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雷雷與徐曉東的對決之後，我大學時代一位痴迷於武俠小說的哥們兒表示很失望，太極拳不到20秒被KO對他的打擊倒還在其次，問題的關鍵是輸得實在太難看，按哥們兒的話說：原本覺得太極拳很飄逸，怎麼真打起來全成了“王八拳”呢？
我沒好意思打破他的美好想象，這位同學想象中武俠小說般“很飄逸”的對決場面，可能從來就沒有在中國武術中出現過。武俠小說之所以那麼寫，多半是種舶來品。太極拳的實戰效能受質疑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早在上世紀50年代，香港就有人嘲笑太極拳是花架子。只不過，當時上門尋這晦氣的不是什麼西洋搏擊，而是中國傳統武術中的另一門派白鶴拳。本著“能動手儘量別吵吵”的武人原則，雙方對噴幾句之後就決定尋地開練，由於香港本地禁止華人鬥毆，吳氏太極拳宗師吳公儀與白鶴拳高手陳剋夫相約在澳門“決戰”。此事一度鬧得華人圈裡很興奮，因為中國武術一直都以單人耍套路為主，如此真打實在難得。雙方約架當天，香港一時萬人空巷，都跑到澳門去“圍觀約架”。
然而，“比武”的真實情況令人大跌眼鏡。兩位“大師”絲毫沒有展現出武俠小說裡高手對決般的仙風道骨。比賽第一回合，雙方還裝模作樣地擺擺架勢；到了第二回合，兩邊打紅了眼，什麼太極拳、白鶴拳統統忘光，都練起了最為簡單實用的“王八拳”，比武現場一度猶如流氓鬥毆，慘不忍睹。組委會見狀急忙叫停比賽，緊急商討後決定，由於兩位大師都打紅了眼、違反了踢不過膝等賽前約定的規則，該比武最終以“不勝不負不和”告終。
諷刺的是，這場醜陋的比武卻創造了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由於大量圍觀群眾對這場比武不滿意，報社就找了梁羽生、金庸這批青年寫手，請他們寫古代武俠比武的小說以饗讀者。於是就有了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和金庸的《書劍恩仇錄》，武俠小說時代就此開端。
奇怪的是，在樑和金的小說中，吳陳對決中那種宛如流氓鬥毆般的王八拳不見了，武林俠客們打起架來都是那般優雅、帥氣甚至彬彬有禮，開打前互相致意，結束後甭管被打成啥樣也要互道一聲“承讓”。這樣一寫之後，武俠之間的打架鬥毆，頓時變得有魅力起來。
梁羽生和金庸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構思是哪裡來的呢？據金老爺子晚年自述，他的靈感來自法國通俗小說家大仲馬。大仲馬是個喜歡在小說中描寫決鬥的人，在他的小說中，主人公們往往為了一點小事就相約決鬥。不過，大仲馬將這種對決包裹在歐式的貴族氣質中，書中人物在決鬥時都尊重公平、看淡生死，以至於決鬥成了大仲馬小說中最大的亮點。
大仲馬對決鬥情節的描寫是有現實依據的。歐洲當時的貴族確實決鬥之風盛行，而且是實打實的以命相搏，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法國數學家迦羅瓦、美國國務卿漢密爾頓都是在決鬥中受傷去世的，大仲馬本人一生中也經歷數次決鬥。而與大仲馬所寫一致，決鬥確實要求參與者“體現貴族的公平、優雅”。通俗地說，近代的歐洲貴族，確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喜歡約架也最懂得如何優雅約架的一個族群。
與之相對，傳統中國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會約架的人，雖然我們的武俠小說把歷代都寫滿了武俠高手，但翻遍整個中國專制帝國史，不僅沒有歐式的決鬥，連日本的“劍客對決”，其實也少有。其主要原因，是歷代帝王對民間私鬥都持禁止的態度。而帝王禁止臣民約架的原因，不是因為愛惜民眾生命，而是將民眾生命視為他的私有物。最早提倡禁止私鬥的韓非就說得很明白，“俠以武犯禁”——在帝王和謀士眼裡，百姓甚至無權用暴力解決私人恩怨，有力氣都應該上戰場為他們拼命。
長期的禁武傳統，導致連古代文學中的打架場景，在現實中其實也很可笑。比如《水滸傳》中，梁山好漢們最常使的兵器是朴刀。這種武器非但不是什麼利器，還極其簡陋，就是把民間所用的柴刀綁在木棍上製成的。而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官方禁止民間擁有比柴刀更大的鐵製用具。更可笑的是《三國演義》中，說書人們硬塞給關老爺一柄“青龍偃月刀”，還把它吹成了過五關斬六將的神兵利器。其實在現實中，宋代《武備總要》說得很清楚，此兵器只能供軍官練習臂力之用，“切不可臨於戰陣”。說白了，這其實就是古代版的槓鈴，供人考武舉時在校場上耍耍而已。那麼，說書人為什麼要讓關老爺舉著槓鈴上戰場跟人PK呢？答案是：當時的官府禁武禁得太嚴，所以，不專業的“青龍偃月刀”已經是普通民眾想象中最接近武器的東西了。
大仲馬小說能詳盡描寫決鬥的各個細節，是因為西洋確實武風盛行，他本人就見過、用過真傢伙。而中國武俠小說，從施耐庵時代到金庸時代都只能靠腦補，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這個環境。當然，腦補出來的作品有時確實比寫實來得更飄逸。如今很多武術迷們憑著這玩意兒閉眼胡吹中國武術如何吊打全世界，我勸大家還是洗洗睡吧，這樣的夢想實在不適合一個搞了兩千多年“一夫為剛萬夫柔”政策、連約架都沒規矩的國度擁有。我們還是發揮優勢，跟老外們比比“溫良恭儉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