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上海採風

在梁羽生悉尼寓所前合影

壹

在新武俠領域內，以金庸與古龍成就最高。但新武俠的開山之祖卻是武俠名士梁羽生。

1992年金庸在香港一家書店偶然讀到筆者撰寫的《古龍小說藝術談》一書，便以香港作家協會名義邀請我赴港講武俠。由於當時辦公派出境手續較麻煩，辦了大半年才辦成，待我1993年抵港時，金庸已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碩士，由香港作家協會主席倪匡設宴招待。

我在香港講武俠之際，正好碰到香港書展，香港作家協會總幹事譚仲夏陪同我參觀書展，巧遇從澳洲返港的梁羽生，當時譚仲夏為我們作了介紹，梁羽生在1987年已移居悉尼，但他還在悉尼與香港兩地各居住一段日子。我送了他一本《古龍小說藝術談》，梁羽生先生也送了我一本他寫的《三劍樓隨筆》。梁羽生先生中等身材，慈眉善目，他當時已69歲，為人溫厚寬容，風度如謙謙君子。他對人的親切與隨和與金庸的不怒自威截然不同。由於當時時間較短，談得不深。

後來，我與梁羽生通過幾次信，他的文筆很有古典文學根底，正如他寫的武俠小說充滿了書卷氣與名士派風格。但他於1997年後一直定居在澳大利亞，我們就無緣再聯繫了。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廣西蒙山縣人，生於1924年，是世代書香門第，他青年時代在嶺南大學攻讀國際經濟專業，但業餘時卻酷愛和迷戀於中國古典詩詞，他於1949年從大陸赴香港，後來在《新晚報》當編輯，他在報上寫文史小品與棋話。1954年香港發生一起武林門派之爭，香港太極派傳人吳公儀與白鶴派傳人陳剋夫一言不合，相約在澳門比武。《新晚報》為滿足讀者需要，便找陳文統商議，請他為報社寫一部武俠連載小說，陳文統思考後允應。他很推崇民國武俠小說家宮白羽的武俠小說，於是取名梁羽生，寫了一部《龍虎鬥京華》在香港報壇一炮打響，梁羽生首先揭開了新武俠小說的大幕，從此，梁羽生被譽為中國新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金庸一年後才寫了《書劍恩仇錄》。

梁羽生創作《龍虎鬥京華》之後，一發不可收，又先後創作了《萍蹤俠影》《還劍奇情錄》《大唐遊俠傳》《雲海玉弓緣》《七劍下天山》《女帝奇英傳》《冰川天女傳》等三十餘部長篇武俠小說，共160多冊，字數達2000萬字。

1995年我參加中國武俠文學會舉辦的“首屆武俠文學研究會評選活動”，我們共同推選梁羽生與金庸獲“金劍獎”。

本文作者曹正文

貳

2000年6月，我收到澳大利亞領事館一封邀請信，總領事邀請我赴墨爾本大學講課，並採訪將在九月召開的悉尼奧運會，同時安排我依次對悉尼、墨爾本、堪培拉、阿德萊德與布里斯班五個城市作採訪。阿德萊德當時正進行市長選舉，我在現場採訪了澳洲選出的第一位華人市長黃國鑫，黃市長特為我介紹了澳洲華人名流梁羽生先生。並說樑大俠移居悉尼後，在華人中影響最大，我便決定赴悉尼前去拜訪。

我在悉尼大學文學院博士、《梁羽生傳》作者劉維群的陪同下，去樑大俠寓所拜訪，梁羽生在悉尼住的是一套連體式的小別墅，房間並不大，但在市中心附近，環境優雅，鬧中取靜。陪同他的是樑大俠的夫人林萃如女士，他們幾十年相敬如賓，十分恩愛。

樑大俠談起他最早的筆名是陳魯、樑慧如與馮瑜寧，他用陳魯、樑慧如兩個筆名寫棋評與文史小品，馮瑜寧則是《新晚報》“茶座文談”的主持人，梁羽生還開了一個“李夫人信箱”，專門回答讀者各種問題。他說：“筆名女性化，有利於與讀者交流。”梁羽生還用過馮顯華、幻萍等十幾個筆名。

我環視梁羽生的書齋兼客廳，靠窗有一張寫字檯與兩隻書櫥，牆上有一副對聯，上聯是：大唐帝觀，驕龍飛天，雲海風鳴，廣陵三魔魄震散；下聯是：草莽釵聯，狂俠遊劍，星河影幻，武當七絕心驚還。橫批是：羽生奇俠。我端詳半晌，才悟出這副對聯已將樓主樑羽生一生心血寫的35部武俠名作的書名，嵌入其中。再看書齋與其他陳設和普通人家並無兩樣。梁羽生先生坐在沙發上侃侃而談，他1950年考入《大公報》任編輯，後被香港著名報人羅孚調到《新晚報》當編輯，曾與金庸為同一報社編輯，編報之餘，兩人常以弈棋為樂。1962年梁羽生曾以《大公報》代表的身份參加香港新聞代表團，赴京參加國慶觀禮。

因為愛好武俠與偵探，我在臺灣著名企業家溫世仁先生支持下，於1999年創辦了國內第一本以武俠與偵探為題材的《大俠與名探》叢書，前後5年，出了21期刊物，我當場送梁羽生先生幾本刊物，梁羽生先生閱讀後，為之題詞：“願《大俠與名探》培養出更新一代的武俠小說作家。”

我們在梁羽生寓所合影後，又去附近酒樓小聚，梁羽生要盡東道主之誼，點了一桌菜。席間，梁羽生又說，他住在悉尼的“華人區”附近，當地華人稱為“澳洲尖沙咀”，每週四中午有不少年已花甲的老人在此喝茶。他們還組織了一個“文華社”，一起下棋聊天，梁羽生說起來展眉微笑，顯得十分高興。

《梁羽生傳》作者劉維群當場送了我一冊《梁羽生傳》，他說樑先生是當地華人中最受崇拜的偶像，在當地華人中有梁羽生的不少粉絲。梁羽生定居悉尼後，不僅為《澳洲新報》開了一個“對聯”專欄，還在華人廣播電臺中主持一個“說武談文”節目，頗受歡迎。

梁羽生又插話說：“1994年悉尼作家節舉辦了一個‘中國武俠小說專題研究會’，我和查良鏞（金庸）先生在會上見面了。”

我問梁羽生：“聽說您在會上肯定了金庸創作武俠小說的成就？”

梁羽生回答：“我在會上講過，對於中國新武俠小說，我只不過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作出很大貢獻的是金庸。”

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各有特點，梁羽生曾以倪碩之的筆名寫了一篇《金庸與梁羽生合論》，他認為“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古典詩詞、小說、歷史）的影響較深，名士氣味較濃；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深。”這已為武俠評論家的共識。但總體上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成就高於梁羽生，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梁羽生先生，梁羽生老人也點頭稱是，他還說：“金庸寫人心的複雜，尤其塑造反面人物行事的陰險毒辣，我實在是經歷不夠，或者說難以想象。”我以為這是實話。溫文爾雅，謙謙君子的梁羽生，是很難想象“陰險毒辣”的。

在金庸筆下，不僅有手段凶狠殘忍的左冷禪、段延慶、歐陽鋒、張召重，還有貌似忠厚卻心如毒蛇的朱長齡，面似君子而行事陰險的嶽不群，媚笑如花而手段卑鄙的康敏，總之，金庸筆下反面人物的詭祕伎倆與險惡用心，確實是厚道而有書卷氣的樑大俠難以企及的。

梁羽生先生還談到了自己喜歡的三部武俠小說，他依次說道：“《萍蹤俠影》《雲海玉弓緣》《還劍奇情錄》，這是我創作中比較花心力的三部作品。”我問道：“在新武俠研究上，有人將金世遺排名狀元，張丹楓排名榜眼，您的看法呢？”梁羽生笑道：“以武功而論，我這一部小說中的大俠與那一部小說中的大俠，也沒較量過，我也沒法比較。從人物性格上分析，張丹楓比較單純，而金世遺的遭遇太坎坷，感情上的波折也大起大落、動人心魄。至於讀者怎麼評論，只好由他們自己決定了。”

梁羽生於1979年9月以香港作家的身份，成為中國作協“文革”後吸收的第一批會員，中國作協在2004年舉辦首屆“梁羽生杯”全球華語武俠微型小說大賽，當年梁羽生還向中國現代文學館捐贈藏書及其書稿、書信與字畫。梁羽生先生於2009年病逝於悉尼，享年85歲。

（本文原載於2017年第2期《上海採風》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