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如何加速沙皇俄國的覆滅？'
《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英]丹尼爾·比爾著，孔俐穎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15日《南方週末》）
隨著西伯利亞的監獄人口出現爆炸式增長，革命的群眾基礎也在西伯利亞迅速擴大。
對於深受蘇俄文學影響的一代中國人而言，西伯利亞是一個遙遠而熟悉的地名。提起這個“沒有屋頂的大監獄”，大多數人的腦海中往往會浮現出這樣的景象：一群戴著鐐銬的犯人，在冰雪茫茫的苦寒之地，艱難地前行或勞作，內心充滿悲憤和絕望。
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到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從十二月黨人到波蘭革命者，關於西伯利亞流放者的故事和詩句始終令人難以忘懷，其中既有對道德靈魂的無情拷問，也有對自由人性的讚美歌頌。然而在文學精神之外，一般人很少了解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具體是如何起源並運轉的；這種意在維護沙皇統治權威的制度，為何卻加速了帝國的覆滅？
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起源
《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The House of the Dead：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出版於2016年，作者是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高級講師丹尼爾·比爾（Daniel Beer）。此書問世後備受矚目，並於次年贏得全球獎金最高的歷史著作獎“坎迪爾獎”（Cundill History Prize，獎金為7.5萬美元）。丹尼爾·比爾利用藏於莫斯科、聖彼得堡的中央檔案和西伯利亞城市的地方檔案，以及各種文學作品、回憶錄和信件，還原了從1801年亞歷山大一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這段歷史時期內流放者在西伯利亞的種種遭遇。
一般認為，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始於16世紀末的“銅鐘流放”。
1591年，伊凡雷帝之子兼指定繼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他的居住地烏格利奇猝死。德米特里的母親一方家族認為，德米特里是被皇位爭奪者戈都諾夫謀殺的，為此，他們敲響了烏格利奇的銅鐘，號召當地人起義。戈都諾夫下令軍隊開進烏格利奇平息叛亂，並在第二年春天實行審判，起義者在遭受刑罰後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一同遭到流放的還有那口象徵著烏格利奇人政治團結的銅鐘。
在俄國人開發西伯利亞之前，烏拉爾山以東的西西伯利亞平原的統治者是蒙古人。1582年，哥薩克僱傭軍首領葉爾馬克越過烏拉爾山，擊敗了日漸衰落的西伯利亞蒙古統治者，打開了俄國人通向西伯利亞的大門。此後，俄國便向整個西伯利亞地區迅速擴張。
在丹尼爾·比爾看來，“俄國人首先是作為戰士、設陷阱捕獸者和商人來到西伯利亞，但是在17世紀的進程中，他們在西伯利亞的活動從毛皮貿易轉向了農業生產，從收繳貢賦轉向了在此定居。”18世紀起，沙皇政府開始重視流放人員在征服西伯利亞過程中的作用，特別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期，已經把流放制度發展成一個由政府主導的殖民項目。為了維護俄國歐洲部分的穩定，政府將叛亂分子、宗教異見人士、罪犯、妓女等人群成規模地流放至烏拉爾山以東，同時促進了整個西伯利亞地區的開發與建設。
“西伯利亞既是充滿機遇的土地，也是刑罰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統治時期，這兩個角色之間明顯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這一矛盾將在隨後的幾個世紀支配著西伯利亞和流放制度。”丹尼爾·比爾充滿洞見地指出，西伯利亞對於俄國來說，兼具懲罰與殖民的雙重作用，而這兩種作用本質上是相互抵消的。
藉助18世紀西歐啟蒙運動的光照，19世紀的俄國掀起了反對沙皇專制統治的浪潮，在思想和實踐上對沙皇權威形成挑戰。尤其是在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1825-1855年），出現了十二月黨人、波蘭革命者這兩次著名的西伯利亞流放事件。
十二月黨人與希望之地
1825年12月14日，三千多名俄國陸海軍士兵聚集在彼得堡參政院廣場，發動反抗尼古拉一世專制統治的武裝起義，最後由於缺乏統一領導和戰略規劃而宣告失敗，後人把這群勇敢的貴族起義者稱為“十二月黨人”。事後，尼古拉一世為了表現沙皇的憐憫和寬赦，只判處了少數主犯死刑，另外一百多名軍官則被褫奪公民權並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
在整個西伯利亞流放史上，十二月黨人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章。令沙皇始料未及的是，西伯利亞不但沒有消磨和囚禁十二月黨人的抗爭意志，反而敞開懷抱，為這批壯志未酬的革命者提供了傳播啟蒙思想的舞臺。
十二月黨人的到來為荒涼野蠻的西伯利亞賦予勃勃生機，在流放途中，其中一位流放者這樣寫道：“我們越深入西伯利亞，眼前的景象就越迷人。比起俄國農民，尤其是農奴，那裡的平民百姓看起來更加自由、更有活力，也更有教養。”他們彷彿在烏拉爾山以東發現了可以對抗俄國歐洲部分沉悶僵化等級制度的社會現實。
在流放地，儘管十二月黨人的苦役生活充滿壓抑和絕望，但他們仍然堅持著對於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追求。作為俄國貴族精英階層的流放者，十二月黨人為西伯利亞公民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也將俄國歐洲部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傳播至此。在艱苦的環境下，他們有人從事園藝，有人進行昆蟲收藏，還有人開展民族誌研究、編纂布里亞特語-俄語詞典等等，不遺餘力地推動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丹尼爾·比爾高度讚美了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的所作所為：“他們在流放地的生活確實給同時代人提供了一個關於共和主義理想和愛國主義美德的振奮故事。”而且，“下一代政治流放者會遵循十二月黨人的腳步。在被剝奪了在當地追求民主目標的機會後，一些政治流放者會在西伯利亞找到釋放他們的改革能量和進行公民活動的地方”。
在十二月黨人崇高精神的引領下，西伯利亞不再是令人恐懼的地獄代名詞，它甚至成為鼓舞新一代革命者實現理想的希望之地。
帝國瓦解的加速器
西伯利亞除了俄國本國革命者外，還留下過許多波蘭人的足跡。18世紀，波蘭三次遭到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的瓜分而亡國，從那時起，就有許多波蘭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定居。19世紀30年代和60年代，沙皇兩次將波蘭起義者作為政治犯大規模地流放到西伯利亞，天主教信仰亦隨之傳入。
波蘭猶太畫家亞歷山大·薩哈切夫斯基的名作《再見歐洲》描繪了1863年波蘭起義者在冰天雪地中穿過亞歐界標的悽苦情景。儘管穿過界標的波蘭人特別注意保存自身的民族性和文化傳統，避免過度“俄羅斯化”，但整個19世紀，大部分西伯利亞的波蘭人還是通過與俄羅斯女人結婚完成了民族融合過程，譬如從天主教改信東正教。
那麼，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究竟是如何變為俄羅斯帝國瓦解的加速器的呢？
丹尼爾·比爾在書中不斷向讀者表明，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懲罰與殖民的根本性矛盾，這兩項功能在制度運行過程中相互拆解，使得西伯利亞很快淪為腐敗和罪惡的淵藪，社會秩序混亂不堪，越獄、強姦、暴亂等事件頻發，加劇了沙皇統治的不穩定因素。
正如十二月黨人展示的那樣，西伯利亞流放者的形象在後世被塑造成革命偶像，激勵著一代代的革命者前赴後繼。在流放者群體內部，共同的苦難經歷也強化了他們之間的團結和友誼。西伯利亞流放殖民地越來越像密謀反抗沙皇統治的學校，“新成員可以在這裡學習革命學說，資深成員可以在這裡創造出大量革命理論和文章”。例如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和托洛茨基早年都有被流放西伯利亞的經歷，由於出身等級和財富，他們在流放地生活得較為舒適，甚至還可以自由讀書和寫作，構想激進的革命藍圖。
在1917年二月革命終結沙皇統治之前，1905年帝國境內爆發了一連串的革命行動。最後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就像列寧說的那樣，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總演習”。沙皇政權對革命的殘酷鎮壓，使俄國民眾與統治者之間產生了不可彌合的裂隙，同時也為西伯利亞製造了大批政治犯，這些政治犯讓西伯利亞的監獄人口出現爆炸式增長。
丹尼爾·比爾指出，“隨著西伯利亞的監獄裡充斥著越來越多的暴動農民、罷工工人、譁變陸軍士兵和水兵、銀行劫匪、大屠殺參與者、盜賊和堅定革命者，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界限變得前所未有地模糊。”這就意味著，革命的群眾基礎在西伯利亞迅速擴大，從上層精英走向社會底層，來自帝國不同角落、族群的人們開始同仇敵愾，為1917年的革命風暴積蓄力量，加速了帝國的傾覆。
錢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