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物兄》敲響的警鐘：該如何面對失語的中國文化？'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各大博物館中陳列著精美的青銅器、漆器、瓷器、金銀器、書畫藝術、佛教造像等大量文物，但國人對其的興致並不濃厚。我們固然可以說，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的年遊客接待量以百萬計，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重要博物館日遊客輕鬆破萬，但觀眾們大多是走馬觀花地看個熱鬧，而不是提升文化素質。國民的文化素養、藝術素養還比較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各大博物館中陳列著精美的青銅器、漆器、瓷器、金銀器、書畫藝術、佛教造像等大量文物，但國人對其的興致並不濃厚。我們固然可以說，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的年遊客接待量以百萬計，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重要博物館日遊客輕鬆破萬，但觀眾們大多是走馬觀花地看個熱鬧，而不是提升文化素質。國民的文化素養、藝術素養還比較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故宮
東西方在經濟上的交流已經非常密切，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市場，但中國文化彷彿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失語”了，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地位不是一個數量級。連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古代文化都興趣缺缺，又如何來打“外部戰爭”呢？
中國文化怎麼了？這是一個擺在人文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化的精華何在，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 中國文化路在何方？
《應物兄》進行了這樣一些思考：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應當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應當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如何融入當下的社會，應當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些思考由於三代知識分子所生存的不同時代面貌而不斷擴展：從喬木、何為、姚鼐、張子房等應物兄的老師輩到應物兄自身，再到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孟昭華、範鬱夫，不同代際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最純粹、最理想化的老一代已經衰敗，行將就木，應物兄這一輩四處碰壁，已經非常虛弱，應物兄之死就是一個暗示。那麼，難道把希望寄託在易藝藝、孟昭華這隻剩工具理性的新一代身上嗎？
孔子以自己為木鐸，可是這木鐸卻並不是那麼容易敲響的。三代知識分子都負擔不起在當代為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的重任，這使小說中渲染出一股悲劇氣氛。但李洱並不願“唱衰”中國文化，我以為，在小說尾聲之際，他寫下的一段話頗具深意：
緩慢，渾濁，寥廓，你看不見它的波濤，卻能聽見它的濤聲。這是黃河，這是九曲黃河中下游的分界點。黃河自此湯湯東去，漸成地上懸河。如前所述，它的南邊就是嵩嶽，那是地球上最早從海水中露出的陸地，後來成了儒釋道三教薈萃之處，香客麇集之所。這是黃河，它的濤聲如此深沉，如大提琴在天地之間緩緩奏響，如巨石在夢境的最深處滾動。這是黃河，它從茫茫崑崙走來，從斑斕的《山海經》神話中走來，它穿過《詩經》的十五國風，向大海奔去。
厚重的中國文化，永不斷絕。李洱借黃河表達出了他的信心。
◆最後的話
小說中對知識分子的塑造仍然有一些還可以再推敲的地方，只是瑕不掩瑜，這並沒有影響小說的總體價值：
首先，李洱本人曾經在高校任教多年，這種反映大學教師生活的題材對他來說是手到擒來。但是大學教師面臨很重的科研和教學壓力，這一點在小說中並沒有體現。如果只讀小說的話，會讓人覺得似乎大學老師不用上課、不用備課、不用批改作業、不用填寫五花八門的各種表格、不用申報課題、不用完成科研任務、隨時有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小說中反覆提到的“科研經費用都用不完”，這對絕大多數大學教師來說是畢生難以實現的。當然，這部小說要表現的並不是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和生活狀態，而是知識分子的彷徨。
其次，李洱在小說中進行了龐雜的知識嵌入。這些知識有一些不夠準確，或學界未有定論。比如小說中寫道，“服食菖蒲，可以消食，堅持服用七年，白髮可以變黑，可以長出新牙”（ P279），實際上菖蒲有毒性，家有小兒者須防誤食。將《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中的鴟龜解釋為像貓頭鷹的龜，雖然有不少學者持此說，但在各種古代文獻、考古材料中未發現有此形象，竊以為可以解釋為“鴟與龜”。芸娘曾說：“先生曾在殷商墓中發掘出一個玉器，荷葉用墨玉雕成，荷葉上的蠶寶寶則用白玉雕成。先生說，這只是宮廷藝人的想象。”商末與西周的玉蠶我見過。商周時為神靈時代，有大量圖騰文化遺存。玉可通神，因此以玉雕刻出大量動物形象，這是有原始宗教意義的，並不只是裝飾品，以玉石雕刻的商代植物形象卻極少。是否有商代玉荷葉出土，還有待方家指教。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各大博物館中陳列著精美的青銅器、漆器、瓷器、金銀器、書畫藝術、佛教造像等大量文物，但國人對其的興致並不濃厚。我們固然可以說，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的年遊客接待量以百萬計，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重要博物館日遊客輕鬆破萬，但觀眾們大多是走馬觀花地看個熱鬧，而不是提升文化素質。國民的文化素養、藝術素養還比較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故宮
東西方在經濟上的交流已經非常密切，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市場，但中國文化彷彿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失語”了，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地位不是一個數量級。連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古代文化都興趣缺缺，又如何來打“外部戰爭”呢？
中國文化怎麼了？這是一個擺在人文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化的精華何在，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 中國文化路在何方？
《應物兄》進行了這樣一些思考：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應當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應當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如何融入當下的社會，應當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些思考由於三代知識分子所生存的不同時代面貌而不斷擴展：從喬木、何為、姚鼐、張子房等應物兄的老師輩到應物兄自身，再到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孟昭華、範鬱夫，不同代際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最純粹、最理想化的老一代已經衰敗，行將就木，應物兄這一輩四處碰壁，已經非常虛弱，應物兄之死就是一個暗示。那麼，難道把希望寄託在易藝藝、孟昭華這隻剩工具理性的新一代身上嗎？
孔子以自己為木鐸，可是這木鐸卻並不是那麼容易敲響的。三代知識分子都負擔不起在當代為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的重任，這使小說中渲染出一股悲劇氣氛。但李洱並不願“唱衰”中國文化，我以為，在小說尾聲之際，他寫下的一段話頗具深意：
緩慢，渾濁，寥廓，你看不見它的波濤，卻能聽見它的濤聲。這是黃河，這是九曲黃河中下游的分界點。黃河自此湯湯東去，漸成地上懸河。如前所述，它的南邊就是嵩嶽，那是地球上最早從海水中露出的陸地，後來成了儒釋道三教薈萃之處，香客麇集之所。這是黃河，它的濤聲如此深沉，如大提琴在天地之間緩緩奏響，如巨石在夢境的最深處滾動。這是黃河，它從茫茫崑崙走來，從斑斕的《山海經》神話中走來，它穿過《詩經》的十五國風，向大海奔去。
厚重的中國文化，永不斷絕。李洱借黃河表達出了他的信心。
◆最後的話
小說中對知識分子的塑造仍然有一些還可以再推敲的地方，只是瑕不掩瑜，這並沒有影響小說的總體價值：
首先，李洱本人曾經在高校任教多年，這種反映大學教師生活的題材對他來說是手到擒來。但是大學教師面臨很重的科研和教學壓力，這一點在小說中並沒有體現。如果只讀小說的話，會讓人覺得似乎大學老師不用上課、不用備課、不用批改作業、不用填寫五花八門的各種表格、不用申報課題、不用完成科研任務、隨時有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小說中反覆提到的“科研經費用都用不完”，這對絕大多數大學教師來說是畢生難以實現的。當然，這部小說要表現的並不是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和生活狀態，而是知識分子的彷徨。
其次，李洱在小說中進行了龐雜的知識嵌入。這些知識有一些不夠準確，或學界未有定論。比如小說中寫道，“服食菖蒲，可以消食，堅持服用七年，白髮可以變黑，可以長出新牙”（ P279），實際上菖蒲有毒性，家有小兒者須防誤食。將《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中的鴟龜解釋為像貓頭鷹的龜，雖然有不少學者持此說，但在各種古代文獻、考古材料中未發現有此形象，竊以為可以解釋為“鴟與龜”。芸娘曾說：“先生曾在殷商墓中發掘出一個玉器，荷葉用墨玉雕成，荷葉上的蠶寶寶則用白玉雕成。先生說，這只是宮廷藝人的想象。”商末與西周的玉蠶我見過。商周時為神靈時代，有大量圖騰文化遺存。玉可通神，因此以玉雕刻出大量動物形象，這是有原始宗教意義的，並不只是裝飾品，以玉石雕刻的商代植物形象卻極少。是否有商代玉荷葉出土，還有待方家指教。
玉蠶，商後期，河南安陽大司空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各大博物館中陳列著精美的青銅器、漆器、瓷器、金銀器、書畫藝術、佛教造像等大量文物，但國人對其的興致並不濃厚。我們固然可以說，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的年遊客接待量以百萬計，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重要博物館日遊客輕鬆破萬，但觀眾們大多是走馬觀花地看個熱鬧，而不是提升文化素質。國民的文化素養、藝術素養還比較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故宮
東西方在經濟上的交流已經非常密切，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市場，但中國文化彷彿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失語”了，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地位不是一個數量級。連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古代文化都興趣缺缺，又如何來打“外部戰爭”呢？
中國文化怎麼了？這是一個擺在人文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化的精華何在，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 中國文化路在何方？
《應物兄》進行了這樣一些思考：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應當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應當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如何融入當下的社會，應當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些思考由於三代知識分子所生存的不同時代面貌而不斷擴展：從喬木、何為、姚鼐、張子房等應物兄的老師輩到應物兄自身，再到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孟昭華、範鬱夫，不同代際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最純粹、最理想化的老一代已經衰敗，行將就木，應物兄這一輩四處碰壁，已經非常虛弱，應物兄之死就是一個暗示。那麼，難道把希望寄託在易藝藝、孟昭華這隻剩工具理性的新一代身上嗎？
孔子以自己為木鐸，可是這木鐸卻並不是那麼容易敲響的。三代知識分子都負擔不起在當代為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的重任，這使小說中渲染出一股悲劇氣氛。但李洱並不願“唱衰”中國文化，我以為，在小說尾聲之際，他寫下的一段話頗具深意：
緩慢，渾濁，寥廓，你看不見它的波濤，卻能聽見它的濤聲。這是黃河，這是九曲黃河中下游的分界點。黃河自此湯湯東去，漸成地上懸河。如前所述，它的南邊就是嵩嶽，那是地球上最早從海水中露出的陸地，後來成了儒釋道三教薈萃之處，香客麇集之所。這是黃河，它的濤聲如此深沉，如大提琴在天地之間緩緩奏響，如巨石在夢境的最深處滾動。這是黃河，它從茫茫崑崙走來，從斑斕的《山海經》神話中走來，它穿過《詩經》的十五國風，向大海奔去。
厚重的中國文化，永不斷絕。李洱借黃河表達出了他的信心。
◆最後的話
小說中對知識分子的塑造仍然有一些還可以再推敲的地方，只是瑕不掩瑜，這並沒有影響小說的總體價值：
首先，李洱本人曾經在高校任教多年，這種反映大學教師生活的題材對他來說是手到擒來。但是大學教師面臨很重的科研和教學壓力，這一點在小說中並沒有體現。如果只讀小說的話，會讓人覺得似乎大學老師不用上課、不用備課、不用批改作業、不用填寫五花八門的各種表格、不用申報課題、不用完成科研任務、隨時有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小說中反覆提到的“科研經費用都用不完”，這對絕大多數大學教師來說是畢生難以實現的。當然，這部小說要表現的並不是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和生活狀態，而是知識分子的彷徨。
其次，李洱在小說中進行了龐雜的知識嵌入。這些知識有一些不夠準確，或學界未有定論。比如小說中寫道，“服食菖蒲，可以消食，堅持服用七年，白髮可以變黑，可以長出新牙”（ P279），實際上菖蒲有毒性，家有小兒者須防誤食。將《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中的鴟龜解釋為像貓頭鷹的龜，雖然有不少學者持此說，但在各種古代文獻、考古材料中未發現有此形象，竊以為可以解釋為“鴟與龜”。芸娘曾說：“先生曾在殷商墓中發掘出一個玉器，荷葉用墨玉雕成，荷葉上的蠶寶寶則用白玉雕成。先生說，這只是宮廷藝人的想象。”商末與西周的玉蠶我見過。商周時為神靈時代，有大量圖騰文化遺存。玉可通神，因此以玉雕刻出大量動物形象，這是有原始宗教意義的，並不只是裝飾品，以玉石雕刻的商代植物形象卻極少。是否有商代玉荷葉出土，還有待方家指教。
玉蠶，商後期，河南安陽大司空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西周玉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
小說中多次提及青銅觚。如稱商周時期溫酒用觚，飲酒用爵（P345），又說“如果你生活在春秋戰國，你用的酒壺就是觚。也就是說，觚就是酒器。……毛奇齡在書裡面說，‘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P922）“這個扉稜是裡外對稱的，體積是一樣的。古人就是通過這個扉稜，來控制觚的容量。在觚的外部形體已經規定好的前提下，裡面的扉稜如果細一點，小一點，也就是縮小其體積，那麼觚的容量就會增加。當然了，如果你乾脆把裡面的扉稜取消，容量就更大了。”（P923）“朱熹在《論語集註》中是這麼說的：“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裡面沒稜了，肚子光溜溜的。”（P923）這些關於觚的描寫頗有問題。觚的容量小，外侈的喇叭口也不方便傾倒酒液，不適合用來做酒壺，何況商周時期的青銅觚是祭器，祭器神聖，不可日用。觚在西周中期時步入衰亡，春秋戰國時期鮮少用觚。另外，觚的扉稜裡外對稱，這種說法不準確。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各大博物館中陳列著精美的青銅器、漆器、瓷器、金銀器、書畫藝術、佛教造像等大量文物，但國人對其的興致並不濃厚。我們固然可以說，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的年遊客接待量以百萬計，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重要博物館日遊客輕鬆破萬，但觀眾們大多是走馬觀花地看個熱鬧，而不是提升文化素質。國民的文化素養、藝術素養還比較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故宮
東西方在經濟上的交流已經非常密切，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市場，但中國文化彷彿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失語”了，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地位不是一個數量級。連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古代文化都興趣缺缺，又如何來打“外部戰爭”呢？
中國文化怎麼了？這是一個擺在人文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化的精華何在，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 中國文化路在何方？
《應物兄》進行了這樣一些思考：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應當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應當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如何融入當下的社會，應當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些思考由於三代知識分子所生存的不同時代面貌而不斷擴展：從喬木、何為、姚鼐、張子房等應物兄的老師輩到應物兄自身，再到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孟昭華、範鬱夫，不同代際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最純粹、最理想化的老一代已經衰敗，行將就木，應物兄這一輩四處碰壁，已經非常虛弱，應物兄之死就是一個暗示。那麼，難道把希望寄託在易藝藝、孟昭華這隻剩工具理性的新一代身上嗎？
孔子以自己為木鐸，可是這木鐸卻並不是那麼容易敲響的。三代知識分子都負擔不起在當代為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的重任，這使小說中渲染出一股悲劇氣氛。但李洱並不願“唱衰”中國文化，我以為，在小說尾聲之際，他寫下的一段話頗具深意：
緩慢，渾濁，寥廓，你看不見它的波濤，卻能聽見它的濤聲。這是黃河，這是九曲黃河中下游的分界點。黃河自此湯湯東去，漸成地上懸河。如前所述，它的南邊就是嵩嶽，那是地球上最早從海水中露出的陸地，後來成了儒釋道三教薈萃之處，香客麇集之所。這是黃河，它的濤聲如此深沉，如大提琴在天地之間緩緩奏響，如巨石在夢境的最深處滾動。這是黃河，它從茫茫崑崙走來，從斑斕的《山海經》神話中走來，它穿過《詩經》的十五國風，向大海奔去。
厚重的中國文化，永不斷絕。李洱借黃河表達出了他的信心。
◆最後的話
小說中對知識分子的塑造仍然有一些還可以再推敲的地方，只是瑕不掩瑜，這並沒有影響小說的總體價值：
首先，李洱本人曾經在高校任教多年，這種反映大學教師生活的題材對他來說是手到擒來。但是大學教師面臨很重的科研和教學壓力，這一點在小說中並沒有體現。如果只讀小說的話，會讓人覺得似乎大學老師不用上課、不用備課、不用批改作業、不用填寫五花八門的各種表格、不用申報課題、不用完成科研任務、隨時有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小說中反覆提到的“科研經費用都用不完”，這對絕大多數大學教師來說是畢生難以實現的。當然，這部小說要表現的並不是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和生活狀態，而是知識分子的彷徨。
其次，李洱在小說中進行了龐雜的知識嵌入。這些知識有一些不夠準確，或學界未有定論。比如小說中寫道，“服食菖蒲，可以消食，堅持服用七年，白髮可以變黑，可以長出新牙”（ P279），實際上菖蒲有毒性，家有小兒者須防誤食。將《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中的鴟龜解釋為像貓頭鷹的龜，雖然有不少學者持此說，但在各種古代文獻、考古材料中未發現有此形象，竊以為可以解釋為“鴟與龜”。芸娘曾說：“先生曾在殷商墓中發掘出一個玉器，荷葉用墨玉雕成，荷葉上的蠶寶寶則用白玉雕成。先生說，這只是宮廷藝人的想象。”商末與西周的玉蠶我見過。商周時為神靈時代，有大量圖騰文化遺存。玉可通神，因此以玉雕刻出大量動物形象，這是有原始宗教意義的，並不只是裝飾品，以玉石雕刻的商代植物形象卻極少。是否有商代玉荷葉出土，還有待方家指教。
玉蠶，商後期，河南安陽大司空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西周玉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
小說中多次提及青銅觚。如稱商周時期溫酒用觚，飲酒用爵（P345），又說“如果你生活在春秋戰國，你用的酒壺就是觚。也就是說，觚就是酒器。……毛奇齡在書裡面說，‘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P922）“這個扉稜是裡外對稱的，體積是一樣的。古人就是通過這個扉稜，來控制觚的容量。在觚的外部形體已經規定好的前提下，裡面的扉稜如果細一點，小一點，也就是縮小其體積，那麼觚的容量就會增加。當然了，如果你乾脆把裡面的扉稜取消，容量就更大了。”（P923）“朱熹在《論語集註》中是這麼說的：“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裡面沒稜了，肚子光溜溜的。”（P923）這些關於觚的描寫頗有問題。觚的容量小，外侈的喇叭口也不方便傾倒酒液，不適合用來做酒壺，何況商周時期的青銅觚是祭器，祭器神聖，不可日用。觚在西周中期時步入衰亡，春秋戰國時期鮮少用觚。另外，觚的扉稜裡外對稱，這種說法不準確。
山西青銅博物館陳列的一組商代青銅觚
再次，這篇小說由於寫作時間長達13年，期間大加增刪，可能存在一些未能照應之處。舉個例子，欒庭玉讀博士了嗎？他聲稱要讀應物兄的博士，那麼大概是沒有讀的。但小說中又提到，“在他（鄧林）寄給欒庭玉的書中，有一本就是欒庭玉的博士導師的書，是關於城鎮化和現代化關係的研究”（P375），這樣看來，似乎又讀了。應物兄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學時候遇到了沃倫，“莫里斯·沃倫，……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又在北京大學訪學，七年前，他們在北京的達園賓館認識了。”（P146）這樣推算，應物兄應當在2005年左右赴美。結合小說開始時候說，“他（應物兄）從美國回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朗月還是在節目中介紹說，著名儒學家應物兄剛從美國訪問歸來”（ P31），那麼這部小說的主要情節應當發生在2005年左右，然而：
小說中提到的微信朋友圈，是2012年上線的功能；
小說中提到的“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發掘的穿衣鏡的複製品”（P94），劉賀墓是2011年3月才開始考古調查的。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各大博物館中陳列著精美的青銅器、漆器、瓷器、金銀器、書畫藝術、佛教造像等大量文物，但國人對其的興致並不濃厚。我們固然可以說，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的年遊客接待量以百萬計，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重要博物館日遊客輕鬆破萬，但觀眾們大多是走馬觀花地看個熱鬧，而不是提升文化素質。國民的文化素養、藝術素養還比較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故宮
東西方在經濟上的交流已經非常密切，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市場，但中國文化彷彿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失語”了，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地位不是一個數量級。連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古代文化都興趣缺缺，又如何來打“外部戰爭”呢？
中國文化怎麼了？這是一個擺在人文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化的精華何在，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 中國文化路在何方？
《應物兄》進行了這樣一些思考：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應當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應當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如何融入當下的社會，應當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些思考由於三代知識分子所生存的不同時代面貌而不斷擴展：從喬木、何為、姚鼐、張子房等應物兄的老師輩到應物兄自身，再到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孟昭華、範鬱夫，不同代際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最純粹、最理想化的老一代已經衰敗，行將就木，應物兄這一輩四處碰壁，已經非常虛弱，應物兄之死就是一個暗示。那麼，難道把希望寄託在易藝藝、孟昭華這隻剩工具理性的新一代身上嗎？
孔子以自己為木鐸，可是這木鐸卻並不是那麼容易敲響的。三代知識分子都負擔不起在當代為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的重任，這使小說中渲染出一股悲劇氣氛。但李洱並不願“唱衰”中國文化，我以為，在小說尾聲之際，他寫下的一段話頗具深意：
緩慢，渾濁，寥廓，你看不見它的波濤，卻能聽見它的濤聲。這是黃河，這是九曲黃河中下游的分界點。黃河自此湯湯東去，漸成地上懸河。如前所述，它的南邊就是嵩嶽，那是地球上最早從海水中露出的陸地，後來成了儒釋道三教薈萃之處，香客麇集之所。這是黃河，它的濤聲如此深沉，如大提琴在天地之間緩緩奏響，如巨石在夢境的最深處滾動。這是黃河，它從茫茫崑崙走來，從斑斕的《山海經》神話中走來，它穿過《詩經》的十五國風，向大海奔去。
厚重的中國文化，永不斷絕。李洱借黃河表達出了他的信心。
◆最後的話
小說中對知識分子的塑造仍然有一些還可以再推敲的地方，只是瑕不掩瑜，這並沒有影響小說的總體價值：
首先，李洱本人曾經在高校任教多年，這種反映大學教師生活的題材對他來說是手到擒來。但是大學教師面臨很重的科研和教學壓力，這一點在小說中並沒有體現。如果只讀小說的話，會讓人覺得似乎大學老師不用上課、不用備課、不用批改作業、不用填寫五花八門的各種表格、不用申報課題、不用完成科研任務、隨時有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小說中反覆提到的“科研經費用都用不完”，這對絕大多數大學教師來說是畢生難以實現的。當然，這部小說要表現的並不是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和生活狀態，而是知識分子的彷徨。
其次，李洱在小說中進行了龐雜的知識嵌入。這些知識有一些不夠準確，或學界未有定論。比如小說中寫道，“服食菖蒲，可以消食，堅持服用七年，白髮可以變黑，可以長出新牙”（ P279），實際上菖蒲有毒性，家有小兒者須防誤食。將《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中的鴟龜解釋為像貓頭鷹的龜，雖然有不少學者持此說，但在各種古代文獻、考古材料中未發現有此形象，竊以為可以解釋為“鴟與龜”。芸娘曾說：“先生曾在殷商墓中發掘出一個玉器，荷葉用墨玉雕成，荷葉上的蠶寶寶則用白玉雕成。先生說，這只是宮廷藝人的想象。”商末與西周的玉蠶我見過。商周時為神靈時代，有大量圖騰文化遺存。玉可通神，因此以玉雕刻出大量動物形象，這是有原始宗教意義的，並不只是裝飾品，以玉石雕刻的商代植物形象卻極少。是否有商代玉荷葉出土，還有待方家指教。
玉蠶，商後期，河南安陽大司空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西周玉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
小說中多次提及青銅觚。如稱商周時期溫酒用觚，飲酒用爵（P345），又說“如果你生活在春秋戰國，你用的酒壺就是觚。也就是說，觚就是酒器。……毛奇齡在書裡面說，‘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P922）“這個扉稜是裡外對稱的，體積是一樣的。古人就是通過這個扉稜，來控制觚的容量。在觚的外部形體已經規定好的前提下，裡面的扉稜如果細一點，小一點，也就是縮小其體積，那麼觚的容量就會增加。當然了，如果你乾脆把裡面的扉稜取消，容量就更大了。”（P923）“朱熹在《論語集註》中是這麼說的：“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裡面沒稜了，肚子光溜溜的。”（P923）這些關於觚的描寫頗有問題。觚的容量小，外侈的喇叭口也不方便傾倒酒液，不適合用來做酒壺，何況商周時期的青銅觚是祭器，祭器神聖，不可日用。觚在西周中期時步入衰亡，春秋戰國時期鮮少用觚。另外，觚的扉稜裡外對稱，這種說法不準確。
山西青銅博物館陳列的一組商代青銅觚
再次，這篇小說由於寫作時間長達13年，期間大加增刪，可能存在一些未能照應之處。舉個例子，欒庭玉讀博士了嗎？他聲稱要讀應物兄的博士，那麼大概是沒有讀的。但小說中又提到，“在他（鄧林）寄給欒庭玉的書中，有一本就是欒庭玉的博士導師的書，是關於城鎮化和現代化關係的研究”（P375），這樣看來，似乎又讀了。應物兄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學時候遇到了沃倫，“莫里斯·沃倫，……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又在北京大學訪學，七年前，他們在北京的達園賓館認識了。”（P146）這樣推算，應物兄應當在2005年左右赴美。結合小說開始時候說，“他（應物兄）從美國回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朗月還是在節目中介紹說，著名儒學家應物兄剛從美國訪問歸來”（ P31），那麼這部小說的主要情節應當發生在2005年左右，然而：
小說中提到的微信朋友圈，是2012年上線的功能；
小說中提到的“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發掘的穿衣鏡的複製品”（P94），劉賀墓是2011年3月才開始考古調查的。
海昏侯孔子衣鏡使用方式，拍攝於深圳博物館“大漢海昏侯——劉賀與他的時代”展覽
李洱花了13年寫了一部84萬字的小說《應物兄》，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物為主人公，記敘了大學中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獲得了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新近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小說所獲得的評價堪稱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學院派”們異口同聲的叫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文都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普通讀者疾風暴雨一般的批評，在豆瓣上，這本書只有6.4分，許多讀者評價說，認為這是“掉書袋”，表現出知識分子“脫離時代的酸腐相”，對其“百科全書式”的寫法不買賬。
眾口難調，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期待讀者。從沒有什麼小說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的喜歡。不愛讀《紅樓夢》的尚且大有人在，《應物兄》當然也不會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前面我已經就《應物兄》寫過一篇小文，在這裡想換個角度，再談談。
◆詩在何處
有一些批評指向了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描寫虛構性過強，認為“作者賴以自豪的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通過一種生硬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中的，顯得極為做作！”這種批評頗能引起共鳴。小說裡的大學者們張口就是詩詞歌賦，動不動《詩經》《論語》《周易》，開口閉口孔孟之道，未免太不真實。
《應物兄》所展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素養和生活氛圍，在當代確實已經很少見到。但以此反問“誰在生活中滿口之乎者也大談哲學典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教授的”卻大可不必。第一，在小說中，這些“之乎者也”大多出現在程濟世、喬木等老先生與學生、朋友交談之時，本身就不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環境，而有學術交流的意思。第二，對在古代文學、傳統文化上浸淫數十年的學者而言，談談《詩經》《論語》，有何值得大驚小怪？雖然說如今教授數量與建國初期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常令人有“放水”之疑，但詩詞歌賦本就是古代文學專業的看家本領，高職稱人員的基本功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背幾首詩，引幾個典故，又能算得了什麼？第三，《應物兄》是一部現實性很強的小說，但小說統統具有虛構的成分——-並不是把生活原版拓印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有想象和昇華的需要。它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只要能夠表現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應當允許作家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寫潤色。
如今，詩詞歌賦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除了流行歌曲以外）。這幾十年來，新的近體詩難以再見，新詩經過了朦朧詩派的蓬勃生長期之後，到了現代詩階段，普通讀者似乎越來越難以從中體會到“詩意”，在《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當道的時候，詩歌的“精神食糧”屬性快要被遺忘了。
但中國曾經是詩的國度——春秋戰國時，《詩經》已經成了一種文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宴飲、外交等場合，如果賦詩不當，還可能引起戰爭（參見《左傳·襄公十六年》諸侯宴會上齊國高厚賦詩不類，遭到眾大夫怒斥一事）。在詩歌的高峰時代唐宋時期，老嫗亦能解詩，蘇軾在極短時間內就創作出富贍文采的應制詩《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到了清代，大觀園中十餘歲的賈寶玉輕輕鬆鬆就能“題對額”，一群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們也能結什麼海棠詩社、詠什麼柳絮詞。哪怕幾十年前，白山黑水之外的一位無名詩翁還能寫下“還鄉千里路，雁叫三月秋，兩國兄弟誼，蒼江不盡流”、“夜霜紅深千林樹，可作明朝歡送情， 帶白頭髫車下滿，連呼萬歲動山城”等好幾首詩歌來送別（見魏巍《依依惜別的深情》），想不到如今小說里程濟世先生寫一首“夢裡依稀還舊城”， 喬木先生寫一首《浪淘沙·送友人》，都要被讀者驚訝於“滿口之乎者也”，責怪其脫離時代、不真實，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些傷心——當代的傳統文學素養，究竟坍塌到了什麼地步？
◆是掉書袋嗎
孟繁華在《應物兄》出版之初，就發表了一篇《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文中說到：
小說的第一個註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註解，然後各種關於詩文、方言和外語的註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徵博引與戲擬仿作混於一爐，凡二百八十餘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並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這確實是《應物兄》的一大特色——不厭其煩地加了很多註釋，這些註釋虛虛實實，無所不包，因為《應物兄》中涉及的“知識點”實在太多。除了上文所說的古代文學方面，還有驢馬狗蟈蟈，還有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從“鍾馗是個虛構人物，卻有真實的妹妹、妹夫？”這樣的質疑，到對“虛而欹的欹器”之介紹，從亞特蘭蒂斯到二里頭，植物、動物、各類器物、哲學、藝術、歷史無所不包……
我們很少見到一部小說中包含有這麼多知識性內容的，而且這些內容的引出常常被認為有“堆砌和炫技”之嫌，簡而言之，“掉書袋”。對此，黃平解釋說，“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如此繁複的要素。在經典作家筆下，無論是曹雪芹還是巴爾扎克，也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細節”，否認了這是材料的堆砌。但我們再想想曹雪芹筆下賈母對蟬翼紗、軟煙羅、霞影紗的分辨，似乎《應物兄》就多了些煙火氣。
小說必須把諸多理論知識糅合到一起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說主要傳達的並非是知識，否則讀者大可以去讀《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各類教科書。即使通過《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功能也排在“興觀群怨”之後。
但是，文學作品又脫離不了知識層面。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都散發著強烈的“知識味”。周作人的名篇《故鄉的野菜》總共千把個字，旁徵博引，從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到清人顧祿的《清嘉錄》，從中國的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諺語（“三月三螞蟻上灶山”）到日本的《俳句大辭典》，知識密度遠遠大過《應物兄》。汪曾祺的《葵·薤》，從《古詩十九首》《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到吳其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所涉及的資料亦十分廣泛。文學創作不能脫離一定的知識基礎、理論素養，作家——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家——需要有豐富生活積澱和文化積澱，才能細緻地完成一部內容豐富、根底紮實的作品。理論知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主要目的，但它能夠為這個主要目的服務，能夠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對《應物兄》來說，它要表現的就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掙扎，那麼突出專家、博士、教授、博導的“知識感”，本沒有什麼錯誤，甚至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
汪曾祺
《應物兄》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為什麼會遭到一部分讀者的白眼？
對一個經過完整而系統的人文社科訓練的人員而言，《應物兄》所涉及的知識水平，遠沒有達到“高不可攀”的水準。書中所提到的著作和思想，大體沒有超過一箇中文專業本科學生應當涉獵到的範圍。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閱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有些絮叨、零散，但閱讀難度並不大。不過當前很多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知識積澱，並沒有達到李洱所期待的水平。就好像音樂廳裡響起了《陽春白雪》，但聽眾們感到無聊、壓抑，他們寧願去聽“好嗨喲”。這是《陽春白雪》的錯嗎？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曾經有一段話引起過軒然大波，在2016年5月11日的俄語直譯新版《雕刻時光》的新書發佈會上，她說“拿‘看不懂’作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否認藝術、否認思想，這個歷史太悠久了。我年輕的時候，這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聲音——號稱我們應該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讓他們看懂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會不再是這樣了，為什麼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看不懂’？ ”
◆文化的失語
當前的中國，處於數千年來最興旺的時代。人口眾多、城市繁榮、科技發達，一切都蒸蒸日上。
然而，在物質文明一陣又一陣的高潮之下，卻隱藏著“文化疲軟”的一面。在現代社會，文明古國曾經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只供憑弔之用，詩、禮、樂、器等等或者消亡了，或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苟延殘喘。近幾年，全國建立了那麼多高大宏偉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藝術中心，各地忙著組織各種民俗節慶活動，但這遠不能說明傳統文化就發展得欣欣向榮了。
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各大博物館中陳列著精美的青銅器、漆器、瓷器、金銀器、書畫藝術、佛教造像等大量文物，但國人對其的興致並不濃厚。我們固然可以說，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的年遊客接待量以百萬計，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重要博物館日遊客輕鬆破萬，但觀眾們大多是走馬觀花地看個熱鬧，而不是提升文化素質。國民的文化素養、藝術素養還比較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故宮
東西方在經濟上的交流已經非常密切，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市場，但中國文化彷彿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失語”了，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地位不是一個數量級。連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古代文化都興趣缺缺，又如何來打“外部戰爭”呢？
中國文化怎麼了？這是一個擺在人文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化的精華何在，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 中國文化路在何方？
《應物兄》進行了這樣一些思考：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應當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應當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如何融入當下的社會，應當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些思考由於三代知識分子所生存的不同時代面貌而不斷擴展：從喬木、何為、姚鼐、張子房等應物兄的老師輩到應物兄自身，再到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孟昭華、範鬱夫，不同代際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最純粹、最理想化的老一代已經衰敗，行將就木，應物兄這一輩四處碰壁，已經非常虛弱，應物兄之死就是一個暗示。那麼，難道把希望寄託在易藝藝、孟昭華這隻剩工具理性的新一代身上嗎？
孔子以自己為木鐸，可是這木鐸卻並不是那麼容易敲響的。三代知識分子都負擔不起在當代為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的重任，這使小說中渲染出一股悲劇氣氛。但李洱並不願“唱衰”中國文化，我以為，在小說尾聲之際，他寫下的一段話頗具深意：
緩慢，渾濁，寥廓，你看不見它的波濤，卻能聽見它的濤聲。這是黃河，這是九曲黃河中下游的分界點。黃河自此湯湯東去，漸成地上懸河。如前所述，它的南邊就是嵩嶽，那是地球上最早從海水中露出的陸地，後來成了儒釋道三教薈萃之處，香客麇集之所。這是黃河，它的濤聲如此深沉，如大提琴在天地之間緩緩奏響，如巨石在夢境的最深處滾動。這是黃河，它從茫茫崑崙走來，從斑斕的《山海經》神話中走來，它穿過《詩經》的十五國風，向大海奔去。
厚重的中國文化，永不斷絕。李洱借黃河表達出了他的信心。
◆最後的話
小說中對知識分子的塑造仍然有一些還可以再推敲的地方，只是瑕不掩瑜，這並沒有影響小說的總體價值：
首先，李洱本人曾經在高校任教多年，這種反映大學教師生活的題材對他來說是手到擒來。但是大學教師面臨很重的科研和教學壓力，這一點在小說中並沒有體現。如果只讀小說的話，會讓人覺得似乎大學老師不用上課、不用備課、不用批改作業、不用填寫五花八門的各種表格、不用申報課題、不用完成科研任務、隨時有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小說中反覆提到的“科研經費用都用不完”，這對絕大多數大學教師來說是畢生難以實現的。當然，這部小說要表現的並不是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和生活狀態，而是知識分子的彷徨。
其次，李洱在小說中進行了龐雜的知識嵌入。這些知識有一些不夠準確，或學界未有定論。比如小說中寫道，“服食菖蒲，可以消食，堅持服用七年，白髮可以變黑，可以長出新牙”（ P279），實際上菖蒲有毒性，家有小兒者須防誤食。將《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中的鴟龜解釋為像貓頭鷹的龜，雖然有不少學者持此說，但在各種古代文獻、考古材料中未發現有此形象，竊以為可以解釋為“鴟與龜”。芸娘曾說：“先生曾在殷商墓中發掘出一個玉器，荷葉用墨玉雕成，荷葉上的蠶寶寶則用白玉雕成。先生說，這只是宮廷藝人的想象。”商末與西周的玉蠶我見過。商周時為神靈時代，有大量圖騰文化遺存。玉可通神，因此以玉雕刻出大量動物形象，這是有原始宗教意義的，並不只是裝飾品，以玉石雕刻的商代植物形象卻極少。是否有商代玉荷葉出土，還有待方家指教。
玉蠶，商後期，河南安陽大司空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西周玉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
小說中多次提及青銅觚。如稱商周時期溫酒用觚，飲酒用爵（P345），又說“如果你生活在春秋戰國，你用的酒壺就是觚。也就是說，觚就是酒器。……毛奇齡在書裡面說，‘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P922）“這個扉稜是裡外對稱的，體積是一樣的。古人就是通過這個扉稜，來控制觚的容量。在觚的外部形體已經規定好的前提下，裡面的扉稜如果細一點，小一點，也就是縮小其體積，那麼觚的容量就會增加。當然了，如果你乾脆把裡面的扉稜取消，容量就更大了。”（P923）“朱熹在《論語集註》中是這麼說的：“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裡面沒稜了，肚子光溜溜的。”（P923）這些關於觚的描寫頗有問題。觚的容量小，外侈的喇叭口也不方便傾倒酒液，不適合用來做酒壺，何況商周時期的青銅觚是祭器，祭器神聖，不可日用。觚在西周中期時步入衰亡，春秋戰國時期鮮少用觚。另外，觚的扉稜裡外對稱，這種說法不準確。
山西青銅博物館陳列的一組商代青銅觚
再次，這篇小說由於寫作時間長達13年，期間大加增刪，可能存在一些未能照應之處。舉個例子，欒庭玉讀博士了嗎？他聲稱要讀應物兄的博士，那麼大概是沒有讀的。但小說中又提到，“在他（鄧林）寄給欒庭玉的書中，有一本就是欒庭玉的博士導師的書，是關於城鎮化和現代化關係的研究”（P375），這樣看來，似乎又讀了。應物兄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學時候遇到了沃倫，“莫里斯·沃倫，……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又在北京大學訪學，七年前，他們在北京的達園賓館認識了。”（P146）這樣推算，應物兄應當在2005年左右赴美。結合小說開始時候說，“他（應物兄）從美國回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朗月還是在節目中介紹說，著名儒學家應物兄剛從美國訪問歸來”（ P31），那麼這部小說的主要情節應當發生在2005年左右，然而：
小說中提到的微信朋友圈，是2012年上線的功能；
小說中提到的“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發掘的穿衣鏡的複製品”（P94），劉賀墓是2011年3月才開始考古調查的。
海昏侯孔子衣鏡使用方式，拍攝於深圳博物館“大漢海昏侯——劉賀與他的時代”展覽
海昏侯孔子衣鏡背面圖案，拍攝於深圳博物館“大漢海昏侯——劉賀與他的時代”展覽
這些都只是一些小的缺漏，無關宏旨。就這部小說而言，那種文化失語的痛心，那些試圖重建文化傳統的努力，以及追尋理想的過程中會遇到的坎坷和荒涼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出現在當代知識分子身上。“高校早已非淨土，豈有桃源可避秦？”在對知識分子生存狀態進行反思的文學隊列裡，除了《滄浪之水》《蟠虺》《順口溜》等小說之外，又增加了《應物兄》這一重量級作品。不管能不能“挪動中國當代文學地圖的座標”，它都是中國當代文壇的一大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