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420—589）文學可謂士族、宮廷和家族的文學。

在宋、齊、樑、陳四朝中，劉宋雖歷時60年，佔整個南朝的1／3還強，但因其上接魏晉、下啟齊樑，只具有過渡期的特點；

南齊23年，是四朝中國祚最短的，雖然蕭齊文學有影響力，更多是承載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具有明顯過渡期的特點；

南陳33年，時間不長，且國力衰微、地域日縮，文化愈趨萎靡，已不足與北方相抗衡，又下轉隋朝，亦僅具過渡性的特點。

所以，最能代表與體現南朝文學的是南樑文學。

帝王核心地位的不斷穩固，皇室文學修養的極大提高，廣招文士的蔚然成風，文人學士的望風相投，為以皇室為核心的文學集團的形成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因此，在南樑不到60年的時間裡，便出現了三個以皇室為核心的龐大的文學集團。

這三大文學集團的盟主以皇室之尊，積極參加並領導文學創作，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學熱潮，參與的王公貴族、文人學士之多，產生的文學作品之富，是空前的。這是南樑文學得以繁榮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南樑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徵。

在蕭齊文學中具有主導作用的西邸文學集團（預知詳情請看羚羊往期精彩文章）凋零、敗落的九年之後，“竟陵八友”之一的蕭衍，代齊建樑。蕭衍建樑的當年（502）十一月，即立長子蕭統為皇太子。

從此，在樑代的前期形成了以樑帝蕭衍為核心的文學集團，中期形成了以太子蕭統為核心的文學集團。

父子二人分別建立文學集團並且同時共存與影響，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因此具有極高的文學研究價值和歷史研究價值。（注：閻採平《齊樑詩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

這兩個文學集團的活動時間既有先後、又有交叉。

蕭衍文學集團的活動時間大約在樑初至天監中晚期（502—約515）；

蕭統文學集團的活動時間大約起於天監十四年（515）左右，止於大通三年（531）。

蕭衍建樑後，“初臨天下，收拔賢俊”（《梁書．到沆傳》），網羅了一大批原“竟陵八友”的故友及由齊入樑的文人，形成了以蕭衍為核心的文學圈。

“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繁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彩，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光，皆後來之選也。”（《梁書．文學傳》）

“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燕坐。”（《梁書．劉苞傳》）

在“竟陵八友”中，只有王融、謝朓作了蕭齊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英年早逝。其他五人皆隨蕭衍一起入樑。沈約、範雲乃是蕭衍稱帝的積極策劃者和擁戴者，為蕭衍代齊建樑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蕭衍的尚書左、右僕射，追隨於蕭衍身邊，併為樑初文壇元老。

天監初，“高祖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以下同作。”（《梁書．王僧孺傳》）

樑初文人受沈約、範雲獎掖、提攜者甚多。任昉雖外任義興、新安太守，但依然入朝以詩文賞見於蕭衍。

“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梁書．劉孝綽傳》）

“樑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若‘蘭臺聚’。……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後漢書．黨錮傳》：‘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南史．到彥之傳》）。

因此，任昉亦為其時文壇之耆宿。（注：閻採平博士認為，任昉仕樑七年，外任義興、新安太守，“顯然也不曾預入蕭衍文學集團。”（《齊樑詩歌研究》，第65—66頁。）

陸倕入樑後曾為安成王蕭秀、臨川王蕭宏幕僚。然“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梁書．陸倕傳》）

蕭琛入樑後，長期外任，作過江夏、南郡、東陽、吳興太守等職，但亦時常入朝，參與文學活動。

“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宴，接以舊恩，呼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裝簉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雲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梁書．蕭琛傳》）

蕭衍曾“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梁書．到洽傳》）

由此看出，“竟陵八友”的成員不僅在政治上是蕭衍的中堅，而且在文學上亦是蕭衍文學集團的主將，尤其沈約、範雲、任昉則成為樑代前、中期文壇上的執牛耳者。其他諸人則多為蕭衍的文友，在政治上直接受寵於蕭衍的很少。

隨著皇太子蕭統的長大和參與政事的增多，蕭衍文學集團的一部分文人轉向了蕭統。

“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梁書．昭明太子傳》）

蕭統“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詞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蕭統《文選序》）他“愛文學士，常與（王）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梁書．王筠傳》）

他還以“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南史．王錫傳》）另有王錫、張纘等“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同上）以上諸人中，陸倕是“竟陵八友”的成員，張率、劉孝綽、到洽常為蕭衍的座上客。

這些文人進入太子東宮，可見蕭統的文學集團影響日漸擴大。除上述諸人外，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沈約的推薦下，入朝為士，很快成為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注：參見王更生《劉勰是個什麼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第83頁）……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梁書．劉勰傳》）劉勰的加盟，更增加了蕭統文學集團的學術氣氛。

然而，蕭統文學集團的好景不長，隨著蕭統的早逝，這個文學集團即於中大通三年（531）在文壇上過早地解散、消失了。

樑帝蕭衍、蕭統兩個文學集團的活動是有其共同特點的。

其一，這兩個文學集團的許多成員相互交叉，出入於帝宮和東宮。

其二，這兩個文學集團的文學創作有不少是蕭衍和蕭統的“賜宴”、“遊宴”之作，極盡賞讚、附和、吹捧之能事。

其三，這兩個文學集團的文學主張基本一致，皆為宗經、重教。

蕭衍置五經博士，親自祭奠儒聖，又據《五經》制禮作樂。蕭統亦主張文學應“有助於風教也。”（蕭統《陶淵明集序》）

然而，這兩個文學集團畢竟又有各自的一些特點。

蕭衍個人喜好創作，尤長詩賦，“千賦百詩，直疏便就。”（《梁書．武帝紀》）其樂府歌辭尤為清新、溫雅、婉麗，故其文學圈內尤以擅長詩歌者多，詩歌創作成就亦較西邸文學集團高得多。

蕭統雖“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梁書．昭明太子傳》）然其興趣更多的是在學術上，“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興趣，才有可能組織蒐集、整理、編輯出工程浩大的《文選》和《文章英華》來。所以，蕭統文學圈的活動更多地是側重於學術性的。

在蕭統文學集團的活動十分頻繁的同時，另一個文學集團在外阜逐漸形成並不斷崛起。這就是以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晉安王蕭綱為核心的文學集團。

蕭衍很注意對蕭綱的培養。天監八年（509）蕭綱領石頭戍軍事，量置佐吏時，“高祖謂周舍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梁書．徐摛傳》）

由此，徐摛就成為蕭綱文學集團中時間最早、最長、而且對蕭綱影響最大的成員。另一位與徐摛一起輔助蕭綱的是張率。

“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為雲麾中記室。”此後，張率追隨蕭綱輾轉南兗州、荊州、江州等地，“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

張率原是蕭衍、蕭統文學集團的成員，天監初，奉詔“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以給後宮。……甚見稱賞。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餘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其恩遇如此。”

又為蕭統太子家令。張率病故，蕭統特意“遣使贈賻，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率）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梁書．張率傳》）

蕭綱在藩任上，不斷擴充其文學實力。“初，太宗（蕭綱）在藩，雅好文章士，時（庾）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注：陸杲當為陸罩，《梁書》不載，道宣《廣弘明集》卷30載有其與蕭綱之和詩。另參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頁）、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梁書．庾肩吾傳》）庾肩吾，“八歲能賦詩”，“每王（蕭綱）徙鎮，肩吾常隨府。”（同上）劉遵，“工屬文”，入蕭綱府，“甚見賓禮……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梁書．劉遵傳》）蕭綱評其文為“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黃成採。”

（同上）劉孝儀、劉孝威，乃劉孝綽之弟，“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梁書．劉潛傳》）

蕭綱文學集團的初步形成是在他為雍州刺史任上的七年，“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梁書．簡文帝紀》）增加了大量的新成員。“在雍州，（庾肩吾）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南史．庾肩吾傳》）

“高齋學士”中的大部分人的詩文今不存，但有這麼多的文人學士圍繞在蕭綱身邊，其文學創作熱情之高，影響之大是可以想見的。也正是這七年，蕭綱在政治和軍事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眾軍進討，克平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拓地千餘里。”（《梁書．簡文帝紀》）

這樣大的軍事勝利在齊樑時期是少有的。（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謂“蕭綱一生過著皇子的富貴生活，政治上並無明顯的功過。”（《南北朝文學史》，第248頁。）

它為蕭綱入主東宮奠定了基礎，也壯了聲威。蕭綱文學集團的正式形成和他在文壇上盟主地位的確立，是在蕭統病逝，蕭綱繼立皇太子入主東宮後。

“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庾信和徐陵才華橫溢，乃後起之秀，他們的加盟，對蕭綱文學集團，無疑是錦上添花。

在蕭綱文學集團創作宮體文學達到高潮的同時，作為這個文學集團中的另一個核心人物湘東王蕭繹，在荊州也拉攏了一批文人，與蕭綱遙相呼應。

這一批文人中有劉孝綽、劉之遴、劉孺、劉孝勝、劉孝先等。

孝綽原為蕭統重臣，被蕭衍免官後，蕭繹多次致書邀請赴荊州任職，遂任蕭繹諮議。

劉孺曾為蕭統太子家令、蕭綱長史，後也被蕭繹引入帳下。

劉之遴原任中書通事舍人，被蕭繹引為長史。

孝勝很早即入蕭繹府，任主簿記室。

孝先在侯景之亂後，亦被“世祖以為黃門侍郎，遷侍中”（《梁書．劉孝先傳》）。

蕭繹不僅用幕僚之職來吸引、拉攏文人，還以文學方式廣交名士。“世祖（蕭繹）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云、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梁書．元帝紀》）

裴子野仕樑近三十載，原為蕭衍文學集團內人，頗受蕭衍賞識。“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為喻魏文，受詔立成，……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高祖深嘉焉。”（《梁書．裴子野傳》）

蕭子云、張纘則出入於蕭綱、蕭繹二府。子云“遷晉安王文學……時湘東王為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梁書．蕭子云傳》）

張纘“有識鑑，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梁書．張纘傳》）

這麼多的名流文士聚集在蕭繹周圍，形成了蕭繹文化圈，在南樑文壇的聲勢不斷壯大。然而，蕭繹文化圈的文學創作的特色並不鮮明，因此未能形成南樑第四個文學集團。

除了劉孝綽兼善詩文，劉孝勝、劉孝先“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梁書．劉孝先傳》）而外，其他諸人均長於文而不擅詩。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蕭綱《與湘東王書》）所以，這些人的宮體作品寫得並不很多。

因此蕭繹文化圈只能歸屬於蕭綱文學集團的一部分。

之所以把蕭繹文學圈歸併於蕭綱文學集團，是因為蕭繹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和蕭綱基本上一致。”（注：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第254頁）

蕭繹對文學特徵的看法是，“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盪。”（《蕭繹《金樓子．立言》）這就要求文學要辭采華麗，音節宛轉，語言洗練，感情細膩。

這樣的主張正與蕭綱的“吟詠情性”和“放蕩”相唱和；同時蕭繹還創作了大量的宮體詩和豔賦，在實踐上與蕭綱相呼應。蕭綱《與湘東王書》說：“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思吾子建，一共商榷。”

蕭綱對蕭繹如此稱讚，並把蕭繹比作曹植，也可看出出二人的共同愛好和志向。

太子的倡導，東宮的吶喊，親王的響應，宮體文學之創作，自然是風動朝野，構成了樑末文壇上以形式為主的文學主流。

但隨著侯景之亂，蕭衍、蕭綱被侯景所害，以及不久蕭繹被西魏所殺，蕭樑王朝徹底走向了衰亡。至此，轟轟烈烈、熱鬧非凡的南樑三大文學集團在新的改朝換代之前，終於拉下了那厚重的大幕。

總結

南樑三大文學集團給南朝文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亦使得文學創作逐漸走上偏重文學形式、偏重文人內心情感的細膩表露的極端道路。

這其中的功過自然與三大文學集團的盟主與核心人物有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一個社會中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如此，那麼，在一個文學集團中盟主與核心人物的思想也是如此。

南樑三大文學集團的盟主與核心人物都是皇室成員，他們不僅有著政治上的權力和影響力，而且擁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同時他們的文學修養和創作的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幾與文人無異。

因此，他們的文學觀念、文學傾向、審美趣味、藝術偏好、藝術風格等就構成了每一文學集團的主導思想。

特別是集團盟主與核心人物的政治地位、文學素養、藝術才能和創作水平愈高，其主導思想與核心思想的影響力與決定性也就愈大。

當我們考察了齊樑三大文學集團的構成及其盟主的作用後，不難發現這樣一些事實：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文學繁榮，往往與這個時代、社會是否出現龐大的文學集團有關；

一個文學集團的出現，往往需要一個能夠為集團提供文學活動所需的物質與精神條件的人物出現；一個文學集團的存在、發展及其影響力的大小，往往與一個是否具有穩定的政治環境、良好的社會秩序和這個集團盟主的政治權力、經濟實力、文學愛好、為人篤厚的程度有關；

一個文學集團的理論主張、藝術作風、創作實踐，又往往取決於這個集團領袖與核心人物的思想傾向、美學理想，這個集團的文學功績與過失，也往往需要集團盟主來承擔。

尤其是盟主的文學理論修養和創作實踐的水平愈高，其對集團共性特徵的影響力和決定性就愈大，同時，他對集團的功過、是非所負擔的責任性也就更大。

南樑三大文學集團的文學活動所產生的這些事實，對於我們認識文學史的複雜現象，無疑是有裨益的。

原文/蕭子顯（中簡堂歷史文化交流群客座講師，擅長魏晉南北朝歷史）

編輯/羚羊飛渡（中簡堂歷史文化交流群隊領頭羊，擅長隋唐五代史與網文小說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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