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1956年前後的北京京劇團由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和裘盛戎擔任正副團長和領銜主演，號稱北京京劇團的四大頭牌。李少春、袁世海、葉盛蘭和杜近芳同屬中國京劇院，1958年經過院團調整，李袁二位從三團調入一團與葉杜匯合，形成一團的強大陣容。“李袁葉杜”從藝術成就上看，算得上是中國京劇院的四大頭牌。
新中國成立後，馬譚張裘和李袁葉杜，或已成為流派創始人繼續活躍在舞臺上、或達到藝術頂峰如日中天、或進入創作高潮大紅大紫。而早已成名的四大名旦已經走出了鼎盛期，四大鬚生中楊寶森和奚嘯伯兩位因各種原因並沒有都能夠在首都舞臺常駐，因此，“馬譚張裘”和“李袁葉杜”代表瞭解放後京劇界藝術力量最雄厚的兩支隊伍。
以馬譚張裘為首的“北京團”和以李袁葉杜為首的“中京院”，在藝術特點、演出風格和劇目重點上均有很大差別，不能說孰勝孰劣，只能說各有千秋。
“北京團”是民營劇團，自負盈虧，多演出就多盈利，劇團才能存活，大家才有飯吃。四大頭牌有號召力，在演出上當仁不讓，每位都有演出場次的任務指標。馬每月12場、譚14場、張和裘各18場。譚富英先生後期身體不好，一次給他派了較繁重的《戰太平》，他對來人說，“爺們兒，是你唱還是我唱啊？換《失空斬》吧。”作為一名老藝術家也要帶病堅持演出，聽之令人唏噓。
“北京團”四大頭牌都拿出自己的拿手戲，以吸引觀眾。像馬連良的《四進士》《十老安劉》，譚富英的《戰太平》《定軍山》，張君秋的《玉堂春》《憐香伴》和裘盛戎的《姚期》《鍘判官》等。
四大頭牌合作演出具有更大的號召力，如四人聯合主演的《龍鳳呈祥》，馬譚張的《四郎探母》，馬譚裘的《群英會借東風》，譚張裘的《大保國探皇陵二進宮》，馬譚的《十道本》，馬張的《蘇武牧羊》，譚張的《紅鬃烈馬》，譚裘的《將相和》等都是非常叫座的。可以說，“北京團”在推廣演出傳統劇目上發揮了極大優勢。
在演出傳統劇目的同時，“北京團”也推出了一批新編戲。像四大頭牌的《秦香蓮》《趙氏孤兒》已經成為經典，保留至今。在創排新戲方面，張君秋的成果最豐富，他創排主演的新戲有十多出，如《望江亭》《詩文會》《西廂記》《狀元媒》《秋瑾傳》《珍妃》等，其中不少已經成為張派藝術的代表作而傳承下來。
“中京院”是國家劇院，一切由國家包下來，因此演出壓力相對較輕。但是，“中京院”出國演出任務重，出國演出的節目都要重新排練，因此他們在首都舞臺上露面的機會就少了很多。在報紙廣告上，“北京團”的演出天天都有，甚至在兩個劇場同時演出; 而“中京院”的三個團一般交替在人民劇場演出，演出頻率相對較低。另外，國家劇院演出劇目的選擇更嚴格，這也是傳統戲演出較少的原因。
從演出劇目上看，“北京團”重點是傳統戲，而“中京院”的重點則是新創劇目。李少春和袁世海創編主演的《野豬林》轟動劇壇，並拍成藝術片風靡了全國。著名劇作家翁偶虹改編整理的《響馬傳》由李袁聯合主演，取得極大成功，得到周總理的關注和指導。葉盛蘭獨佔京劇界小生第一把交椅，而年輕的杜近芳則是“中京院”當紅的第一青衣，這兩位在新創劇目中密切合作，成果頗豐。他們新排的劇目有《白蛇傳》《玉簪記》《柳蔭記》《佘賽花》《桃花扇》等。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海在創排了《黑旋風》《李逵探母》等獨挑的新戲之外，還改編整理了《九江口》，由他和葉盛蘭聯袂主演。花臉和小生合作的戲不多，這是難得的一出。
1957年李袁葉杜聯袂主演了新編現代戲《白毛女》，這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四位藝術家運用傳統戲程式刻畫了現代人物，特別是李少春扮演的楊白勞在保持傳統基礎上有所創新，得到戲曲界的一致認可。楊白勞和喜兒（杜近芳扮演）那段“扎頭繩”的對唱膾炙人口，流傳至今。此外，李袁葉杜還先後創排了《林海雪原》《柯山紅日》等現代題材的劇目。“中京院”在創編新劇目方面的確發揮了引領作用。
李袁葉杜演出的傳統戲不多，但是偶爾也露演一番。比如李葉袁主演的《八大錘》、李葉主演的《打侄上墳》，葉袁的《臨江會》等都是難得一見的好戲。李杜堪稱“中京院”的第一老生和第一青衣，傳統戲中生旦對手戲又那麼多，可是很少見他們二位的合作，令人遺憾。
“北京團”推出《秦香蓮》轟動劇壇，李少春想捧捧年輕的杜近芳曾提議也排《秦香蓮》，自己擔任配角王延齡，請葉盛蘭創塑造一個小生的陳世美形象，而袁世海自告奮勇扮演韓琪。但因缺少一個理想的銅錘演包拯，這個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最後要提到的是，馬譚張裘李袁葉杜這八位藝術家也曾有過交叉合作的機會。1959年為國慶十週年獻禮，“中京院”和“北京團”創排了《赤壁之戰》和《西廂記》，馬譚裘和李袁葉聯合主演《赤壁之戰》，張杜葉聯合主演《西廂記》。八位頭牌分別在兩出大戲中同臺亮相，各盡其妙、相映生輝，這也算京劇史上的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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