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來自福建、廣東的華人“下南洋”，是19世紀直到20世紀前半葉一個引人注目的國際移民現象。究其最初的原因，與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檳城）”的政策不無關係。萊佛士登陸新加坡之後，銳意開拓，決心將其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國際商港。以萊佛士為首的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大力提倡移民進入，宣佈新加坡為自由港。自由貿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發財致富的良機，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移民前往。“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和這個新殖民地在商業上日見興盛和普遍繁榮相比擬的了。真的,現在只要放眼望望我們這個海港,上游就有20只大帆船……”早期的新加坡華人大概是從馬六甲和新加坡附近的廖內島過來的，據萊佛士所言,至1819年6月,新加坡人口已增至5 000多人,主要是華人——從此奠定了華人作為新加坡主要族群的基礎。 到了1821年2月，來自中國廈門的第一艘帆船也抵達了新加坡，揭開了“下南洋”的帷幕。
早期的“下南洋”是一種純粹的自發經濟行為。中國人口在公元1700年到1850年期間急劇地增長，即從大約一億五千萬人口增長到四億三千萬，在一個半世紀中，人口增長几近三倍。尤其是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當時包括海南）兩省，囿於“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往往“望海謀生”，下南洋謀生不失為一條出路。例如，1828年，一位歐洲觀察家寫道，由於中國發生饑荒，是年有四千多名生活貧苦無著的華人男子抵達新加坡。
此類新客移民來到新加坡，初期大多從事小本生意，具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創業精神，他們有頭腦，有膽識，經過多年辛苦打拼，累積了一定的資本。這時他們往往打算返回家鄉，從親戚或親屬中招募幫手。他的返鄉以及在海外經濟事業成功的消息，很快便傳播開來，並吸引了一群雄心勃勃的年青人。於是，他先為他們墊付船資，把他們帶到南洋，安排在他的店鋪中打工。他的親戚或親屬作為夥計或學徒協助工作，經過若干年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學到了必要的手藝並攢下了一筆錢，便也開始做起他們自己的小買賣來。這些成功的小商人如果需要勞動力的話，一些人便再次返回中國，招募親戚或親屬。於是便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持續不斷的移民浪潮，而南洋的華人社會也隨之滾雪球般擴大。
這樣的相對和諧局面在19世紀中期發生了急劇轉變，起因也是經濟上的。英國殖民者在完成了對整個馬來半島及婆羅洲北部的侵略之後，在兩地大規模種植橡膠，發展錫礦生產。這樣一來就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那時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用英國殖民官員的話來說就是:“除各條河的河口和沿海岸一帶有少數的居民外，依然是一片充滿了原始叢林的地帶”，在1830年，馬來亞各個土邦的馬來人只有約20萬左右。今天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在1870年以前還是一個荒涼的小山村。而沙撈越直至1871年還只有人口12萬多人，沙巴至1901年只有人口10萬人。更不要說當地的馬來土著是“寧願過農夫與獵人的半飢半飽的生活，而不願接受在歐洲人礦山和種植園中勞動的奴役條件的”。對於英國人而言，既然在1814年《根特條約》簽訂之後被迫放棄了殘酷的非洲黑奴貿易，其南洋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來源突然成了問題。
最終，殖民者將不懷好意的目光投向了中國。在以往的經歷裡，英國人已經意識到“（中國人）是東方的民族中，唯一使政府不用開支和特別的費用就能增加收入的民族。獲得他們是非常有用的。” “關於中國苦力的勞動效率是無須多說的。那已經為一切有過使用他們經驗的人們所公認”，因此，必須大力“推動中國移民出洋”，以滿足“從中國獲得”“勞動力的需求”。
這就揭開了人類歷史上繼奴隸貿易之後又一場最卑鄙無恥的“豬仔貿易”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