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全文無劇透
《掃毒2：天地對決》應該算是今年製作上最精湛的一部香港警匪片了。即便如此，也很難想象這樣一部標準化的類型電影能夠吸引到多少人的眼球，甚至這種原汁原味的香港警匪片今後看一部少一部也未可知。看完《掃毒2：天地對決》談不上有太多激動，但至少它是一部良心之作，人物關係緊張、動作場面火爆、情感戲份細膩、娛樂元素充足、正面價值觀自然而不說教，幾乎讓人不忍再去挑它的毛病。看的時候甚至有點心疼劉德華這位超級勞模。從《風暴》（2013）到《拆彈專家》（2017）再到《掃毒2：天地對決》，劉德華作為監製和主演打造這幾部香港警匪片，真的是敬業到可歌可泣了。
《掃毒2：天地對決》電影海報
香港警匪片講述的是現代都市人的愛恨情仇，其魅力遠非那類飛來飛去的古裝片所能替代，其風格也遠超好萊塢同類型的警匪電影。可是要知道，作為監製和主演的劉德華，和作為編劇和導演邱禮濤，這兩位都是1961年生人，今年都是已經快要六十歲的人了。再過幾年，我們還有《掃毒2》這樣的電影可看嗎？人才凋零，這還只是香港警匪片的困境之一。香港警匪片目前的創作困境不止於此。那些曾經熱血的警匪片緣何熱血？近些年的香港警匪片有哪些艱難探索，又有哪些成敗得失，咱們試著說道說道。
一、警匪片之“警”：從“人治”到“法治”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此時的香港作為英屬殖民地，缺乏一種自上而下的官方意識形態主導；和大陸之間的聯繫又日益減少，從大陸輸入進香港的社會主義文化畢竟影響有限；與此同時，香港還是一個新的散沙般的移民社會，急需在文化層面建立一種自我身份認同，形成一種文化凝聚力來維繫社會正常運轉。恰是在這樣一種中西官方意識形態雙重缺席的文化語境中，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粵語片建構了為香港這座城市所獨有的價值理念，這一價值理念的精煉表達是這樣一句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一看似簡單質樸的口號，在一個平民社會眾人平等的基礎上，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確定為一種相互扶持互助互愛的關係。可以說，這是由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粵語片建構起來的一種香港社會的文化價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延伸和新的演繹，更加適用於英屬殖民地性質、並且由大陸移民組成的新的香港社會。當然，這樣的文化理念多少帶有烏托邦色彩，更何況電影終歸只是電影，這些電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和改變香港社會，自然是相當的有限。但恰是在這些黑白粵語文藝片裡，孕育了日後香港電影的本土性。可以說，早在五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裡便已經奠定了對於“人治”社會的高度認同感。
這部《新難兄難弟》（1993）是一部致敬香港六十年代的影片，片中講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功夫電影成功進入香港這座城市，實現了由古裝向時裝的轉型。《A計劃》（1983）、《警察故事》（1985）等一系列成龍電影以及緊隨其後的一大批以警察為主角的動作警匪片，把這種對於“人治”社會的高度信任再次推向頂峰。粵語片裡的“人治”社會主要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協作，而八十年代的動作警匪片有所不同。在經過七十年代個人主義的洗禮後，這些警察片強調的是富於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警察在城市裡懲奸除惡，保障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在這一點上，成龍的《A計劃》可以說是一部始作俑者。以辛亥革命前夕作為時代背景的《A計劃》重新書寫了香港的歷史，影片中那個開埠不久的香港似乎“自古以來”就是香港人的香港，清政府無權干涉這裡的事，英國人又沒有能力管理這裡的事，香港社會秩序的維繫靠的是“港人治港”，而“港人治港”靠的不是法治，而是普通警察的同情心、正義感以及愛崗敬業的拼搏精神
成龍的《A計劃》裡面樹立的是“港人治港”的理念
李修賢主演的《公僕》（1984）同樣如此。作為一部香港電影，這個極富內地主旋律色彩的片名容易讓人覺得有些怪異，實際上這部影片跟內地主旋律電影裡的“公僕”殊途同歸，都是在歌頌警察愛崗敬業的奉獻精神，但表達方式以及影片質感跟內地電影完全不同。《A計劃》、《公僕》、《警察故事》這些警察片都有一個極其相似的人物設置，片中的警察局像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最高等級的英國上司偶爾出現，完全沒有能力真正的參與香港事務；等級低一等的主角的上司往往渾渾噩噩昏庸無能，在其位卻沒有能力謀其政；作為影片主角的普通警察屬於香港平民階層，富於同情心和正義感，憑藉一己之力和惡人鬥爭，除暴安良，保障香港這座城市的安全。
這部《公僕》可以說是一部香港式的“主旋律”電影
可以說，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尤其是《A計劃》、《公僕》、《警察故事》這一類的警察片，作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共同構建了香港人的“我城”意識，同時也進一步鞏固了香港文化中對於“人治”社會的自信心和信任感。無論實行什麼樣的社會制度，無論法網如何恢恢，都不可能永遠杜絕犯罪的出現。在香港電影裡，打擊犯罪維持社會穩定，不是靠健全的司法制度，也不是靠果敢英明的領導，而是靠平民階層的自治。
成龍自導自演的《警察故事》樹立的是香港人的“我城”意識
建構之後一般都會出現相應的解構。和這樣一種文化意識截然相反的一種香港電影是在九十年代初出現的一批奇案片。這批影片以《羔羊醫生》（1992）為始作俑者，衍生出《人肉叉燒包》（1993）、《伊波拉病毒》（1996）等一大批低成本製作的講述犯罪的影片。這些影片描繪的是一個禮崩樂壞、如世界末日般的香港都市，社會制度脆弱不堪，司法體系腐敗無能，警察完全失去對犯罪行為的控制……這類奇案片在價值觀方面往往只破不立，其中滲透著彼時香港人對於“人治”社會的信心崩潰。有趣的是，這批奇案片裡面最著名的兩部《人肉叉燒包》和《伊波拉病毒》，其導演正是跟劉德華合作了《拆彈專家》和《掃毒2》的邱禮濤。
邱禮濤和黃秋生合作的“經典”影片《人肉叉燒包》
“九七”前後，成龍的《我是誰》（1998）表達的是香港人對於自我身份的迷茫，這份迷茫一直延續到《無間道》系列（2002/2003/2003）。由麥兆輝和莊文強這對黃金組合打造的三部《無間道》以及日後的三部《竊聽風雲》（2009/2011/2014）、，實際上都包含著對於“人治”社會和“法治”社會二者之間如何選擇的困惑。這一矛盾同樣滲透在《傷城》（2006）、《門徒》（2007）、《槍王之王》（2010）等一系列香港影人與內地合拍的警匪片裡面。劉德華主創的《風暴》更是如此。片中劉德華飾演的警察知法犯法，最後的解決只能是鋃鐺入獄。《掃毒2》中的矛盾糾結，可以說給這一系列電影又添一筆。
“人治”還是“法治”？——《掃毒2》中的價值觀困惑
二、警匪片之“匪”：從兄弟情義到春秋無義戰
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經濟發達物質豐富，市民們充分享受西方現代文明帶來的優越生活的時候。在1984年中英談判確定在1997年香港迴歸祖國之後，在香港的警匪片裡面出現了一股文化“復古”的傾向，其發軔便是在當年風靡一時的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以及緊隨其後的一大批黑社會題材的影片。倘若按照西方現代文明的發展模式，在經濟和日常生活實現現代化的同時，與之相伴的應該是民主、法治等現代觀念的確立和普及。然而在八十年代擁有英屬殖民地這樣一個特殊身份的香港，至少在電影裡面走出的是一條相反的道路。歷史的看，港英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顯然沒能把西方意識形態徹底灌注到香港普羅大眾的頭腦裡，於是香港的電影文化在自我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向傳統汲取創作資源，並且不斷的翻新傳統來滿足當下。這裡的傳統既包括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包括有著豐厚歷史和豐富積澱的過去的香港電影。
在這一點上，吳宇森的《英雄本色》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部影片本身是翻拍自1967年由龍剛導演的同名粵語片，在翻拍的時候，周潤發飾演的小馬哥由配角改成主角。在情感渲染方面，小馬哥和宋子豪之間的友情顯然勝過了宋子豪和宋子傑之間的親情。而繼續追本溯源的話，男性之間的兄弟情誼又恰是吳宇森的恩師張徹在七十年代初的《新獨臂刀》、《雙俠》、《無名英雄》等諸多由姜大衛和狄龍合演的影片中最著力展現的。這樣一來，1986年吳宇森導演的這一版的《英雄本色》可以說是香港電影對於傳統的一次相當成果的汲取營養和改造翻新。自這部電影之後，香港電影掀起一股黑社會片的熱潮。
《英雄本色》的重點不是黑社會，而是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兄弟情義
香港的黑社會電影可以分成兩類，像《英雄本色》這一類屬於浪漫的、非寫實的；而像《我在黑社會的日子》（1989）這一類屬於寫實的。這裡所謂的寫實和非寫實只是一種電影風格的描述，並不針對電影文本和電影之外真實存在的黑社會之間的關係。《英雄本色》這類電影重點在展現男性之間兄弟情誼的崇高之美，而《我在黑社會的日子》這類電影則偏向於展現香港黑社會社團這樣一個隱蔽的不為人知的地下社會。在價值觀念方面，這兩類黑社會片認同的非但不是西方現代文明中的民主和法治，反而與之背道而馳。具體的說，英雄片認同的是經常會和法律秩序相沖突的兄弟情誼，而寫實類黑社會片認同的是和民主法治徹底相悖的黑社會這樣一個亞社會。再進一步分析的話，展現兄弟情誼的黑社會電影，片中的黑社會往往是大的犯罪集團；而“寫實”風格的黑社會電影，片中的黑社會往往沒有強烈到和社會秩序直接對抗的程度，多是處在介於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這也正是我傾向於使用“黑社會片”而不是“黑幫片”這個詞的主要原因。
黑社會題材的香港警匪片《我在黑社會的日子》
另一方面，這類電影又不斷的從香港的民間文化中汲取素材，給片中的黑社會社團組織賦予了日益豐富的細節，比如這些社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當年反清復明的一個叫“洪門”的祕密組織（這類說法實際上大多是牽強附會），社團內部有嚴格的等級制度，有各種隱祕的暗語和傳承悠久的規矩儀式等等。當然，這些都屬於在不斷地創作中被不斷編織和豐富的電影文化，觀眾大可不必當真。
實際上，真實的香港黑社會組織只是源於底層社會的相互傾軋。在黑和白之間必然會存在著灰色的地帶，港英政府顯然沒有能力管理到這些細枝末節，於是生活在香港的底層民眾因相互傾軋而導致惡性競爭，惡性競爭升級導致社會混亂。久而久之，在這些底層社會中出現了維持這些灰色地帶正常秩序的社團組織，這些社團組織主要靠收取保護費來運營，同時維持底層社會的正常秩序。香港黑社會真實的情形既遠不如《英雄本色》那般浪漫，也比不上《我在黑社會的日子》那般神祕。說到底，前一類的黑社會電影只是吳宇森等人用來表達兄弟情誼的一個媒介；而後一類的黑社會電影展現的那個世界無論有多神祕，依舊是一個遵循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殘酷社會。
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尤其是在1996年這一年，古惑仔電影驟然大熱，由此掀起香港黑社會片的又一次熱潮。古惑仔電影可以說是青春片和八十年代兩類黑社會片的結合，影片講述的是青年黑幫成員的奮鬥史，片中既有主角們彼此之間的友情和義氣，又涉及對黑社會組織的儀式規矩乃至歷史文化的描寫。這類把古惑仔這樣一種社會邊緣人描寫的風風光光的影片，無論是影片的製作水準還是感人程度，都遠不及當年的《英雄本色》這類英雄片。相比之下，在同年出現的像《旺角風雲》、《金榜題名》、《龍虎砵蘭街》、《旺角揸fit人》、《去吧！揸fit人兵團》這幾部影片，以及日後的《野獸刑警》（1998）、《暗花》（1998）、《龍在江湖》（1998）、《江湖告急》（2000）等帶有黑色電影氣質的影片，都意在反其道而行之，解構過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水準方面往往更勝一籌。
解構香港黑社會電影的《江湖告急》
這些影片中的黑社會社團既不存在兄弟情誼，也不存在什麼江湖道義，相反，無論是社團和社團之間，還是社團大哥和小弟之間，都是赤裸裸的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關係。黑社會社團就像是一個原始叢林，人性中的陰暗面在其中被徹底的暴露無遺。像這類黑社會片，創作者自然不是要在電影裡還原黑社會的本來面目，也不是要和《英雄本色》或者古惑仔電影叫板。在這些電影裡，黑社會片成了香港影人於“九七”前後表達社會情緒的一種媒介。在社會劇變之際，人們不再信任英雄片裡浪漫的兄弟情誼，也不再相信古惑仔電影裡的成人童話，更願意相信這一點，那就是，剝去文化偽裝之後的社會其實就是一片原始叢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赤裸裸的爾虞我詐和弱肉強食。
2004年CEPA協議正式開始實行，這為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打開了一扇大門。此後，香港的黑社會片在進入內地電影市場時屢屢受挫，哪怕很多黑社會片講的其實是主角由“黑入白”的故事，依舊會在電影審查環節折戟。2017年，王晶把已經消失多年的香港警匪片中的梟雄片又重新翻檢出來，拍了一部質量尚佳的《追龍》，然而今年很快又憑藉《追龍2》把這塊牌子砸個稀爛。相比之下，《掃毒2》裡面關於“匪”的這一條線已經算是做到極致了。
《掃毒2》中的四大毒販
三、香港警匪片裡的“香港”
由香港警匪片建構的香港城市形象不一而論。1980年代，影響力最大的當屬成龍的《警察故事》系列和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雙雄》（1989）等“英雄片”系列。前者建構的英屬殖民地語境中的“我城”自信，後者則描畫的是現代都市背景下的悲情江湖。可以說，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造就了電影中的香港這幅迷人圖景。及至“九七”，香港警匪片中的敘事空間，或被演繹成“古惑仔”電影中青春躁動、恣意妄為的迷亂都市，或嬗變成《野獸刑警》（1998）、《非常突然》（1998）等黑色電影中的絕望都市。
新世紀以後，《無間道》系列、《傷城》、《門徒》、《竊聽風雲》系列、《槍王之王》等影片在努力探尋新的敘事可能的同時，有意無意的居然全部都陷入了“迷途”的泥潭。仔細考量會發現這些電影在敘事層面有著驚人的雷同，大都是講迷途警察或者迷途罪犯最終被繩之以法的故事。這些影片大都感情冷漠、難以建構正面的價值認同。影片中的香港似乎成為一座迷失之城、困境之城，在新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等新的時空座標裡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無間道》中的香港新形象
由1980年代的自信或悲情，到1990年代的迷亂或絕望，到新世紀的迷失或困境，以上大體是香港警匪片中香港這座城市的形象變遷。無論這些影片成敗與否，它們都已經銘刻在香港這座城市的發展演變之路上。近些年，《寒戰》（2012/2016）、《赤道》（2015）、《風暴》、《拆彈專家》等影片，可以說正在樹立起一個新的香港形象。在這幾部影片中，香港這座城市環境乾淨整潔，社會法紀森嚴，政府高效迅捷，警察熱血敬業，充滿了文明都市的現代美感。曾經的英屬殖民地身份已經漸行漸遠，香港這座城市應該如何定位自己？這些影片努力建構一個積極正面的答案。在這些影片中，創作者對於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一獨特身份，通常抱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明顯的強化意識。創作者似乎是有意想要重新樹立香港人對於香港這座城市的“我城”自信，樹立積極正面的城市形象，建構迴歸後香港人新的身份認同。
劉德華和邱禮濤合作的上一部“勞模”電影《拆彈專家》
另一邊，將香港演繹成一座犯罪都市的警匪片雖然也依舊存在，如《謎城》（2015）、《衝鋒車》（2015）、《樹大招風》（2016）、《狂獸》（2017）等，但這幾部影片的製作規模及影響力遠不及《寒戰》、《拆彈專家》這幾部。對於電影創作者來說，創作的思路或更多源自於香港警匪片的文化土壤，在創作時未必會有太過明晰的對於香港這座城市的形象定位。但就全局觀，應當說，還是從《寒戰》到《拆彈專家》的思路更勝一籌。從《寒戰》到《拆彈專家》構成的這個香港警匪片序列，其態度始終是積極正面的。這批影片在將故事立足於香港本土的同時，試圖建構一個新的香港人身份，以及把香港這座城市建構成一個新的認同對象。至於這份努力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彌合現實之裂隙，眼下自然還無法定論。
《謎城》是林嶺東導演的遺珠之作，片中的香港彷如一座“罪惡之城”
犯罪都市，法治社會，這兩種風格的香港在《掃毒2》裡面恰好都有。香港導演陳可辛在很早一次訪談時曾說，過去的香港之所以有優勢，是因為祖國大陸是封閉的；香港的優勢不是在1997年以後才失去的，實際上在1979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香港的優勢就已經不復存在了。過去這些年，北上神州的香港影人經過多年的反覆試水，如今已經在內地創作出了像《毒戰》（2012）、《中國合夥人》（2013）、《親愛的》（2014）這樣一些比內地電影還像內地電影的作品。我個人並不認為這些電影代表的是香港導演失去本土特色，相反，像《毒戰》、《中國合夥人》、《親愛的》這樣的影片恰恰是香港電影“穩、準、狠”的精髓注入進內地的成功案例。而且，這幾部電影的成功也不在於和官方主導意識形態的博弈，而是源於杜琪峰、陳可辛等香港影人對於內地創作題材的開掘，以及香港電影悠久的商業娛樂傳統和深厚的類型積澱。
在《掃毒2》之前，我看到了陳可辛導演新作《中國女排》的預告片，這個預告片竟然全是字幕連一個畫面都沒捨得放出來。毫無疑問，這是2020年春節最令人期待的一部影片。從早些年的《如果·愛》、《投名狀》、《十月圍城》，到《中國合夥人》、《親愛的》一直到《中國女排》，陳可辛在大陸的電影創作之路可以說是越走越順。相比之下，香港警匪片卻未能有這般幸運。從《無間道》、《竊聽風雲》一直到《拆彈專家》、《掃毒2》，香港警匪片的路依舊還是越走越難，此情此景，不敢讓人奢望更多，惟願香港警匪片這個火種能夠繼續燃燒，不要熄滅。
《掃毒2》劇照，希望香港警匪片這個火種不要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