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一篇關於觀眾在相聲演出時揮舞熒光棒的評論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成為近兩天相聲主題的熱議話題。文章評論高達七千多條，絕大多數在指責該文的無事生非。該文作者“何恕我”，很明顯沒有做過深入調查取證，而是信筆由疆牽強附會地大批特批一通，連邏輯都不顧了。文中對演員的返場、觀眾的互動形式、張雲雷的藝術水平、傳統曲藝形式的內容等有多處謬誤。最無端的就是開篇援引侯寶林大師作品《關公戰秦瓊》的例子，用來形容帶熒光棒看相聲的“違和感”，不但牽強生硬，反而再次自導自演了一出《侯寶林“大戰”德雲社》的鬧劇。
《關公戰秦瓊》是相聲大師侯寶林的代表作之一，以豪強惡霸逼迫演員改戲，將相隔四百年的兩位武將拉到一起來了一番大亂鬥。“何恕我”說這段相聲“不但諷刺了舊軍閥不學無術，也說明了外行觀眾會破壞藝術創作的道理。”那麼再將這種諷刺延伸一下，屢屢將侯寶林等大師拉出來與如今的相聲演員強行對比，不顧時代需求和歷史環境而無端批判指責，批完演員批觀眾，這種評論人與侯大師作品裡的豪強惡霸又有什麼區別呢？
如今的相聲界和相聲人，要說行業影響力和社會效應，德雲社、郭德綱的確無出其右者。但縱觀整個相聲界，就說新京報此文中重點批判的張雲雷，我本人以及我所熟悉的他的粉絲，也不會膨脹到認為相聲界找不出比他的專業功底更強者，作者需要對比，完全可以從專業上找出典型，誰說的、唱的比他好，比他正宗，實事求是地比就是了，非要拉出侯寶林大師，這種“批判”咋看有道理，實則“惡捧”張雲雷，辱沒侯寶林。這也是“踩”德雲社者慣用的手法，動輒拉出侯寶林等相聲前輩，以證明前輩如何昇華相聲，德雲社如何“毀”相聲，其實這完全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相聲的幾次中興，其實都是絕地求生般的自我保護。無論是建國初期侯寶林等相聲前輩聯合進步文人組建的“相聲改進小組”，還是後來馬季主導的新相聲，都是在相聲的命運岌岌可危時做出的正確選擇。這的確是相聲前輩們的文化自覺和藝術追求，但更多的是基於特定時期為拯救相聲所完成的歷史使命。這種改革如今被簡單地歸納為去除糟粕追求高雅，是非常片面的認識。侯寶林在臨終前曾經對馬季叮囑過：“即興表演、即興發揮是相聲裡的主要技巧，千萬不要丟掉它。”馬季也曾經表示相聲和春晚這種形式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但是能不能通過一種方法達到兩邊都不傷害的效果，這也是馬季在後期一直努力探索的問題。後來春晚或者說電視相聲的沒落，也證明了他的這種擔心。
直到相聲迴歸小劇場，馬季先生非常欣慰地表示，相聲又熱起來了，“我就是從年輕的時候、學藝的時候，我所向往的那種場所（劇場相聲），吸取營養的那個場所，現在又回來了，我覺得這是相聲振興的開始。過去我們呼籲都呼籲不出來，現在都出現了。”
馬季為德雲社題詞鼓勵小劇場相聲的發展，認為劇場相聲的迴歸和火熱，是相聲事業的重新起步，二十多年來，德雲社在相聲的普及和發展嘗試中，不斷擴大影響力，所達到的知名度和社會效應、經濟效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德雲社所做的努力，與侯寶林、馬季等相聲前輩一脈相承，都是為了相聲的生存和發展，並無反向對比的衝突。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經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總是揮舞道德的大棒，難免給人以拉虎皮做大旗之感，德雲社相聲演出的內容和形式，自有主管審查部門做標尺，自有觀眾主觀意願做選擇，這不是你拉來侯寶林等大師生硬對比就能抹黑的。話說回來，以如今的輿論環境，如果侯寶林大師生活在這個年代，你們也未必就會去欣賞大師的藝術造詣，關注點也只會落在大師的家事上吧？
我所述的這些，都有視頻為證，但凡想要考證，網上隨手一搜就有，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有些媒體，這樣簡單的工作都不願意做，或者是有意迴避呢？在閱讀新京報發表的奇文《聽相聲揮舞熒光棒？相聲演員想做偶像索性轉行》之前，我正巧先看到了一篇白巖鬆有關媒體人的評述文章。文中有一個觀點，大概是說部分媒體人擔心和困擾於一些偽命題。比如新媒體的崛起加速了傳統媒體的死亡。白巖鬆的觀點是，即使沒有新媒體，你能保證自己不會被拋棄嗎？不是新媒體讓你沒落，而是你自己已經沒落了。有了新媒體，還能讓你給自己的“死亡”找個藉口。
換句話說，進步的、改革創新的永遠是技術手段，而本質是不變的。相聲也是如此，相聲演員怎麼就不能成為偶像明星呢？明星演唱會也有互動，周杰倫演出中還讓粉絲點歌講故事呢，相聲演員返場時帶著觀眾齊唱小曲揮舞個熒光棒又招誰惹誰了呢？粉絲給演員捧個場就聯想到“洗腦”、“網絡暴力”，傳統小曲中出現了男女之愛就聯想到“苟且”、“窯調”，這不是演員和作品的問題，這是作者本身陳腐落後的思想意識問題。以此來指責演員數典忘宗，倒不如說自己無知迂腐。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演員的專業在舞臺上，評論人要評論別人的藝術，起碼要在別人的專業上下點功夫，且不可信手塗鴉，端著一副擔憂藝術的嘴臉，打完演員打觀眾，再鬧出“侯寶林大戰德雲社”的鬧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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