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16世紀末結束於1917年二月革命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歷經300餘年,這期間大批的刑事犯、農奴、農民起義的參加者、反專制農奴制的戰士以及無產階級革命者等被流放到此,西伯利亞成了一座“沒有圍牆的監獄”。

1591 年,居住在烏格里奇的伊凡雷帝之子德米特里猝死。王后懷疑是覬覦王權的戈都諾夫所謀,便煽動居民掀起暴亂,結果遭戈都諾夫殘酷鎮壓。全城死亡200 餘人, 60 戶居民被處以流刑,於1593 年被押解到西伯利亞彼雷姆城。

西伯利亞流放300年

作為烏格里奇城象徵的教堂大鐘亦“在劫難逃”,被鋸去雙耳,一同“流放”,鐘上刻著“在德米特里王子被殺害事件中,被敲擊的大鐘,從烏格里奇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託博爾斯克慈悲的救世主大教堂”。這就是俄羅斯歷史上知名的“銅鐘流放”,也是西伯利亞最早的集體政治流放事件。

1649 年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頒佈一部重要法典, 使農奴制度在俄羅斯最終確立。該法典首次把流放西伯利亞作為一種刑罰固定下來, 規定流放西伯利亞是僅次於死刑的重刑, 並指定新建不久的雅庫次克及勒拿河流域為流放地。17 世紀下半葉, 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數最多可達6000 至9000人。

西伯利亞流放300年

此後,彼得大帝開創了強迫移居西伯利亞的時代。1698 年發動叛亂的射擊軍約600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他們幾乎遍及西伯利亞的每一座城堡;1711年在北方戰爭中被虜獲的瑞典兵因企圖潛逃而被從喀山省流放到西伯利亞;1715 年,活動於伏爾加河支流克爾熱涅次河附近的一批舊禮儀派教徒接踵而至。

為了增加西伯利亞的常住人口, 彼得大帝的繼承者不斷強化西伯利亞流放制度,陸續下達關於行政流放的指令,流放對象包括:地主不願領回的逃奴及流浪漢(1729 年)、被緝拿歸案的企圖偷渡國外的人(1730 年)、製造的金銀物品成色不足者以及偽造和倒賣金銀物品者(1733 年)、酗酒或賭博的工場主和工匠(1739年)。1753 至1754 年, 女皇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取消死刑, 代之以永久服苦役。

西伯利亞流放300年

西伯利亞流放還是沙俄政治鬥爭的晴雨表,它同難以計數的與沙皇專制奮力抗爭者聯繫在一起。俄歷次農民戰爭的眾多參加者都是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犧牲品。另外,在官場傾軋中失勢的人也是西伯利亞流放的承載者。1728 年彼得二世將聲名顯赫的緬希科夫公爵發配到鄂畢河下游荒涼的別廖佐沃鎮。

西伯利亞流放按懲罰方式分為依法流放和行政流放。依法流放是指經過法庭判決的流放犯;行政流放是指不經過法庭判決,根據1760年頒佈的行政流放法被處以流刑。早期的行政流放是政府強制移民的手段,很多被流放的犯人只是因為一些微小的過失,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罪過。

西伯利亞流放300年

後期的行政流放犯中政治犯佔有很大比例,他們被當局認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只是為了不使其思想得到傳播。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後期,特別是1870至1880年間,針對政治犯採取的行政流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

流放按懲罰程度又分為苦役流放和移居流放。苦役流放按犯罪情節輕重又分為有期苦役和終身苦役。苦役犯判刑後,被剝奪公民權,沒收財產,解除家庭關係(家屬可自願跟隨犯人一起被流放,由國家承擔費用),頭部一半被剃光、斷指、割耳(後改為割去鼻中隔),然後帶著5俄磅(1俄磅≈410克)重的鐐銬被髮往西伯利亞邊遠地區服勞役併兼坐牢獄。

西伯利亞流放300年

苦役犯大多被流放到東西伯利亞,主要是外貝加爾。他們被分配在鐵廠、鹽廠、釀酒廠、金礦廠做重體力勞動。從19世紀60年代起,苦役犯主要被送往薩哈林(庫葉島),那裡有完整的苦役犯安置點。

俄羅斯幾代革命者大多經歷過西伯利亞流放生活的洗禮。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4 年苦役;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車爾尼雪夫斯基於1862 年7 月被捕,1864 年被流放西伯利亞。1872 年,他被押解到荒漠的北方小鎮維柳伊斯克,在此度過了12年淒涼的歲月。

西伯利亞流放300年

蘇聯黨和國家許多領袖及政治活動家也曾歷經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 如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捷爾任斯基、古比雪夫、奧爾忠尼啟則、斯維爾德洛夫、克爾日扎諾夫斯基等。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等政治派別中的許多精英和普通分子也在西伯利亞這座“沒有圍牆的監獄”留下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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