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貽弓逝世，從《巴山夜雨》到《城南舊事》他的作品為何讓我們念念不忘'
著名導演吳貽弓9月14日去世。
他曾說：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對而言，吳貽弓並非高產，但是對於電影觀眾和中國電影史而言，他卻讓人念念不忘，無法忘懷。
以下是吳貽弓今年5月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的內容：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著名導演吳貽弓9月14日去世。
他曾說：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對而言，吳貽弓並非高產，但是對於電影觀眾和中國電影史而言，他卻讓人念念不忘，無法忘懷。
以下是吳貽弓今年5月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的內容：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巴山夜雨》部分主創，左起：執行導演吳貽弓、主演張瑜、編劇葉楠
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下，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還應當尊重中國電影最具民族特徵的一些因素。比如敘事性，中國觀眾之所以去看電影，首先也在於去看它講述的“故事”是什麼。又比如電影裡表現的到的標準是否符合我們民族傳統，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並可能為之流淚的電影，在根本上也應該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對真善美的推崇的。
"著名導演吳貽弓9月14日去世。
他曾說：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對而言，吳貽弓並非高產，但是對於電影觀眾和中國電影史而言，他卻讓人念念不忘，無法忘懷。
以下是吳貽弓今年5月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的內容：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巴山夜雨》部分主創，左起：執行導演吳貽弓、主演張瑜、編劇葉楠
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下，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還應當尊重中國電影最具民族特徵的一些因素。比如敘事性，中國觀眾之所以去看電影，首先也在於去看它講述的“故事”是什麼。又比如電影裡表現的到的標準是否符合我們民族傳統，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並可能為之流淚的電影，在根本上也應該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對真善美的推崇的。
吳貽弓在《闕里人家》拍攝現場
我想以《闕里人家》的拍攝過程來舉個例子。那一年，我在山東濟寧有個電影講座，離曲阜才30多公里，於是我就乘便去參觀了孔林。當時的震撼今天想來，仍在心頭。孔林延續時間之久、規模之大，以及那種深切的歸宿感，我個人認為絕無僅有。
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紀90年代初，出國熱剛剛興起，有的年輕人心態浮躁，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了種種隔閡。但在那個時候，似乎還沒有很多人真正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審視“代溝”的內涵，而我恰恰在那個時候從參觀孔林得到了某種啟示。後來，我把我一些尚處於朦朧階段的想法告訴了後來成為《闕里人家》編劇的周梅森他們。不想，同樣引起了他們的巨大反響。於是，我們再次結伴重遊孔子的家鄉曲阜，在孔林裡展開關於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關係的探討和爭論，從而也開始了結構我們未來影片裡的人物和故事的過程。
"著名導演吳貽弓9月14日去世。
他曾說：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對而言，吳貽弓並非高產，但是對於電影觀眾和中國電影史而言，他卻讓人念念不忘，無法忘懷。
以下是吳貽弓今年5月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的內容：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巴山夜雨》部分主創，左起：執行導演吳貽弓、主演張瑜、編劇葉楠
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下，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還應當尊重中國電影最具民族特徵的一些因素。比如敘事性，中國觀眾之所以去看電影，首先也在於去看它講述的“故事”是什麼。又比如電影裡表現的到的標準是否符合我們民族傳統，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並可能為之流淚的電影，在根本上也應該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對真善美的推崇的。
吳貽弓在《闕里人家》拍攝現場
我想以《闕里人家》的拍攝過程來舉個例子。那一年，我在山東濟寧有個電影講座，離曲阜才30多公里，於是我就乘便去參觀了孔林。當時的震撼今天想來，仍在心頭。孔林延續時間之久、規模之大，以及那種深切的歸宿感，我個人認為絕無僅有。
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紀90年代初，出國熱剛剛興起，有的年輕人心態浮躁，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了種種隔閡。但在那個時候，似乎還沒有很多人真正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審視“代溝”的內涵，而我恰恰在那個時候從參觀孔林得到了某種啟示。後來，我把我一些尚處於朦朧階段的想法告訴了後來成為《闕里人家》編劇的周梅森他們。不想，同樣引起了他們的巨大反響。於是，我們再次結伴重遊孔子的家鄉曲阜，在孔林裡展開關於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關係的探討和爭論，從而也開始了結構我們未來影片裡的人物和故事的過程。
《闕里人家》
後來在影片裡，我借年紀最老的一代之口說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這其實是我在吶喊。而片中重孫子那一輩人對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們的理由。當年，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拍的一部影片，裡面有我想說的東西。現在，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覺得它依舊可以給我們的電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啟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電影也好，中國電影也好，我們在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過程中，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是不可忘卻的。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有些話我曾講過，現在依舊這樣認為，就是關於怎樣看待“獻禮片”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科學和藝術，同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是，科學認識世界靠的是邏輯這條紐帶，藝術認識世界靠的是情感這條紐帶。所以，沒有情感、只有理性是不會出現藝術的。而在許多歷史的重大關口，就像近年來我們有那麼多大事、喜事，凡是有激情、有才華、有責任、有眼光的藝術家，難道不應該發自肺腑地創作相應的作品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嗎？
"著名導演吳貽弓9月14日去世。
他曾說：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對而言，吳貽弓並非高產，但是對於電影觀眾和中國電影史而言，他卻讓人念念不忘，無法忘懷。
以下是吳貽弓今年5月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的內容：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巴山夜雨》部分主創，左起：執行導演吳貽弓、主演張瑜、編劇葉楠
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下，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還應當尊重中國電影最具民族特徵的一些因素。比如敘事性，中國觀眾之所以去看電影，首先也在於去看它講述的“故事”是什麼。又比如電影裡表現的到的標準是否符合我們民族傳統，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並可能為之流淚的電影，在根本上也應該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對真善美的推崇的。
吳貽弓在《闕里人家》拍攝現場
我想以《闕里人家》的拍攝過程來舉個例子。那一年，我在山東濟寧有個電影講座，離曲阜才30多公里，於是我就乘便去參觀了孔林。當時的震撼今天想來，仍在心頭。孔林延續時間之久、規模之大，以及那種深切的歸宿感，我個人認為絕無僅有。
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紀90年代初，出國熱剛剛興起，有的年輕人心態浮躁，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了種種隔閡。但在那個時候，似乎還沒有很多人真正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審視“代溝”的內涵，而我恰恰在那個時候從參觀孔林得到了某種啟示。後來，我把我一些尚處於朦朧階段的想法告訴了後來成為《闕里人家》編劇的周梅森他們。不想，同樣引起了他們的巨大反響。於是，我們再次結伴重遊孔子的家鄉曲阜，在孔林裡展開關於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關係的探討和爭論，從而也開始了結構我們未來影片裡的人物和故事的過程。
《闕里人家》
後來在影片裡，我借年紀最老的一代之口說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這其實是我在吶喊。而片中重孫子那一輩人對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們的理由。當年，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拍的一部影片，裡面有我想說的東西。現在，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覺得它依舊可以給我們的電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啟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電影也好，中國電影也好，我們在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過程中，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是不可忘卻的。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有些話我曾講過，現在依舊這樣認為，就是關於怎樣看待“獻禮片”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科學和藝術，同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是，科學認識世界靠的是邏輯這條紐帶，藝術認識世界靠的是情感這條紐帶。所以，沒有情感、只有理性是不會出現藝術的。而在許多歷史的重大關口，就像近年來我們有那麼多大事、喜事，凡是有激情、有才華、有責任、有眼光的藝術家，難道不應該發自肺腑地創作相應的作品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嗎？
著名導演吳貽弓9月14日去世。
他曾說：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對而言，吳貽弓並非高產，但是對於電影觀眾和中國電影史而言，他卻讓人念念不忘，無法忘懷。
以下是吳貽弓今年5月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的內容：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巴山夜雨》部分主創，左起：執行導演吳貽弓、主演張瑜、編劇葉楠
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下，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還應當尊重中國電影最具民族特徵的一些因素。比如敘事性，中國觀眾之所以去看電影，首先也在於去看它講述的“故事”是什麼。又比如電影裡表現的到的標準是否符合我們民族傳統，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並可能為之流淚的電影，在根本上也應該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對真善美的推崇的。
吳貽弓在《闕里人家》拍攝現場
我想以《闕里人家》的拍攝過程來舉個例子。那一年，我在山東濟寧有個電影講座，離曲阜才30多公里，於是我就乘便去參觀了孔林。當時的震撼今天想來，仍在心頭。孔林延續時間之久、規模之大，以及那種深切的歸宿感，我個人認為絕無僅有。
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紀90年代初，出國熱剛剛興起，有的年輕人心態浮躁，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了種種隔閡。但在那個時候，似乎還沒有很多人真正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審視“代溝”的內涵，而我恰恰在那個時候從參觀孔林得到了某種啟示。後來，我把我一些尚處於朦朧階段的想法告訴了後來成為《闕里人家》編劇的周梅森他們。不想，同樣引起了他們的巨大反響。於是，我們再次結伴重遊孔子的家鄉曲阜，在孔林裡展開關於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關係的探討和爭論，從而也開始了結構我們未來影片裡的人物和故事的過程。
《闕里人家》
後來在影片裡，我借年紀最老的一代之口說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這其實是我在吶喊。而片中重孫子那一輩人對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們的理由。當年，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拍的一部影片，裡面有我想說的東西。現在，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覺得它依舊可以給我們的電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啟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電影也好，中國電影也好，我們在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過程中，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是不可忘卻的。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有些話我曾講過，現在依舊這樣認為，就是關於怎樣看待“獻禮片”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科學和藝術，同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是，科學認識世界靠的是邏輯這條紐帶，藝術認識世界靠的是情感這條紐帶。所以，沒有情感、只有理性是不會出現藝術的。而在許多歷史的重大關口，就像近年來我們有那麼多大事、喜事，凡是有激情、有才華、有責任、有眼光的藝術家，難道不應該發自肺腑地創作相應的作品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嗎？
著名導演吳貽弓9月14日去世。
他曾說：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相對而言，吳貽弓並非高產，但是對於電影觀眾和中國電影史而言，他卻讓人念念不忘，無法忘懷。
以下是吳貽弓今年5月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的內容：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巴山夜雨》部分主創，左起：執行導演吳貽弓、主演張瑜、編劇葉楠
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下，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還應當尊重中國電影最具民族特徵的一些因素。比如敘事性，中國觀眾之所以去看電影，首先也在於去看它講述的“故事”是什麼。又比如電影裡表現的到的標準是否符合我們民族傳統，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並可能為之流淚的電影，在根本上也應該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對真善美的推崇的。
吳貽弓在《闕里人家》拍攝現場
我想以《闕里人家》的拍攝過程來舉個例子。那一年，我在山東濟寧有個電影講座，離曲阜才30多公里，於是我就乘便去參觀了孔林。當時的震撼今天想來，仍在心頭。孔林延續時間之久、規模之大，以及那種深切的歸宿感，我個人認為絕無僅有。
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紀90年代初，出國熱剛剛興起，有的年輕人心態浮躁，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了種種隔閡。但在那個時候，似乎還沒有很多人真正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審視“代溝”的內涵，而我恰恰在那個時候從參觀孔林得到了某種啟示。後來，我把我一些尚處於朦朧階段的想法告訴了後來成為《闕里人家》編劇的周梅森他們。不想，同樣引起了他們的巨大反響。於是，我們再次結伴重遊孔子的家鄉曲阜，在孔林裡展開關於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關係的探討和爭論，從而也開始了結構我們未來影片裡的人物和故事的過程。
《闕里人家》
後來在影片裡，我借年紀最老的一代之口說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這其實是我在吶喊。而片中重孫子那一輩人對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們的理由。當年，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拍的一部影片，裡面有我想說的東西。現在，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覺得它依舊可以給我們的電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啟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電影也好，中國電影也好，我們在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過程中，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是不可忘卻的。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有些話我曾講過，現在依舊這樣認為，就是關於怎樣看待“獻禮片”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科學和藝術，同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是，科學認識世界靠的是邏輯這條紐帶，藝術認識世界靠的是情感這條紐帶。所以，沒有情感、只有理性是不會出現藝術的。而在許多歷史的重大關口，就像近年來我們有那麼多大事、喜事，凡是有激情、有才華、有責任、有眼光的藝術家，難道不應該發自肺腑地創作相應的作品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嗎？
《城南舊事》
在這裡我想特別講講呂其明老師。在我剛步入影壇的時候，呂其明老師已是知名的電影作曲家了，擔任著上影樂團的團長。在我眼裡，他不啻為位遙不可及的前輩。1982年，我拍《城南舊事》，忐忑地請他作曲，他欣然應命，提攜後進。起初，他打算另譜新曲，但我覺得用原來小說裡提到的《驪歌》就很好。呂其明老師也是一口答應，就在原曲的基礎上做了一些非常關鍵的拓展，效果斐然，把我想象的那一抹沉沉的相思和淡淡的哀愁表現得淋漓盡致。老實說，這部電影如果離開了呂其明老師的音樂，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由此獲得第三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也是實至名歸。當然，他更為膾炙人口的作品是那首盛宴不衰的交響序曲《紅旗頌》，磅礴宏偉的氣勢和經他巧妙安排的國歌旋律，每每響起總會令聞者激動不已。
《紅旗頌》和《城南舊事》的音樂截然不同，但同樣催人淚下。可見，在這位藝術家的心裡，跳動著的永遠是和時代生活、和真情實感緊密相連的音符。可見，只要我們的藝術家真情實感地把自己投入到為祖國放歌的情懷裡，把握藝術規律，所謂應時應景的創作何嘗不是真心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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