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藏瓷中為何不見宣德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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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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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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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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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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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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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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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就所謂坐蓋式青花蟲罐來看，因地層不同而有下列差異：
1. 上層出土的蟲罐器壁較薄，下層出土的蟲罐器壁則較厚；
2. 上層出土的蟲罐內壁底部刷有一層極薄的釉層，並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時見淡紅色的瓷胎（即所謂窯火紅），下層蟲罐之內壁底因無釉而露出粗澀的瓷胎；
3. 上層出土的蟲罐蓋底與圈足都有單行六字年款，下層出土物全無年款；
4. 上層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鬆、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下層出土的蟲罐僅有後四種紋樣，而無龍鳳、海獸之類；
5. 上層出土的蟲罐上紋飾用筆清雅瀟灑，下層出土的蟲罐紋飾則畫得較為粗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出土的繪有龍紋的蟲罐，其龍紋無論是雲龍還是行龍均為雙角五爪，即使是無角無鱗的螭龍紋，也畫成五爪，以往的發現均為四爪。按元、明兩朝的制度規定：凡飾有該類紋飾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龍紋罐必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於出土於同一地層的飾有其他紋飾的蓋罐，則由於封建時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規定，他們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為宮中其他人員使用的蟲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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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就所謂坐蓋式青花蟲罐來看，因地層不同而有下列差異：
1. 上層出土的蟲罐器壁較薄，下層出土的蟲罐器壁則較厚；
2. 上層出土的蟲罐內壁底部刷有一層極薄的釉層，並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時見淡紅色的瓷胎（即所謂窯火紅），下層蟲罐之內壁底因無釉而露出粗澀的瓷胎；
3. 上層出土的蟲罐蓋底與圈足都有單行六字年款，下層出土物全無年款；
4. 上層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鬆、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下層出土的蟲罐僅有後四種紋樣，而無龍鳳、海獸之類；
5. 上層出土的蟲罐上紋飾用筆清雅瀟灑，下層出土的蟲罐紋飾則畫得較為粗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出土的繪有龍紋的蟲罐，其龍紋無論是雲龍還是行龍均為雙角五爪，即使是無角無鱗的螭龍紋，也畫成五爪，以往的發現均為四爪。按元、明兩朝的制度規定：凡飾有該類紋飾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龍紋罐必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於出土於同一地層的飾有其他紋飾的蓋罐，則由於封建時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規定，他們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為宮中其他人員使用的蟲罐。
眾所周知，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系官窯燒造的貢餘之物，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選的貢品。由於官窯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極高，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燒製過程中出現毛病，當時的人為了確保貢品的質量，往往都要超額燒造；當合格品上貢之後，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貢餘品與次品就必須砸碎埋藏。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屬有意摧毀的“貢餘品”或“次品”。
如果把上述中華路宣德窯址遺物堆積上層出土的“貢餘品”或“次品”與同時代的其他系列的產品（如碗、盤類）相比較，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蟲罐之底、蓋內均書有青花年款，而帶蓋的產品如大蓋罐、大梅瓶、僧帽壺以及嬌小的梨形壺等，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書款，器蓋則均無年款。在一個帶蓋的器皿上書寫兩個年款者，除蟋蟀罐之外，筆者在出土物中僅見青花筆盒一例。在筆盒上書寫雙款，顯然因為它是喜愛書畫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而蟋蟀罐也用雙款，則說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睞，其地位便會迅速提高。微不足道的蟲罐在宣德年間已躋身於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這顯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又酷好蟋蟀的明證。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就所謂坐蓋式青花蟲罐來看，因地層不同而有下列差異：
1. 上層出土的蟲罐器壁較薄，下層出土的蟲罐器壁則較厚；
2. 上層出土的蟲罐內壁底部刷有一層極薄的釉層，並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時見淡紅色的瓷胎（即所謂窯火紅），下層蟲罐之內壁底因無釉而露出粗澀的瓷胎；
3. 上層出土的蟲罐蓋底與圈足都有單行六字年款，下層出土物全無年款；
4. 上層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鬆、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下層出土的蟲罐僅有後四種紋樣，而無龍鳳、海獸之類；
5. 上層出土的蟲罐上紋飾用筆清雅瀟灑，下層出土的蟲罐紋飾則畫得較為粗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出土的繪有龍紋的蟲罐，其龍紋無論是雲龍還是行龍均為雙角五爪，即使是無角無鱗的螭龍紋，也畫成五爪，以往的發現均為四爪。按元、明兩朝的制度規定：凡飾有該類紋飾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龍紋罐必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於出土於同一地層的飾有其他紋飾的蓋罐，則由於封建時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規定，他們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為宮中其他人員使用的蟲罐。
眾所周知，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系官窯燒造的貢餘之物，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選的貢品。由於官窯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極高，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燒製過程中出現毛病，當時的人為了確保貢品的質量，往往都要超額燒造；當合格品上貢之後，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貢餘品與次品就必須砸碎埋藏。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屬有意摧毀的“貢餘品”或“次品”。
如果把上述中華路宣德窯址遺物堆積上層出土的“貢餘品”或“次品”與同時代的其他系列的產品（如碗、盤類）相比較，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蟲罐之底、蓋內均書有青花年款，而帶蓋的產品如大蓋罐、大梅瓶、僧帽壺以及嬌小的梨形壺等，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書款，器蓋則均無年款。在一個帶蓋的器皿上書寫兩個年款者，除蟋蟀罐之外，筆者在出土物中僅見青花筆盒一例。在筆盒上書寫雙款，顯然因為它是喜愛書畫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而蟋蟀罐也用雙款，則說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睞，其地位便會迅速提高。微不足道的蟲罐在宣德年間已躋身於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這顯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又酷好蟋蟀的明證。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就所謂坐蓋式青花蟲罐來看，因地層不同而有下列差異：
1. 上層出土的蟲罐器壁較薄，下層出土的蟲罐器壁則較厚；
2. 上層出土的蟲罐內壁底部刷有一層極薄的釉層，並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時見淡紅色的瓷胎（即所謂窯火紅），下層蟲罐之內壁底因無釉而露出粗澀的瓷胎；
3. 上層出土的蟲罐蓋底與圈足都有單行六字年款，下層出土物全無年款；
4. 上層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鬆、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下層出土的蟲罐僅有後四種紋樣，而無龍鳳、海獸之類；
5. 上層出土的蟲罐上紋飾用筆清雅瀟灑，下層出土的蟲罐紋飾則畫得較為粗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出土的繪有龍紋的蟲罐，其龍紋無論是雲龍還是行龍均為雙角五爪，即使是無角無鱗的螭龍紋，也畫成五爪，以往的發現均為四爪。按元、明兩朝的制度規定：凡飾有該類紋飾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龍紋罐必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於出土於同一地層的飾有其他紋飾的蓋罐，則由於封建時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規定，他們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為宮中其他人員使用的蟲罐。
眾所周知，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系官窯燒造的貢餘之物，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選的貢品。由於官窯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極高，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燒製過程中出現毛病，當時的人為了確保貢品的質量，往往都要超額燒造；當合格品上貢之後，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貢餘品與次品就必須砸碎埋藏。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屬有意摧毀的“貢餘品”或“次品”。
如果把上述中華路宣德窯址遺物堆積上層出土的“貢餘品”或“次品”與同時代的其他系列的產品（如碗、盤類）相比較，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蟲罐之底、蓋內均書有青花年款，而帶蓋的產品如大蓋罐、大梅瓶、僧帽壺以及嬌小的梨形壺等，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書款，器蓋則均無年款。在一個帶蓋的器皿上書寫兩個年款者，除蟋蟀罐之外，筆者在出土物中僅見青花筆盒一例。在筆盒上書寫雙款，顯然因為它是喜愛書畫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而蟋蟀罐也用雙款，則說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睞，其地位便會迅速提高。微不足道的蟲罐在宣德年間已躋身於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這顯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又酷好蟋蟀的明證。
2. 出土的青花蟋蟀罐上的紋飾也較其他系列的產品更為豐富，如黃鸝白鷺、蓮池珍禽、海東青與獵犬，以及灌木鶺鴒、洲渚水鳥等，都是不見於同時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藝品上的絕無僅有的紋樣。
綜上所述，宣德官窯生產的蟋蟀罐，器型雖然不多，但年款鄭重，紋飾特別新穎而又豐富。當時的御器廠在這些蕞爾之物上肯花費如此之多的功夫，顯然是為了投合皇帝的促織之好。
以上遺物的出土完全可以證實：一代英主明宣宗也有與南宋昏相賈似道相同的愛好。假如清初詩人王漁洋也能見到這批遺物，便不會提出前述的一段疑問了。
四、清宮藏瓷中為何不見宣德蟋蟀罐
從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與傳世的明官窯瓷器來看，宣德時代創燒的蟋蟀罐，在宣德以後的一個世紀裡，明御器廠都不再燒造，直到嘉靖、萬曆之際，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蟲罐出現。這些現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後的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諸帝都沒有玩蟋蟀的興趣。宣德時代的鬥蟲與養蟲之風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裡已經悄然消逝，否則，明御器廠就不會停止蟋蟀罐的生產。
如果再把注意力轉向清宮舊藏的宣德器（按：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是此方面現今最有權威的收藏），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又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
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呢？要撥開這層迷霧還得先從考古資料談起。
綜觀明一代的官窯產品，儘管量多而又式繁，如從功能上觀察，也只有如下幾類：
1. 飲食器類：碗、盤、杯、碟等。
2. 祭祀器類：香爐、燭臺、爵杯、簋、簠、登、豆之類。
3. 陳設器類：花瓶、罐與雕塑之類。
4. 賞賚器類：送給少數民族首領及宗教領袖和外國使節與外國貴族的瓷器。
5. 文房器類：水注、硯滴、筆盒、瓷硯之類。
6. 花鳥蟲魚用器類：種花用的盆缽、鳥食罐、鳥籠、花瓶、魚缸、蟋蟀罐、過籠等。
如果把明朝各代御器廠燒造的以上所述的第6 類瓷器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則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結論：宣德時代的花鳥蟲魚用器，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樂及它以後的正統至萬曆諸窯所產，其品種更為豐富，其製作更為考究，其數量也要大得多。
就1982 年以來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來看，宣德花盆、花缽類有：白釉折沿平口缽、白釉折沿花口缽、青花紅彩花卉紋花口缽、青花紅彩折沿缽、青花七稜折枝花缽、青花靈芝紋四方缽、青釉仰鍾式缽、青釉六邊六足花盆。腰圓四足水仙盆則有紅釉、紫金釉、灑藍和孔雀綠四類，六邊形水仙盆有青花靈芝紋與素白兩式。以上各式花器計有十四種。
鳥食罐則分單口、雙口、象生與幾何形諸類，約計十四式，鳥籠花瓶雖為蕞爾之物，也分四方琮形、貫耳膽形、蔗段、竹節與葫蘆形諸式。
蟋蟀罐則已如上述。
以上所列的千姿百態的鳥食罐、蟲罐與花盆、花缽之類告訴我們，宣德帝不僅僅有蟋蟀之好，而且還熱衷於名貴花木的種植與禽鳥的飼養。
就皇帝而言，有點愛蟲憐花的雅好本無可厚非，但由於臣工投其所好，很容易出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風氣。這一風氣一旦形成，小小的花木與蟲鳥就會給人民造成災難，給社會增加沉重的負擔。為長者避諱的《大明實錄》等官書雖然沒有相關的記錄，但明人的野史筆記與朝鮮《李朝世宗實錄》卻透露了許多真信息。
明代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記有：
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
朝鮮《李朝世宗莊憲大王實錄二》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記朝鮮籍內官尹鳳，謂：
鳳，本國火者（筆者按：太監）也，初在瑞興，甚貧賤。永樂年間（1403—1424）被選赴京，出入禁闥，於今三世。欺誑帝聰，以捕海青、土豹、黑狐等事連年來我，貪求無厭，恣行己欲，於瑞興（筆者按：朝籍內官的故鄉）起第，將為退老之計，土田臧獲，靦而求請，以備家產。使弟重富位至中樞，至於親族靡不受職，其蒙國家之恩至矣。猶為不足，鞍馬、布幣，亦區區請之，無恥甚矣。本國之人為本國之害，使吾民奔走疲斃，其於昌盛、張定安何足責乎！
關於朝鮮籍內官昌盛，同書宣德四年（1429）八月記朝鮮世宗與左右言：
使臣李相，甚不肖人也，所至輒打人。以本國之人而敢肆剛愎，豈復有如此者乎！予又聞昌盛盜迎接都監銀缽。又所過州縣，如交倚、坐子等物，見其美者便取之……
又，記宣德三年（1428）九月鄭欽之言：
尹鳳謂予曰：“洪熙沉於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帝）燕於宮中，長作雜戲。永樂皇帝雖有失節之事，然勤於聽政，有威可畏。”鳳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為不足矣。
又，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記朝鮮世宗對安崇善說：
尹鳳雲：“帝（指宣德帝）好遊戲，至一旬不謁皇太后，且後宮爭妒，宮人所出潛相殺之。皇太子亦輕佻。”此而不諱，其意必怨也。
把陸容的記載與《李朝世宗實錄》和前述第6類瓷器相互印證，人們不難想象，宣德時官府拆民牆捕蟲、發民屋移花，太監藉機敲詐民財、沿途勒索民物的情景。明宣宗的蟋蟀與鷹犬之好，與宋徽宗的花石綱多麼相似啊！
我們知道，中國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錯誤的決策、不良的嗜好，在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是不敢輕易議論表示不滿的。然而一旦皇帝賓天，情況就會兩樣，他的繼承人往往在緬懷先帝的豐功偉績、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時，加緊部署制定和先帝意願完全相反的措施。比如，永樂帝為耀威異域命鄭和七下西洋（筆者按：第七次下西洋因永樂帝病逝而未果），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南京遷都北京，大興土木致使國庫空虛。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似無異議，而病死榆木川，皇太子洪熙帝繼位之後，立即發佈命令取消寶船下海，並做出把國都從北京遷往南京的決定。
宣德帝的情形也當如此。宣宗少年得志，自尊心極強，宣德五年（1430）二月有監察御史陳祚建議他研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他竟然認為陳祚藐視他“不學無術”而勃然大怒，把陳祚和他的家人十餘口投入監獄。那麼，他指派太監到全國各地甚至遠至朝鮮搜刮“鳥獸花木與諸珍異之好”；密令蘇州知府況鍾進貢蟋蟀千隻，用世襲的官職賞賜蟋蟀進貢者的荒唐行為，當時的人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僅八歲的兒子——正統帝朱祁鎮繼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親、太皇太后張氏與元老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執掌。張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在當時被人稱為“女中堯舜”；而“三楊”又是著名的儒臣。宣德帝的養蟲與鬥蟲的嗜好以及蒐羅名花異鳥的行為，顯然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儒家英主的規範，宣宗活著的時候他們雖能以寬容的態度保持緘默，但一旦故去，其不滿的情緒就要化為行動了，所以太皇太后張氏在宣德帝死後的當年，就發佈瞭如下命令：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
這道詔令當為宣宗補過，其中的“不急之務”必指奢侈品的生產和花木蟲鳥的搜刮。停止這些活動並“革中官不差”，顯然是為了讓民休息而採取的善政。罷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鬥擅鳴的蟋蟀以及宣德帝為養蟲與鬥蟲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鎮御器廠燒造的極其精美而又奢華的蟲罐。太皇太后罷去這些玩意兒有兩重原因：一是防止對幼主產生不良影響，因為其時的正統帝年僅八歲，他急需學習儒家經典，而養蟲與鬥蟲很容易使人（特別是兒童）入迷，荒廢學業；二是為了維護兒子的形象，因為她認為養蟲與鬥蟲不是明君應該做的事情。於是宣德帝喜歡的精美的蟋蟀罐，就被這位“女堯舜”罷去，而成為禁燬之物了。
上述文獻是宣德癸丑（1433）進士、英宗朝翰林學士李賢的記錄。這記錄的背後不僅僅暗示著宣宗以後，宮中的養蟲與鬥蟲之風終止，而且還透露出景德鎮御器廠在正統至正德時期（1436—1521）停燒蟲罐的原因。可見太皇太后的這道命令威力之大、影響之久！
而前述散落在不同地點的三件傳世的青花蟲罐，則有可能是宣德帝賞賜臣工
的禮物，因為明代文獻有宣德賜寵物於大臣的記載，如明人黃佐就記載過宣德三年（1428）宣德帝將十八籠鸚鵡分別賞賜給楊士奇等人的史實。如果這個推測不錯的話，那麼前述三罐就因離開紫禁城而僥倖地逃脫了“滅頂之災”，這也許就是它們能在故宮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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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就所謂坐蓋式青花蟲罐來看，因地層不同而有下列差異：
1. 上層出土的蟲罐器壁較薄，下層出土的蟲罐器壁則較厚；
2. 上層出土的蟲罐內壁底部刷有一層極薄的釉層，並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時見淡紅色的瓷胎（即所謂窯火紅），下層蟲罐之內壁底因無釉而露出粗澀的瓷胎；
3. 上層出土的蟲罐蓋底與圈足都有單行六字年款，下層出土物全無年款；
4. 上層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鬆、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下層出土的蟲罐僅有後四種紋樣，而無龍鳳、海獸之類；
5. 上層出土的蟲罐上紋飾用筆清雅瀟灑，下層出土的蟲罐紋飾則畫得較為粗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出土的繪有龍紋的蟲罐，其龍紋無論是雲龍還是行龍均為雙角五爪，即使是無角無鱗的螭龍紋，也畫成五爪，以往的發現均為四爪。按元、明兩朝的制度規定：凡飾有該類紋飾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龍紋罐必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於出土於同一地層的飾有其他紋飾的蓋罐，則由於封建時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規定，他們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為宮中其他人員使用的蟲罐。
眾所周知，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系官窯燒造的貢餘之物，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選的貢品。由於官窯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極高，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燒製過程中出現毛病，當時的人為了確保貢品的質量，往往都要超額燒造；當合格品上貢之後，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貢餘品與次品就必須砸碎埋藏。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屬有意摧毀的“貢餘品”或“次品”。
如果把上述中華路宣德窯址遺物堆積上層出土的“貢餘品”或“次品”與同時代的其他系列的產品（如碗、盤類）相比較，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蟲罐之底、蓋內均書有青花年款，而帶蓋的產品如大蓋罐、大梅瓶、僧帽壺以及嬌小的梨形壺等，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書款，器蓋則均無年款。在一個帶蓋的器皿上書寫兩個年款者，除蟋蟀罐之外，筆者在出土物中僅見青花筆盒一例。在筆盒上書寫雙款，顯然因為它是喜愛書畫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而蟋蟀罐也用雙款，則說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睞，其地位便會迅速提高。微不足道的蟲罐在宣德年間已躋身於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這顯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又酷好蟋蟀的明證。
2. 出土的青花蟋蟀罐上的紋飾也較其他系列的產品更為豐富，如黃鸝白鷺、蓮池珍禽、海東青與獵犬，以及灌木鶺鴒、洲渚水鳥等，都是不見於同時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藝品上的絕無僅有的紋樣。
綜上所述，宣德官窯生產的蟋蟀罐，器型雖然不多，但年款鄭重，紋飾特別新穎而又豐富。當時的御器廠在這些蕞爾之物上肯花費如此之多的功夫，顯然是為了投合皇帝的促織之好。
以上遺物的出土完全可以證實：一代英主明宣宗也有與南宋昏相賈似道相同的愛好。假如清初詩人王漁洋也能見到這批遺物，便不會提出前述的一段疑問了。
四、清宮藏瓷中為何不見宣德蟋蟀罐
從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與傳世的明官窯瓷器來看，宣德時代創燒的蟋蟀罐，在宣德以後的一個世紀裡，明御器廠都不再燒造，直到嘉靖、萬曆之際，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蟲罐出現。這些現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後的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諸帝都沒有玩蟋蟀的興趣。宣德時代的鬥蟲與養蟲之風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裡已經悄然消逝，否則，明御器廠就不會停止蟋蟀罐的生產。
如果再把注意力轉向清宮舊藏的宣德器（按：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是此方面現今最有權威的收藏），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又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
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呢？要撥開這層迷霧還得先從考古資料談起。
綜觀明一代的官窯產品，儘管量多而又式繁，如從功能上觀察，也只有如下幾類：
1. 飲食器類：碗、盤、杯、碟等。
2. 祭祀器類：香爐、燭臺、爵杯、簋、簠、登、豆之類。
3. 陳設器類：花瓶、罐與雕塑之類。
4. 賞賚器類：送給少數民族首領及宗教領袖和外國使節與外國貴族的瓷器。
5. 文房器類：水注、硯滴、筆盒、瓷硯之類。
6. 花鳥蟲魚用器類：種花用的盆缽、鳥食罐、鳥籠、花瓶、魚缸、蟋蟀罐、過籠等。
如果把明朝各代御器廠燒造的以上所述的第6 類瓷器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則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結論：宣德時代的花鳥蟲魚用器，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樂及它以後的正統至萬曆諸窯所產，其品種更為豐富，其製作更為考究，其數量也要大得多。
就1982 年以來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來看，宣德花盆、花缽類有：白釉折沿平口缽、白釉折沿花口缽、青花紅彩花卉紋花口缽、青花紅彩折沿缽、青花七稜折枝花缽、青花靈芝紋四方缽、青釉仰鍾式缽、青釉六邊六足花盆。腰圓四足水仙盆則有紅釉、紫金釉、灑藍和孔雀綠四類，六邊形水仙盆有青花靈芝紋與素白兩式。以上各式花器計有十四種。
鳥食罐則分單口、雙口、象生與幾何形諸類，約計十四式，鳥籠花瓶雖為蕞爾之物，也分四方琮形、貫耳膽形、蔗段、竹節與葫蘆形諸式。
蟋蟀罐則已如上述。
以上所列的千姿百態的鳥食罐、蟲罐與花盆、花缽之類告訴我們，宣德帝不僅僅有蟋蟀之好，而且還熱衷於名貴花木的種植與禽鳥的飼養。
就皇帝而言，有點愛蟲憐花的雅好本無可厚非，但由於臣工投其所好，很容易出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風氣。這一風氣一旦形成，小小的花木與蟲鳥就會給人民造成災難，給社會增加沉重的負擔。為長者避諱的《大明實錄》等官書雖然沒有相關的記錄，但明人的野史筆記與朝鮮《李朝世宗實錄》卻透露了許多真信息。
明代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記有：
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
朝鮮《李朝世宗莊憲大王實錄二》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記朝鮮籍內官尹鳳，謂：
鳳，本國火者（筆者按：太監）也，初在瑞興，甚貧賤。永樂年間（1403—1424）被選赴京，出入禁闥，於今三世。欺誑帝聰，以捕海青、土豹、黑狐等事連年來我，貪求無厭，恣行己欲，於瑞興（筆者按：朝籍內官的故鄉）起第，將為退老之計，土田臧獲，靦而求請，以備家產。使弟重富位至中樞，至於親族靡不受職，其蒙國家之恩至矣。猶為不足，鞍馬、布幣，亦區區請之，無恥甚矣。本國之人為本國之害，使吾民奔走疲斃，其於昌盛、張定安何足責乎！
關於朝鮮籍內官昌盛，同書宣德四年（1429）八月記朝鮮世宗與左右言：
使臣李相，甚不肖人也，所至輒打人。以本國之人而敢肆剛愎，豈復有如此者乎！予又聞昌盛盜迎接都監銀缽。又所過州縣，如交倚、坐子等物，見其美者便取之……
又，記宣德三年（1428）九月鄭欽之言：
尹鳳謂予曰：“洪熙沉於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帝）燕於宮中，長作雜戲。永樂皇帝雖有失節之事，然勤於聽政，有威可畏。”鳳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為不足矣。
又，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記朝鮮世宗對安崇善說：
尹鳳雲：“帝（指宣德帝）好遊戲，至一旬不謁皇太后，且後宮爭妒，宮人所出潛相殺之。皇太子亦輕佻。”此而不諱，其意必怨也。
把陸容的記載與《李朝世宗實錄》和前述第6類瓷器相互印證，人們不難想象，宣德時官府拆民牆捕蟲、發民屋移花，太監藉機敲詐民財、沿途勒索民物的情景。明宣宗的蟋蟀與鷹犬之好，與宋徽宗的花石綱多麼相似啊！
我們知道，中國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錯誤的決策、不良的嗜好，在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是不敢輕易議論表示不滿的。然而一旦皇帝賓天，情況就會兩樣，他的繼承人往往在緬懷先帝的豐功偉績、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時，加緊部署制定和先帝意願完全相反的措施。比如，永樂帝為耀威異域命鄭和七下西洋（筆者按：第七次下西洋因永樂帝病逝而未果），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南京遷都北京，大興土木致使國庫空虛。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似無異議，而病死榆木川，皇太子洪熙帝繼位之後，立即發佈命令取消寶船下海，並做出把國都從北京遷往南京的決定。
宣德帝的情形也當如此。宣宗少年得志，自尊心極強，宣德五年（1430）二月有監察御史陳祚建議他研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他竟然認為陳祚藐視他“不學無術”而勃然大怒，把陳祚和他的家人十餘口投入監獄。那麼，他指派太監到全國各地甚至遠至朝鮮搜刮“鳥獸花木與諸珍異之好”；密令蘇州知府況鍾進貢蟋蟀千隻，用世襲的官職賞賜蟋蟀進貢者的荒唐行為，當時的人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僅八歲的兒子——正統帝朱祁鎮繼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親、太皇太后張氏與元老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執掌。張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在當時被人稱為“女中堯舜”；而“三楊”又是著名的儒臣。宣德帝的養蟲與鬥蟲的嗜好以及蒐羅名花異鳥的行為，顯然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儒家英主的規範，宣宗活著的時候他們雖能以寬容的態度保持緘默，但一旦故去，其不滿的情緒就要化為行動了，所以太皇太后張氏在宣德帝死後的當年，就發佈瞭如下命令：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
這道詔令當為宣宗補過，其中的“不急之務”必指奢侈品的生產和花木蟲鳥的搜刮。停止這些活動並“革中官不差”，顯然是為了讓民休息而採取的善政。罷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鬥擅鳴的蟋蟀以及宣德帝為養蟲與鬥蟲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鎮御器廠燒造的極其精美而又奢華的蟲罐。太皇太后罷去這些玩意兒有兩重原因：一是防止對幼主產生不良影響，因為其時的正統帝年僅八歲，他急需學習儒家經典，而養蟲與鬥蟲很容易使人（特別是兒童）入迷，荒廢學業；二是為了維護兒子的形象，因為她認為養蟲與鬥蟲不是明君應該做的事情。於是宣德帝喜歡的精美的蟋蟀罐，就被這位“女堯舜”罷去，而成為禁燬之物了。
上述文獻是宣德癸丑（1433）進士、英宗朝翰林學士李賢的記錄。這記錄的背後不僅僅暗示著宣宗以後，宮中的養蟲與鬥蟲之風終止，而且還透露出景德鎮御器廠在正統至正德時期（1436—1521）停燒蟲罐的原因。可見太皇太后的這道命令威力之大、影響之久！
而前述散落在不同地點的三件傳世的青花蟲罐，則有可能是宣德帝賞賜臣工
的禮物，因為明代文獻有宣德賜寵物於大臣的記載，如明人黃佐就記載過宣德三年（1428）宣德帝將十八籠鸚鵡分別賞賜給楊士奇等人的史實。如果這個推測不錯的話，那麼前述三罐就因離開紫禁城而僥倖地逃脫了“滅頂之災”，這也許就是它們能在故宮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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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就所謂坐蓋式青花蟲罐來看，因地層不同而有下列差異：
1. 上層出土的蟲罐器壁較薄，下層出土的蟲罐器壁則較厚；
2. 上層出土的蟲罐內壁底部刷有一層極薄的釉層，並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時見淡紅色的瓷胎（即所謂窯火紅），下層蟲罐之內壁底因無釉而露出粗澀的瓷胎；
3. 上層出土的蟲罐蓋底與圈足都有單行六字年款，下層出土物全無年款；
4. 上層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鬆、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下層出土的蟲罐僅有後四種紋樣，而無龍鳳、海獸之類；
5. 上層出土的蟲罐上紋飾用筆清雅瀟灑，下層出土的蟲罐紋飾則畫得較為粗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出土的繪有龍紋的蟲罐，其龍紋無論是雲龍還是行龍均為雙角五爪，即使是無角無鱗的螭龍紋，也畫成五爪，以往的發現均為四爪。按元、明兩朝的制度規定：凡飾有該類紋飾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龍紋罐必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於出土於同一地層的飾有其他紋飾的蓋罐，則由於封建時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規定，他們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為宮中其他人員使用的蟲罐。
眾所周知，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系官窯燒造的貢餘之物，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選的貢品。由於官窯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極高，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燒製過程中出現毛病，當時的人為了確保貢品的質量，往往都要超額燒造；當合格品上貢之後，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貢餘品與次品就必須砸碎埋藏。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屬有意摧毀的“貢餘品”或“次品”。
如果把上述中華路宣德窯址遺物堆積上層出土的“貢餘品”或“次品”與同時代的其他系列的產品（如碗、盤類）相比較，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蟲罐之底、蓋內均書有青花年款，而帶蓋的產品如大蓋罐、大梅瓶、僧帽壺以及嬌小的梨形壺等，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書款，器蓋則均無年款。在一個帶蓋的器皿上書寫兩個年款者，除蟋蟀罐之外，筆者在出土物中僅見青花筆盒一例。在筆盒上書寫雙款，顯然因為它是喜愛書畫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而蟋蟀罐也用雙款，則說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睞，其地位便會迅速提高。微不足道的蟲罐在宣德年間已躋身於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這顯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又酷好蟋蟀的明證。
2. 出土的青花蟋蟀罐上的紋飾也較其他系列的產品更為豐富，如黃鸝白鷺、蓮池珍禽、海東青與獵犬，以及灌木鶺鴒、洲渚水鳥等，都是不見於同時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藝品上的絕無僅有的紋樣。
綜上所述，宣德官窯生產的蟋蟀罐，器型雖然不多，但年款鄭重，紋飾特別新穎而又豐富。當時的御器廠在這些蕞爾之物上肯花費如此之多的功夫，顯然是為了投合皇帝的促織之好。
以上遺物的出土完全可以證實：一代英主明宣宗也有與南宋昏相賈似道相同的愛好。假如清初詩人王漁洋也能見到這批遺物，便不會提出前述的一段疑問了。
四、清宮藏瓷中為何不見宣德蟋蟀罐
從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與傳世的明官窯瓷器來看，宣德時代創燒的蟋蟀罐，在宣德以後的一個世紀裡，明御器廠都不再燒造，直到嘉靖、萬曆之際，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蟲罐出現。這些現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後的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諸帝都沒有玩蟋蟀的興趣。宣德時代的鬥蟲與養蟲之風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裡已經悄然消逝，否則，明御器廠就不會停止蟋蟀罐的生產。
如果再把注意力轉向清宮舊藏的宣德器（按：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是此方面現今最有權威的收藏），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又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
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呢？要撥開這層迷霧還得先從考古資料談起。
綜觀明一代的官窯產品，儘管量多而又式繁，如從功能上觀察，也只有如下幾類：
1. 飲食器類：碗、盤、杯、碟等。
2. 祭祀器類：香爐、燭臺、爵杯、簋、簠、登、豆之類。
3. 陳設器類：花瓶、罐與雕塑之類。
4. 賞賚器類：送給少數民族首領及宗教領袖和外國使節與外國貴族的瓷器。
5. 文房器類：水注、硯滴、筆盒、瓷硯之類。
6. 花鳥蟲魚用器類：種花用的盆缽、鳥食罐、鳥籠、花瓶、魚缸、蟋蟀罐、過籠等。
如果把明朝各代御器廠燒造的以上所述的第6 類瓷器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則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結論：宣德時代的花鳥蟲魚用器，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樂及它以後的正統至萬曆諸窯所產，其品種更為豐富，其製作更為考究，其數量也要大得多。
就1982 年以來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來看，宣德花盆、花缽類有：白釉折沿平口缽、白釉折沿花口缽、青花紅彩花卉紋花口缽、青花紅彩折沿缽、青花七稜折枝花缽、青花靈芝紋四方缽、青釉仰鍾式缽、青釉六邊六足花盆。腰圓四足水仙盆則有紅釉、紫金釉、灑藍和孔雀綠四類，六邊形水仙盆有青花靈芝紋與素白兩式。以上各式花器計有十四種。
鳥食罐則分單口、雙口、象生與幾何形諸類，約計十四式，鳥籠花瓶雖為蕞爾之物，也分四方琮形、貫耳膽形、蔗段、竹節與葫蘆形諸式。
蟋蟀罐則已如上述。
以上所列的千姿百態的鳥食罐、蟲罐與花盆、花缽之類告訴我們，宣德帝不僅僅有蟋蟀之好，而且還熱衷於名貴花木的種植與禽鳥的飼養。
就皇帝而言，有點愛蟲憐花的雅好本無可厚非，但由於臣工投其所好，很容易出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風氣。這一風氣一旦形成，小小的花木與蟲鳥就會給人民造成災難，給社會增加沉重的負擔。為長者避諱的《大明實錄》等官書雖然沒有相關的記錄，但明人的野史筆記與朝鮮《李朝世宗實錄》卻透露了許多真信息。
明代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記有：
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
朝鮮《李朝世宗莊憲大王實錄二》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記朝鮮籍內官尹鳳，謂：
鳳，本國火者（筆者按：太監）也，初在瑞興，甚貧賤。永樂年間（1403—1424）被選赴京，出入禁闥，於今三世。欺誑帝聰，以捕海青、土豹、黑狐等事連年來我，貪求無厭，恣行己欲，於瑞興（筆者按：朝籍內官的故鄉）起第，將為退老之計，土田臧獲，靦而求請，以備家產。使弟重富位至中樞，至於親族靡不受職，其蒙國家之恩至矣。猶為不足，鞍馬、布幣，亦區區請之，無恥甚矣。本國之人為本國之害，使吾民奔走疲斃，其於昌盛、張定安何足責乎！
關於朝鮮籍內官昌盛，同書宣德四年（1429）八月記朝鮮世宗與左右言：
使臣李相，甚不肖人也，所至輒打人。以本國之人而敢肆剛愎，豈復有如此者乎！予又聞昌盛盜迎接都監銀缽。又所過州縣，如交倚、坐子等物，見其美者便取之……
又，記宣德三年（1428）九月鄭欽之言：
尹鳳謂予曰：“洪熙沉於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帝）燕於宮中，長作雜戲。永樂皇帝雖有失節之事，然勤於聽政，有威可畏。”鳳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為不足矣。
又，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記朝鮮世宗對安崇善說：
尹鳳雲：“帝（指宣德帝）好遊戲，至一旬不謁皇太后，且後宮爭妒，宮人所出潛相殺之。皇太子亦輕佻。”此而不諱，其意必怨也。
把陸容的記載與《李朝世宗實錄》和前述第6類瓷器相互印證，人們不難想象，宣德時官府拆民牆捕蟲、發民屋移花，太監藉機敲詐民財、沿途勒索民物的情景。明宣宗的蟋蟀與鷹犬之好，與宋徽宗的花石綱多麼相似啊！
我們知道，中國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錯誤的決策、不良的嗜好，在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是不敢輕易議論表示不滿的。然而一旦皇帝賓天，情況就會兩樣，他的繼承人往往在緬懷先帝的豐功偉績、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時，加緊部署制定和先帝意願完全相反的措施。比如，永樂帝為耀威異域命鄭和七下西洋（筆者按：第七次下西洋因永樂帝病逝而未果），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南京遷都北京，大興土木致使國庫空虛。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似無異議，而病死榆木川，皇太子洪熙帝繼位之後，立即發佈命令取消寶船下海，並做出把國都從北京遷往南京的決定。
宣德帝的情形也當如此。宣宗少年得志，自尊心極強，宣德五年（1430）二月有監察御史陳祚建議他研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他竟然認為陳祚藐視他“不學無術”而勃然大怒，把陳祚和他的家人十餘口投入監獄。那麼，他指派太監到全國各地甚至遠至朝鮮搜刮“鳥獸花木與諸珍異之好”；密令蘇州知府況鍾進貢蟋蟀千隻，用世襲的官職賞賜蟋蟀進貢者的荒唐行為，當時的人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僅八歲的兒子——正統帝朱祁鎮繼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親、太皇太后張氏與元老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執掌。張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在當時被人稱為“女中堯舜”；而“三楊”又是著名的儒臣。宣德帝的養蟲與鬥蟲的嗜好以及蒐羅名花異鳥的行為，顯然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儒家英主的規範，宣宗活著的時候他們雖能以寬容的態度保持緘默，但一旦故去，其不滿的情緒就要化為行動了，所以太皇太后張氏在宣德帝死後的當年，就發佈瞭如下命令：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
這道詔令當為宣宗補過，其中的“不急之務”必指奢侈品的生產和花木蟲鳥的搜刮。停止這些活動並“革中官不差”，顯然是為了讓民休息而採取的善政。罷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鬥擅鳴的蟋蟀以及宣德帝為養蟲與鬥蟲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鎮御器廠燒造的極其精美而又奢華的蟲罐。太皇太后罷去這些玩意兒有兩重原因：一是防止對幼主產生不良影響，因為其時的正統帝年僅八歲，他急需學習儒家經典，而養蟲與鬥蟲很容易使人（特別是兒童）入迷，荒廢學業；二是為了維護兒子的形象，因為她認為養蟲與鬥蟲不是明君應該做的事情。於是宣德帝喜歡的精美的蟋蟀罐，就被這位“女堯舜”罷去，而成為禁燬之物了。
上述文獻是宣德癸丑（1433）進士、英宗朝翰林學士李賢的記錄。這記錄的背後不僅僅暗示著宣宗以後，宮中的養蟲與鬥蟲之風終止，而且還透露出景德鎮御器廠在正統至正德時期（1436—1521）停燒蟲罐的原因。可見太皇太后的這道命令威力之大、影響之久！
而前述散落在不同地點的三件傳世的青花蟲罐，則有可能是宣德帝賞賜臣工
的禮物，因為明代文獻有宣德賜寵物於大臣的記載，如明人黃佐就記載過宣德三年（1428）宣德帝將十八籠鸚鵡分別賞賜給楊士奇等人的史實。如果這個推測不錯的話，那麼前述三罐就因離開紫禁城而僥倖地逃脫了“滅頂之災”，這也許就是它們能在故宮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
明宣德官窯蟋蟀罐
劉新園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3588 定價: 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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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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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要撥開這層迷霧還要從考古資料談起。
*文章節選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劉新園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明朱瞻基鬥鵪鶉圖軸（局部）
文 | 劉新園
一、宣德帝與“促織之戲”
明宣德帝——朱瞻基，從洪熙元年（1425）六月繼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僅三十六歲。明王朝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僅有九年零七個月，就整個明王朝來說，它有如短暫的一瞬，然而這卻是明代最輝煌的一瞬。明史學家把這一瞬，比作西漢時代的所謂“文景之治”——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謹嚴著稱的學者，也給這一瞬以“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的評價。
從文獻記載來看，宣德帝不僅在軍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幹，而且還有許多雅好，比如“留神詞翰”“尤工繪事” “好促織之戲”等。對宣德帝的前兩種愛好，人們深信不疑，因為有一定數量的墨跡流傳至今；而對後一種嗜好，則有不同看法，因為宣宗好蟋蟀的記載，大都出自晚明時代的野史筆記，且無實物證據。所以清初著名詩人王漁洋在閱讀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描寫因宣德宮中尚蟋蟀，一平民幾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後，便很有感慨地說：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有三楊（榮、溥、士奇）、蹇（義）、夏（元吉）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失實耶？
王氏在這裡除對宣德間歲貢蟋蟀的史實表示懷疑外，他的“宣宗令主”、臺閣賢良之類的議論，似乎還意味著：宣德帝不會或者說沒有可能對微不足道的小蟲——蟋蟀產生興趣。
至於宣德朝是否有“歲貢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暫不討論；而對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則應給予注意。因為歷史不會被抹得無影無蹤，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會在遺物方面留下蛛絲馬跡。
二、有關蟋蟀的文獻記載
蟋蟀，屬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總科。本文所敘述的蟋蟀，屬“鬥蟋”（學名Gryllus chinensis，圖二）。該蟲在西漢時別稱“蛩”，晉人以其鳴聲如織，又稱“促織”，明清時叫“蛐蛐”，據說是蟋蟀鳴叫的聲音相轉而成。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一書中，就有蟋蟀的習性與季候冷暖相關的描述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宋畫，就以《詩經·七月》為根據，把時間上有先後之分的事物，並列地擺在一個狹長的手卷上，讓人們在同一時空看到該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詩經·七月》詩意圖，宋，佚名，縱29.7 釐米、橫137.1 釐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蟋蟀（我國習慣稱雄蟲為蟋蟀，雌蟲為三尾）在求愛時發出的鳴叫，婉轉而又深情。6 世紀齊樑時代的高僧——道賁，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簫管5；唐代天寶年間（742—755）的宮女，還把它裝進金絲籠放在枕頭邊，於夜深人靜時盡情地欣賞它那如泣如訴的鳴奏。它好鬥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發現。從此，其“音樂家”的命運便宣告結束，而只能以“職業鬥士”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了。當時的蟋蟀飼養者就像鬥雞、鬥狗或者賽馬者一樣，他們利用兩隻可憐的小蟲在相聚時一決生死的撕咬，來取樂、營利，並進而設賭。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都城臨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場時謂：
（蟋蟀盛出時）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養蟲、鬥蟲不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還影響到當時的官僚貴族，如《宋史》記載：當蒙古重兵圍困襄陽，南宋王朝行將滅亡的前夜，醉生夢死的丞相賈似道還在“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宋以後也和宋代情況約略相似，如明人陸粲在《庚巳篇》中，記載著一蟲迷在他的“英勇善戰”的蟋蟀死掉之後，竟然會像虔誠的佛教徒對待釋迦舍利那樣，“以銀做棺葬之”。清光緒年間（1875—1908）拙園老人《蟲魚雅集》中還說到北京的某玩家，為了紀念“打遍京城無敵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園中建立了“蟲王廟”，像祭奠祖先那樣地祭奠蟋蟀。
從有關文獻來看，中國約在3000 年前就有關於蟋蟀生態方面的描寫，8世紀為了欣賞其悅耳的鳴叫而開始飼養，12—13世紀出現鬥蟲之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離宋代不足兩個世紀，宮中尚促織之戲，當然不足為怪；但問題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愛好，如果有，這位帝王必然會留下相當精美的蟲罐（蟋蟀罐）。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鬥蟲家十分講究養蟲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的鬥蟲者就擁有所謂“銀絲為籠……黑退光（漆）籠……”之類，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記當時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稱作“將軍府”。筆者認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鎮有關單位在珠山路鋪設地下管道時，意外發現明御器廠故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牆邊，發現了大量的宣德官窯殘片。計有青花、祭紅、藍釉等，絕大多數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時，曾拼合出一鼓形蓋罐。該罐直徑13.4 釐米、高9.6 釐米，通體掛淡青釉，並有細小紋片，口沿露胎處呈淡紅色，近似宋龍泉青瓷上的所謂“硃砂底”。有蓋，蓋的直徑與罐的口徑一致。蓋底與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六字款。經與晚清著名畫家任伯年的《村童鬥蟋蟀圖》相比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確認，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蓋罐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平地蓋房，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開探溝一條，於溝的北端距地表深約1.5 米的宣德窯渣中發現一呈窩狀堆積的青花殘片，經復原完整，為蟋蟀罐。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緊接著又在下層褐黃色的沙渣與祭紅、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盤廢品堆積中，發現了另一窩青花瓷片，經復原，亦為蟋蟀罐1，隨即又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置於蟋蟀罐（養盆）中的“過籠”。過籠，扇形兩面繪青花折枝花，但無款，缺蓋，和江蘇鎮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蘇州陸墓所出土過籠稍大。這件遺物即文獻中所說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復原出來的成品計，上下兩層共出土蟲罐21 件，其造型雖與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蓋大異。青釉罐的口徑與蓋的直徑一致，青花罐蓋的直徑略小於罐口，蓋正中心做一小孔，蓋罐合攏時，蓋陷於罐壁之中。對照前述李石孫的《蟋蟀譜》，青釉罐為“平蓋式”，青花罐則是所謂“坐蓋式”蟲罐。
就所謂坐蓋式青花蟲罐來看，因地層不同而有下列差異：
1. 上層出土的蟲罐器壁較薄，下層出土的蟲罐器壁則較厚；
2. 上層出土的蟲罐內壁底部刷有一層極薄的釉層，並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時見淡紅色的瓷胎（即所謂窯火紅），下層蟲罐之內壁底因無釉而露出粗澀的瓷胎；
3. 上層出土的蟲罐蓋底與圈足都有單行六字年款，下層出土物全無年款；
4. 上層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鬆、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下層出土的蟲罐僅有後四種紋樣，而無龍鳳、海獸之類；
5. 上層出土的蟲罐上紋飾用筆清雅瀟灑，下層出土的蟲罐紋飾則畫得較為粗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出土的繪有龍紋的蟲罐，其龍紋無論是雲龍還是行龍均為雙角五爪，即使是無角無鱗的螭龍紋，也畫成五爪，以往的發現均為四爪。按元、明兩朝的制度規定：凡飾有該類紋飾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龍紋罐必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於出土於同一地層的飾有其他紋飾的蓋罐，則由於封建時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規定，他們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為宮中其他人員使用的蟲罐。
眾所周知，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系官窯燒造的貢餘之物，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選的貢品。由於官窯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極高，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燒製過程中出現毛病，當時的人為了確保貢品的質量，往往都要超額燒造；當合格品上貢之後，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貢餘品與次品就必須砸碎埋藏。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屬有意摧毀的“貢餘品”或“次品”。
如果把上述中華路宣德窯址遺物堆積上層出土的“貢餘品”或“次品”與同時代的其他系列的產品（如碗、盤類）相比較，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蟲罐之底、蓋內均書有青花年款，而帶蓋的產品如大蓋罐、大梅瓶、僧帽壺以及嬌小的梨形壺等，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書款，器蓋則均無年款。在一個帶蓋的器皿上書寫兩個年款者，除蟋蟀罐之外，筆者在出土物中僅見青花筆盒一例。在筆盒上書寫雙款，顯然因為它是喜愛書畫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而蟋蟀罐也用雙款，則說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睞，其地位便會迅速提高。微不足道的蟲罐在宣德年間已躋身於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這顯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又酷好蟋蟀的明證。
2. 出土的青花蟋蟀罐上的紋飾也較其他系列的產品更為豐富，如黃鸝白鷺、蓮池珍禽、海東青與獵犬，以及灌木鶺鴒、洲渚水鳥等，都是不見於同時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藝品上的絕無僅有的紋樣。
綜上所述，宣德官窯生產的蟋蟀罐，器型雖然不多，但年款鄭重，紋飾特別新穎而又豐富。當時的御器廠在這些蕞爾之物上肯花費如此之多的功夫，顯然是為了投合皇帝的促織之好。
以上遺物的出土完全可以證實：一代英主明宣宗也有與南宋昏相賈似道相同的愛好。假如清初詩人王漁洋也能見到這批遺物，便不會提出前述的一段疑問了。
四、清宮藏瓷中為何不見宣德蟋蟀罐
從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與傳世的明官窯瓷器來看，宣德時代創燒的蟋蟀罐，在宣德以後的一個世紀裡，明御器廠都不再燒造，直到嘉靖、萬曆之際，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蟲罐出現。這些現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後的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諸帝都沒有玩蟋蟀的興趣。宣德時代的鬥蟲與養蟲之風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裡已經悄然消逝，否則，明御器廠就不會停止蟋蟀罐的生產。
如果再把注意力轉向清宮舊藏的宣德器（按：清宮舊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數是從宣德朝傳存下來的，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是此方面現今最有權威的收藏），把清宮舊藏與明御器廠遺址的出土物相比較，我們又會發現傳世品與出土物絕大多數都能相互印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彩飾極其精美獨特的蟋蟀罐，在清宮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沒有發現一件！
這些現象似可說明宣宗病逝之後，宣德帝親自使用的蟋蟀罐沒有被他的繼承人——正統帝朱祁鎮當作“先朝遺物”“先帝遺愛”而保存下來。這又是為什麼呢？要撥開這層迷霧還得先從考古資料談起。
綜觀明一代的官窯產品，儘管量多而又式繁，如從功能上觀察，也只有如下幾類：
1. 飲食器類：碗、盤、杯、碟等。
2. 祭祀器類：香爐、燭臺、爵杯、簋、簠、登、豆之類。
3. 陳設器類：花瓶、罐與雕塑之類。
4. 賞賚器類：送給少數民族首領及宗教領袖和外國使節與外國貴族的瓷器。
5. 文房器類：水注、硯滴、筆盒、瓷硯之類。
6. 花鳥蟲魚用器類：種花用的盆缽、鳥食罐、鳥籠、花瓶、魚缸、蟋蟀罐、過籠等。
如果把明朝各代御器廠燒造的以上所述的第6 類瓷器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則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結論：宣德時代的花鳥蟲魚用器，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樂及它以後的正統至萬曆諸窯所產，其品種更為豐富，其製作更為考究，其數量也要大得多。
就1982 年以來景德鎮明御器廠故址出土的瓷器來看，宣德花盆、花缽類有：白釉折沿平口缽、白釉折沿花口缽、青花紅彩花卉紋花口缽、青花紅彩折沿缽、青花七稜折枝花缽、青花靈芝紋四方缽、青釉仰鍾式缽、青釉六邊六足花盆。腰圓四足水仙盆則有紅釉、紫金釉、灑藍和孔雀綠四類，六邊形水仙盆有青花靈芝紋與素白兩式。以上各式花器計有十四種。
鳥食罐則分單口、雙口、象生與幾何形諸類，約計十四式，鳥籠花瓶雖為蕞爾之物，也分四方琮形、貫耳膽形、蔗段、竹節與葫蘆形諸式。
蟋蟀罐則已如上述。
以上所列的千姿百態的鳥食罐、蟲罐與花盆、花缽之類告訴我們，宣德帝不僅僅有蟋蟀之好，而且還熱衷於名貴花木的種植與禽鳥的飼養。
就皇帝而言，有點愛蟲憐花的雅好本無可厚非，但由於臣工投其所好，很容易出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風氣。這一風氣一旦形成，小小的花木與蟲鳥就會給人民造成災難，給社會增加沉重的負擔。為長者避諱的《大明實錄》等官書雖然沒有相關的記錄，但明人的野史筆記與朝鮮《李朝世宗實錄》卻透露了許多真信息。
明代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記有：
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
朝鮮《李朝世宗莊憲大王實錄二》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記朝鮮籍內官尹鳳，謂：
鳳，本國火者（筆者按：太監）也，初在瑞興，甚貧賤。永樂年間（1403—1424）被選赴京，出入禁闥，於今三世。欺誑帝聰，以捕海青、土豹、黑狐等事連年來我，貪求無厭，恣行己欲，於瑞興（筆者按：朝籍內官的故鄉）起第，將為退老之計，土田臧獲，靦而求請，以備家產。使弟重富位至中樞，至於親族靡不受職，其蒙國家之恩至矣。猶為不足，鞍馬、布幣，亦區區請之，無恥甚矣。本國之人為本國之害，使吾民奔走疲斃，其於昌盛、張定安何足責乎！
關於朝鮮籍內官昌盛，同書宣德四年（1429）八月記朝鮮世宗與左右言：
使臣李相，甚不肖人也，所至輒打人。以本國之人而敢肆剛愎，豈復有如此者乎！予又聞昌盛盜迎接都監銀缽。又所過州縣，如交倚、坐子等物，見其美者便取之……
又，記宣德三年（1428）九月鄭欽之言：
尹鳳謂予曰：“洪熙沉於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帝）燕於宮中，長作雜戲。永樂皇帝雖有失節之事，然勤於聽政，有威可畏。”鳳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為不足矣。
又，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記朝鮮世宗對安崇善說：
尹鳳雲：“帝（指宣德帝）好遊戲，至一旬不謁皇太后，且後宮爭妒，宮人所出潛相殺之。皇太子亦輕佻。”此而不諱，其意必怨也。
把陸容的記載與《李朝世宗實錄》和前述第6類瓷器相互印證，人們不難想象，宣德時官府拆民牆捕蟲、發民屋移花，太監藉機敲詐民財、沿途勒索民物的情景。明宣宗的蟋蟀與鷹犬之好，與宋徽宗的花石綱多麼相似啊！
我們知道，中國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錯誤的決策、不良的嗜好，在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是不敢輕易議論表示不滿的。然而一旦皇帝賓天，情況就會兩樣，他的繼承人往往在緬懷先帝的豐功偉績、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時，加緊部署制定和先帝意願完全相反的措施。比如，永樂帝為耀威異域命鄭和七下西洋（筆者按：第七次下西洋因永樂帝病逝而未果），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南京遷都北京，大興土木致使國庫空虛。他活著的時候，其臣民似無異議，而病死榆木川，皇太子洪熙帝繼位之後，立即發佈命令取消寶船下海，並做出把國都從北京遷往南京的決定。
宣德帝的情形也當如此。宣宗少年得志，自尊心極強，宣德五年（1430）二月有監察御史陳祚建議他研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他竟然認為陳祚藐視他“不學無術”而勃然大怒，把陳祚和他的家人十餘口投入監獄。那麼，他指派太監到全國各地甚至遠至朝鮮搜刮“鳥獸花木與諸珍異之好”；密令蘇州知府況鍾進貢蟋蟀千隻，用世襲的官職賞賜蟋蟀進貢者的荒唐行為，當時的人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僅八歲的兒子——正統帝朱祁鎮繼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親、太皇太后張氏與元老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執掌。張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在當時被人稱為“女中堯舜”；而“三楊”又是著名的儒臣。宣德帝的養蟲與鬥蟲的嗜好以及蒐羅名花異鳥的行為，顯然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儒家英主的規範，宣宗活著的時候他們雖能以寬容的態度保持緘默，但一旦故去，其不滿的情緒就要化為行動了，所以太皇太后張氏在宣德帝死後的當年，就發佈瞭如下命令：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
這道詔令當為宣宗補過，其中的“不急之務”必指奢侈品的生產和花木蟲鳥的搜刮。停止這些活動並“革中官不差”，顯然是為了讓民休息而採取的善政。罷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鬥擅鳴的蟋蟀以及宣德帝為養蟲與鬥蟲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鎮御器廠燒造的極其精美而又奢華的蟲罐。太皇太后罷去這些玩意兒有兩重原因：一是防止對幼主產生不良影響，因為其時的正統帝年僅八歲，他急需學習儒家經典，而養蟲與鬥蟲很容易使人（特別是兒童）入迷，荒廢學業；二是為了維護兒子的形象，因為她認為養蟲與鬥蟲不是明君應該做的事情。於是宣德帝喜歡的精美的蟋蟀罐，就被這位“女堯舜”罷去，而成為禁燬之物了。
上述文獻是宣德癸丑（1433）進士、英宗朝翰林學士李賢的記錄。這記錄的背後不僅僅暗示著宣宗以後，宮中的養蟲與鬥蟲之風終止，而且還透露出景德鎮御器廠在正統至正德時期（1436—1521）停燒蟲罐的原因。可見太皇太后的這道命令威力之大、影響之久！
而前述散落在不同地點的三件傳世的青花蟲罐，則有可能是宣德帝賞賜臣工
的禮物，因為明代文獻有宣德賜寵物於大臣的記載，如明人黃佐就記載過宣德三年（1428）宣德帝將十八籠鸚鵡分別賞賜給楊士奇等人的史實。如果這個推測不錯的話，那麼前述三罐就因離開紫禁城而僥倖地逃脫了“滅頂之災”，這也許就是它們能在故宮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
明宣德官窯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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