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小說最豐富的資源
文 | 王安憶
我以為，中國當代文學中最寶貴的特質是生活經驗，這是不可多得，不可複製，也不可傳授的。它源自中國社會的激烈變革，每個人置身其中，共同經歷著起伏跌宕。這就決定了新時期文學的寫作者多是有著豐富的閱歷，在普遍性的命運中，建立起各人的經驗，再從自身的個別經驗出發，映射曠世人生。生活是小說最豐富的資源，就像自然養育莊稼，生活養育故事。同樣，就像自然的生產需要人工推動和改良，生活所原生的產出也是粗糙和雜蕪的，需要文明進化，然後才可稱作小說或其他藝術。中國新時期文學傳統中的作家，就像是一片肥田，水土特別豐饒，無論良莠，一併蓬勃茂盛。當代西方小說家能夠將一個小小的動機，堆雪球一樣堆成一個大雪人。我們的作家則是笨拙的匠人，手藝不怎麼樣，可是捨得用料，因為富足啊，任他們怎麼七劈八砍，總是鋪排得開，總是夠用。免不了堆砌龐雜，然而，到底是質地厚。這些小說大多是飽滿的，完全看不出斧鑿的痕跡，也沒有經過稀釋，充盈著活力，自生自長出枝杈藤蔓，野蓬蓬的一個存在，不是憑藉寫作技巧可企及的。
我舉三部小說作例子，展現這種經驗性寫作的面貌，三部小說分別出自於三個年代的作者。
第一部，《無邊無際的早晨》，作者李佩甫，出生於1953年。小說通篇就是在寫一個“恩”字。主人公的名字叫國，一下地就成了孤兒，也成了整個大李莊的孩子。如何養育國？隊長老黑宣佈一項決定：喂一次奶記三分工。非但不欺凌，反而格外惠顧。國由隊長老黑親自帶，派活兒時，他鸚鵡學舌地下令；莊稼成熟，農人有夾帶，隊長用國的小手去搜摸，摸出來便由國押著去遊村。忙的時候，就把國託付給梅姑。梅姑還未出閣，是村裡的人尖子，多少少年仰慕。國能夠讓梅姑牽著手走路，夜裡鑽在懷裡睡，惹得人們又嫉又恨。活命了，又有了身份，接下來是教化。沒有爹孃管教，村人又都縱容他，自然就少了約束。先偷大食堂的饅頭，再摸雞蛋、芝麻……犯到鎮上去，伸手向飯館裡的錢匣子，被逮到鄉里派出所，全村人都著了慌。人領來了隊長召集輩分長的族人商議怎麼責罰國。最初決議遊鄉，可梅姑反對，說：“小小年紀，丟了臉面，叫他往後怎麼做人呢？”梅姑的意思是什麼？打!梅姑說：“只當是自家的孩子，你給我打!”這頓打不為了羞辱他，是要他忘不了是非。所以，極為鄭重而莊嚴。活命，身份，教化，三者施行完畢，大李莊基本完成了對國的養育職責。
國十三歲考上縣城中學，要離開故土，隊裡置辦了被褥行李，每家每戶都湊了份子。大李莊幾百上千年的倫理守則幫助國進入自己的命運，引他走入另一個空間，一個主流社會。在那裡，有著與大李莊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生、價值取向。一個農家子弟進入那個領域，除去自身的聰明才智，能勝於人的就是傳統鄉村的道德資源。李佩甫無意去剖析制度，進行價值判斷，他只為一個情懷縈繞，就是“恩”。這便是小說與其他社會學科的不同，它是從客觀性以外的立場出發，與概念無關，這又是中國當代小說的最優。同時，對於文學批評，也造成難度，無法找到一個入口，楔進分析的武器。只能複述，當複述完故事的全部，意義才能呈現，這意義且又是無法命名的。
古華 《芙蓉鎮》
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賢亮《河的子孫》裡，為了出一個人充右派份額，最後圈定無家無業的羊倌，怎麼去頂右派的罪呢？宰羊。於是，老隊長帶了羊倌，月黑風高時走入羊群，身背後是黃土的山崖，面前是黃河的濁浪，羊群騷動著。古華《芙蓉鎮》裡，一男一女兩個罪人，在黎明前的鎮市上掃街，整個鎮都睡著未醒，天邊曉月掛在一角。宗璞《三生石》，菩提去醫院複查回家，一個人坐在公共汽車上止不住地哭泣，漸漸地，前後左右的人相繼哭泣起來，為了各自的理由，等等。此時此刻，概念還沒來得及形成，現代小說技法也還沒來得及干預情感的自然流淌，這些場景帶有古典的意味，大約需要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現實主義小說家筆下去尋找源頭。那時候，生活就像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遍地泉眼，地力充沛，在以後的一百年二百年裡，觀念漸漸將它們犁成溝渠田畦，產出過度，耗幹膏腴，小說愈見乾枯。而中國特殊的命運使這開發晚於世界一步。於是，厚積薄發，噴湧而出，泥沙俱下，精蕪皆存。《無邊無際的早晨》寫作於新時期文學的成熟階段，承接了傳統，又還未及盛極而衰。
第二篇小說，《遠方的現實》，作者王大進，出生於1965年。兩相比較，除去具體個人形成的差異，還可看出時代社會變化在寫作上的影響。如國所遭際的激盪的感情已經平伏下來，生活似也不再具有如此強烈的浪漫性，《遠方的現實》裡的人和事，如同小說的題目，是在更為實際的境遇裡發生展開。
褚寶成是一名普通市民，稱得上幸福。供職的機械廠在國企改革大潮中不斷裁員，他每一次都化險為夷。還娶了個漂亮媳婦，有了女兒，成為典範式的三口結構家庭。一個市民對生活的觀念或許缺乏一些抒情性，卻也自有凡俗的樂趣。變化的時局裡，妻子姚美芹的大集體所有制工廠生產萎縮，人員分流。她去了一家花店工作，又去一家房地產公司的酒吧上班，酒吧經理跳槽，老闆讓她來管理酒吧。姚美芹與老闆有了一腿。姚美芹的世界變大了，機會處處，可又好像變窄了，每一個機會都與男性有關。世界向她敞開，同時又像是她向男性敞開了。原先她的美麗物質化地被使用。在一個利益社會裡，每一件存在都是以交換的實用性為價值，美貌也納入這個體系。
姚美芹脫離單位，來到社會上，身份屬性似乎全消解了，只餘下一種，就是性別。隱藏在性別屬性之後的，其實是一個被消費的對象。在被消費的處境裡，也是有階層的，那就是根據與性別最有關的條件來劃分，一是年齡，二是姿色。對於這點，姚美芹是清醒的。姚美芹對社會的認識比褚寶成深刻多了，相比較，褚寶成簡直是個孩子，是國有企業長期的優越性寵壞了他，還是男性中心的優越性寵壞了他，寵出一身臭脾氣。姚美芹給自己的定位是：“人家‘小蜜’是他的正餐，而自己不過是他酒後的點心。”而褚寶成卻沒有這樣識時務的覺悟，當他知道姚美芹紅杏出牆時，就提出離婚。
王安憶 《紅豆生南國》
人民文學出版社
離婚先是在不無造作的剋制中，冷靜地進行，談判好諸種瑣細，終於按捺不住情緒，爆發衝突。這一幕寫得相當慘痛，夫婦倆從惡語相向到拳腳相向，然後一併大放悲聲。彼此都是極可憐，又極可恨。在一段極其陰鬱的日子之後，他們達成一次和解。事情不會有任何改變，維持現狀最理性，也最可忍受。傷心中，雙方都默認了現實，接下來的對話就言不由衷了，誰都不會相信自己說出的話，但都得作出相信的樣子。作者深諳人情世故，將如此複雜為難的事態描寫得細緻入微，不動聲色，甚至比年長他一輪的李佩甫更加沉著老到。李佩甫與新時期文學發軔階段更為接近，那個時代充斥著批判的激情，許多正面的價值都毋庸置疑；王大進的時代要雜蕪得多，也現實得多，認識與表達的任務更加艱鉅。大約也因此，李佩甫更接近詩人氣質，《無邊無際的早晨》中許多篇章都有一種頌詩氣息；王大進則更是小說家，小說是需要處理俗情的。兩位作者12歲年齡的差距本來算不上什麼，可中國當代就是處於激變中，五六年都可成新世代。於寫作者來說，現實生活的材料極其豐盛，問題是如何嚴格地攫取。
在這裡，壯烈的悲劇被零割了，割成瑣碎的世俗故事。新時期文學中那些曠世的激情場景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尷尬人生。但有一點卻沒有變，那就是現實的嚴肅性。在這現代及後現代觀念充斥的文學世界裡，作者並不企圖將嚴峻的生活緩釋在理論中，而是保持著樸素的視聽，然後誠實地表達。生活其實已經有足夠的意味，無須套用觀念。任何先進的觀念，在生活跟前也是滯後的。生活本身那麼富於情節，倘拿來作象徵的符號實在太可惜了，反而會限制輻射的廣度和深度，遮蔽了最生動的面。
第三部作品是喬葉的《紫薔薇影樓》。喬葉是70年代出生，社會又發生了大變化，《遠方的現實》裡姚美芹所負擔的道德成本，在《紫薔薇影樓》中已經兌了現，更為年輕的喬葉也更為冷靜，不再有王大進那樣的倫理焦慮。喬葉寫作的年代，新時期文學已經走過一系列思想解放階段：傷痕，反思，尋根，先鋒——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鬆弛下來，脫韁掉頭，從某種程度上，似乎與五四新文學接上了軌。作為女性寫作者，因歷史身份的遺存，處於邊緣的位置，先天與社會主流保持距離，心理上就擁有更大自由度，所體察的世態人情也有可能更加切入膚表，進入核心。而無論李佩甫、王大進、喬葉，於現實都有著極為感性的認識，當我講述他們的小說時，更像是講述一段人生經歷，寫作的技能被世事人情淹沒，體現出更強烈的不是寫作的邏輯，而是生活的邏輯。
《紫薔薇影樓》寫的是劉小丫做了五年小姐，決定金盆洗手，回到正常的人倫社會裡來。劉小丫幹上小姐這一行，是一個過程，我以為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節，是如何克服廉恥心。貞操觀念其實是抽象的，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難以突破的是更為具體的障礙，與異性，而且是陌生的異性，肉體接觸的難堪、羞怯、懼怕。可是這一切在深圳那個新型城市裡全都順利地迎刃而解。劉小丫先是一家玩具廠的女工，長時間流水線作業，低廉的薪水，都不是困難，最不可忍的是搜身。下班都有保安在門口搜身，趁機就佔女工便宜。受辱的遭際，劉小丫沒忍下來，憤然離開玩具廠，事情卻悄然拉開了序幕。認識了陳哥，替她找了個“消遣”，陪人觀光，只是消遣。劉小丫先是和男客人一起吃飯，坐車，閒扯，肩挨肩，手搭手，每到上床之前，劉小丫就剎住了。但這樣的廝纏磨蝕著身體的敏感度，甚至取消性別的界限，再說，還有另一件東西在作著平衡，就是錢。於是，真的很自然地，在一個大價碼之下，她付出了初夜，進入序幕後面的正劇舞臺。“初夜”這個說法，在此並不以貞操的概念出現，而代表著一個嬗變，小丫從此便入了行，成為一個職業小姐。在這項交易面前，小丫顯然要比姚美芹坦然得多，生意也是過了明路的，不像姚美芹，名實分離，十分糾結，爭取權益時也不能理直氣壯。小丫則是親兄弟明算賬，在小姐的道路上一帆風順。這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喬葉的說法是相當物理性的，她寫道：“白和黑放在一起，格格不入。但當把其間的色彩漸變過程一個細格一個細格地展開，就會發現這個世界其實沒有什麼讓人吃驚的事情。”
做了小姐的小丫要做回正常社會的一個女性。正和姚美芹走了反向，姚美芹的故事是怎樣從正常人生走出來，需要解決道德正義的問題，劉小丫要從“小姐”生涯裡退回來，她面臨的也是道德，但無關乎正義，而在於個人幸福。劉小丫需要處理的，看起來是和姚美芹同一個倫理命題，事實上卻經過了二次否定，包含更多哲學社會學內容。小丫真是比姚美芹進步多了，論年齡是下一代人，但閱歷、經驗、思想、覺悟，都遠遠超越了姚美芹們，社會在飛躍性地發展。
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
9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品之一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一座城市四十年的常與變
劉小丫要回到正常女性生活的理由源於對“小姐”這一行的認識。洗手不幹的理由很簡單，可說來容易做來難，有許多技術問題。她早有打算，歸根結底就是兩條，一是錢，一是人。錢，小丫有。就好比杜十娘有百寶箱，才有勇氣從良，可惜遇人不淑。找個丈夫，結婚成家，生兒育女，過上人倫生活，才是真正迴歸正常社會。所以，順序也許不一樣，但常倫中的女性地位似乎還是差不多，不同的是，劉小丫更有主動性。劉小丫為將來丈夫定的標準是：“有點兒窮，又不甘心窮。想幹事，又沒多少能耐幹大事。挺厚道，又不是不知道心疼人。肯吃苦，又沒有多少臭脾氣-——最重要的一條，喜歡她，對她死心塌地。”有了定位，劉小丫便出發尋找獵物了，按著規劃藍圖建立起新生活。
特別強調一下“影樓”，它是有些接近夢幻空間，是一個小型夢工廠，是一個可以想象自己是另一個人的地方。選擇影樓作為劉小丫的新生意真是太對了，故事在影樓裡發生，本身就具有了某種含義。劉小丫按設計建立了生活，一切都在掌控中。她有錢，但不能讓張長河知道，存在父母名下。交錢給母親的一幕是辛酸的，作者沒有說錢的數目，但可以想見是母親這一輩子從沒見過的多，她必須再三聲明：“媽，你放心，你放心，清白的，是清白的。”母親只是落淚。如果不出意外，劉小丫和張長河就能和許多男女一樣，平靜地度過一生。可是怕哪出來哪出。她在深圳服務過的一位客人，正是同鄉。她與客人相對第一眼便彼此認出了，接下來的麻煩可想而知。互相都是對方的軟肋，客人是縣裡一名公務員，嫖娼的劣跡無論於仕途於家庭穩定都是可怕的威脅，劉小丫就更不能讓深圳的過往有半點透露。如何互相轄制，自然需要條件來安排情節，顯示出作者對現實生活人情世故的理解，還有結構的遊刃有餘。但這都不是最有意味處，最有意味？在哪呢？是與客人周旋中再次接觸，做小姐的某種微妙興味竟回來了，但又不是完全地回來，而是挾裹著一些新鮮的刺激。在這家鄉的小城裡，到處都是熟悉的人和事，兩個男女間的交易就有些私通的色彩，不免染上幾分情義。都是從沉悶的日常生活中逃脫。當客人的妻子聽到風聲，向劉小丫發難，劉小丫沉著機智地將對方制伏，反被動為主動，化險為夷。事過之後，劉小丫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並沒有勝利者的心情，反感到疲倦，她忽然想起了深圳，和姐妹們在一起的日子，不乏一種自由的單純的快樂。丁玲寫於1929年的短篇小說《慶雲裡的一間小屋》，寫的是上海上三堂子裡的妓女阿英，積攢了錢可以贖身從良，卻拿不定主意。她猶豫的有三點，一是靠男人養，養得起嗎？二是一個男人有什麼意思，她是需要性的樂趣的；第三，她與姐妹們議論起男性來，不頂把他們放在眼裡的——於是，無論是從生計、身體，還是精神的高低，阿英都覺得良家婦女不如娼門來得實惠。所以，我前面說，喬葉這一代的寫作，因是在新時期文學拆除層層藩籬、開拓道路之下，便越過關隘，而與五四啟蒙文學銜接上，說是掉頭不錯，說是前進也無礙，總之，“喬葉們”的寫作更直接地面向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