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時期

全盛時期的吐蕃王朝

藏傳佛教與西藏世俗政權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吐蕃時期。松贊干布由於其妻文成公主、尼泊爾公主均篤信佛教，故在西藏建立大小昭寺作為供養，自此意後，歷代贊普都信奉佛教。

當時，信奉佛教的贊普和代表苯教勢力的王族，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爭鬥。赤松德贊時期，贊普為鞏固王位，任用佛教僧人擔任“卻論”，掌管朝政，其政治制度實際上已是政教結合的雛形。佛教僧人蔘政遭到苯教和世俗貴族勢力的抵制，出現了代表苯教勢力的吐蕃王朗達瑪滅佛事件，毀寺院、焚佛經、滅教徒。

朗達瑪被刺殺後，吐蕃王朝崩潰，西藏地區陷入分裂狀態，地方貴族勢力變成新興封建領主。這些領主們對佛教的支持，使得藏傳佛教東山再起。到10世紀，大吞併之後倖存下來的封建領主們割據一方，各自把持當地教派勢力，自此西藏佛教發生新的變化，出現了教派。各地方的貴族與不同教派勢力相結合，形成了互不統屬的割據一方的地方性封建政教勢力。政教合一的雛形已在西藏部分地區出現。每個教派控制範圍下的地區，都存在著大小不等的近似政教合一性質的地方政權。最主要的教派，有薩迦派，噶舉派和格魯派。

蒙古汗王統治時期

蒙古人統治西藏時期

薩迦、噶舉等政教合一制政權均處於家族勢力的操縱之下，家族興，教派則興，並接受中央王朝冊封。俗稱黃教的格魯派興起後受其他教派壓制，為求生存，在教派鬥爭中尋求世俗外援，遂與和碩特部蒙古固始汗發生關係。

1642年，格魯派獲得已經佔據了青海地區的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的支持，派兵進藏擊敗了反對格魯派的噶瑪噶舉派的支持者——後藏的藏巴汗政權。固始汗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控制了整個西藏，掌握西藏軍、政大權，成了西藏的汗王。

固始汗在西藏西藏後實行政教分離政策，只將西藏稅賦贈達賴作黃教費用，達賴率教徒從事宗教活動，西藏軍、政大權掌握在固始汗手中。五世達賴無力掌握全藏之政權。有鑑於此，清廷亦分別冊封固始汗和達賴為政治與宗教首領——清廷深知達賴喇嘛在蒙藏民族中的重要宗教影響，故尊崇黃教；鑑於西藏地方世俗政權掌握在蒙古固始汗手中，清廷遂又冊封固始汗，承認他是“庶邦君長”，命其代替清廷管理西藏。當此之時，達賴進京朝覲也不免受到蒙古汗王的控制。

此一時期的西藏的地方政權，既不是蒙古汗王獨掌的西藏政權，也不是以五世達賴為首的黃教政教合一制的地方政權，而是通過汗王和達賴共同任命第巴官員（“第巴”意為部落酋長、頭人），表現為蒙、藏統治者聯合掌管的西藏地方政權。

僧官吞巴濟眾，傳說他的祖先為創制西藏文字的圖彌桑波扎。

短暫的郡王制世俗貴族掌政期

1703年，拉藏汗繼承汗位統治西藏，與第巴桑結嘉措發生矛盾，1706年第巴被殺，拉藏汗獨掌西藏政權，西藏地方政府中不再設第巴官職，不再任用達賴府邸的職員作為政府官員。拉藏汗在政府中重用世俗地方領主，達賴一系的黃教僧侶集團在政府中的勢力受到壓制。世俗地方勢力與宗教勢力之間矛盾的激化，最終導致1717年準噶爾軍進入西藏並殺死拉藏汗的事變。

隨後，清軍入藏驅逐了準噶爾，清廷改革西藏政權體制。此前，在拉藏汗與第巴桑結嘉措的爭鬥中，清廷支持拉藏汗，實際上是有意削弱以達賴為代表的黃教僧侶集團在政府中的權力。故而這次西藏地方政權體制改革，並未恢復達賴黃教勢力在政府中舊有的地位，也未恢復蒙古汗王對西藏的統治，而是廢除了蒙古汗王掌政制度，取消了蒙古貴族在西藏的統治地位。結束了西藏地方由蒙、藏上層聯合掌政的政治體制，改為扶植藏族上層掌政。

此後，自康熙晚年經雍正到乾隆，清廷在政治上一直重用拉藏汗舊臣和西藏地方藏族世俗領主，組成了以康濟鼐為首席噶倫、諸噶倫共同聯合掌握的西藏地方政權，直接受清廷領導。至1727年，諸噶倫之間因權力之爭而內江，導致衛藏戰爭。經清廷平息後，有鑑於諸噶倫聯合掌政易引起紛爭，清廷將諸噶倫聯合掌政改為由1名世俗貴族頗羅鼐任地方政府最高首領，總理西藏地方政務，並授封為郡王。與此同時，清廷實行政教分立政策，這是因為七世達賴父親參與了1727年噶倫間奪權戰爭，故不允達賴及其親屬干涉西藏政務。

西藏地方政府最高權力由世俗貴族手中轉移到達賴手中

地方政府內部世俗貴族官員權力膨脹，和僧侶勢力持續的受壓制，不可避免地加速了政府內僧、俗之間的矛盾。各種政治內鬥沿著世俗行政首領和宗教首領在政府中的權力爭奪這條線索不斷爆發。清廷為穩定社會秩序，調解政府內僧、俗矛盾，於1751年授予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西藏地方政府最高首領的身份，集政、教大權於一身，此為清中央政府授權在中央派駐西藏地方大臣的監管下，於西藏地方內部實施貴族與上層僧侶共同執掌政教權力之開始。西藏地方政府最高權力由世俗貴族手中轉移到達賴手中，清中央政府恢復和加強了達賴系統在政府中的地位。

達賴的住所“冬宮”

清廷在政治上冊封七世達賴、實行政教合一制的原因是，西藏黃教集團早在五世達賴時，就已掌握對西藏的經濟控制權，隨著寺院封建農奴制經濟的發展，黃教僧侶集團在西藏社會上已佔主導地位，清廷對七世達賴政治上的冊封是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七世達賴掌政後，清廷仍然沿用世俗領主掌政時期的政權組織體制“噶廈”。這緣於西藏地方貴族領主勢力根深蒂固，大多數世俗領主都已被吸收進入地方政府。清廷必須保留他們既得的政治權力，必須在行政體制中沿用噶廈體制。

噶廈的主要官員本為俗官，稱作噶倫。七世達賴為了增加噶廈政府中僧官的權力，推薦增加l名喇嘛噶倫，自此，三俗一僧構成樂噶廈的主要官員。噶廈也成了體現政教合一制的西藏最高行政機構。清廷廢除世俗郡王掌政制，授權七世達賴實行噶廈政教合一體制的同時，乾隆帝皇帝又留下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務期達賴得以專主，欽差（駐藏大臣）有所操縱，噶倫不致擅權。”

眾柯(俗官)夏扎公子身穿軍裝留影

夏扎家族家世顯赫，他的祖父曾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與英國簽訂麥克馬洪條約，後被中央政府否決。他的叔父為色拉寺的夏扎活佛。

1751年形成的西藏政教合一制模式，在清王朝的保護下，安穩地度過了相當漫長的歲月。直到了20世紀初才受到來自外界的衝擊。在舉國“新政”的大環境下，清廷和世界的目光，都注意到了西藏及政教合一制度的弊端，西藏社會內部，也同樣產生了變革政治模式的衝動。試舉兩例：

眾柯詹東公子，1939年他與夏扎公子一同被噶廈政府選中擔任接待中央特使吳忠信的禮賓官

政教分離：清末中央政府改革西藏的努力

1904年，英國侵入拉薩，脅迫西藏當局直接與英國簽訂非法的《拉薩條約》。 朝野震驚於西方對西藏的蠶食和滲透，痛感西藏之事，於內地川、滇、青海實為脣亡齒寒的關係。1906年4月，清廷派張蔭棠“領副都統”頭銜，以駐藏幫辦大臣的身份，進藏“查辦藏事”，實施新政，以挽救西藏危局。

張蔭棠於1907年初，向外務部提出了革新藏政大綱，即《西藏地方善後問題二十四款》，得到中央批准。張的新政內容甚多，政治、軍事、經濟、文教衛生面面俱到。但其核心，則是直接衝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實施“政教分離”政策：使達賴、班禪只理教務，奪其手中政權，歸於清廷大員。1907年5月，張蔭棠被排擠出藏後，新政仍在繼續。尤其是以收回政權為目的的政教分離工作，繼續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1909年，清政府甚至毅然派遣了2000名精銳川軍入藏，以資震懾，作為展開新政的後盾。

清朝末年這場西藏“政教分離”未能獲得成功，有策略上的原因——不是剝奪達賴喇嘛手中的政治權力歸西藏噶廈政府的俗官，而是歸中央駐藏官員，直接觸犯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僧俗上層的利益，導致了他們的一致反對，因而缺乏社會基礎；也有時局上的原因——隨著辛亥革命的到來，清廷轟然倒塌，包括“政教分離”在內的諸新政措施也煙消雲散。

貴族唐埋，曾留學英國，民國時曾任拉薩電燈局長。當時全拉薩只有一盞電燈，豎立在大昭寺門口。

胎死腹中：龍夏·多吉次傑的近代化改革

1912年至1913年間，龍廈（中坐者）和4位西藏留學生在赴英國前夕於錫金甘托克合影

龍夏·多吉次傑，出身於貴族世家，天賦很高。辛亥革命後，十三世達賴自印度返回西藏，在英國的支持下大搞“新政”。其中一項舉措就是於1913年選派4名西藏貴族子弟赴英留學，由龍夏帶隊。在英一年，龍夏對西方民主有了切身瞭解。龍夏之子拉魯·次旺多吉在回憶其父的這段經歷時寫到：“在此期間，我的父母也學會了一些英語，並先後去法國、意大利等地遊覽。父親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過程和經濟狀況中感受到西藏社會制度落後，民生凋敝，如不加以改革，將永遠停滯不前，無法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從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義的思想。”

1914年9月，龍夏離開英國回藏，受到達賴喇嘛重用，一路上升做到了藏軍總司令，成為達賴身邊數一數二的寵臣。期間，龍夏已經私下組織了一個名為“吉求貢吞”(意即“求幸福者同盟”)的祕密組織。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大權落入龍夏和首席噶倫赤門·羅布旺傑手中。龍夏也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一機會，開始了自己的改革行動。

龍夏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改變現行西藏的政治制度，實行英國式的民主制度。龍夏聯絡了百餘名僧、俗官員加人了“吉求貢吞”組織，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訂立了祕密盟約，簽名請願，準備上書攝政和噶廈。請願書的主要內容為：廢除噶倫終身制，改為四年任期制，噶倫必須直接從西藏民眾大會的候選人中產生。龍夏希望把權力轉移到“民眾大會”手中，自然是對政教合一制的衝擊。但首席噶倫赤門迅速設下了圈套，誘捕了龍夏，將其革職抄家、挖去雙目，監禁終身。“吉求貢吞”組織的其他成員亦遭逮捕，分別處以革職、流放、罰款等處罰。龍夏的改革運動剛一開始便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