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錯覺：為什麼感覺西晉南北朝的歷史很短？
北魏
講起中國歷史，縱觀王朝興衰，華夏自黃河文明開始，到如今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其中分裂時期的三國混戰，和之後大一統的隋唐，這兩段歷史至今仍被不少人所津津樂道。
《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無論是小說還是影視劇，都不乏其中的素材。
可三國和隋唐之間，這一段歷史卻十分模糊。
只知道曹丕稱帝后，司馬家篡了曹魏，然後就是八王之亂，導致了西晉亡國以及近三百年的動亂，此後的中國進入五胡十六國（五胡亂華）時期。
沒多久，楊堅代周立隋，消滅了南朝，統一中國。
後面的故事我們就都熟悉了，隋煬帝三徵朝鮮，修運河，導致農民起義，最後李家終結混戰，建立唐朝。
而“沒多久”這一段時期，要比我們想象中的時間長，如果從曹丕稱帝開始算，有接近四百年的時間。
就算除去魏晉，南北朝的時間也足足兩百年，你要知道，三國鼎立的局面不過才60年。
這兩百年中，我們甚至都不熟悉北方還有一個穩定的政權：北魏。
從道武帝遷都平成到六鎮之亂，共有130多年的歷史，而北魏的存在顯得十分尷尬。
我們在中華帝國的序列中，似乎也沒將北魏作為一個大一統的朝代。
為什麼？
因為他顯得“不合法”。
在我們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會聽到一種史觀：崖山之後無中國，明朝之後無華夏，還有人為蒙元是否屬於華夏文明爭論。
而對於“隋唐”我們卻從未懷疑過其合法性。
但你要多瞭解北魏，隋唐繼承關係的來龍去脈，按照上面的史觀，你就會發現，唐朝作為華夏文明，也變得十分“尷尬”了。
帝國模式
北魏的開國皇帝，是道武帝拓跋珪。
當時的拓跋珪作為鮮卑族的部落首領，他如果想要爭霸天下，首先第一步，就是確定他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什麼？就是大義的名分。
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皇位的合法性才是第一重要的，也就是說，憑什麼你是皇帝，要求別人聽你的。
於是拓跋珪開始學習儒家帝制的政權組織形式，“漢化”的原因，不是因為漢文化先進，而是因為其政治組織能力先進。
在如此龐大的版圖上，無數素未謀面的人，為了一個目標，組成一個統一的社會形式。
而政治組織形式也會直接會體現在軍事上。
在秦漢時期，北方遊牧民族的作戰方式主要是“弓騎兵”，就是一大群拿著弓箭的騎兵過來，進入射程放幾箭，然後轉身就跑，邊跑邊放箭，是一種慢慢消耗的戰術。
飛將軍李廣弓馬技術再強，畢竟是敵之長我之短，在匈奴的作戰中也未佔到便宜。
直到衛青、霍去病，把騎射改為騎兵衝擊，大量騎兵手持長矛衝進敵陣，至此你匈奴騎射功夫再高，烏合之眾也無法抵擋正面衝擊的漢軍騎兵。
那匈奴可不可以學習騎兵衝鋒戰術？
學不了。
因為騎兵衝鋒的戰術，第一排騎兵死亡率會明顯高於後排，所以需要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匈奴屬於部落聯盟，這種高級組織形式的進攻是肯定沒辦法實現的。
就算兵器相等的條件下，單從軍事組織形式上看，漢代到三國，對匈奴作戰一直都是壓倒性的優勢。
在三國時期，像是烏桓、羌人等少數民族，在曹操馬超麾下，各個都是善戰的先鋒部隊。
而一旦叛亂，只用派個偏將就能掃平。
漢代可以壓著匈奴打，可之後的朝代卻被北方壓著打。
不要說野蠻戰勝文明，國家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政治組織力量會體現在軍事上。
我們總認為北方胡虜文化落後，可自從北魏開始，胡人就拋棄了遊牧部落鬆散的組織形式，轉而開始學習儒家帝制。
君主制可以形成凝聚力，不但能夠體現在社會組織上，可也以體現在軍事上。
398年六月，道武帝拓跋珪正式定國號為“魏” ，史稱“北魏”，定都平城。
道武帝最大的改革，就是開始採用君主集權，集權的成果直接反映到軍事上。
自此，北魏的軍隊學會了騎兵衝鋒，攻城和守城，補給與長途行軍。
意識形態
在拓跋珪建立了政治體系框架後，他的孫子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此時他面臨的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拓跋燾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得了天下之後，沒法坐天下。
我們看到歷史上短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所以北魏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是：
憑什麼我可以坐江山，而你卻不行，這可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此時就只能依賴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什麼，就是“國教”，就是大義的名分。
秦朝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他對治理如此龐大的帝國沒有經驗。
直到漢代，儒家建立起“忠君”模式，才讓普天之下認可皇帝的“合法性”，同時增加造反的成本。
從漢、魏開始，到後面的唐宋明清，中國一直都是採用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
可唯獨當中缺了缺了司馬家篡位，魏晉南北朝，五胡亂中華這一段。
為什麼，因為你沒法提倡“忠君”啊。
你司馬家就是依靠謀反奪得的政權，那你有什麼理由，號召你的屬下去對你“盡忠”呢？
當道武帝以帝制模式建立北魏，到了他的孫子太武帝拓跋燾需要面臨的問題就是：意識形態。
除了儒家之外，當時有兩個選項：佛教和道教。
晉朝用的是“道教”，尤其是黃老，和莊周的“玄學”。
所以有晉一朝，大家講的都是“天命”。
司馬家得天下，是因為天命，什麼忠君，就不要再提了。
在漢代同時期，健陀羅地區，就是如今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帶，誕生政教合一的國家形態：貴霜王朝，並開始向東方輸出意識形態。
佛教是國教，君主既是國王，也是佛教的轉輪王。
拓跋珪造像的雲岡石窟第20窟
在佛教傳說中，當統一世界的君王出現時，天上將會出現一個旋轉金輪，作為他統治權力的證明。
擁有這個旋轉金輪的人，將成為這個世界以及全宇宙的統治者，他將會以“慈悲”與“智慧”治理這個世界，開創轉輪聖朝。
這就為皇帝的合法性帶來解釋：我可以當統治者，是因為我是轉輪王。
比如玄奘就把唐太宗和唐高宗都稱為轉輪王，即便在元朝和清朝這樣的少數民族政權裡，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等也都是轉輪王。
當拓跋燾穩定了北方之後，引入了北涼僧團，準備建立佛教政教合一的國家。
反過來看南方政權，梁武帝蕭衍晚年篤信佛法，幾次出家做和尚，還要群臣捐錢贖回。
意識形態只是維持統治合法性的工具，北方胡人此時已掌握了底層規律。
亡國？亡天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
——顧炎武
這句話就是梁啟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由來。
在拓跋燾穩定了北方之後，準備建立佛教政教合一的國家時，出現了一個人：
崔浩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歷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謀臣之一，在南方正統看來，崔氏屬於不折不扣的漢奸。
在我們的史觀中，會有亡國和亡天下的區別。
意思就是作為士大夫，政權更替，可能無力干涉，但是華夏文化必須傳承下去。
如果文化亡了，才是真正的“亡天下”。
崔浩看到北魏國力日漸強盛，認為北魏最終可能一統天下。
在看到太武帝拓跋燾準備建立佛教政教合一國家時，作為士大夫，崔浩非常焦慮，如果北魏建立起佛教政教合一的國家，最終一統天下，才是真正的“亡天下”。
於是他設計了一個“亡國存道統”的計劃，準備將太武帝引入他設定的意識形態，那就是用儒家思想來治國。
當時太武帝十分信任崔浩，對於太武帝來講，意識形態不過是維持政權合法性的工具，佛教也不是他的信仰。
但儒家學說的“神通”太少，太武帝肯定不感興趣，於是崔浩引薦天師寇謙之來平城，太武帝宣佈崇奉天師道。
皇上祭祀是軒轅神農，禮儀都是儒家系統，反正都是信神，太武帝也不懂其中的區別。
公元440年，崔浩建議太武帝改年號為”太平真君”，太武帝居然還同意了。
太子拓跋晃素敬佛教，與崔浩在宗教上是有分歧，崔浩就挑唆皇上說太子有造反跡象。
但崔浩沒有太子造反的證據，就從太子的兩位國師下手。
444年，國師玄高和釋慧崇被殺，第二年太子拓跋晃因病去世。
就在這一年，太武帝西征蓋吳到長安，看到寺廟中多有兵器，認為和尚與蓋吳通謀。
崔浩遂“因進其說”，最後太武帝“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
第二年，太武帝下令滅佛，將全國所有僧人全部坑殺。
如此大規模的趕盡殺絕，寇謙之以殺僧過多，曾苦求崔浩，不要逞一時之快，最終會招致殺身之禍。
但當時崔浩年歲已高，希望能夠讓鮮卑胡人歸化漢文化，採用儒家思想治國。
所以崔浩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極力勸告拓跋燾要加大打擊佛教的力度。
結果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誅殺崔浩。
在送往城南行刑時，“衛士數十人溲（撒尿）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死得極慘。
崔浩之死，倒不是因為華夷之辨的民族問題，也不是是佛道之爭的宗教問題。
而是因為《國書》事件，在崔浩編寫魏國的國史時，寫了大量拓跋氏的穢史，詳備而無所避諱，還有很多拓跋氏一些不願人知的早期歷史。
並且刻碑樹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來行人議論。
這個舉動，徹底惹怒了太武帝，下令滅族，崔浩死後，太平真君年號立馬作廢。
此後太武帝開創了佛教治國的意識形態體系。
儒、佛
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對應一種五行屬性，所以朝代的更替都跟五行相關，目的也是為其合法性加以解釋。
以元明清為例：忽必烈定國號為“元”，取自“大哉乾元”，五行屬金。
明朝推翻元朝，朱元璋定國號為“明”，是取“大明”的太陽之火，克元朝的乾元之金。
努爾哈赤建立“後金”，由於擔心“金”被“大明”之火剋制住，皇太極將國號改為“清”，取水克火之意。
《魏書》中假託軒轅黃帝為拓跋氏先祖，承土德為王。
但並未想過前面的火德應該承接哪個王朝，到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時，把土德改為水德，意為北魏繼承西晉金德。
此舉的目的，是把北魏當做一個朝代，納入中華帝國的序列中，而非十六國後的十七國。
這個時期，佛教的意識形態，開始與儒家融合，也為之後隋唐的意識形態奠定了基礎。
所以自隋唐開始，會有“科舉”這一高階的科技。
禪宗“頓悟”的思想，就是建立在“科舉”制度上，對其解釋，並予以信服的一種宗教。
結語
外界認為的“華夏文明”，實際上與我們自己認為的華夏文明有著很大的不同。
外邦對我華夏的稱呼，曾有過Chin（秦），Cina，其後曰拓跋Tabac（北魏），最後曰契丹Kitai（遼），今之China（清朝以後）。
華夏文明上下五千年，本就是一個相互融合，相互同化的過程。
長江中的水流入東海，你能分清楚哪些是沱沱河、那些是金沙江，那些是混雜進來的水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