什麼影響，法顯等了五個月才等到搭船回國的機會。船隻駛入南海後又遭遇風暴，婆羅門教徒認為是佛教徒法顯帶來的災禍，一度想把他扔在海島上自生自滅，因另一佛教徒極力阻止才倖免於難。
船隻的目的地本是廣州，卻因為連續的陰天迷失了方向，向東北開了七十天還沒有到岸，船上本來只帶了五十天給養，這時航行已經一百多天，食物和淡水行將告罄，有經驗的商人認為已經過站，讓船隻轉向西北航行，最終在今山東境內的青州長廣郡登陸。此時距離他從長安出發西行已經十五年了，這一路的行程，精彩程度比《西遊記》也不遑多讓。
法顯西行求法及回國路線圖
此時割據山東的南燕政權已經被東晉太尉劉裕消滅，法顯得到劉裕之弟青州刺史劉道憐的盛情招待。他本來想回長安，但看到江南慧遠、道生等名僧輩出，而長安的後秦政權已經風雨飄搖，最終選擇在南方的東晉完成譯經事業，與北天竺高僧佛馱跋陀羅（覺賢）合作，譯出數部佛經。公元420年，劉裕篡晉前後，法顯去世，享年八十六歲。
華夏文明的生命力：
求道之魂與信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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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大師的西行求法，成果是十分豐碩的。
佛教律藏共有五部，其中《迦葉維律》中國一直未傳，剩下的四部律中，法顯西行之前中國只有口述的《薩婆多眾律》。法顯在中天竺得到了《摩訶僧祇眾律》、《薩婆多眾律》的寫本，在師子國得到了《彌沙塞律》的寫本，也就是說漢地流傳的四部律中，法顯帶回了其中三部的文本，只有一部《四分律》不是他帶回來的。
法顯和佛馱跋陀羅（覺賢）譯出了《摩訶僧祇眾律》，這是漢地四部律中最重要的一部；他去世後一年，罽賓高僧佛馱什（覺壽）與東晉高僧道生共同譯出了《彌沙塞律》；《薩婆多眾律》在他回國之前，已經被鳩摩羅什譯出，所以沒有再譯。從此中國佛教的宗教科儀大備，戒律也不再缺失，中國佛教日益走上正軌，此外法顯帶回和譯出的《大般泥洹經》對佛教義學也頗有影響。
佛馱跋陀羅（覺賢）與鳩摩羅什講經說法
內亞僧人對中國文化推動巨大
法顯大師發願西行求法，帶回律藏，在垂暮之年終於成功，對中國佛教貢獻極大，可謂求仁得仁，如願以償。但比帶回律藏更可貴的，則是他的西行之路展現出的求道精神。
魏晉南北朝時的中國知識界，為了追求真理，並沒有多少門戶之見。當佛學以其精密的邏輯和宏大的建構征服了知識界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即將佛學視為真理，視為無上大道，為了追尋真理，甘願自承中土的不足，前往印度求法，絕無後世“天朝上國”的優越感與“中體西用”的扭捏作態，這實際上是一種開放、自信的心態，是隋唐文化輝煌璀璨的根本原因。
求道之後還要傳道，“道”才能真正光大。當時的佛教徒視佛教的發源地印度為“中土”，視中國為“邊地”，與法顯同行的道整就樂於終老佛國，不願再回中土，但最虔誠的求道者不會只滿足於得到“道”，還要將“道”推廣到更多地方，所以法顯才毅然回國，文化的雙向交流遠比單向交流有效率。
玄奘的先導法顯大師
法顯雖然不是第一個西行求法的人，但卻是第一個成功到達天竺，又成功返回的求法者。受到法顯的鼓勵，中國僧人西行求法之風大盛。
在法顯圓寂的當年，幽州僧人曇無竭率二十五人重走法顯西行之路，禮拜佛缽，求取真經，從海道回國時只剩下五人。此後西行求法者日多，雖然埋骨黃沙、殞身雪嶺者不知凡幾，但依然無法阻止他們的求道之心。
唐代西行求法最有名的兩位大師玄奘和義淨，都明確的受到法顯的影響。玄奘曾說：“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遂不顧禁令，西行求法，歷時十七年，攜回佛經六百多部。義淨則“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從水路前往天竺求法，歷時二十餘年，帶回佛經四百部。
與西行求法相應的東行傳法，同樣受到法顯求道精神的影響。唐代鑑真大師從四十五歲決意去日本傳法，經五次東渡失敗，雙目失明，大弟子圓寂，甚至連邀他東渡的日本僧人也已病故，但鑑真不為所動，最終在六十五歲高齡，第六次東渡到達日本，將佛法與中國文化帶到日本，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
正是這一批又一批的求道者與殉道者，不斷的將“邊地”變為“中土”，將心目中的真理傳播到世界各地，在促進不同文明交流的同時，也使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
最終，中國取代印度，成為新的佛教中心。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派王玄策出使天竺，使團被叛臣襲擊，王玄策當即從吐蕃和泥婆羅（尼泊爾）借兵，大破天竺叛軍，橫掃五天竺，於次年回長安獻俘。
佛教聖地竟然一度被唐朝佔領，這大大的鼓舞了中國的佛教徒，曾經糾結於中國“邊地”地位的玄奘，毫不猶豫的稱頌唐太宗為佛教教義中的理想世俗君主轉輪王，給印度高僧的信中也認為中國佛教不遜於印度。中國的五臺山則被公認為佛典中文殊菩薩的道場“清涼山”，連天竺僧人亦來此朝拜。武則天上臺的過程中，天竺僧人為她篡改佛經，營造聲勢，尊其為轉輪王、彌勒佛。
王玄策躍馬靈山
極大的改變了中國佛教徒的心態
隋唐文化也在交流中達到中國古代的最高峰。入宋以後，中國的文化心態開始轉向保守和內在，到明清更是以“天朝上國”自居，被拋棄在世界潮流之外。
畢竟遠去了，那一個信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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