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方誌」走西口：中國近代三大移民潮之一

走西口:中國近代三大移民潮之一

走西口與闖關東、下南洋並稱為中國近代三大移民潮。為什麼要走西口?因為窮。為什麼窮?因為生存環境惡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幾句民謠便足以說明一切。但清朝初年走西口序幕的拉開卻是悲劇性的。當時,清王朝剛剛建立，蒙古人的剽悍，漢族人的心計,足以令還未坐穩江山的統治者心存忌憚。為示懲戒,最先到口外墾荒種地的漢子的頭顱被高高地懸掛在了樹枝上，同時皇家還在蒙古草原南部劃出一條寬 50裡、長1000裡的“禁留地”，既不準蒙民南下放牧，也不準漢人北上耕種。長滿荒草的禁地宛如一條巨大的黑腰帶纏在北中國的胸膛上,謂之“黑地界”。

正當更多準備走西口的人陷入絕望的時候,卻又出現一線轉機。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西巡西安,途經保德、府谷、神木、榆林時，官員軍卒反映:“沿邊州縣,土地貧瘠,軍民生計維艱”,希望能允許出邊墾殖。鄂爾多斯各旗貝勒亦向皇帝奏請，“願與民人夥同種地，兩有裨益”。康熙皇帝權衡利弊,便於第二年—1697年下達“禁留地”開放令。禁令一開，如飢似渴的漢民便紛紛越過長城，湧入“黑地界”，開墾荒原，挖渠築道,犁耬下種，實現著自己填飽肚子的夢想，走西口移民大潮便正式地湧動起來。

浩浩蕩蕩的走西口大軍，當然不獨由忻州人組成,也不獨由山西人組成,還有陝北、冀北以及甘肅的貧苦農民。而忻州人無疑是走西口的先驅和主力。特別是偏關、河曲、保德三縣，與內蒙古或隔黃河相望,或倚長城毗鄰而居，抬腳過河就到,所以幾乎家家有人走西口，輩輩有人走西口。在長達二、三百年的時間裡,走西口已經成為當地老百姓的一種生活常態，僅是這3個縣,即便每縣每代以5000至10000人計算，累計相加也達幾十萬。據粗略計算，如今河、保、偏三縣散落在內蒙古中西部的人口已經超過三縣現有人口的兩倍之多。而東部的忻縣、代縣、定襄、原平，走西口者同樣比比皆是，以至出現“東口到西口,喇嘛廟到包頭，凡是雞叫狗咬的地方都有忻州人”的局面。

也不僅僅是“東口到西口,喇嘛廟到包頭”，走西口移民大潮湧動起來以後，人們得到的信息越來越多,眼界越來越寬，涉足之地也越來越遠。忻州的走西口者，除走“北路”—內、外蒙古外,有相當部分人走的是“小西路—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和“大西路 ”—新疆一帶。如前所述,在新疆和田白玉河畔的一塊巨石上,至今還留有忻縣雙堡村採玉人王有德刻下的“大清道光二十一二年山西忻州雙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難"字樣。在甘肅酒泉,由於忻州和山西其他地方的經商者眾,還成立了同鄉會，建造了佔地面積約1.2萬平方米，當時酒泉最為宏大、最為氣派的建築物—­­山西會館。 後來同鄉會還在此籌辦了私立山西建國小學，併成為全酒泉條件最好，教學質量最高的一所小學。而定襄、寧武的走西口者,相當一部分人是走“東口”，主要落腳地和創業地是中、蒙、俄三國交界處的海拉爾。如今在海拉爾市30多萬總人口中，祖籍是寧武的便有3000多人。

如此大規模、長時段的外出謀生，無疑會對忻州本土的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產生深刻影響。比如河曲縣，走西口竟“走”出一個河曲縣城。早先的河曲縣府所在地是河曲營，即今舊縣，系宋太平興國年間(976-983)所建。如今的河曲縣城所在地文筆鎮叫河保營,是一個河防軍寨。隨著走西口的規模越來越大，商貿活動越來越頻繁，境內十數個天然“水旱碼頭”的區位優勢逐漸顯現出來，水運上可達綏遠之包頭鎮及甘肅、寧夏，下可達河南、山東，河保營便迅速成為一個 “商賈輻輳”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亦十倍於河曲營舊城。於是，有關官員便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奏請將縣府移駐河保營。遷治工程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農曆三月初六動工，當年六月二十日報竣。這樣,原本的河防軍寨便發展成了一個縣級城市。

走西口所產生的影響，口外更甚於口內。

正是走西口，有力地促進了口外、特別是內蒙古中西部的開發建設。如內蒙古豐鎮市的商業重鎮隆盛莊一帶，因土地肥沃,水草茂盛,清政府便批准開墾這一地區，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式開始放地，每放一號地為七頃半，定居點稱莊、村、屯、號。當時來這裡抽籤買地者多為忻縣、崞縣人，當地稱之為“忻崞幫”。最終有30個號的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莊子—隆盛莊，因而便有了“忻崞幫開發隆盛莊”之說。又如河曲人楊謙，清同治年間帶著兩個兒子滿倉和米倉流落到口外，先是在準格爾旗租種土地，後跑到五原當了挖渠民工。滿倉、米倉兄弟倆掌握了挖渠的整套技術後，便自己獨立創業，苦幹13年,終於修築成一條總長64公里，渠寬8丈，水深9尺的乾渠—“楊家河”,另外還有支渠4道,總長100 餘里，可灌溉耕地130餘頃。兩兄弟修的水渠網成為河套灌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傅作義率軍駐紮楊家河所在地域時，還將該地域改稱米倉縣。

與此同時,伴隨著定居者的逐漸增多，一個又一個的村莊也相繼建立起來。如包頭市郊區的後營子鄉,全鄉42個自然村，其中有11個為河曲人定居所建,2個為保德人定居所建,6個為忻縣人定居所建。而且這並非個別現象。忻州人稱為薩拉齊（簡稱薩縣）的土默特右旗，向有“崞縣衙門忻州街”之說。全旗現有人口35萬,漢族約佔96.6%左右，絕大部分人的祖先是山西人。其中忻州人又佔大多數，僅是該旗的雙龍鎮，便有繁峙營子、定襄營子、五臺營子、東五臺營子四個村明白無誤地留下了忻州人定居建村的印記。

千千萬萬走西口的漢子們，在與冰雪、野狼、土匪搏鬥,開發荒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邊防的鞏固,維護了民族的團結，領土的完整，國家的統一, 這或許是走西口更為巨大的歷史貢獻。毫不誇張地說，走西口是忻州近現代史以至中國近現代史上極其輝煌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