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來元
公司改制官商合辦 資金匱乏舉步維艱
1919年末，沈鬆年辭去經理回鶴立家中，煤礦公司群龍無首，留下的諸位董事不懂技術，而且資金匱乏，致使舉步維艱，再加上孫丙午存心不良，圖謀篡奪公司領導權，公司幾近癱瘓狀態。有人主張向外國人借款，此時日本人也蠢蠢欲動，多次派人前來交涉，欲乘人之危，奪取礦權。公司董事長增韞還是有一定愛國之心的，堅持由國人獨立經營，不許外國人插手。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1919年(民國8年)11月向黑龍江省政府請求資金援助，並要求派員擔任經理，此時黑龍江省督軍、省長孫烈臣(接替鮑貴卿)滿足了他的要求，撥下部分官股。增韞致電稱：“承蒙撥官股接濟，無庸外借他債”，這就是官商合辦的開始。孫烈臣在下撥官股的同時，派出原陸軍總署顧問趙文清來到鶴崗煤礦公司，由他接管了煤礦的權力。趙文清於1919年12月5日接到黑龍江省實業廳聘書，還是具有敬業之心。他於1919年12月9日至1920年1月17日，在哈爾濱、佳木斯、蓮江口以及鶴崗進行礦山實地考察，並拜訪沈鬆年，請他出謀劃策。同時開除孫丙午，但是，沈鬆年感到好馬不吃回頭草，沒有重新回到煤礦就職。
1920年(民國9年)元旦這天，在趙文清主持下，興華煤礦公司改名為鶴崗煤礦公司，由商辦改為官商合辦。並在哈爾濱設總公司，地點在道外正陽街(現景陽街)，懸掛牌匾名曰：黑龍江駐哈鶴崗煤礦總公司。
改制以後的鶴崗煤礦也並非一帆風順，在股東會議上所確定諸事項，沒能得到充分落實，特別是股金不到位，致使鶴崗煤礦公司資金拮据，黑龍江省的官股，前後只撥來大洋20萬元，而吉林省的官股有名無實，終未撥款。採掘作業仍靠笨重手工勞動，煤炭外運仍無法解決，生產還是處於十分困難境地。首任總辦趙文清只幹3個月便告假而去。1920年8月，孫烈臣派來原黑龍江省財政廳廳長劉尚清正式接任鶴崗煤礦公司總辦，並帶來部分資金，開始購置礦山急需的生產設備，煤礦有了明顯起色。劉尚清為了礦山發展殫精竭慮，日夜辛勞，終積勞成疾，至12月劉尚清也因病辭職。劉尚清雖然幹得時間不長，但是，他為礦山今後大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並提出未來發展的遠景規劃。他在任期間於1920年(民國9年)11月，給孫烈臣打的報告把鶴崗煤礦公司的情況寫得很翔實，他在報告中還曾信誓旦旦地計劃，擬招收300名採掘工人，“每5人一個班計60個班，每班日出煤10箱，每箱1200斤，每日可出煤72萬斤”如此，日產煤炭360噸，相當於建礦初期的10倍。其實，只要有資金，這個產量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劉尚清的報告還稱：“據礦師雲此煤十噸可抵撫順十二噸之火力”，這意思是說鶴崗煤的發熱量高，可以比撫順煤的發熱量高20%。
在此有必要簡述一番劉尚清其人，他可不是等閒之輩，他於1926年被張作霖任命為劉奉天(遼寧)省長，在處理皇姑屯事件時應付時局，巧妙地應對日本關東軍，保持當時的穩定，就是一段頗具機智的得意之往事。1928年12月29日，東北改旗易幟，劉尚清代表東北方面進入南京國民政府任委員。1930年12月，劉尚清就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是時任各部部長中唯一的東北人。劉尚清一生官運亨通， 1945年抗戰勝利後因病去世，終年78歲。
官商合辦以來，鶴崗煤礦公司在石頭河西岸南二槽一帶，新開煤坑7處，有斜坑有平坑，皆為簡易小露天，生產出煤的6處，另有土焦窯8座。可向外出售焦炭，這是煤炭加工的雛形。一度效益比較可觀。
但是到1923年7月，因省庫資金空乏、官股停付而停產。在以後的近兩年時間裡，礦山生產一直處於打打停停狀態，此時的鶴崗煤礦公司人心惶惶，議論紛紛，有人主張吸收外資，主要是指日資，遭到多數愛國人士指責，另一種主張是恢復商辦，爭論不休，莫衷一是。這時候公司負責人也像走馬燈一樣不斷更換，但是，鶴崗煤礦並非蓬間雀，是大鵬必有展翅騰飛之時。
譚錫疇考察地質 吳俊陞改革礦山
鶴崗煤礦雖然步履艱難，卻引起了當時北京的北洋政府的關注。北洋政府時期雖然各路軍閥爭權奪利，縱橫捭闔，但是，在維護國家主權，開發礦業等方面，有一定貢獻。1923年(民國12年)北洋政府派出官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到東北考察和開發礦產資源。派到雞西的是著名礦業專家中國礦大的創始人孫越崎，到鶴崗來的是留美歸來的著名地質專家譚錫疇。
卻說譚錫疇受官方派遣於1923年至1924年到鶴崗礦山考察，他歷時一年時間，跋山涉水，走遍了鶴崗礦山的各個角落及鶴崗周邊地區，並採用了當時所能利用的勘探手段，進行了準確計算，最後寫出《黑龍江湯原縣鶴崗煤田地質礦產》考察報告，刊發在1924年12月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的《地質彙報》(第六號)上，筆者在2015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到這份珍貴文獻的原件，並拍下部分照片。在這期《地質彙報》中譚錫疇的報告排在首篇。這是關於鶴崗礦山最早的一份詳細的考察報告，全篇約18000字，並附圖5幅，主要內容包括鶴崗的地理位置、氣象、地形地貌、交通運輸等，重點是煤田地質，記載有岩層構造，岩石性質，煤層賦存狀況，尤其是地質儲量，埋藏深度，煤層產狀要素，以及當時的開採狀況，經營運銷情況等等，報告還就興修鐵路事宜做了充分可行性論證。其內容之翔實、立論之準確，空前未有。這份文獻為以後鶴崗礦區的進一步開發提供了可靠的技術依據。黑龍江省當局根據這份資料，決定對鶴崗煤礦擴大投資、興修鐵路，從而使陷於停頓狀態的鶴崗煤礦恢復生機，獲得了新的發展。筆者認為，在鶴崗煤礦開發史上，譚錫疇的功勞，不在曹鳳陽、沈鬆年之下。
報告中肯定地說：“鶴崗煤田煤層之厚，在三省實不數睹，煤質之良視開灤也無容多讓。論礦量可開採百餘年，論營業數千裡無競爭，誠北滿第一煤田也。”又說：“如能於交通障礙設法掃除，則礦業發達可翹足而待也。”他著重論述了只有修築鐵路，便於煤炭外運，鶴崗煤礦才能興旺發達，這是最為關鍵的一條出路。他說，由鶴崗至佳木斯120裡，“途中無高嶺大河，修築較易，唯半截河夏日長積水修橋稍費工，且附近森林頗多，枕木價亦甚低，將來修路是所費當能減少。”他還建議應該開鑿3處大井，改造工程，有斜井有豎井，以便將來大量開採，在斜井中採用氣動力絞車提升運煤。這個報告技術含量極高，是一份極為珍貴的技術文獻。
譚錫疇的到來，使處於困難境地的鶴崗煤礦出現了轉機，這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譚錫疇在他的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故欲礦業發達，非遇大實業家、大資本家熱心毅力而為之，鶴崗煤礦當永無發達之日也。”
當時大實業家、大資本家不是沒有，有。但是需要有人來發動。由誰來發動？來了吳俊陞。1922年黑龍江督軍兼省長孫烈臣調職吉林，張作霖派吳俊陞接任黑龍江督軍並代省長。吳俊陞是張作霖的把兄弟，外號吳大舌頭，他雖然出身綠林，卻很有頭腦。在吳俊陞的親自過問下，1925年(民國14年)7月1日，鶴崗煤礦公司正式改制，由官商合辦改為合資商辦，原公司總辦趙延寰繼續擔任新公司的總理，股金由原50萬元(舊商股30萬元，官股20萬元)增加到150萬元。其中，吳俊陞及其他軍政要員共3萬股，廣信公司5萬股，舊商股2萬股，合計10萬股，每股票面額為大洋30元，總股金額度為300萬元。當時實際兌現繳納150萬元，佔總股金額度的一半，這猶如給當時處於癱瘓狀態的煤礦進行強心輸血。於是，礦山重新恢復生機和活力，繼續出煤。並且在不久的以後開始著手籌備鋪設礦山至蓮江口的鐵路。同時，在北二槽首次採用露天開採，並開始使用蒸汽絞車提升。1927年(民國16年)，鶴崗煤炭隨著產量日增，銷路見廣，哈爾濱市場上開始有鶴崗煤炭出現。1927年鶴崗煤礦公司的年產量為133750噸，相當於辦礦開始至1926年9年的總產量。1926年(民國15年)11月，公司總理趙延寰積勞成疾，病故於佳木斯，由樑作舟接任總理。陳甲三繼續任協理。煤礦生產銷售形勢一天比一天看好。1928年(民國17年)春，駐在哈爾濱總公司的總務科搬到蓮江口，如此更加直接方便地管理礦山事務。生產形勢一派大好，但是，由於沒有鐵路，使得煤炭外運困難，仍然制約煤礦的發展。
早在1921年(民國10年)，還是官商合辦時期，原黑龍江督軍孫烈臣就考慮到修築鶴崗鐵路的問題，他曾多次與鐵路方面聯絡，並派人將鶴崗的煤樣及相關資料送到哈爾濱工商界人士，以證明鶴崗煤質良好、儲量豐富，但是，好事多磨。反反覆覆，未能落實。
1923年，譚錫疇到鶴崗礦山考察，對於修築鶴崗鐵路的問題極為關注。在他的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如能解決交通障礙問題，則礦業可以更加興旺發達。他用了很大篇幅論證了興建鐵路對鶴崗煤礦的發展的重要性，並且認真進行了可行性分析與研究。譚錫疇還分別對修建窄軌鐵路和準軌鐵路進行對比，分析論證得極為詳細。譚錫疇的調查報告，對鶴崗煤礦的發展至關重要，對以後經營鶴崗煤礦的一些有識之士影響很大，他們無不認識到阻礙鶴崗煤礦發展的最大障礙，在於沒有鐵路，致使煤炭外運困難。
鶴崗鐵路的修建，也得益於吳俊陞。1924年(民國13年)2月，吳俊陞致函鐵路督辦領導人，再次要求修建鶴崗鐵路，請予斡旋，得到的回答是“凡能維持之處，無不竭力”，不久解決了部分車皮和一些鐵路器材。5月，吳俊陞再次致函鐵路方面，請早日解決鐵軌問題。也得到滿意的答覆。至此，修建鶴崗鐵路問題已基本解決。同年11月，鶴崗煤礦公司在哈爾濱獲得機車5輛，載重15噸的煤車75輛，以後鐵軌也逐漸解決到位。1925年(民國14年)春，鶴崗鐵路正式開工修築，招募民工數千人，在蓮江口至鶴崗礦山的全長55.6公里工地上，全線開工，晝夜突擊，歷時18個月，終於在1926年(民國15年)11月鋪軌竣工，於1927年1月正式通車運營。定名為鶴崗鐵路，為準軌鐵路。在鶴崗建有礦山站和調車場，由調車場再到各礦區井口有牽出線，總長12公里。請注意，當時鶴崗礦山車站的位置就在現在的振興廣場處，那裡是鶴崗最早的火車站。
至此，解決了鶴崗煤炭外運的瓶頸問題。
通車以後，每天從鶴崗礦山到蓮江口發送5趟列車，其中一趟混合列車，掛有二等客車廂1輛、三等客車廂4輛，棚車2輛，平板車8輛，公事車1輛，其餘都是運煤車皮。火車一響，黃金萬兩。每天往返於鶴崗至蓮江口的列車，去時裝得滿滿的煤炭，回來時帶回各類礦山器材以及鶴崗士農工商所需用品，一派繁忙景象。
正當鶴崗煤礦辦的紅火的時候，1928年(民國17年)6月突然發生“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吳俊陞也一併被炸身亡，張學良開始主政東北，由萬福麟出任黑龍江省軍務督辦，常蔭槐任省長。
上層人事發生變化，鶴崗煤礦公司人事上也隨之變動。萬福麟之子萬國賓、常蔭槐的侄子常紹裹二人均當上了公司協理。但是，總理樑作舟沒變，根據原礦山事務所所長郭忠的回憶：“黑龍江省軍政不合，人事方面互不相讓，協理各出一人，總理任何一方都不能擔任。因此，樑作舟才得繼續任職。”
1929年(民國18年)1月，又發生“楊常事件”(楊宇霆、常蔭槐二人被張學良處決)，因此常蔭槐的侄子常紹裹感到失勢逃走，鶴崗煤礦公司大權遂落於萬國賓手中。同年3月，鶴崗煤礦公司改組，總理由廣信公司總經理譚玉祥兼任，萬國賓仍為協理，但是他有實權，公司在蓮江口設立駐礦事務所，任命郭忠為所長，副所長錢拱北。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對礦山的直接管理，產、運、銷均有較大發展，當年實現獲利60萬元，這是開礦以來的第一次獲得如此多利潤，全礦上下莫不歡欣鼓舞，喜慶勝利。因此，也得到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通電嘉獎。1930年(民國19年)繼續開採三槽、五槽、兩個露天坑，鐵路直鋪到露天槽下，走跳板裝火車，然後運出。煤炭產量比以往大大提高。也就是在這一年，萬國賓擔任總經理。萬國賓是原黑龍江省督軍萬福鱗的兒子，是我們上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萬國權的哥哥。
這時，東北的軍政領導人張學良又投入資金60萬元，購置機船1只、拖船2只、加強了松花江上的運輸，煤炭產、運、銷力度進一步擴大。到年終又獲利65萬元。當時上海《新聞報》、天津《國民日報》、東北《商工日報》均有報道，一致稱讚鶴崗煤礦公司的“煤業興旺，礦山發達”。從此鶴崗煤礦名聲大噪，一時間吸引不少的人前來參觀。
東北軍的其他政要，如常蔭槐，楊宇霆等都有投資，只是他們由於身份的關係，沒有公開以個人身份投資入股，那時張學良是東北三省保安總司令，是全東北的軍政領導人，常蔭槐則是黑龍江省主席，他還是鐵路總辦。他們的投資是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現的，他們的代理人名叫劉哲，此人也絕非等閒之輩，他是當時東北軍重要幕僚，以後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主持建設哈爾濱著名的霽虹橋。至今，“霽虹橋”三個字還是劉哲留下的墨跡。後來他去臺灣，而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沒有官方任職，於是，她可以毫不掩飾以個人名義投資入股，因此她成了鶴崗煤礦最有影響的股東之一。
1931年(民國20年)6月，鶴崗煤礦公司在哈爾濱召開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了新董事會及監事會。劉哲，字敬輿，當選為董事長，這是當然的。于鳳至、增韞、萬國賓等人被選為董事，萬國賓為鶴崗煤礦公司總理，王葆華為駐礦事務所(蓮江口)所長，趙林為副所長。至此，鶴崗煤礦公司的股金已擁有300萬元之多，其生產銷售十分景氣，管理機制也趨於完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1931年(民國20年)6月16日東北《商工日報》對此作了很大篇幅的報道。
至此，鶴崗煤礦公司又開始邁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鶴崗煤礦從開發之日起，一直受到東北軍政各方的關注，董事當中主要成員皆為東北軍政人員，投資額也主要來自東北軍政要員，所有，我認為鶴崗煤礦實際上等於東北軍直屬。
然而，好景不長，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
在瀋陽的日本關東軍首先自編自導一出醜劇。他們自己炸燬柳條湖一段南滿鐵路，嫁禍於中國軍人，然後，於晚上10時，向瀋陽東北軍北大營發起進攻。當時，駐守在那裡的是東北軍最精銳的第7旅，近1萬人。而進入北大營的日本關東軍只有500人，20個打一個還打不過嗎？(還有一組數字稱當時北大營守軍9000人，日本鬼子600人，這也是15:1的關係)。當日本關東軍向北大營進攻的時候，在那裡值班的是參謀長趙鎮藩，他打電話請示正在瀋陽城裡為他爹祝壽的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榮臻接到電話，頓時麻爪。抓起電話請示在北京的張學良，電話已被日本鬼子掐斷，他們急匆匆地跑到電話局打電話，此時的張學良大病初癒，帶著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正在北京前門中和戲院看梅蘭芳演出的《宇宙峰》，副官譚海跑到戲院報告，張學良急忙跑回他住的協和醫院，張學良用電話請示南京的蔣介石，得到的回答是不準抵抗。北大營裡趙鎮藩得到榮臻傳達的命令是“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由於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一再嚴令不準打。使得日本關東軍如入無人之境，在瀋陽北大營殺中國軍人，像切菜割草一般。一個名叫花谷的日本兵殺完中國人後，放聲奸笑，還大喊大叫“真過癮，三把戰刀都砍歪了。”
第7旅的很多官兵也是愛國的，最後，含恨撤離北大營。日寇一夜之內佔領瀋陽。一年以後，1932年8月11日，日寇向鶴崗進攻，駐守在鶴崗礦山的人稱焦旅，旅長焦景斌，曾受馬占山委派守衛礦山，但是，他們只是一支地方雜牌軍，戰鬥力遠不如訓練有素的日寇，武器裝備也十分原始，經過一夜戰鬥終於敗退北部石頭廟子山區，於是鐵蹄踏進鶴崗礦山，鶴崗淪陷，日本侵略者以“逆產”為名強行霸佔鶴崗煤礦。從那時起鶴崗礦山進入了極其悲慘的日偽統治時期。但是，礦山人民從不甘心做亡國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心抗戰，驅逐日寇，東北抗聯也活動在鶴崗礦山周圍打擊日寇，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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