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故事:我爸不是強姦犯

民間故事:我爸不是強姦犯

奶奶是個苦命的女人,生了四個兒子,卻沒有一個能為她分擔生活重擔。二兒子因車禍去世,距今已有十多年。三兒子坐過牢,出來之後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四兒子整天沉溺於酒精之中,說話舌頭都打架。

父親是她的大兒子,性格非常木訥,永遠剃著板寸,永遠一身深色衣著,在藤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可就是這麼一個木訥的人,做學生時居然“強姦”了女同學。

現在看來,當年的“強姦”更多是男女朋友間“你情我願”。可在八十年代,男方很自然地被定性為犯罪——83年下半年開始,一場延續三年的“嚴打”風暴席捲全國。期間發生了很多荒唐事:四川瀘州一姓王的小夥,因為跟人打賭,親了路上一女孩被槍斃;廣西一男子因為看了一眼女孩洗澡被判重刑;據說連打撲克都有可能被抓。

不幸中的萬幸,父親並沒有被冠以“流氓罪”扭送公安機關,爺爺奶奶拿出所有積蓄與女方家庭達成了和解。

私了之後,父親沒臉繼續待在學校,學校也不能容忍這種不光彩,找了個理由把還在念高中的父親開除了。剛成年的父親無法忍受街坊鄰居的指指點點,逃去鄉下躲避。據說那幾年,父親晒過掛麵、劁過豬,結識了一些農村夥伴——這些人後來又成了他的工友。

鄉下也非世外桃源,“嚴打”的消息偶爾傳來,惡議四起,父親只能像打游擊一樣,過些日子就換個地方。那幾年,他從未回過一次家。

父親走後,流言指向了爺爺奶奶和他的幾個兄弟。爺爺是從朝鮮戰場死人堆裡爬出來的軍人,奶奶也曾在文革中被劃分為“黑五類”,他們對流言尚能應付,可父親年輕的兄弟們卻無法容忍。

兄弟們埋怨、憎惡父親,如果不是父親出事,他們可以生活得更好。父親出事後,家裡境況越來越差,他們也怪爺爺奶奶偏心。

嚴打進入尾聲後,父親重新回到縣城。也許是為了彌補父親漂泊三年的不易,也許是為了讓父親振作起來,從來不求人的爺爺找到縣領導,求領導看在他這個老革命的薄面上,給父親介紹一份工作。就這樣,父親被安排到了縣物資局當倉庫保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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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縣城上班沒多久,在奶奶和外婆的極力撮合下,父親和母親結婚了。說是撮合,其實近乎包辦——母親家窮,為了補貼家用,外婆去奶奶家做保姆,一來二去,兩家就成了朋友。其實奶奶家也不富裕,但爺爺有國家幹部身份,比起平頭百姓還是要好一點。

母親是個典型的四川女人:做事麻利,吃苦耐勞,初中畢業後就去製鞋廠,打板、縫紉樣樣在行。奶奶打心眼裡喜歡母親,總誇她能幹、孝順,是兒媳婦的最佳人選。

因為知道父親的“劣跡”,母親對父親充滿鄙夷,新婚當晚都不願和他同床。婚後,性格迥異的二人矛盾不斷。

生我之後,家裡經濟拮据起來,母親看到做鋼材生意能掙錢,借用別人的店鋪賣起了鋼材。父親覺得開店是不務正業,連照看店鋪這點小事也不願和母親分擔,他覺得跟客人攀談,對他這種“有正經單位”的人來說太丟臉。母親長得標緻,在外拋頭露面,免不了有男人多看幾眼,父親聽聞一點閒言碎語便不分青紅皁白質問母親,兩人為此爭吵無數,本來不多的情分也被一點點吵沒了。

像一扇被打裂的窗戶,不能修補,只是無可挽回地走向破碎。父親跟同事出差時,被當地派出所扭送回來,原因竟是“嫖娼”!

整個小城都沸騰了。母親遭受了奇恥大辱。如今的“混賬”加上當年的劣跡,她忍無可忍,借錢付完300元罰款之後,向法院申請了離婚。辦妥手續,母親馬上去派出所給我改了名,讓我隨她姓——想來,母親對父親真是恨到了極點,一絲情面也不留。

在我的記憶裡,母親提起父親總是氣得直咬牙:“他根本不是你的父親,他是個爛人,他哪有一點當父親的樣子……”母親曾不只一次說,等我年滿18歲就給我看當年的法院判決書,讓我看看父親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受母親的影響,小時候我一直很怕見到父親。一方面覺得他不是什麼好人,另一方面,更怕惹母親生氣。母親是個要強的女人,離婚後帶著我獨自生活,先在紡織廠上班,後來借錢開了家布料店,再後來做起了服裝生意,家裡條件也逐步變好。

年幼時,母親是唯一的靠山,而我能做的,就是聽她話,不惹她生氣。但縣城太小,有時免不了在街上遇到父親,每次遇到他,“不準認他”、“不準叫他爸爸”之類的話就自動在我腦子裡閃現。手足無措的我乾脆撇過臉,當作沒有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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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0年代中期,物資局撤銷,父親丟了工作。再後來,父親再婚。繼母是一名銀行出納,父親在家基本承擔了所有家務活,買菜、做飯、洗衣。

可惜這段婚姻也沒有維持多久。據說最主要的原因是父親沒有收入,吃穿用度全靠繼母的工資,在小城,這成了大笑話——一個大男人花女人的錢像什麼話。後來繼母被查出腫瘤,需要墊付很大一筆醫療費,父親哪裡拿的出來。

父親的木訥也加劇了這段婚姻的破裂。繼母女兒上高中時,因為成績不好,要出一大筆擇校費,而且只能被分到很差的班級。繼母打聽到學校一名領導是父親的同學,想請父親去說個情。父親一直推辭,好不容易見到了同學,卻還是說不出口。

回家後繼母問他,父親只說“時間過了這麼久,誰還認得誰啊”。如今想來,也許父親只是覺得難堪而開不了口,但在繼母看來,父親不夠愛她們,也不願意跟她們好好生活。

父親從不與故舊來往,他一直生活在“強姦”一事的陰影裡。那件事之前,他在學校裡是受人矚目的角色——出身軍轉幹部家庭,星眉劍目,成績優異,一米八的身高在身材普遍矮小的四川男生中格外醒目。後來,每次有人說他的同學誰誰升官或者發財了,他只是笑笑。跟他往來最多的都是當年在鄉下認識的朋友。

再次離婚後,父親成了人們眼裡徹底的失敗者。母親知道他的狀況後,曾多次在我面前譏諷他:看,某些人吃軟飯都吃不下去了,當初跟他離婚真是正確的選擇。

其實,父親也試圖振作起來,他開過小餐館、小舞廳,但都沒能維持太長時間。張羅小餐館那會兒,還被合夥人捲走了賬面上的一萬塊錢。

兩次婚姻失敗、幾次生意挫折,讓父親越來越沉默寡言。街坊鄰居還謠傳他欠下了鉅債。他越來越覺得自己在縣城抬不起頭來,越來越怕被人拒絕。

有一次,奶奶拿回一份招工啟事,說縣城新建了幾個工廠,正在招人,希望父親去試試。父親看了一眼,一會兒說自己年齡大了,不符合招工要求,一會兒又說自己沒有相關經驗,肯定不行。奶奶苦口婆心地勸他:你去試一試啊,不去試試怎麼知道行不行啊。但任憑奶奶磨破嘴皮,父親仍不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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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從高中開始,我就很少再在縣城見到父親。聽奶奶說,他去外地工作了,只有過年才回來。每次回來,他總會塞給我不少於500元的壓歲錢,還會給我買零食。

有一年回來,他給我帶了一箱營養快線,那是營養快線剛上市的2005年,小縣城還沒有這款飲品。他說,現在大城市裡都流行喝這種飲料。還有一年,他給我帶回來兩袋悠哈牌的奶糖,也是小縣城裡沒有的稀罕物。

大城市的新鮮給了父親可資聊天的話題,比如,他說去天安門要坐地鐵1號線,去天府廣場要坐64路公交車……每次聽他講這些,我都感到無聊得要命,恨不得立馬打斷他,然而,即便這樣的話題,他都不會講很久,講完後又恢復了往常的沉默。

高中畢業後,我去他呆過的成都上大學。他跟我聊起成都依然是“買東西要去荷花池,去新南門坐車到家最快,火車北站最不安全”等等最廣為人知、最沒用的常識。大都市的繁華他一樣都不曾擁有,也許只有狠狠記住一些標誌性的事物,才能證明他在這座城市停留過——而這些,就成了他僅有的談資。

每年過年回來,總會有熟人熱情地招呼父親:“李老闆,今年到哪裡發財了”,“李老闆,這一年忙啥去了”……父親聽到這些,也不推辭,甚至還會給人家點上一支菸。我隱隱感到父親很喜歡這種被稱作“老闆”的感覺,儘管這種表面恭維的背後很可能是一臉不屑。

大學畢業後,我去重慶當兵。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父親電話,他說自己也在重慶,希望週末見一面。這次見面,我才第一次知道他在外的生存狀態——在市中心一個破舊的大廈裡,十來個工人擠在一間屋裡,高低床,一個碩大的電飯鍋正在煮飯。

父親說,這是他在外面打工住過的最好房子:在市中心,有電梯,還有人專門做飯,以前都是在搭的工棚裡。他語氣裡絲毫沒有不好意思的感覺,甚至還帶了點驕傲。直到這時,我才知道父親哪裡是個老闆,他也許就是我在火車站看到的拎著大包小包的農民工,也許就是大夏天躺在馬路上睡覺的人之一。

現在想來,也許只有在外地,在一個幾乎沒有人認識他的城市,他才能活得輕鬆自在些。在小縣城,轉個身都是熟人,他難堪的過往像一道醒目的傷疤一樣暴露在眾人面前。只有在外面,他才能找到一點優越感——即便僅僅是比別人多知道幾條公交線路。

奶奶說,你爸不出事,絕對不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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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末,父親突然回到家裡,說是工程建完了,回來休息一陣。奶奶發現他吃飯時臉色不對,問他是不是哪裡疼,催促他到醫院看看,一檢查才知道是結腸癌中晚期。

奶奶氣得直打哆嗦,心疼地罵道:“不知怎麼生了這樣一個兒子,疼都不知道支吾一聲,就知道捱,捱能捱好嗎。”

我理解父親為何這麼做。爺爺患上腦溢血後,家裡所有負擔都落在了奶奶身上。兩個弟弟一天班都沒上過,純粹的“啃老族”,完全指望不上。父親是家裡唯一讓奶奶省心的兒子,不管多少,每年過年他總能帶點錢回來。不願啃老,又對過去懷有很深的心結,父親不願在家工作,寧願去工地風餐露宿。他不捨得花錢,有病痛也會先忍著。可是,有些病不是忍幾天就能自動痊癒的。

很快,父親就做了手術。奶奶說,基本是從鬼門關裡把他拉回來的。

退役後,我回家見了父親,除了更瘦更黑,似乎也沒太大變化。我勸他不要外出了,就在家裡好好養病。爺爺奶奶有退休費,不至於吃不上飯,我也有工作了,每月還能給他零花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啥都好。還沒等我說完,父親就打斷了我的話,說我不懂,還說手術很成功,有癌的那一段腸都截了,不會有問題,況且,重慶老闆還欠他一個月工資呢。

父親總想著做些什麼扭轉生活的逆勢,可命運蠻橫,並不照顧這些細小的想法。

2012年4月,父親又去了重慶,不到2個月又回來了——癌細胞擴散,立馬轉送了市醫院。父親第二次住院,我並不知情,直到接到主治醫生的電話。醫生讓我趕緊去簽字——治療癌症需要放射治療,父親不願,一是因為放射治療一次要一萬多,二是因為當時他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已經承受不住放射治療的副作用。醫生讓家屬來籤個字,確認不是醫院不肯救,而是病人自動放棄。

我趕到醫院,醫生說他們多次勸父親給我打電話。他總說,家裡情況很複雜,而且,女兒剛剛參加工作,工作忙,工資也很低。

沒過多久,父親癌細胞惡化,再加上欠了一萬多的治療費,市醫院不願繼續治療,給出了兩個方案,要麼轉回縣城醫院,要麼轉去省一級醫院。我跟奶奶合計了一下,只能轉回縣醫院。轉院那天,一貫堅強的奶奶哭了,情緒崩潰地質問醫生:“花了這麼多錢,錢沒有了就算了,為什麼人也治不好?”

奶奶拿出了所有積蓄為父親治療,我也把退伍費給了父親。然而,這些錢不過是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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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人生最後半個月是在縣醫院度過的,每天靠打營養液為生。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基本都在睡覺。偶爾清醒的時候,也只是問我新工作怎麼樣,讓我別來那麼勤,工作要緊。

再後來,父親腸道穿孔,每天都有黃色的液體從肚臍附近湧出,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

母親似乎也不那麼恨他了,甚至跟我去看過他一次。父親見到母親,愣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母親把兩千塊錢塞在他手裡,讓他不要多想,好好治病——其實彼此心裡都明白,已經時日無多。母親說,我幫你申請了政府低保,每月300塊,醫保這邊,我也幫你弄好了,比例不高,但是有也總比沒有好。父親像往常一樣木訥地“嗯”了一聲。

二十年了,曾經的一家三口再度照面,大家都有些拘謹。也許是氣氛尷尬,話題很快又轉移到了我身上,父親問我最近工作怎麼樣。母親打斷他: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女兒我曉得安排好她。父親覺得尷尬,不再說話,只是囑咐我們抽屜裡有些水果、牛奶,自己拿來吃。

沉默了幾分鐘,母親藉故說還有生意要忙。父親想掙扎起來送送我們,被母親拒絕了。

走出醫院,母親向我嘟囔:這麼多年性格一點沒變,還是跟以前一樣,像個悶葫蘆。“他以為我給他辦低保、跑社保真的是為了他嗎,我是看在你面子上才給他弄的,要不是為了你,他死了我都不會來看他。”二十多年來的恨意,雖會減少,但不會消失。

2012年9月9日,父親去世。得知他病危的消息,我攔了個出租車從外地往家裡趕,還是沒來得及見他最後一面。彌留之際,父親一直不肯閉眼,在等我回去看他。

父親生前極不願花奶奶那點微薄的養老金,但奶奶還是盡全力來維持他的生命。在安葬好父親之後,奶奶坐在書桌前整理他的遺物,喃喃地對我說:“軍兒就這樣走了,我當年生他的時候好辛苦啊,那天下好大的雪,他生下來只有3斤多一點,我費了好大勁才把他養活,可惜我們母子緣分那麼淺。”

父親去世後,我到了北京,那個他說坐一號線就可以到天安門的地方。每次坐一號線,看到那些操著外地口音肩上還挑著大包小包的民工,我總會想起他。

在給他籤放棄治療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的病歷。親屬欄裡,他只填了我的名字和電話,關係:父女,名字:李靈思。

這是他給我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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