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群英薈萃，虎嘯龍吟。各路豪傑共同演繹了一段中國歷史上驚心動魄的恢弘時代。然而繼起的西晉王朝，卻從一開始就露出頹勢，僅僅統一中國十年之後，就開始陷入內亂，逐步走向毀滅，進而引發中原板蕩。

司馬家族憑藉一系列政治技巧，抓住機遇迅速完成事業上升。然而隨後又面臨如此斷崖式的垮臺，這讓後人常常大惑不解。三國時期，中原各路軍閥戰力勇猛，為何最終會走到永嘉之亂、衣冠南渡的窘迫境地？這其實需要從西晉王朝所面臨的歷史背景聊起！

氣候變冷，引發草原族群大規模南遷

在西周和春秋時期，中原地帶的年平均氣溫還很高，維持在25°上下，那時的黃河流域氣候溼潤，而更為北方的漠北草原同樣水草肥美。然而到了東漢中後期開始，氣溫開始接連下降，只有22°甚至更低，降水也日益稀少。一些草原胡人開始逐漸南遷，尋求內附漢朝。初期的南遷胡人的數量並不多，漢朝還能勉強消化，然而到了三國至西晉時期，更大規模的胡人開始南遷，中原帝國就漸漸吃不消了。

五胡內附分佈圖

雖然草原上的族群部落甚多，但按照其來源地和習俗的劃分，大體可以分為五個族群，因此在晉朝又被稱之為五胡。然而草原族群的大規模南遷並不會必然導致中原王朝的崩潰，如若西晉的統治得當、中央朝廷對地方的管控強有力，還是會出現民族之間文化融合的繁榮景象的。可惜西晉並沒有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在王朝內部存在諸多問題。

謀逆弒君，引發法統正當性問題

西晉武帝司馬炎篡魏，同魏文帝曹丕篡漢，雖然同屬皇位禪讓更迭，但其性質和影響卻存在著天壤之別。東漢末年，朝政糜爛無比，外戚宦官輪流執政專權，彼此鬥爭不休。另外漢末對羌人作戰耗費巨大，引發國庫空虛。最終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相繼興起，太平道更以黃巾為標誌，打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旗號，意圖推翻東漢，可見民心之所向。及至董卓亂政和群雄混戰，到了三國鼎立之時，中原百姓才稍稍緩解戰亂之苦。因此雄踞北方的曹魏篡漢，順理成章，被認為是響應天意民心之舉。

曹髦討伐司馬昭，兵敗被殺

司馬氏篡魏之時，北方在曹氏的統治下，政局相對平穩，且百姓安居樂業。雖然曹丕依託陳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拉攏世家子弟，但曹爽等人依舊藉助察舉制選拔了一批頗有才學的寒門子弟。整體而言，整個曹魏政權算是比較清明的。不論是中下層官員還是平民百姓都對曹魏比較認可，這使得司馬氏篡權引發諸多叛亂的原因之一。更為重要的是曹丕篡漢，給予漢獻帝劉協安樂公的名號和極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司馬氏行使的卻是謀逆弒君的不忠之舉。由於司馬氏依託世家勢力篡權，且存在不忠之舉，這就導致西晉皇帝無法以忠義治理國家，只能強調孝悌的重要性（蜀漢遺民李密正是基於此寫出《陳情表》拒絕出任太子洗馬）。政權法統的不穩固，導致朝廷治理能力先天的缺陷。

李密寫《陳情表》

豪族愈發壯大，削弱中央集權統治

司馬氏作為九品中正制的受益者和豪族世家中的一員，其立國之本就是豪族世家。因此從東漢開始日益崛起的世家門閥更加強大起來。對於在朝為官的世家子弟來說，皇帝按照孝悌而非忠義選拔官員的方式，促使官員更願意以自身家族利益為重，而不是朝廷皇權的利益為先。

黃巾起義之後，豪族紛紛增加自身軍事能力，在自己的莊園範圍內建立起許多塢堡，這些類似小城郭的存在往往自成一系，可以同外界獨立運轉，進而隱匿了大量戶籍人口，減少了朝廷的稅收。財政收入不足以維繫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這就造成西晉皇帝必須比東漢皇帝更加依賴豪族的力量來維持國家的運轉，並藉助內附胡族的力量鎮守邊疆。然而面對一個虛弱的朝廷，這兩股勢力其實都不可靠，離心力巨大。

士族墮落，日益成為享樂清談之流

西晉時期，不論是地方的塢堡經濟和軍事力量還是朝廷任職的世家子弟，均是士族豪強的實力提現，亦是他們對帝國影響力的表達。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階層，卻早已不復其先祖曾經的偉岸和道德水平。豪族世家大多源於先秦時代的貴族階級和秦與西漢前期誕生自軍功爵制度下的將門之家，可以說是為華夏民族披荊斬棘的功臣們。然而西晉時期的豪族雖然逐步演化成了士族，卻在不斷墮落。

空談享樂之風盛行於魏晉士族之中

東漢末期，士人對儒家的解讀依然十分精細，往往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一句話，便可寫出十幾萬字的註解。然而漢末天下大亂，嚴重衝擊了人們對儒學治理天下的信心。許多士族轉而談玄論道，魏晉玄學之風由此興起。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士族在亂世之中看到了新的機遇，轉而大肆謀私謀利，嚴重敗壞了社會道德並毒化了政治空氣。混沌不堪的西晉朝廷昏暗無比，這與佔據統治地位的士族大肆墮落脫不了干係。

矯枉過正，引發皇族內鬥

雖然西晉王朝存在諸多問題，但朝廷的體量還在，世家雖然墮落卻也不願自己的飯碗出現動盪，不會輕易掀翻整個國家。造成西晉迅速滅亡的直接原因是發生在司馬氏皇族內部的‘八王之亂’。從晉朝滅吳，僅僅11年後，戰火就重新點燃在中原大地，極大的損耗了中原王朝的軍事實力，最終造成五胡和世家勢力徹底做大，分別在中國北方和南方佔據了絕對地位。

司馬氏篡魏之時，曹氏宗親大多沒有實權，猶如板上魚肉，任憑司馬氏隨意宰割。此種情形極大的刺激了司馬氏家族。為了防止出現皇權旁落、無人拱衛的局面，司馬氏自建立西晉之初就大肆分封宗親藩王於全國各地，效仿了西漢劉邦的做法。然而此時的中原王朝社會構造早就和西漢初期大不相同，藩王的坐大引發了諸王圍繞皇位的激烈爭奪。宗親之間手足相殘，決然沒有拱衛京師，守護皇權的覺悟。這些藩王手中掌握的資源，有些甚至超過朝廷，弱幹強枝之下，中央集權統治的基礎漸漸在‘八王之亂’中慢慢瓦解。

流民四起是西晉內外矛盾的總爆發

但凡長期戰亂之後，新的大一統王朝都會休養生息，與民休息本身就是讓百姓享受國家統一的紅利，亦可以促進百姓對新王朝的認同感，提升政權的正當性。諸如西漢文景之治、東漢明章之治均是如此。然而西晉建立之後，面臨的卻是新一輪的戰亂。同時由於氣候的變化，降水區域的向南移動，亦造成了水旱災害和瘟疫流行。缺乏足夠財政收入的朝廷，農民的疾苦，依舊強制徵收沉重的賦稅，導致大批為逃離服役和賦稅的百姓成為流民。

流民的出現，一方面給西晉朝廷造成了軍事上的打擊和賦稅的減少，另一方面許多流民最終投奔豪族塢堡，進一步強大了豪族的勢力。流民起義既有不堪重賦的農民，也有長期遭受其他的胡族，這兩股力量最終推動了西晉的迅速滅亡。

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是西晉混亂時局的延續

通過前番論述，我們會發現西晉迅速滅亡存在幾方面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之間往往是相互作用，甚至有時是交織在一起的。西晉在永嘉之亂亡於五胡中的南匈奴之手，此後的北方成為五胡和漢人流民角力的舞臺。並且北方流民還曾先後建立冉魏政權、北府軍等戰力卓著的勢力集團。五胡經歷了一系列的角逐，最終由鮮卑拓跋氏成功統一北方。北方士族在於草原軍事貴族的交流之下，一改玄學清談氣息。二者相互融合，轉而成為關隴、河北新的門閥士族集團。

並不是所有的士族都留在北方，許多豪族渡江南下。‘衣冠南渡’中的衣冠正是士族的特指。南遷的士族繼續把持東晉王朝的政權，繼續享樂並偏安一隅。北方經歷了胡漢交融之後，逐漸形成文武雙全、心胸開闊的精神面貌。而南朝繼續在法統不穩的困境中，政權頻繁更迭。最終北朝南下統一中國，在肅清了西晉所有遺毒之後，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秦漢之後的新一輪鼎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