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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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荒誕喜劇電影”作為一個概念術語,其關鍵詞就是“荒誕”。而此處的“荒誕”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命題。換言之,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雖然“荒誕”(absurd)作為一個詞彙很早就存在,但是作為一種對人類極端生存境遇的提煉,它卻是在20世紀初才真正獲得具名的。而完成這種具名行為的,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日益興盛起來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存在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西方社會危機的產物”。而這種危機就是愈演愈烈的現代性危機。簡要地說,西方社會在踏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其主流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的主體意識不斷上升:人從對神的膜拜和附庸之下抬起頭來,站直身體,越來越大地發揮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自覺,越來越多地傾心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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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荒誕喜劇電影”作為一個概念術語,其關鍵詞就是“荒誕”。而此處的“荒誕”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命題。換言之,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雖然“荒誕”(absurd)作為一個詞彙很早就存在,但是作為一種對人類極端生存境遇的提煉,它卻是在20世紀初才真正獲得具名的。而完成這種具名行為的,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日益興盛起來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存在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西方社會危機的產物”。而這種危機就是愈演愈烈的現代性危機。簡要地說,西方社會在踏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其主流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的主體意識不斷上升:人從對神的膜拜和附庸之下抬起頭來,站直身體,越來越大地發揮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自覺,越來越多地傾心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邏輯。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歷史地看,在18到19世紀,這種高度信任人的主體性和世界的合目的性的觀念顯示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意義:它不僅推動了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而且促進了哲學法律、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領域的活躍變革。但是到了20世紀初,這套觀念膨脹到極致,就逐漸走進了一條工具主義、科技主義、國家主義的死衚衕,並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大屠殺和核爆炸等“現代性之惡”的極端情境。

存在主義所指向的,正是經歷了這些極端情境之後的人類。質言之,它指向的是經歷了由現代性失控所導致的巨大災難之後,深陷於前所未有的集體創傷中,因而無可避免地對文明的意義感到徹底灰心絕望的人類。存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其試圖回答的,正是這樣的人類如何重新去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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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荒誕喜劇電影”作為一個概念術語,其關鍵詞就是“荒誕”。而此處的“荒誕”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命題。換言之,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雖然“荒誕”(absurd)作為一個詞彙很早就存在,但是作為一種對人類極端生存境遇的提煉,它卻是在20世紀初才真正獲得具名的。而完成這種具名行為的,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日益興盛起來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存在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西方社會危機的產物”。而這種危機就是愈演愈烈的現代性危機。簡要地說,西方社會在踏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其主流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的主體意識不斷上升:人從對神的膜拜和附庸之下抬起頭來,站直身體,越來越大地發揮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自覺,越來越多地傾心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邏輯。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歷史地看,在18到19世紀,這種高度信任人的主體性和世界的合目的性的觀念顯示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意義:它不僅推動了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而且促進了哲學法律、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領域的活躍變革。但是到了20世紀初,這套觀念膨脹到極致,就逐漸走進了一條工具主義、科技主義、國家主義的死衚衕,並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大屠殺和核爆炸等“現代性之惡”的極端情境。

存在主義所指向的,正是經歷了這些極端情境之後的人類。質言之,它指向的是經歷了由現代性失控所導致的巨大災難之後,深陷於前所未有的集體創傷中,因而無可避免地對文明的意義感到徹底灰心絕望的人類。存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其試圖回答的,正是這樣的人類如何重新去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問題。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為此,存在主義哲學家(主要是法國的阿爾貝·加繆和讓·保羅·薩特)“發明”了一個概念,對世界重新進行界定,也對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重新進行描述——這個概念就是“荒誕”。由此,在存在主義的敘事框架中,“荒誕”指的既是一切宏大敘事的虛幻,也是一切個人敘事的徒勞。存在主義認為,必須清晰地指出,世界毫無理性,人生亦毫無意義。惟其如此,人類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自由”,然後做出選擇,並且承擔責任。

存在主義的上述核心觀念作用於同時代的文學藝術場域,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荒誕派戲劇的誕生。“荒誕派戲劇就本質而言,可說是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戲劇圖解。”20世紀50—60年代,歐洲戲劇界湧現了大量以詮釋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荒誕”為目的的戲劇作品,代表作包括《禿頭歌女》《等待戈多》《椅子》《犀牛》《一切人反對一切人》《女僕》《陽臺》《啊,美好的日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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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荒誕喜劇電影”作為一個概念術語,其關鍵詞就是“荒誕”。而此處的“荒誕”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命題。換言之,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雖然“荒誕”(absurd)作為一個詞彙很早就存在,但是作為一種對人類極端生存境遇的提煉,它卻是在20世紀初才真正獲得具名的。而完成這種具名行為的,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日益興盛起來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存在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西方社會危機的產物”。而這種危機就是愈演愈烈的現代性危機。簡要地說,西方社會在踏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其主流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的主體意識不斷上升:人從對神的膜拜和附庸之下抬起頭來,站直身體,越來越大地發揮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自覺,越來越多地傾心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邏輯。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歷史地看,在18到19世紀,這種高度信任人的主體性和世界的合目的性的觀念顯示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意義:它不僅推動了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而且促進了哲學法律、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領域的活躍變革。但是到了20世紀初,這套觀念膨脹到極致,就逐漸走進了一條工具主義、科技主義、國家主義的死衚衕,並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大屠殺和核爆炸等“現代性之惡”的極端情境。

存在主義所指向的,正是經歷了這些極端情境之後的人類。質言之,它指向的是經歷了由現代性失控所導致的巨大災難之後,深陷於前所未有的集體創傷中,因而無可避免地對文明的意義感到徹底灰心絕望的人類。存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其試圖回答的,正是這樣的人類如何重新去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問題。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為此,存在主義哲學家(主要是法國的阿爾貝·加繆和讓·保羅·薩特)“發明”了一個概念,對世界重新進行界定,也對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重新進行描述——這個概念就是“荒誕”。由此,在存在主義的敘事框架中,“荒誕”指的既是一切宏大敘事的虛幻,也是一切個人敘事的徒勞。存在主義認為,必須清晰地指出,世界毫無理性,人生亦毫無意義。惟其如此,人類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自由”,然後做出選擇,並且承擔責任。

存在主義的上述核心觀念作用於同時代的文學藝術場域,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荒誕派戲劇的誕生。“荒誕派戲劇就本質而言,可說是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戲劇圖解。”20世紀50—60年代,歐洲戲劇界湧現了大量以詮釋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荒誕”為目的的戲劇作品,代表作包括《禿頭歌女》《等待戈多》《椅子》《犀牛》《一切人反對一切人》《女僕》《陽臺》《啊,美好的日子》等。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值得強調的是,這些作品與此前和同時期產生的存在主義小說/戲劇相比,都是以存在主義哲學為精神內核的文本。但是其特殊性在於,它不再遵循傳統小說和戲劇的模式、原則和方法,而是“將‘荒誕’的思想內涵以‘荒誕’的形式直接呈現在舞臺上”,“以舞臺上種種荒誕不經的語言、動作、道具陳設等,直喻世界的荒誕”。應該說,這種從主題到形式的“荒誕”具有非常大的創新意義,它直接影響了電影領域的創作實踐,使得電影創作者們也開始嘗試創作從主題到形式都具有“非理性”特質的電影作品,這直接推動了荒誕喜劇電影的誕生。

至此,我們就需要探討另一個層面的問題——“荒誕喜劇電影”中“喜劇性”的來源。換言之,為什麼當“荒誕性”進入現代戲劇和電影場域之後,它大多以喜劇的面貌來呈現自身?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喜劇觀念的巨大變革。歷史地看,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悲劇和喜劇分別處於藝術光譜的兩極,彼此對立、互不交融,但是到了文藝復興之後,二者之間的界限就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逐漸出現了可以被稱之為“悲喜劇”或者“喜悲劇”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亞和契訶夫的戲劇創作);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悲劇和喜劇無論在藝術觀念還是在藝術實踐上都已經變成了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彼此不可分割,甚至可以隨時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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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荒誕喜劇電影”作為一個概念術語,其關鍵詞就是“荒誕”。而此處的“荒誕”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命題。換言之,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雖然“荒誕”(absurd)作為一個詞彙很早就存在,但是作為一種對人類極端生存境遇的提煉,它卻是在20世紀初才真正獲得具名的。而完成這種具名行為的,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日益興盛起來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存在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西方社會危機的產物”。而這種危機就是愈演愈烈的現代性危機。簡要地說,西方社會在踏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其主流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的主體意識不斷上升:人從對神的膜拜和附庸之下抬起頭來,站直身體,越來越大地發揮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自覺,越來越多地傾心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邏輯。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歷史地看,在18到19世紀,這種高度信任人的主體性和世界的合目的性的觀念顯示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意義:它不僅推動了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而且促進了哲學法律、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領域的活躍變革。但是到了20世紀初,這套觀念膨脹到極致,就逐漸走進了一條工具主義、科技主義、國家主義的死衚衕,並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大屠殺和核爆炸等“現代性之惡”的極端情境。

存在主義所指向的,正是經歷了這些極端情境之後的人類。質言之,它指向的是經歷了由現代性失控所導致的巨大災難之後,深陷於前所未有的集體創傷中,因而無可避免地對文明的意義感到徹底灰心絕望的人類。存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其試圖回答的,正是這樣的人類如何重新去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問題。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為此,存在主義哲學家(主要是法國的阿爾貝·加繆和讓·保羅·薩特)“發明”了一個概念,對世界重新進行界定,也對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重新進行描述——這個概念就是“荒誕”。由此,在存在主義的敘事框架中,“荒誕”指的既是一切宏大敘事的虛幻,也是一切個人敘事的徒勞。存在主義認為,必須清晰地指出,世界毫無理性,人生亦毫無意義。惟其如此,人類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自由”,然後做出選擇,並且承擔責任。

存在主義的上述核心觀念作用於同時代的文學藝術場域,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荒誕派戲劇的誕生。“荒誕派戲劇就本質而言,可說是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戲劇圖解。”20世紀50—60年代,歐洲戲劇界湧現了大量以詮釋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荒誕”為目的的戲劇作品,代表作包括《禿頭歌女》《等待戈多》《椅子》《犀牛》《一切人反對一切人》《女僕》《陽臺》《啊,美好的日子》等。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值得強調的是,這些作品與此前和同時期產生的存在主義小說/戲劇相比,都是以存在主義哲學為精神內核的文本。但是其特殊性在於,它不再遵循傳統小說和戲劇的模式、原則和方法,而是“將‘荒誕’的思想內涵以‘荒誕’的形式直接呈現在舞臺上”,“以舞臺上種種荒誕不經的語言、動作、道具陳設等,直喻世界的荒誕”。應該說,這種從主題到形式的“荒誕”具有非常大的創新意義,它直接影響了電影領域的創作實踐,使得電影創作者們也開始嘗試創作從主題到形式都具有“非理性”特質的電影作品,這直接推動了荒誕喜劇電影的誕生。

至此,我們就需要探討另一個層面的問題——“荒誕喜劇電影”中“喜劇性”的來源。換言之,為什麼當“荒誕性”進入現代戲劇和電影場域之後,它大多以喜劇的面貌來呈現自身?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喜劇觀念的巨大變革。歷史地看,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悲劇和喜劇分別處於藝術光譜的兩極,彼此對立、互不交融,但是到了文藝復興之後,二者之間的界限就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逐漸出現了可以被稱之為“悲喜劇”或者“喜悲劇”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亞和契訶夫的戲劇創作);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悲劇和喜劇無論在藝術觀念還是在藝術實踐上都已經變成了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彼此不可分割,甚至可以隨時翻轉。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對於造成這種巨大的變化的語境原因,英國哲學家懷利·辛菲爾曾經在《我們的新喜劇觀》一文中做出過分析,他指出:“我們已置身於二十世紀的‘塵埃和衝突’之中,並認識到落在人類頭上的最可怕的災難如何證明了人生歸根結底的荒謬。人生的喜劇觀與悲劇觀已不再相互排斥。現代批評最重要的發現或許就是認識到了喜劇與悲劇在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或者說喜劇能向我們揭示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關於我們所處環境的情景。十九世紀中葉,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這一點,索倫·克爾凱郭爾以一個現代人的身份寫道,喜劇與悲劇在無窮的極點上相交——即在人類經驗的兩個極端上相交。”

由此可見,在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過程中,西方社會對於喜劇性的理解逐漸發生了變化:荒誕性與喜劇性在現代人的視域裡越來越顯示出同質同構的趨勢。對此,近年也有國內研究者做出了清晰的比較式闡述:“傳統喜劇在理性原則的指導下,通常是通過對‘醜’的嘲笑與否定來彰顯主體的勝利感、優越性和樂觀態度的;而現代喜劇則喪失了主體的自信心和征服力,一變而為‘掩飾失望的假面具’、‘逃避絕望的良方’、求得超脫的智慧與勇氣的一種途徑。喜劇在現代被理解為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與高度,有它自身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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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喜劇電影”作為一個概念術語,其關鍵詞就是“荒誕”。而此處的“荒誕”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命題。換言之,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雖然“荒誕”(absurd)作為一個詞彙很早就存在,但是作為一種對人類極端生存境遇的提煉,它卻是在20世紀初才真正獲得具名的。而完成這種具名行為的,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日益興盛起來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存在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西方社會危機的產物”。而這種危機就是愈演愈烈的現代性危機。簡要地說,西方社會在踏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其主流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的主體意識不斷上升:人從對神的膜拜和附庸之下抬起頭來,站直身體,越來越大地發揮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自覺,越來越多地傾心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邏輯。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歷史地看,在18到19世紀,這種高度信任人的主體性和世界的合目的性的觀念顯示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意義:它不僅推動了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而且促進了哲學法律、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領域的活躍變革。但是到了20世紀初,這套觀念膨脹到極致,就逐漸走進了一條工具主義、科技主義、國家主義的死衚衕,並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大屠殺和核爆炸等“現代性之惡”的極端情境。

存在主義所指向的,正是經歷了這些極端情境之後的人類。質言之,它指向的是經歷了由現代性失控所導致的巨大災難之後,深陷於前所未有的集體創傷中,因而無可避免地對文明的意義感到徹底灰心絕望的人類。存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其試圖回答的,正是這樣的人類如何重新去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問題。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為此,存在主義哲學家(主要是法國的阿爾貝·加繆和讓·保羅·薩特)“發明”了一個概念,對世界重新進行界定,也對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重新進行描述——這個概念就是“荒誕”。由此,在存在主義的敘事框架中,“荒誕”指的既是一切宏大敘事的虛幻,也是一切個人敘事的徒勞。存在主義認為,必須清晰地指出,世界毫無理性,人生亦毫無意義。惟其如此,人類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自由”,然後做出選擇,並且承擔責任。

存在主義的上述核心觀念作用於同時代的文學藝術場域,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荒誕派戲劇的誕生。“荒誕派戲劇就本質而言,可說是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戲劇圖解。”20世紀50—60年代,歐洲戲劇界湧現了大量以詮釋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荒誕”為目的的戲劇作品,代表作包括《禿頭歌女》《等待戈多》《椅子》《犀牛》《一切人反對一切人》《女僕》《陽臺》《啊,美好的日子》等。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值得強調的是,這些作品與此前和同時期產生的存在主義小說/戲劇相比,都是以存在主義哲學為精神內核的文本。但是其特殊性在於,它不再遵循傳統小說和戲劇的模式、原則和方法,而是“將‘荒誕’的思想內涵以‘荒誕’的形式直接呈現在舞臺上”,“以舞臺上種種荒誕不經的語言、動作、道具陳設等,直喻世界的荒誕”。應該說,這種從主題到形式的“荒誕”具有非常大的創新意義,它直接影響了電影領域的創作實踐,使得電影創作者們也開始嘗試創作從主題到形式都具有“非理性”特質的電影作品,這直接推動了荒誕喜劇電影的誕生。

至此,我們就需要探討另一個層面的問題——“荒誕喜劇電影”中“喜劇性”的來源。換言之,為什麼當“荒誕性”進入現代戲劇和電影場域之後,它大多以喜劇的面貌來呈現自身?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喜劇觀念的巨大變革。歷史地看,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悲劇和喜劇分別處於藝術光譜的兩極,彼此對立、互不交融,但是到了文藝復興之後,二者之間的界限就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逐漸出現了可以被稱之為“悲喜劇”或者“喜悲劇”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亞和契訶夫的戲劇創作);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悲劇和喜劇無論在藝術觀念還是在藝術實踐上都已經變成了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彼此不可分割,甚至可以隨時翻轉。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對於造成這種巨大的變化的語境原因,英國哲學家懷利·辛菲爾曾經在《我們的新喜劇觀》一文中做出過分析,他指出:“我們已置身於二十世紀的‘塵埃和衝突’之中,並認識到落在人類頭上的最可怕的災難如何證明了人生歸根結底的荒謬。人生的喜劇觀與悲劇觀已不再相互排斥。現代批評最重要的發現或許就是認識到了喜劇與悲劇在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或者說喜劇能向我們揭示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關於我們所處環境的情景。十九世紀中葉,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這一點,索倫·克爾凱郭爾以一個現代人的身份寫道,喜劇與悲劇在無窮的極點上相交——即在人類經驗的兩個極端上相交。”

由此可見,在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過程中,西方社會對於喜劇性的理解逐漸發生了變化:荒誕性與喜劇性在現代人的視域裡越來越顯示出同質同構的趨勢。對此,近年也有國內研究者做出了清晰的比較式闡述:“傳統喜劇在理性原則的指導下,通常是通過對‘醜’的嘲笑與否定來彰顯主體的勝利感、優越性和樂觀態度的;而現代喜劇則喪失了主體的自信心和征服力,一變而為‘掩飾失望的假面具’、‘逃避絕望的良方’、求得超脫的智慧與勇氣的一種途徑。喜劇在現代被理解為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與高度,有它自身的深刻性。”

荒誕喜劇電影的底色和觀念

至此,我們可以說,在“荒誕喜劇電影”這個概念中,“荒誕性”的根源是存在主義哲學,而“喜劇性”的根源則是現代喜劇觀念。對於荒誕喜劇電影而言,“荒誕”不是粘貼到文本外殼上的時髦標籤,而是深入文本肌理骨質中的主控思想。從哲學底色和文化邏輯的角度,我們可以把荒誕喜劇電影看作是人類自啟蒙時代以來,懷著澎湃的自信與期望,踏上主體性實踐的恢弘征程,然而最終卻發現所有願景註定是一條“死路”,所有努力註定是一場徒勞的時候,所發出的無奈的、絕望的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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