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李元智先生是當代武術史上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一位經常被武術前輩們推崇的“國術”通才。然而，由於海峽阻隔，這位流寓臺灣的武術家卻並不被大陸的武術愛好者們所瞭解，好像已經被人們淡忘了。
說起來大陸上的武術家――特別是出身中央國術館系統的武術前輩們，熟悉李元智的人並不少，但我沒有看到誰寫過回憶文章，也沒有誰對這位武術教育家的成就有所表彰和評價。
的確，與當年的赫赫聲威相比，李先生的身後顯得很平淡，甚至多少有點寂寥。我曾跟何福生先生談起我的這點感慨，何先生卻別有一番見地。他說，這其實同李元智的人生風格是一致的，這正是李先生所追求的境界。
何先生說：“李元智從來都不是個好熱鬧的人，哪兒熱鬧，哪兒準沒他。他總是遠離喧騰的人群，享受獨處的寧靜與自在。”
楊松山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李元智總能保持一身靜氣，勤勤墾墾、默默無聞地做事，從不計較個人的寵辱得失，張之江最看重他的就是這一點。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了李元智的大名，從楊松山先生那裡聽說過不少李先生的逸聞軼事。後來又讀了李先生的著作和有關資料，逐漸對李先生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多年來，一種敬重之情深存心間。
可以說，李元智和楊松山都是當年最受張之江器重的中央國術館精英，是難得的文武兼長人材，他們在國術館和國體系統都曾擔當重任，是國術館鼎盛時期的代表人物。若以二人相比較，楊先生的綜合學養和文史功底似更厚實些，這也正是張之江對楊先生格外另眼相待的原因。
李先生則在武的方面更全面一些，更具實力。論起練、打、摔、拿以及長短兵劈剌等各種技藝，他是國術館裡出了名的多面手，名符其實的“文武昆亂不擋”。楊先生常說，李先生比他年長三歲，他們倆很合得來，彼此尊為知已，經常以事業品節相砥礪。業務上更是推誠相見，文武互補，絕無半點虛與周旋的江湖習氣。
當年，國術館內外的某些舊派人物對李、楊二人受到張之江重用不大服氣，於是曾有過“馬前張保、馬後王橫”的譏諷。然而大多數年輕人，特別有一定文化根底的年輕人卻最佩服他們倆，因為他們練打兼擅，中西融合，理論實踐都來得，道德文章足有可觀，加上又都是一派體魄偉健、儀表堂堂的樣子，確有一種新一代“國術家”的風采和氣質。比起那些空談多於實幹，往往靠裝腔作勢和故弄玄虛來糊弄人的江湖人物來，李、楊二位老師所表達的“國術”，看得真，學得到，求實效，講科學，教學方法相對先進，師生之間不設藩蘺，這自然就容易貼近年輕人，為莘莘學子心悅誠服。
李、楊二人是國術館師資群體中的出類拔粹者，他們都在培養武術人材方面做出過重要貢獻。這方面李先生的成績尤為突出，稱得上是傑出武術教育家。就這個認識，我多次徵詢過曾經受教於李先生後來又與李先生有同事關係的張文廣、溫敬銘、何福生、張登魁、季九茹等先生，幾位先生都表達了肯定的看法。他們都對李先生勤懇謙和與循循善誘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講述過許多生動的例子。
當然，國術館和國體的優秀教師絕不僅限於李、楊二人，但論資望論水平，二位先生是張之江從國術館草創之初就親自培養和簡選出來的骨幹，後來又在教學工作上多所依重，的確實稱得上國術館的代表人物。我個人以為，從他們身上可以多少領略到張之江先生“國術科學化”的理念內涵，也可以看得出張之江的國術觀和他試圖造就的“國術人材”模式。
貳
有關李元智先生的傳紀資料並不多見，以我之寡陋所及，最具權威的應是李維平先生撰寫的《李元智先生小傳》，見載臺灣《中國武術史料集刊》。維平是李先生之子，所述先生行實自應相對準確。遺憾的是《小傳》不免稍覺簡略，對李先生一生視為安生立命之本的武術事業和成就講得不夠，評價也不夠到位，我想這是維平的謙謹所致。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武術文章、著述有講到李先生的，傳紀作品也不一而足。但大多數都來自輾轉因襲，真實資料並不多。所以，以目前所掌握的資料而言，為李先生寫一篇詳實的傳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我謹以李維平先生的《小傳》為主要依據，參照其他方面的資料，大略敘述一下李元智先生生平和功業。
李元智字慧伯，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八月出生於滄州城東徐官屯村，1972年病逝於臺灣鳳山寓所，享年69歲。
李元智出生於一個很普通的農民家庭，因家境清貧，從小就參加田間勞作，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也造就成強健多力的體格。十歲開始，他從滄縣拳師陳玉山先生習迷蹤拳（亦名燕青拳）；又從傅萬祥先生學醉八仙拳。陳玉山是滄州城東孫莊子人，自幼從伯父陳光治習武，功力很札實，是滄州城東有名的拳家。他的幾個兒子陳鳳魁、陳鳳義、陳鳳歧也都自幼習武，善能承繼家學，後來都以武術成名。
民國七年（1918），時任直隸督軍的曹錕曾在滄州徵兵，並且專門招收一部分有武術根基的人，擬組建“武術營”。對土地貧瘠、民生艱難的滄州人來說，當兵吃糧一向是一條重要出路，一時，四鄉拳師和習武子弟紛紛報名投效。僅以《滄州武術志》所載，滄州籍武術知名人士中，佟忠義及其徒趙永福、周世豪，陳玉山和他的幼子陳鳳歧，還的孫玉銘、郭長生、傅萬祥、李凌霄等，都是這次曹錕募兵的應徵者。當時年方十五的李元智也是應徵者之一。因他身強力壯，能練能摔，即被選入由劉玉春、佟忠義等名家擔任教習的“武術營”。武術營人材濟濟，他有機會向名家們請教，大大增廣了武術見聞，而且受到佟忠義先生的青睞。投身“武術營”是李元智武術人生的起點。
在“武術營”三年，他連獲升遷，後被升調為熱河鹽務局稽查隊長，經歷了許多驚心動魄的劫難，豐富了人生閱歷。民國十三年（1924）二次直奉戰中，馮玉祥策動“北京政變”，直系曹錕、吳佩孚失敗，曹部潰散，光耀一時的“武術營”也隨之雲飛星散。李元智乃隨佟忠義先生南下滬、寧，以教授武術為業。這時他正式師從佟忠義習摔跤、擒拿及六合拳法等。民國十六年（1927）春，籌建中的南京中央國術館公開招收第一期教授班（即師資班）學員，對象是各省有一定武術造詣的人，尺度放得比較寬。李元智即赴南京應試，經張之江親自測試後，順利入選。
當時，教授班學員狀況相當複雜，管理也比較鬆散，學員們往往各有門派，各持一端，矛盾叢生。李元智在這樣的環境裡，堅持尊師重藝，埋頭苦學，終於脫穎而出，成為全班成績最好、最具實力的學員，曾在班裡傳授他所擅長的梅花單刀。畢業後即被留用為本館專職教習。首期教授班名手如雲，留館任教的只寥寥數人，李元智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
民國十九年（1930），27歲的李元智與佟忠義先生的女兒佟佳宜女史喜結良緣。據說，李元智是佟忠義先生親自挑選和培養的女婿，由滄州老鄉姜容樵先生出面作媒，張之江先生親自擔任證婚人。李、佟姻緣是當時武林中一段廣為傳揚的嘉話。
已經是中央國術館教習的李元智，始終保持勤奮好學、博採眾長的特點。他除了原本所學的各家武藝外，在館內曾從馬英圖、韓化臣學八極拳，從吳峻山學八卦拳，從朱國福、黃柏年學形意拳，還刻意學習拳擊、劈剌、散手等，國術體系的各種項目他沒有不鑽研的。他非常注意不斷提高自已的文化素養，努力閱讀文史名著，追求高尚儒雅的風度。他從來不動菸酒，無任何不良嗜好，生活簡樸，辦事沉穩；事親至孝，待友唯誠。
楊松山先生說，李元智出身寒微，只讀過一年多村塾，文化基礎很有限。但在國術館的教師裡，他卻是難得的秀才，提筆作文往往可圈可點，這是他長期堅持自學的結果。他的案頭經常放著書本，如《唐詩三百首》、《古文筆法百篇》一類書，多都能背得下來；《武經七書》、《紀效新書》、《曾胡治兵語錄》等讀而又讀，不懂就向人請教。受張之江的影響，他也喜歡寫寫字，大字寫顏、柳，字體端莊，一筆不苟。李元智還是國術館教材編寫工作的主力，早在民國十九年，他就出版了《梅花刀圖說》；二十一年出版了《青萍劍圖解》。還編寫過劈剌、拳擊、游泳等一系列講義。
民國二十二年（1933），李元智出任國術館教務處副處長。同年，國立國術體育專科學校（即“國體”）成立，他擔任國術部主任，並由講師晉升為副教授。民國二十四年十月第六屆全運會在上海江灣體育場舉行，這是舊中國規模最大的運動會，國術被列為正式項目。李元智、楊松山聯袂擔任以國術館為主力的南京代表隊指導，隊員中包括張文廣、馬文奎、李錫恩、蔣浩泉等優秀選手，取得了優異成績。
抗戰爆發後，國術館與國體輾轉長沙、昆明、重慶等地，慘淡經營，備極艱辛，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終於在天津復員。在這一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中，李元智大部分時間都隨館校奔波，以國體國術部主任身份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經常與他在一起的是國術館自已培養出來的一批年輕教師，其中就有大家熟悉的張文廣、李錫恩、何福生、康紹遠、溫敬銘、張登魁等先生，這些人後來對新中國的武術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是當代武術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的知名武術名家。應該說這批武術家的成長，還有許許多多國體出身的武術工作者的成長，都凝結著李元智辛勤工作的心血，這是李元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光榮。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在獻身於中央國術館和國體近二十年之後，身心疲憊的李元智黯然離開天津，轉到漢口軍官學校任教官。不久，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急劇變化，他所在的軍校連校長黃維也成了解放軍的俘虜，軍校只能在顛沛流離中頻繁遷徙――先遷到廣東，再遷到海南島，最終遷去臺灣。
到臺灣後，李元智先在所謂“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任教官，後又調到鳳山陸軍軍官學校任教官，直至1959年“限齡退役”。退休以後，他倒是有了積極參加社會武術活動的自由，曾應聘在臺北大學及一系列民眾團體教授武術。他四處奔走，帶著大量課程，竟樂而忘倦，不知老之將至。有時還同在臺灣的國術館老朋友韓慶堂、張英健、傅淑雲等聚在一起，練練拳，談談往事，聊遣鄉思之情。
不幸由於勞累過渡，竟引發中風，前後拖延了三年，終於不治。以李先生的體質，不應該只有六十九歲的壽限，這是老朋友們都深懷哀嘆的。想來除了積勞成疾外，也可能與他晚年的心境有關。李先生一生謹言慎行，為人敦厚正直，其實他的感情世界極豐富，極熱忱，是一個非常重親情重鄉情的人。
去臺以後，孤懸海隅，家鄉音訊阻斷，親人生死莫知，這種狀態肯定是造成他過早失去健康的原因。有人說，1948年他離開天津國體是一步錯棋，是政治上太過麻木的表現，不然很可以為新中國的體育事業，特別是武術事業做一番貢獻。但也有人說以他曾經在陸軍大學和憲兵司令部兼任教官的經歷，解放後的歷次運動中難免不受磨難，“文 革”一關更是絕難倖免……人生莫測，世事難料。對芸芸眾生而言，有幾個能在滄桑鉅變中萬無一失地把握住自已的命運呢？
無論如何，李先生在有生之年未能回到祖國看一看，未能同大陸那麼多親朋學生相團聚，這實在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是令人為之悽惋的事情。
叄
我前面談到，李元智先生是武術多面手，所學所用的東西很多，而且往往都很精到。這同他良好的資質和好學精神有關，也同他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名家有關。作為國術館首期教授班學員，他曾經學過作為教授班教材的八極拳，後來在漫長的武術教學實踐中也一直練八極教八極，對八極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到臺灣後，他曾撰寫了《八極拳圖解》一書，這是他對推廣八極所做的又一個貢獻。
《圖解》出版於何年，我至今沒有見到原書，不知其詳。我所見的是1973年臺灣“教育部體育司”所編《中國武術史料集刊》中收載的本子，而且還是一個複印件。我曾託人代為搜尋原書，迄今未能如願。
《圖解》第一節寫道：
“八極拳這套拳術，系河北省滄縣城南，小集、狼兒口、王官屯等諸村鎮父老世代相傳習之，迨至民國十七、八年間，南京中央國術館聘請專家來館擔任教授，在教授中有馬英圖、趙樹德、韓化臣諸先生，皆系八極拳專家。至民國二十年，館方認為此項拳術適合團體教練，且於增長體力上，為效果宏速之捷徑，故將此拳列為必修課程之一，以推廣普及。當時奉派編者擔任教練，經數年之推廣傳習，全國南北，習之者甚眾，尤其在我軍中，更為盛傳。”
這是一段極富史料價值的文字。李元智的八極拳主要是跟我的二叔馬英圖先生學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是故他將馬英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韓化臣年紀長於馬英圖，論關係是英圖二叔的師兄，而趙樹德則是韓的弟子，這些關係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足證這個名序顯然是根據他的八極師承關係排列的。李維平的《小傳》在講述李元智的主要武術師承時說得很明確：
“除了從小隨陳玉山先生學習的迷蹤，及外祖父佟忠義先生傳授的六合拳外，並以在家鄉隨傅萬祥先生學習的醉八仙，及在中央國術館中隨馬英圖先生（也是同鄉）學習的八極拳（也是發源於滄縣的名拳）為最負譽於時。”
先二叔是張之江籌辦國術館時的主要助手之一，可算是國術館元老級人物。因此，龐玉森先生主編的《中央國術館史》將他列為“中央國術館創辦人”七人之一，與張之江相併列。我以為這多少有拔高之嫌，但也不是毫無道理的。在國術館初期，教授八極拳的人先後有多位，但以馬英圖為最早，影響也最大。除李元智先生外，其他如何福生、蔣浩泉等先生也都宣稱他們的八極學自馬英圖，這就足以說明問題。所以，可以說中央國術館系統的八極拳主要是馬英圖的傳授。當然，這並不等於說韓化臣、趙樹德師徒沒有傳人，韓化臣曾經是教授班主要教師，不可能不教八極，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據李元智先生講，中央國術館定八極為推廣教材是在民國二十年（1931），他本人是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教練，說明李先生的八極必是館內教師中練得比較出色的。據說，當時國術館曾編印有八極拳講義，社會上多有流傳，可惜我至今沒能找到這個原本。現在能見到的國術館系統的八極拳譜，除了1936年繆淦傑編寫的《八極拳》一書外，似乎就數李先生這本《圖解》了。
《圖解》篇幅並不大，內容簡明，圖勢清楚，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首先，《圖解》基本上是講義形式，共兩編，一編是概說，二編是教材。技術上包括八極拳和八極對接兩個部分，沒有收八極小架，也沒有六開、八招之類。我以為《圖解》實際還保持著當年國術館八極講義的基本框架，當年的八極講義原本就出自李元智之手，二者一脈相承是情理中的事情。
其次，經過仔細比對，我以為李先生的《圖解》相當完整的保存了國術館八極拳的基本結構，也就是馬英圖先生所傳八極拳的結構與演練風格。我同幾位兄長一起做過比較研究，發現不僅單練和對接的動作若合符節，而且名稱術語也基本一致。武術門派的發展水平並非整齊劃一，術語的規範程度亦不同。相比較而言，八極的術語構成較為嚴整，文化含量較高，有些詞語甚至還保存著古老的淵源，特別是保存著古典武術的習慣用語，真有耐人玩味，引人入勝之妙。
術語是武術文化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也是武術之所以吸引人地方之一。而現在的某些八極拳圖書，在術語上就出現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甚至還出現了以當代新編“長拳”術語濫入其中的現象。相比之下，《圖解》顯示了李先生珍重師教和嚴守傳統的學術品格，它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資料。
其三，《圖解》的圖勢是李先生演練的寫真，是珍貴的形象資料。更值得慶幸的是，對接的圖像是李先生與同為中央國術館學員出身的張英健先生合作拍攝的。張英振、張英健弟兄，山東冠縣人，同是當代查拳代表人物，又都是國術館首期教授班培養出來的練打兼長的優秀人材。英振先生解放後還參與了不少武術工作；英健先生去了臺灣，於1988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