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鄉下插隊的時候，屬煙鬼之流，牙黑如膏，十指焦黃，煙癮來時無煙可抽曾撕過墊床的棉絮捲筒煞癮。一旦有人說起戒菸的話題，我就以笑話對之：某人向壽星討教長壽祕訣，壽星說了“四不”：不吸菸，不喝酒，不食葷腥，不近女色。討教者失望地說：那還活個什麼勁？只是後來為了攢錢結婚才不得不將此嗜好讓位給了更重要的人生任務。
抽菸和戒菸，大概是菸草進入人類生活以來人類最為糾結的話題之一。即便大科學家，面對這個話題也是左右討好：倫敦大學的赫克斯利教授，有一次演講時，先講菸草是毒害，今生決不與菸草打交道。讓反對吸菸的聽眾大鼓其掌；接下來又講後來他跟吸菸的友人結伴旅行，也吸了幾口，從此認為菸草真是好東西！於是主張吸菸的聽眾齊聲歡呼。
關於吸菸，贊成和反對的雙方都振振有詞，言之鑿鑿。
贊成者說，菸草涉及數億人的嗜好，一億多人的生計，上繳財稅名列前茅；尼古丁在世界範圍防治鼠疫、霍亂和傷寒發揮過作用，菸鹼對阻止年齡增長帶來的多種疾病有效；抽菸會讓大腦產生愉悅的感覺，可以幫助記憶，是思想的助產士——“你的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抽菸會讓男女皆時尚、酷，拉美幾個著名的大鬍子加雪茄不啻是性感的象徵，等等。
他們因此抱怨主流報道故意忽視了這些。
吸菸也的確遺下了許多名人逸話：愛因斯坦就把菸斗與書和大樹並列，作為牛津與劍橋的寫照；美國獨立戰爭，華盛頓呼籲美國人民“不給錢，就給煙”；二戰，美軍司令從前線寫信給防長：“你問我贏得戰爭需要什麼？需要香菸！”——精神和肉體雙重磨難中的軍人需要對勝利的幻想；意大利的馬志尼在被放逐時，面對突然闖入的刺客，靜靜地吸菸，並抽出菸捲請刺客享用，嚇得那個刺客跪下謝罪。拿破崙也許口福有限：他得到土耳其公使送的菸捲，一口猛吸，給嗆得怒吼“惡魔!”讓人頗為遺憾，如他若懂吸菸，後來在聖赫勒拿島，就可以此慰藉了。
相對於政治家，煙與文人情調似乎更接近。
煙常被看作是與酒、茶鼎足而三的清雅之物。清代文學家全祖望作了一篇《淡巴菰扼賦》：“將以解憂則有酒，將以消渴則有茶。鼎足者誰？菰材最嘉。豈知金絲之薰，足供清歡神效”；林語堂大講了一番吸菸的道理：“作文者必精力美滿，意到神飛，胸襟豁達，鋒發韻流，方有好文出現，讀書亦必能會神會意，胸中了無窒礙，神遊其間，方算是讀。此種心境，不吸菸豈可辦到。”菸捲之於文人，幾乎是一種道具。魯迅畫像中倘少了指間那一縷在沉悶中嫋嫋的青煙，真不知會少了多少神采；美國的愛默生和英國的卡萊爾皆自覺曲高和寡，唯彼此可為知音。好不容易見面了，卻相對而坐，各咬菸斗，一語不發。直到握別，依然無話。正是咱中國北方大老爺們的表達方式：啥也不說了，都在煙中；最決絕的文人嗜煙如命，馬克·吐溫說：“如果天堂沒有菸斗，我寧可去地獄！”
然而，“吸菸有害健康”——不只是有害吸菸者還有大量無辜的被動吸菸者的健康——毫無疑問已經是經過現代科學驗證的衛生常識。勸導戒菸並且在許多場所禁止吸菸，是社會文明水準日益提高的一個標誌。
這就凸顯了菸草在當今社會的尷尬。
其實，禁止吸菸，古已有之，且相當嚴厲：十七世紀的各國君主幾乎都禁菸。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會把吸菸者趕進空壁爐，以使他們的煙從壁爐煙囪排出去；羅馬教皇烏爾班八世有諭：教堂是純潔之地，嚴禁吸菸。違者革除教門；埃塞俄比亞國王下令割去吸菸者的鼻子；1634年，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因吸菸引起火災，國王下令每月一次用掛著菸斗的繩子穿過吸菸者的鼻子，遊街示眾，並當場處死。
後來，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波斯國王自己也吸上了煙，禁令才不宣而廢，抽菸在各國漸成風氣。
健康和享受常常是一對矛盾：貪圖享受，有可能損害健康；注重健康，難免犧牲若干享受。魚和熊掌難以兼得。
為給菸草業找一條新路子，有人動了許多腦筋：高大上的諸如研究對心血管、呼吸系統疾病有緩解作用的捲菸新品種，添加藥物，降低捲菸中的焦油，使之具有預防、緩解、治療某些疾病和保健的作用——似乎未見公認的成效；簡單些的則有“抽”而不“吸”，讓煙香只在口腔中打轉，充分領略菸草的醇香之後，便從口腔或鼻孔中呼出，並不吸入肺內——以我的經驗，這不過是自我安慰罷了。
生活中這樣的相互對立，並非只有菸草。只不過菸草帶給人們的，除了糾結，還有一種糾結的趣味：“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是戒菸。我都戒一千次了！”馬克·吐溫借抽煙對理性的揶揄就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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