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9年，波斯軍隊大敗於普拉提亞，遂撤回亞洲。次年，在斯巴達攝政王寶桑尼阿斯的指揮下，希臘聯軍對波斯發動反攻，首先攻佔了塞浦路斯島的一部分，繼而北上攻佔拜占庭。但是不久，斯巴達就把指揮官寶桑尼阿斯召回國內，派多爾西斯等率領少量軍隊參戰，但卻遭到同盟軍隊的拒絕，亦被迫回國，斯巴達正式退出了對波斯的繼續戰爭，其同盟者也隨之而去，戰爭的領導權由此落入雅典人手中。

據修昔底德記載，斯巴達此舉的動因是“斯巴達人認為雅典人完全能夠指揮，並且當時雅典人對他們很友好”，這樣他們就把領導權交與雅典人。但筆者以為，他的觀點有待商榷，因為當時斯巴達人和雅典人並不友好。據狄奧多魯斯記載，斯巴達人看到雅典人掌握了領導權，勢力得到迅猛增長，出於嫉羨和憂慮，全國上下幾乎一致決議，要通過武力奪回對希臘人的海上領導權，只是由於長老會議中一位叫做赫陶麻裡達斯成員的勸說才作罷。

一、斯巴達和雅典關於領導權和榮譽的爭奪

許多現代權威學者均認為，雖然狄奧多魯斯對此事所記載的時間有誤，但在繼續戰爭領導權轉移後，斯巴達歷史上確實曾發生過這樣一場激烈的爭論。

實際上，早在希波戰爭中，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競爭領導權和榮譽的鬥爭己非常激烈，根本談不上關係友好。希羅多德說，“雅典人想與斯巴達人爭奪對希臘聯合艦隊的指揮權，遭到其他希臘人的反對，只是考慮到如果因此而導致聯盟破裂，他們獨自難以抵抗薛西斯大軍才作罷。”地米斯托克利對希波戰爭最大的貢獻是維護希臘的團結，他曾在阿爾特米西烏姆勸阻雅典人不要與斯巴達人爭奪希臘艦隊的指揮權。這說明，在阿爾特米西烏姆戰役前夕雅典與斯巴達爭奪希臘聯軍領導權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在薩拉米海戰後，雅典人因其對希臘世界的突出貢獻，躍躍欲試地向斯巴達的海上領導權提出挑戰，這是路人皆知的。

為此斯巴達在戰後英勇獎的評定上壓制雅典，把英勇獎授予埃吉納。普魯塔克指出，斯巴達和雅典在這一英勇獎的評定上爭奪得異常激烈，極有可能引起武力對抗，而使希臘人的事業立遭破壞。而且在希波戰爭之前，斯巴達人就曾四次入侵阿提卡。所以，斯巴達人與雅典人根本談不上友好，只是由於薩拉米海戰後，以客蒙為首的親斯巴達派當政，才緩和了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在七十年代雅典為了使斯巴達不公開反對自己控制提洛同盟、發展自身的勢力，也努力緩和與斯巴達的關係。

所以，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一直是敵對的、競爭的，六七十年代早期的暫時緩和只是權宜之計。正如卡甘所說:“從公元前479年到461年，斯巴達與雅典之間的同盟不是城邦間的而是黨派間的同盟。”即斯巴達鴿派與雅典以客蒙為首的親斯巴達派之間的友誼。

二、斯巴達退出繼續戰爭的原因

有學者從經濟活動的角度對斯巴達退出繼續戰爭的原因提出其獨特看法，認為斯巴達及其盟邦主要是農業城邦，其公民無時不在顧及家鄉的收成，因為“在希臘南部地區，美塞尼亞和拉科尼亞的土地最為肥沃，農耕也是拉科尼亞居民的主要職業”。另外，也有人從經濟角度對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斯巴達及其伯羅奔尼撒同盟是由於在海外沒有利益尤其是商業利益而退出的。對此，筆者持謹慎態度。

首先，斯巴達雖然是一農業城邦，但其公民並不從事生產，而是專注于軍事訓練，田間勞作主要由希洛人承擔，故謂斯巴達人為農業生產而匆忙撤出繼續戰爭的觀點似乎不妥。其次，考慮到斯巴達後來多次進行海外作戰及其欲達到的目的，對後一觀點我們不宜貿然接受。

依筆者之見，此時斯巴達人退出戰爭的原因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希臘同盟城邦拒絕斯巴達的指揮，轉而請求雅典的領導

希波戰爭結束之時，斯巴達被公認為希臘盟軍的領袖。然而，其統帥寶桑尼阿斯及諸將領對待盟軍將士傲慢、冷酷，弄得盟軍內部民怨沸騰，甚至伯羅奔尼撒的同盟者也紛紛退出回國，向斯巴達行政長官控訴。據普魯塔克記載，寶桑尼阿斯曾用鞭子抽打盟軍的將領，強迫他們整天扛著鐵錨站崗；盟軍將士不準在斯巴達人之前上床睡覺，必須去喂牲口或汲取泉水，斯巴達將士的僕人用棍棒將走近的士兵趕走。

此外，寶桑尼阿斯私通波斯、叛賣希臘的罪行東窗事發後，令斯巴達人頗為尷尬，聯盟諸邦對此十分憤怒。修昔底德、狄奧多魯斯等對此都作了詳細的描述。由是在雅典將領阿里斯提德的慫恿下，同盟者聯合起來在拜佔廷趕走了寶桑尼阿斯。儘管在希羅多德看來，寶桑尼阿斯的行為並不是領導權轉變的真正原因，雅典人是以他的行為為藉口，奪取了盟軍的領導權。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行為肯定是導致領導權轉移的一個因素，最起碼它使同盟者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相比之下雅典人卻因在希波戰爭中的出色表現、對待盟軍的友好態度及和伊奧尼亞人同族等因素使自己的威望驟然提升，盟邦紛紛請求雅典人庇護和領導他們。阿里斯提德以溫順、和藹的態度與盟軍交往，並勸導客蒙寬厚對待他們，與他們和睦相處，一同參加戰役:客蒙對那些受了冤屈而投靠他的人態度非常和藹，以仁義相待;對此普魯塔克評論道，阿里斯提德和客蒙不是依靠披甲戰士、戰船或騎兵，而是憑藉他們的機智和外交才能，在斯巴達人還沒有察覺之前，就已經奪取了他們的領導權。

但此時作為希臘最強大的城邦的斯巴達怎麼會接受別人的領導呢？即便是到了公元前四世紀它淪為二流城邦之後，仍然不願接受雅典的領導，而是謀求共同領導權。這樣，斯巴達人無奈地退出了對波斯的繼續戰爭。

其次，斯巴達人擔憂自己的海外作戰人員會逐漸變得驕奢淫逸，進而破壞他們特有的生活方式

斯巴達人認為，寶桑尼阿斯之所以變得奢侈腐化，主要是因為他長期與波斯接觸，對其生活方式耳濡目染，同時又遠離監察官的監督和指導。

此外，他長期大權在握，以至滋生傲慢、粗暴、狂妄自大的情緒和生活腐化墮落的思想。狄奧多魯斯曾這樣評論寶桑尼阿斯的墮落，“寶桑尼阿斯由於其在普拉提亞戰役中建立的功勳而自負，通過與波斯人的實際接觸，他漸漸地開始厭惡斯巴達人從祖先繼承而來的生活方式，而豔羨波斯人奢侈揮霍的生活方式。”

修昔底德的解釋是，寶桑尼阿斯由於在普拉提亞戰役中表現的將才而在希臘享有聲譽，同時因與波斯國王建立起的密切關係而驕傲自大，從而不能安於過去的生活方式，常常穿著波斯人的服裝，建立起像波斯人和埃及人那樣的衛隊，按照波斯人的方式舉行宴會。在斯巴達同盟大會上，雅典使者指出，任何斯巴達人一旦到了國外，他就會受到外國生活方式的影響而不能保持自身固有的生活方式;這一番話沒有招致斯巴達人及其他人的反駁，說明它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因此，為了保持自身獨特的生活方式，斯巴達人不願意再把自己的公民兵派到海外作戰。

第三，從自身的客觀條件出發，斯巴達人認為追求海上霸權對自身無益

如對波斯作戰，就必須跨越愛琴海，且戰鬥也主要在海上進行，這就要求有一支艦隊。但是斯巴達人傳統上並不航海，船艦數量很少，它亦沒有足夠的資金建立一支強大艦隊，這與其經濟結構和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機制皆有關係。斯巴達不鼓勵發展商業經濟、積聚財富，傳統上是一個完全依靠希洛人勞動的農業社會。

與提洛同盟不同的是，伯羅奔尼撒同盟並不存在貢金制，只是在戰爭期間，同盟有義務派一些分遣軍參加戰鬥。同時與雅典相較，它的槳手亦很匾乏，雅典人口眾多，有傭工級作槳手，而斯巴達人口很少，公元前479年，僅有公民5000人，而一艘三層槳戰船就需要約200人。古希臘人認為從事一些不合身份的工作，是對自身尊嚴的冒犯，故很可能絕大多數的斯巴達公民都不願去做划槳搖槽這類低賤的工作，而且分一部分公民去搖槽，也會降低其重裝步兵的作戰力量，即使這樣也組建不了一支強大的艦隊。

雖然可以讓希洛人作槳手，然而是否利用希洛人在斯巴達社會中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斯巴達國王克萊奧邁奈斯、攝政王寶桑尼阿斯、將軍伯拉西達以及來山德等都主張解放和利用希洛人。

然而保守的力量也很強大，他們認為，解放希洛人就必須給他們以公民權等作為回報，否則希洛戰士的戰鬥力會很弱。而城邦在本質上是一邦全權公民對奴隸和外邦人統治的機器。同時在古代希臘，公民權與土地所有權、參加政治、宗教文化活動的權利緊密相聯，所以，斯巴達人不願意希洛人分享他們的公民權。

另外，希洛人的人數遠遠超過斯巴達人，對斯巴達人的仇恨又是那樣深刻，斯巴達人也擔心把希洛人武裝起來後，會危及自己的統治。更為可怕的是，希洛人已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具有團結意識，如果把這樣的人武裝起來是很危險的，是對斯巴達現存政權的一種嚴重挑戰。

安德魯斯認為，這也是制約斯巴達追求霸權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他還指出，當時的斯巴達土地所有者滿足於自己己確立起的生活方式，如斯巴達領導繼續戰爭的話，他們就不得不為此做出犧牲。

最後，從地理位置來看，伯羅奔尼撒半島遠離愛琴海，其海岸線平直，不適合建良港，沒有像雅典庇裡猶斯那樣的大港口，不具備追求海上霸權的條件。

​第四，斯巴達人之所以不願繼續在海外作戰，原因還在於海外作戰中會有很多戰利品流入斯巴達，這些戰利品的分配會造成社會的貧富分化，從而破壞其現有的社會結構

漢密爾頓曾精闢地分析了財富的輸入對斯巴達社會多層面的影響。他認為，隨著財富的增加，人們將越來越容易得到它，雖然斯巴達正常的供求體制仍然運轉，但是物價卻會相應地上升。戰爭引起的物資分配體系的崩潰和財富的積聚，都會使進口商品，不論是原材料還是製成品的價格逐漸上漲。

對於物價的上漲，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徵稅來解決，但是個人則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處理這類問題。他還舉例說，無論對於農業還是軍事，鐵都是必需的原料，它的價格上揚事實上對社會上的每個成員都會產生影響。物價的上揚雖然是逐步的，但是在幾年以後，人們就會感到它的累積影響，尤其是對於有固定收入的人們更是如此。而大部分斯巴達人的收入是固定的，來源於他們在拉科尼亞的份地。

這樣，經過幾年，就有相當一部分斯巴達人被擠出平等者的隊伍，降為色諾芬提到的劣等人的境地。然而，斯巴達社會中一部分人的貧窮、墜落與另外有幸取得海外總督等肥缺職位的一些人的富裕是同時進行的，這就導致在斯巴達這個所謂“平等人社會”中的兩極分化。

而自此以後，斯巴達領導人一直未能正確處理下層階級面臨的經濟困難，使這一問題更加嚴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最終導致斯巴達霸權的覆滅。

最後，也是最明顯的原因是斯巴達受到希洛人起義及與周邊城邦戰事等因素的牽制

寶桑尼阿斯的攝政期是有限的，為了保證自己的地位並推行希洛人改革計劃，他在私通波斯的同時還策劃希洛人暴動。另外，地米斯托克利在被放逐之後，可能也鼓勵希洛人起義，以為他將來返回雅典政壇作準備。當斯巴達當局發覺並查明他們策動希洛人的陰謀後，決定拘捕寶桑尼阿斯，又促使以客蒙為首的雅典貴族政權判處地米斯托克利死刑，而雅典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斯巴達默許其對提洛同盟的控制。

斯巴達除為國內的政治鬥爭所羈絆外，還受到國際上週邊盟邦勢力的崛起和獨立傾向增長的威脅。據希羅多德記載，在希波戰爭中及其後，提基亞與斯巴達的關係都很緊張，伊利斯預言者海該西斯特拉圖斯被斯巴達逮捕下獄，他割斷了自己的腳背，逃亡到提基亞。斯巴達國王列烏杜奇戴斯在色薩利的遠征返回後受到指控，也逃亡到提基亞。

公元前五世紀六七十年代，斯巴達先是與提基亞和阿爾戈斯的聯軍戰於提基亞，後來又與除蒙提涅亞人之外的全體阿卡狄亞人戰於迪帕伊耶，這更能彰顯斯巴達與其同盟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另外，可能是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幫助下，伊利斯和蒙提涅亞在這一時期各自實現了城邦化，城邦化使這兩個地區的力量集中，令斯巴達更加難以控制，甚至對其構成威脅。

公元前四世紀《大王和約》後，斯巴達堅決把蒙提涅亞分成四個鄉村，也是出於類似的擔心，但在琉克特拉戰役後，蒙提涅亞又重建城牆，並領導組建阿卡狄亞聯盟，在武拜的幫助下，這一聯盟劫掠了幾百年來未遭踐踏的拉科尼亞。所以，國內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以及周邊城邦戰事的牽制，使它無力再分出力量去對波斯進行繼續戰爭。

總之，由於上述種種因素，斯巴達退出了對波斯的繼續戰爭，其伯羅奔尼撒同盟城邦唯其馬首是瞻，也隨之退出，但埃吉納除外，這可能由於它在海外有商貿活動，需要繼續對波斯作戰並打擊愛琴海上的海盜。

參考文獻：

劉洪採《希臘波斯關係研究》

李天枯《古代希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