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年，徽調在南方深受歡迎，有許多著名的徽班。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八旬“萬壽”，清王朝從前一年就開始籌辦慶典，各省官員競相獻禮，以示忠誠。浙江鹽務大臣約集了久享盛名的安慶“三慶徽班”，由著名旦角演員高朗亭率領整齊的陣容晉京祝壽演出，大獲成功，贏得了“京都第一”的聲譽。這就是“徽班進京”的開始。
繼三慶徽班之後，四喜、春臺、長春、啟秀、霓翠、和春、雙慶、合福等徽班也陸續進京，從而逐漸取代了崑曲和弋腔在北京舞臺上的位置，日益受到北京觀眾的歡迎。在演出過程中，幾個班逐步合併到最著名的三慶、四喜、春臺、和春，形成了“四大徽班”。
徽班之所以能在北京長期演出並不斷髮展壯大並非偶然，究其原因，可大致歸納為以下五大原因：
1經濟繁榮 社會穩定
徽班進京的時代是在清乾隆末年，這時的中國正經歷著“康乾盛世”的餘蔭，政治、經濟、文化的各項發展構成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整體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和作為清政府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為徽班的演出提供了發展的環境重要保證。
2帝王嗜好 群臣效仿
自清世祖順治皇帝進京以來，之後的各朝皇帝均有看戲的愛好，康熙皇帝時就已組建了承應清代內廷演戲和演樂的重要機構——南府。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不僅曾召南方戲曲藝人進京入南府演劇，還在圓明園、頤和園等皇家園林中斥資興建戲臺，每逢節慶，宮中演出頻繁。帝王們的嗜好也使皇室貴胄、王公大臣們極力效法。他們或親往戲園看戲，或效法皇帝在自己的府邸設立戲班供之娛樂，例如“四大徽班”中的和春班，就是由當時莊親王出資組成的王府戲班，也叫“王府大班”。
3融合創新 曲調豐富
因徽班在進京前已融合了不同曲種和不同聲腔的曲調，因而，此時徽班的演出已不再是簡單的徽戲，而是一種包括二簧、崑曲、吹腔、撥子等聲腔在內的綜合曲調。這種曲調的綜合與整合，保證了徽班的聲腔既具有高亢激越的特點，又富於深沉凝重的風格，正是徽班曲調構成的豐富多彩，使徽班的演出在北京戲曲觀眾聽來有耳目一新之感。
4“草根情結” 題材廣泛
徽班的演出來自於民間，其“草根情結”影響至深。這裡所說的“草根情結”，一個方面體現在了徽班演出劇目的題材上。據說，徽班的傳統劇目有上千種，而且題材豐富，其中既有如《打櫻桃》、《一匹布》等取材於民間生活的小戲、玩笑戲，也有像《昭君出塞》、《徐策跑城》等反映社會乃至政治鬥爭的正劇，還有如《長阪坡》、《醉打山門》、《獅子樓》、《安天會》等根據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及小說編寫的劇本。這使不同文化背景、家庭出身與階層的觀眾都能夠在徽班的演出中尋找到各自關注與喜愛的劇目。除此之外，徽班的“草根情結”還體現在徽班劇目的通俗易懂和富於濃厚生活氣息方面。作為舞臺演出，如果想要得到廣泛受眾的認知、認同、瞭解乃至接受，“大眾化”取向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先決因素。徽班來自於民間，唱詞與劇本均未經宮廷文人和士大夫修改與提高，由於創作者和受眾等多方面文化素養的關係，其在唱詞和唸白中既有廣泛的平民意識，又具有文本通俗易懂的特性。
5行當齊全 表演精湛
徽班的演出中既有以唱工為主的文戲，還有以開打為主的武戲，更有以表演、唸白取勝的做工戲，所以徽班的演出劇目十分豐富。除因徽班劇目取材廣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徽劇的行當發展相當完備。當時，徽劇有末、生、小生、外、旦、貼、夫、淨、醜九個行當，正是行當齊全，使徽班的演出能在行當的自由支配下，不受任何限制地表現、塑造任何階層、領域、類型的人物。
在長期的舞臺實踐中，徽班在表演中積累下了豐富的藝術經驗，造就了徽班演出在表演藝術的層面上技法純熟、表演精湛，所謂“三慶的軸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臺的孩子”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與此同時，徽班的武戲水平也很高超。這些都是徽班得以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的北京戲曲舞臺上一顯身手、自領一軍的有力保障，也是京劇最終形成的先決條件。
（圖文來源網絡，印象者綜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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