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有一隻焦慮貓，不過，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於是，有人抱怨，這隻貓綁架了他們的生活。
文 / 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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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兩隻貓，蹲在我面前。
一隻叫焦慮，一隻叫孤獨。
人厭惡焦慮，是一種本能，因為它讓你無法與自己相處。
這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甚至與恐懼不同，後者可以逃避，而焦慮卻像潔白茶杯上的一道裂縫，它不影響任何效用，可是，一旦發現，無所適從。
焦慮所積蓄的能量，很難通過自我的吸收來“降解”，而大多需要一個出擊的“假想敵”。它們有的是積極的，有的是消極的，比如，創造一份新工作，結識一群新朋友，沉溺於一款新遊戲，或者尋找一個足以發洩的對象。
如果焦慮無法找到出口，那麼，它就可能被壓抑成泥潭。
相比焦慮，人更喜歡說自己孤獨，似乎孤獨是一種更高級的情緒，它常常在詩歌中被吟唱，而焦慮則很少有這樣的待遇。但其實，孤獨與焦慮很難被切割開來。
或者說，孤獨是焦慮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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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這隻貓，有兩道影子，一道是成長，另外一道是比較。
如果沒有“時間”——這個人類獨創的概念，絕大多數的焦慮便不會存在。中國古人造了兩個詞，一曰“三十而立”，一曰“四十不惑”，它們就是兩個體態肥大的焦慮貓。
而比較帶來的刺激，則相對更大一些。
1978年9月，鄧小平訪日，坐在新幹線上，他對同行者說：“我現在終於知道，什麼是現代化的速度了。”任誰都讀得出其中的焦慮。
在東芝公司參觀時，鄧小平提出了一個科研課題：“到了冬天，北京總有很多家庭因為煤球爐而中毒，有沒有可以解決的辦法。”日本人一臉懵逼地望著他。因為，1978年的日本島已經沒有煤球爐了。
這種表情當然讓鄧小平更加焦慮了。
於是，鄧小平從日本抱回了一隻叫焦慮的大貓。
於是，兩個月後，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於是有了“開除球籍”的大討論。整個80年代，中國的每一堵牆上都貼著“時不我待”“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
可以說，這一輪經濟運動，就是從鄧小平的那隻“焦慮貓”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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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在讚美焦慮，比如羅洛·梅。
1960年代中期，歐美列國的戰後一代進入青春期，平庸而鍍金的中產階級生活讓荷爾蒙無處排洩，各國青年在享受和平紅利的同時，充滿了巨大的焦慮感。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中卻寫道：“焦慮是人類面對威脅，希望創造自我的正常狀態，在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保持焦慮的人才是真的健康、感覺到時代脈搏的人。”
在他看來，有焦慮就有活力，就像發燒一樣，焦慮表示人格內正在激戰，“焦慮使得我們創造和賦予生命想象力的需求，變得敏銳異常。有意識的焦慮雖然比較痛苦，但是它可用來整合自我；生活在一個焦慮時代的少數幸事之一是，我們不得不去認識我們自己。”
所以，如果那隻叫焦慮的貓突然闖進了你的世界，它可能構成人進步的動力，讓你產生新的意識覺醒，不論它是多麼朦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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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有一隻焦慮貓，不過，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於是，有人抱怨，這隻貓綁架了他們的生活。
更有人指責說，那些販賣焦慮貓的人，是可恥的。
這個指責含有一股很深的敵意，它針對的不是焦慮本身，而是試圖攻擊那些揭示了焦慮的人，而進一層的意思是，譴責那些揭示者沒有為意識到焦慮的接受者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焦慮本身，成為一劑被利益化的“膠囊”。
在今天的輿論場上，每天都能聽到這樣的抱怨——
有人總是喊狼來了，但是沒有發給我們一把槍；有人總是說我們的靈魂丟失了，但是沒有為我們造一座教堂；
有人總是說我們得病了，但是沒有給我們一包藥；有人總是說我們被財神拋棄了，但是沒有送我們一臺印鈔機。
一個焦慮繁衍出更多的焦慮，如同一群繁殖能力超級強的貓。
其實，在我們的一生中，那把槍、那座教堂、那包藥乃至那臺印鈔機，從來就不存在。它們都需要我們每個人去親手創造。日本人讓鄧小平感受到現代化的焦慮，可是經濟的復興從來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甚至，那些成功者的經驗，都無法被複制到其他任何的人生中。
加繆在《反抗者》中寫道：“人是唯一拒絕像現在這樣生活的動物，問題要弄清，這種拒絕是否只會把他引向毀滅，或者相反。”
焦慮貓的出現，以及與之的共處和對抗，從來是私密的，是自我覺悟和探索的過程，並且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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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焦慮會不會痊癒，這隻貓會不會自動消失？
對個體而言，最終極的解決之道，大概就是死亡，因為，它讓時間停止了。
對於一個時代或者國家，一隻焦慮貓的終結方式，往往是以另外一隻焦慮貓的替代而發生的。
巴菲特有名言：“在貪婪時恐懼，在恐懼時貪婪。”此言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國度和時代。貪婪需要一塊可以被貪婪的土壤，如果它消失了，與貪婪相關的焦慮便也隨之煙散。
去年秋天，我去日本，舉辦“讓日本看見中國匠”的活動，隨行有超過150位新匠人，他們大多是80後的創業者。77歲的阿南唯茂先生接待了我們。他是一位資深外交官，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年輕的阿南已經入職外務省，參與了相關的接待籌備工作，他後來擔任過長達12年的駐華大使。
我問阿南先生，1978年的日本，與2018年的日本，有何異同。
他坐在我身旁，雙手扶腹，望著那些喧鬧而年輕的中國新匠人們，幽幽地說：“那時的日本，滿街都是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現在的日本年輕人都在讀一本叫《低慾望社會》的暢銷書。”
有種，你試著去今天的日本販賣一隻中國式的焦慮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