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燾，浙江溫州人，生於1900年，我國著名詞學專家。曾任教於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學府，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兼聘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月輪山詞論集》等。
談談我的學詞經歷
文 | 夏承燾
關於我的學詞經歷以及學詞心得，六十年代初，曾經在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向研究生們介紹過。我是個天資很低的人，從事教育、文化工作，六十餘年間，如果說在學詞方面還取得了某些成績的話，那就是依靠一個“笨”字。我曾經告訴一位朋友：“‘笨’字從‘本’，笨是我治學的本錢。”因此，提起治學經歷，還得從這個“笨”字說起。
從十五歲到二十歲，是我讀書很努力的時期。當時，一部《十三經》，除了其中的《爾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過。記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從椅子上摔倒在地。我在求學階段，舉凡經、史、子、集，乃至小說、筆記，只要弄得到書，我都貪婪地看。我體會到：如果不刻苦讀書，就談不上治學，談不上什麼科學研究。
二十歲在師校畢業後，我到北京、西安等地謀職，花費了五六年時間，進行做學問的嘗試。
二十五歲時，我回到溫州，那時瑞安孫仲容先生的“玉海樓”藏書及黃仲弢先生的“蔘綏閣”藏書已移藏於溫州圖書館，我將家移至圖書館附近，天天去借書看。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我在嚴州第九中學任教。嚴州第九中學原來是座州府書院。我到學校，拿了鑰匙，一個房間、一個房間打開看，發現一個藏書樓，裡頭盡是古書，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樓影印二十四史、浙局三通嘯園叢書，在嚴州得此，如獲一寶藏！課餘時間，我就在此地紮紮實實地讀了幾年書。有關唐宋詞人行跡的筆記、小說以及有關方誌，我幾乎全看了。就這樣，天天讀書，天天將讀書心得札入日記，直到三十歲前後，才逐漸試做專門學問。
刻苦讀書，積累資料，這是治學的基礎。但是，究竟何時試手做專門學問較為合適呢？從前人主張，四十歲以後才可以著書立說，以為四十歲之前，“只許動手，不許開口”。這雖是做學問的謹嚴態度，而四十歲才開始專，卻幾乎太遲了。我自師校畢業後，因為家庭經濟等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未能繼續升學，苦無名師指點，才走了一段彎路，花費了將近十年的探索時間。我想，如果有老師指導，最好二三十歲時就當動手進行專門研究工作。要不，一個人到五十歲以後，精力日衰，才開始專，那就太晚了。我見過一些老先生，讀了大量的書，知識十分淵博，但終生沒有專業，這是很可惜的。因此，在刻苦讀書的基礎上，還必須根據自己的情性、才學，量力而行，選定主攻目標，才能學有專長。
最近幾年，報上經常表彰社會青年堅持自學、著書立說的事蹟，我看過深受感動。我也沒念過大學，在自學的道路上，可以說與這些青年同志，有著相同的甘苦和希望。
第一、買不起書怎麼辦？
我當時，除了依靠圖書館，就是借和抄。因為得來不易，每一書到手，不論難易，必先計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同時，看過之後不是就此了事，而是堅持天天寫日記。
溫州師校的國文教員張震軒先生曾對我說：“為詩學力須厚，學力厚然後性靈出。”在師校時讀元遺山詩，我曾一首一首抄錄下來，朝夕詠誦。以後作《白石歌曲旁譜辨》、札詞例，也離不開“抄”的功夫。任何天才，都離不開後天的努力。在自學過程中，我利用各種機會抄書讀書，為以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第二、沒有名師指點怎麼辦？
師校畢業時，我才十九歲。離開學校時，才更加覺得學生生涯的短促和寶貴。我多麼渴望能有機會繼續深造啊！
第二年，南京高等師範開辦暑假學校，我和幾位同學前往旁聽。如胡適之、郭秉文等新學鉅子，當時都親自為暑假學校開課。一個多月裡，聽了胡適《古代哲學史》、《白話文法》，梅光迪《近世歐美文學趨勢》以及其他許多新課程，大開眼界。返回溫州後，苦於失去進修機會，時時感到困惑。但是，在自學過程中，我也找到了許多老師，其中包括不會說話的老師。比如，我看了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就以李氏為榜樣，堅持寫日記，鍛鍊自己的意志力；又比如，讀《龍川文集》，便為陳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氣概而感動，著意效法。同時，經常與同學朋友一起探討，也大受其益。在溫州任教期間，我先後參加了當時的詩社組織——慎社、甌社。社友中如劉次饒、林鵾翔、劉景晨、梅雨清、李仲騫等，於詩學都有甚高造詣，經常與他們在一起談論詩詞，收穫很大。我的詩詞習作也開始在《慎社》雜誌上刊載。
為了爭取名師指點，一九二九年（三十歲）冬，由龍榆生介紹，我開始與近代詞學大師朱彊村老人通信。彊村老人對後進盡力栽培。我寄去的論詞文稿，他都細心審閱，給我的鼓勵極大。我的第一本專著《白石道人歌曲考證》，彊村老人親為題簽。彊村老人並約我“相訪”。能有機會得到彊村老人的教誨，對於我這個由自學入門的詞學愛好者說來，實在難得。那期間，直到彊村老人病逝為止，我們通了八九回信，也見了面。我去求教時，老人十分誠懇地給予開導。老人博大、虛心，態度和藹，這對於培養年青人做學問的興趣，關係極大。至今這位老人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詞學研究過程中，除了利用書信的形式各處求教，我還曾特地外出訪師問友。近代文壇先輩吳梅、夏敬觀、冒廣生、蔡嵩雲、陳匪石、馬一浮等，我都登門拜訪。對於詞學同行，我都儘量爭取向他們求教。當我聞知江都任中敏、南京唐圭璋於詞學素有研究，就馬上與他們取得聯繫，共同探討問題。
此外，在具體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讀書，又要力忌貪多不精。
怕書多，讀不了，是一個錯誤的想法。章學誠《文史通義》裡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假年》（“假年”是用孔子“假我數年以學易”這句話），文章說：有人認為古代書少，後來書一代多一代，後人要把所有的書讀完，就要有古代人幾倍的年齡。章學誠批評這種人說：讀書猶如飲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幾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這不是很狂妄可笑的嗎？怕書多的，實是對學問沒有入門的人。我們讀文學作品，若是為了欣賞，並不要讀許多書。若做專業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圖書館，也只怕書太少。
專家做研究工作怕書太少，而一般初學卻不要貪多。近代揚州有一位《文選》學家李詳，少年時家貧無書，卻讀熟了一部《文選》。古人說：“案頭書要少，心頭書要多。”其實這兩句話是有因果關係的。案頭書少，所以心頭會多起來；案頭書多，不能專精，心頭的書便多不起來。但是，心頭的書，乃是平時於案頭積累起來的。看問題不可持片面觀點。
我在治學過程中，也常出現多與少的矛盾。師校畢業後，帶著一股年青人的銳氣，雄心勃勃，曾發願研究宋代歷史，妄想重新編寫一部《宋史》，並且花了五六年時間，看了許多有關資料，後來知道這個巨大工程決非個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棄。但是，我又想編撰《宋史別錄》、《宋史考異》，想著《中國學術大事表》等等。對於如何做學問，我常處在矛盾鬥爭當中，早晚枕上，頭緒萬千：專心治何業，始能不再旁鶩呢？常苦無人為予一決。經過反覆探索，我發現了自己“貪多不精”的毛病，根據平時的興趣愛好和積累，決定專攻詞學。
最後，談談如何做讀書筆記。我依自己的體會把它概括成三字訣：“小、少、了”。
（一）小，是說用小本子記。我從前用過大本子做筆記，讀書心得和見到想到的隨時記在一個案頭大本子上，結果不易整理，不易攜帶。後來讀章學誠的《章氏遺書》，其中有一段講到做讀書筆記，說讀書如不即做筆記猶如雨落大海沒有蹤跡。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筆記簿取名為“掬漚錄”。我開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寫一張，便於整理，如現行的卡片。蘇東坡西湖詩曰：“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創作如此，寫心得體會做筆記亦當如此，有用的知識才不致任其逃走。
（二）少，是說筆記要勤，但要記得精簡些。做筆記要通過自己思考，經過咀嚼，然後才落筆。陸機《文賦》中有兩句話：“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這是說做文章。我以為做筆記也應有“傾瀝液”，“漱芳潤”的工夫。如果不經消化，一味抄書，抄得再多，也是徒勞。顧炎武著《日知錄》，自比採銅于山，往往數月只成數條，可見精練之功。這裡，我所說筆記要記得少，是指每條的字數而言，條數卻要記得多。每一個問題陸續記下許多條。孤立的一小條，看不出學問，許多條匯攏來，就可成為一個專題，為一篇論文。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都是這樣積累起來的。
（三）了，是說要透徹瞭解。記下一個問題，應經過多次思考，要求作徹底的瞭解。有時要經過漫長時間才會有接近於實際的認識。淺嘗即止，半途而廢，便前功盡棄。所謂“了”，就是要讓所學到的東西，經過思考，在自己頭腦裡成為“會發酵”的知識。如果是思想懶漢，即使天天做筆記，也難有多大心得，因為那隻能叫做“書抄”，叫做“知識的流水賬”，嚴格說來，不配稱為“讀書筆記”。
以上所談是我在學詞方面用的“笨”辦法，所下的“笨”功夫，僅供青年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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