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國——既是秦漢帝國的終結，也是隋唐帝國的起點'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李雄建立成漢
這是五胡十六國的開端，而兩個政權的國號都是“漢”，均自稱繼承了漢朝正統。
匈奴人劉淵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晉朝版圖之內，一個幷州，一個益州，這絕非異族入侵可以解釋。
1、漢~晉的崩潰之源
漢王朝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 地方豪族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導致帝國的分裂
- 內附漢朝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世家大族的形成對兩晉南北朝的影響甚大，但對於秦漢崩潰和隋唐形成而言，內附遊牧民族的崛起顯然更為重要。
就內附遊牧民族而言，魏晉只是東漢的延續，其實就統治階層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個姓而已。
東漢時期，由於漢軍的持續打擊，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由於對遊牧民族有了絕對的優勢，於是東漢開始將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內遷長城以內。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李雄建立成漢
這是五胡十六國的開端，而兩個政權的國號都是“漢”，均自稱繼承了漢朝正統。
匈奴人劉淵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晉朝版圖之內，一個幷州，一個益州，這絕非異族入侵可以解釋。
1、漢~晉的崩潰之源
漢王朝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 地方豪族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導致帝國的分裂
- 內附漢朝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世家大族的形成對兩晉南北朝的影響甚大，但對於秦漢崩潰和隋唐形成而言，內附遊牧民族的崛起顯然更為重要。
就內附遊牧民族而言，魏晉只是東漢的延續，其實就統治階層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個姓而已。
東漢時期，由於漢軍的持續打擊，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由於對遊牧民族有了絕對的優勢，於是東漢開始將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內遷長城以內。
三國時期，魏國和蜀漢競相拉攏這些遊牧民族，為己所用，魏國甚至將氐、羌等族遷至關中。
西晉時期江統在《徙戎論》中曾言，關中百萬人口一半為戎狄，這絕非虛言。
對於關中的氐、羌和幷州的匈奴，江統認為他們“居分域之內，無障礙之隔“，假如一旦起兵，必然“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所以江統力主將他們遷回塞外，不可“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
江統寫《徙戎論》的時間是公元299年，而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不過在5年之後。
2、五胡的起兵與漢晉豪族的壓迫關係很大
東漢在民族關係上的矛盾，被魏晉兩朝完全繼承，雖然不斷有有識之士對這一狀況感到憂慮，但西晉本身的混亂卻加速了五胡起兵的進程。
胡族內遷，但這並不意味著胡漢雜居之後便是夷夏平等，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華夏族的苦難，可是胡人內遷後被壓迫而導致叛亂其實並非直到晉末才發生。
東漢初期，史學家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語言、風俗不同而對胡人進行欺壓和剝削的“小吏”“黠人”才是羌族叛亂的真正原因。
胡族內遷自然是想過安定的日子，不安定才會起兵，而這種不和諧的民族關係一直持續到了魏晉時期，至晉朝八王之亂終於爆發了。
3、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並不是單純的民族之爭。
劉淵和李雄起兵後建立的政權國號都是“漢”，說明他們對漢朝有認同感，也說明他們已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漢化，已經習慣了與漢民族雜居的生活。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李雄建立成漢
這是五胡十六國的開端，而兩個政權的國號都是“漢”，均自稱繼承了漢朝正統。
匈奴人劉淵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晉朝版圖之內，一個幷州，一個益州，這絕非異族入侵可以解釋。
1、漢~晉的崩潰之源
漢王朝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 地方豪族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導致帝國的分裂
- 內附漢朝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世家大族的形成對兩晉南北朝的影響甚大，但對於秦漢崩潰和隋唐形成而言，內附遊牧民族的崛起顯然更為重要。
就內附遊牧民族而言，魏晉只是東漢的延續，其實就統治階層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個姓而已。
東漢時期，由於漢軍的持續打擊，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由於對遊牧民族有了絕對的優勢，於是東漢開始將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內遷長城以內。
三國時期，魏國和蜀漢競相拉攏這些遊牧民族，為己所用，魏國甚至將氐、羌等族遷至關中。
西晉時期江統在《徙戎論》中曾言，關中百萬人口一半為戎狄，這絕非虛言。
對於關中的氐、羌和幷州的匈奴，江統認為他們“居分域之內，無障礙之隔“，假如一旦起兵，必然“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所以江統力主將他們遷回塞外，不可“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
江統寫《徙戎論》的時間是公元299年，而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不過在5年之後。
2、五胡的起兵與漢晉豪族的壓迫關係很大
東漢在民族關係上的矛盾，被魏晉兩朝完全繼承，雖然不斷有有識之士對這一狀況感到憂慮，但西晉本身的混亂卻加速了五胡起兵的進程。
胡族內遷，但這並不意味著胡漢雜居之後便是夷夏平等，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華夏族的苦難，可是胡人內遷後被壓迫而導致叛亂其實並非直到晉末才發生。
東漢初期，史學家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語言、風俗不同而對胡人進行欺壓和剝削的“小吏”“黠人”才是羌族叛亂的真正原因。
胡族內遷自然是想過安定的日子，不安定才會起兵，而這種不和諧的民族關係一直持續到了魏晉時期，至晉朝八王之亂終於爆發了。
3、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並不是單純的民族之爭。
劉淵和李雄起兵後建立的政權國號都是“漢”，說明他們對漢朝有認同感，也說明他們已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漢化，已經習慣了與漢民族雜居的生活。
所以，他們沒有立國於塞外，而是建國在了中原地區，他們建立的政權依然要跟漢族共存。
一方面他們的政權確實是異族所建，另一方面又必須使自己成為中原的正統，很矛盾，所以很混亂。
劉淵和李雄稱帝，與西方查理曼稱帝其實是一樣的，查理曼原本是羅馬人鄙夷的蠻族——日耳曼人，但最終接過西羅馬皇位的卻是這最終滅了西羅馬的日耳曼蠻族。
想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後來魏孝文帝為何要漢化了。
4、民族融合——隋唐帝國的起點
假如以189年群雄共討董卓開始算起，至589年楊堅滅南陳一統天下，整整四百年的混亂，這在我國古代絕無僅有。
所以，晉朝是我國古代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雖然它名聲極差。
是晉朝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導致了五胡十六國的出現，而五胡十六國最終在公元439年被北魏統一，從此我國北方歷史的車輪進入北朝時期。
如果說隋唐兩朝源於北魏，大約沒有什麼疑問。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李雄建立成漢
這是五胡十六國的開端，而兩個政權的國號都是“漢”，均自稱繼承了漢朝正統。
匈奴人劉淵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晉朝版圖之內，一個幷州，一個益州，這絕非異族入侵可以解釋。
1、漢~晉的崩潰之源
漢王朝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 地方豪族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導致帝國的分裂
- 內附漢朝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世家大族的形成對兩晉南北朝的影響甚大，但對於秦漢崩潰和隋唐形成而言，內附遊牧民族的崛起顯然更為重要。
就內附遊牧民族而言，魏晉只是東漢的延續，其實就統治階層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個姓而已。
東漢時期，由於漢軍的持續打擊，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由於對遊牧民族有了絕對的優勢，於是東漢開始將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內遷長城以內。
三國時期，魏國和蜀漢競相拉攏這些遊牧民族，為己所用，魏國甚至將氐、羌等族遷至關中。
西晉時期江統在《徙戎論》中曾言，關中百萬人口一半為戎狄，這絕非虛言。
對於關中的氐、羌和幷州的匈奴，江統認為他們“居分域之內，無障礙之隔“，假如一旦起兵，必然“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所以江統力主將他們遷回塞外，不可“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
江統寫《徙戎論》的時間是公元299年，而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不過在5年之後。
2、五胡的起兵與漢晉豪族的壓迫關係很大
東漢在民族關係上的矛盾，被魏晉兩朝完全繼承，雖然不斷有有識之士對這一狀況感到憂慮，但西晉本身的混亂卻加速了五胡起兵的進程。
胡族內遷，但這並不意味著胡漢雜居之後便是夷夏平等，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華夏族的苦難，可是胡人內遷後被壓迫而導致叛亂其實並非直到晉末才發生。
東漢初期，史學家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語言、風俗不同而對胡人進行欺壓和剝削的“小吏”“黠人”才是羌族叛亂的真正原因。
胡族內遷自然是想過安定的日子，不安定才會起兵，而這種不和諧的民族關係一直持續到了魏晉時期，至晉朝八王之亂終於爆發了。
3、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並不是單純的民族之爭。
劉淵和李雄起兵後建立的政權國號都是“漢”，說明他們對漢朝有認同感，也說明他們已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漢化，已經習慣了與漢民族雜居的生活。
所以，他們沒有立國於塞外，而是建國在了中原地區，他們建立的政權依然要跟漢族共存。
一方面他們的政權確實是異族所建，另一方面又必須使自己成為中原的正統，很矛盾，所以很混亂。
劉淵和李雄稱帝，與西方查理曼稱帝其實是一樣的，查理曼原本是羅馬人鄙夷的蠻族——日耳曼人，但最終接過西羅馬皇位的卻是這最終滅了西羅馬的日耳曼蠻族。
想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後來魏孝文帝為何要漢化了。
4、民族融合——隋唐帝國的起點
假如以189年群雄共討董卓開始算起，至589年楊堅滅南陳一統天下，整整四百年的混亂，這在我國古代絕無僅有。
所以，晉朝是我國古代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雖然它名聲極差。
是晉朝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導致了五胡十六國的出現，而五胡十六國最終在公元439年被北魏統一，從此我國北方歷史的車輪進入北朝時期。
如果說隋唐兩朝源於北魏，大約沒有什麼疑問。
簡單地說，北魏一分為二——西魏和東魏，西魏被北周取代，東魏被北齊取代，北周滅北齊，隋朝取代北周，之後滅南陳重新一統華夏。
那麼北魏演變為隋唐的關鍵在哪？
一是魏孝文帝漢化改革
二是六鎮起義
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很重要，但它並沒有完全成功，六鎮起義便是北魏北族的反漢化運動。
六鎮起義，最終演變為整個北魏的內亂。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李雄建立成漢
這是五胡十六國的開端，而兩個政權的國號都是“漢”，均自稱繼承了漢朝正統。
匈奴人劉淵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晉朝版圖之內，一個幷州，一個益州，這絕非異族入侵可以解釋。
1、漢~晉的崩潰之源
漢王朝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 地方豪族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導致帝國的分裂
- 內附漢朝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世家大族的形成對兩晉南北朝的影響甚大，但對於秦漢崩潰和隋唐形成而言，內附遊牧民族的崛起顯然更為重要。
就內附遊牧民族而言，魏晉只是東漢的延續，其實就統治階層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個姓而已。
東漢時期，由於漢軍的持續打擊，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由於對遊牧民族有了絕對的優勢，於是東漢開始將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內遷長城以內。
三國時期，魏國和蜀漢競相拉攏這些遊牧民族，為己所用，魏國甚至將氐、羌等族遷至關中。
西晉時期江統在《徙戎論》中曾言，關中百萬人口一半為戎狄，這絕非虛言。
對於關中的氐、羌和幷州的匈奴，江統認為他們“居分域之內，無障礙之隔“，假如一旦起兵，必然“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所以江統力主將他們遷回塞外，不可“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
江統寫《徙戎論》的時間是公元299年，而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不過在5年之後。
2、五胡的起兵與漢晉豪族的壓迫關係很大
東漢在民族關係上的矛盾，被魏晉兩朝完全繼承，雖然不斷有有識之士對這一狀況感到憂慮，但西晉本身的混亂卻加速了五胡起兵的進程。
胡族內遷，但這並不意味著胡漢雜居之後便是夷夏平等，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華夏族的苦難，可是胡人內遷後被壓迫而導致叛亂其實並非直到晉末才發生。
東漢初期，史學家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語言、風俗不同而對胡人進行欺壓和剝削的“小吏”“黠人”才是羌族叛亂的真正原因。
胡族內遷自然是想過安定的日子，不安定才會起兵，而這種不和諧的民族關係一直持續到了魏晉時期，至晉朝八王之亂終於爆發了。
3、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並不是單純的民族之爭。
劉淵和李雄起兵後建立的政權國號都是“漢”，說明他們對漢朝有認同感，也說明他們已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漢化，已經習慣了與漢民族雜居的生活。
所以，他們沒有立國於塞外，而是建國在了中原地區，他們建立的政權依然要跟漢族共存。
一方面他們的政權確實是異族所建，另一方面又必須使自己成為中原的正統，很矛盾，所以很混亂。
劉淵和李雄稱帝，與西方查理曼稱帝其實是一樣的，查理曼原本是羅馬人鄙夷的蠻族——日耳曼人，但最終接過西羅馬皇位的卻是這最終滅了西羅馬的日耳曼蠻族。
想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後來魏孝文帝為何要漢化了。
4、民族融合——隋唐帝國的起點
假如以189年群雄共討董卓開始算起，至589年楊堅滅南陳一統天下，整整四百年的混亂，這在我國古代絕無僅有。
所以，晉朝是我國古代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雖然它名聲極差。
是晉朝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導致了五胡十六國的出現，而五胡十六國最終在公元439年被北魏統一，從此我國北方歷史的車輪進入北朝時期。
如果說隋唐兩朝源於北魏，大約沒有什麼疑問。
簡單地說，北魏一分為二——西魏和東魏，西魏被北周取代，東魏被北齊取代，北周滅北齊，隋朝取代北周，之後滅南陳重新一統華夏。
那麼北魏演變為隋唐的關鍵在哪？
一是魏孝文帝漢化改革
二是六鎮起義
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很重要，但它並沒有完全成功，六鎮起義便是北魏北族的反漢化運動。
六鎮起義，最終演變為整個北魏的內亂。
在動亂過程中，爾朱榮、宇文泰、高歡紛紛崛起，這其中包括漢人中的貴族鄉黨軍隊。
也就是說，動亂使漢族勢力從魏孝文帝時期在名義上居高位的狀況開始向實權人物轉變，最終，宇文泰和高歡分別在關西和關東建立了西魏、東魏。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李雄建立成漢
這是五胡十六國的開端，而兩個政權的國號都是“漢”，均自稱繼承了漢朝正統。
匈奴人劉淵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晉朝版圖之內，一個幷州，一個益州，這絕非異族入侵可以解釋。
1、漢~晉的崩潰之源
漢王朝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 地方豪族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導致帝國的分裂
- 內附漢朝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世家大族的形成對兩晉南北朝的影響甚大，但對於秦漢崩潰和隋唐形成而言，內附遊牧民族的崛起顯然更為重要。
就內附遊牧民族而言，魏晉只是東漢的延續，其實就統治階層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個姓而已。
東漢時期，由於漢軍的持續打擊，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由於對遊牧民族有了絕對的優勢，於是東漢開始將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內遷長城以內。
三國時期，魏國和蜀漢競相拉攏這些遊牧民族，為己所用，魏國甚至將氐、羌等族遷至關中。
西晉時期江統在《徙戎論》中曾言，關中百萬人口一半為戎狄，這絕非虛言。
對於關中的氐、羌和幷州的匈奴，江統認為他們“居分域之內，無障礙之隔“，假如一旦起兵，必然“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所以江統力主將他們遷回塞外，不可“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
江統寫《徙戎論》的時間是公元299年，而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不過在5年之後。
2、五胡的起兵與漢晉豪族的壓迫關係很大
東漢在民族關係上的矛盾，被魏晉兩朝完全繼承，雖然不斷有有識之士對這一狀況感到憂慮，但西晉本身的混亂卻加速了五胡起兵的進程。
胡族內遷，但這並不意味著胡漢雜居之後便是夷夏平等，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華夏族的苦難，可是胡人內遷後被壓迫而導致叛亂其實並非直到晉末才發生。
東漢初期，史學家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語言、風俗不同而對胡人進行欺壓和剝削的“小吏”“黠人”才是羌族叛亂的真正原因。
胡族內遷自然是想過安定的日子，不安定才會起兵，而這種不和諧的民族關係一直持續到了魏晉時期，至晉朝八王之亂終於爆發了。
3、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並不是單純的民族之爭。
劉淵和李雄起兵後建立的政權國號都是“漢”，說明他們對漢朝有認同感，也說明他們已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漢化，已經習慣了與漢民族雜居的生活。
所以，他們沒有立國於塞外，而是建國在了中原地區，他們建立的政權依然要跟漢族共存。
一方面他們的政權確實是異族所建，另一方面又必須使自己成為中原的正統，很矛盾，所以很混亂。
劉淵和李雄稱帝，與西方查理曼稱帝其實是一樣的，查理曼原本是羅馬人鄙夷的蠻族——日耳曼人，但最終接過西羅馬皇位的卻是這最終滅了西羅馬的日耳曼蠻族。
想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後來魏孝文帝為何要漢化了。
4、民族融合——隋唐帝國的起點
假如以189年群雄共討董卓開始算起，至589年楊堅滅南陳一統天下，整整四百年的混亂，這在我國古代絕無僅有。
所以，晉朝是我國古代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雖然它名聲極差。
是晉朝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導致了五胡十六國的出現，而五胡十六國最終在公元439年被北魏統一，從此我國北方歷史的車輪進入北朝時期。
如果說隋唐兩朝源於北魏，大約沒有什麼疑問。
簡單地說，北魏一分為二——西魏和東魏，西魏被北周取代，東魏被北齊取代，北周滅北齊，隋朝取代北周，之後滅南陳重新一統華夏。
那麼北魏演變為隋唐的關鍵在哪？
一是魏孝文帝漢化改革
二是六鎮起義
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很重要，但它並沒有完全成功，六鎮起義便是北魏北族的反漢化運動。
六鎮起義，最終演變為整個北魏的內亂。
在動亂過程中，爾朱榮、宇文泰、高歡紛紛崛起，這其中包括漢人中的貴族鄉黨軍隊。
也就是說，動亂使漢族勢力從魏孝文帝時期在名義上居高位的狀況開始向實權人物轉變，最終，宇文泰和高歡分別在關西和關東建立了西魏、東魏。
西魏和東魏，以及後來的北周和北齊，都是鮮卑人與漢人真正的合流的政權，北周統治階層是鮮卑人，但漢化更明顯，北齊統治階層是漢人，但高歡更希望自己是鮮卑人。
因此，魏孝文帝的改革使鮮卑族與漢族形式上得到統一，但六鎮起義的混亂才是鮮卑與漢族真正的合流的開始。
所以，到了隋唐時期，鮮卑與漢族的民族區別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或者說，“新華夏族”形成了。
李世民甚至還把胡漢一體的原則推向塞外，並贏得了“天可汗”的稱號。
五胡十六國，是我國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時期。
公元304年，益州內亂，氐族人李雄起兵攻佔成都，稱成都王，兩年後李雄稱帝，國號“漢”。
幾乎與此同時，匈奴人劉淵趁八王之亂在幷州起兵，自稱“漢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同時建造兩漢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308年劉淵正式稱帝。
李雄建立成漢
這是五胡十六國的開端，而兩個政權的國號都是“漢”，均自稱繼承了漢朝正統。
匈奴人劉淵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晉朝版圖之內，一個幷州，一個益州，這絕非異族入侵可以解釋。
1、漢~晉的崩潰之源
漢王朝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 地方豪族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導致帝國的分裂
- 內附漢朝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世家大族的形成對兩晉南北朝的影響甚大，但對於秦漢崩潰和隋唐形成而言，內附遊牧民族的崛起顯然更為重要。
就內附遊牧民族而言，魏晉只是東漢的延續，其實就統治階層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個姓而已。
東漢時期，由於漢軍的持續打擊，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遁。由於對遊牧民族有了絕對的優勢，於是東漢開始將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內遷長城以內。
三國時期，魏國和蜀漢競相拉攏這些遊牧民族，為己所用，魏國甚至將氐、羌等族遷至關中。
西晉時期江統在《徙戎論》中曾言，關中百萬人口一半為戎狄，這絕非虛言。
對於關中的氐、羌和幷州的匈奴，江統認為他們“居分域之內，無障礙之隔“，假如一旦起兵，必然“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所以江統力主將他們遷回塞外，不可“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
江統寫《徙戎論》的時間是公元299年，而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不過在5年之後。
2、五胡的起兵與漢晉豪族的壓迫關係很大
東漢在民族關係上的矛盾，被魏晉兩朝完全繼承，雖然不斷有有識之士對這一狀況感到憂慮，但西晉本身的混亂卻加速了五胡起兵的進程。
胡族內遷，但這並不意味著胡漢雜居之後便是夷夏平等，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華夏族的苦難，可是胡人內遷後被壓迫而導致叛亂其實並非直到晉末才發生。
東漢初期，史學家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語言、風俗不同而對胡人進行欺壓和剝削的“小吏”“黠人”才是羌族叛亂的真正原因。
胡族內遷自然是想過安定的日子，不安定才會起兵，而這種不和諧的民族關係一直持續到了魏晉時期，至晉朝八王之亂終於爆發了。
3、劉淵和李雄的起兵並不是單純的民族之爭。
劉淵和李雄起兵後建立的政權國號都是“漢”，說明他們對漢朝有認同感，也說明他們已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漢化，已經習慣了與漢民族雜居的生活。
所以，他們沒有立國於塞外，而是建國在了中原地區，他們建立的政權依然要跟漢族共存。
一方面他們的政權確實是異族所建，另一方面又必須使自己成為中原的正統，很矛盾，所以很混亂。
劉淵和李雄稱帝，與西方查理曼稱帝其實是一樣的，查理曼原本是羅馬人鄙夷的蠻族——日耳曼人，但最終接過西羅馬皇位的卻是這最終滅了西羅馬的日耳曼蠻族。
想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後來魏孝文帝為何要漢化了。
4、民族融合——隋唐帝國的起點
假如以189年群雄共討董卓開始算起，至589年楊堅滅南陳一統天下，整整四百年的混亂，這在我國古代絕無僅有。
所以，晉朝是我國古代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雖然它名聲極差。
是晉朝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導致了五胡十六國的出現，而五胡十六國最終在公元439年被北魏統一，從此我國北方歷史的車輪進入北朝時期。
如果說隋唐兩朝源於北魏，大約沒有什麼疑問。
簡單地說，北魏一分為二——西魏和東魏，西魏被北周取代，東魏被北齊取代，北周滅北齊，隋朝取代北周，之後滅南陳重新一統華夏。
那麼北魏演變為隋唐的關鍵在哪？
一是魏孝文帝漢化改革
二是六鎮起義
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很重要，但它並沒有完全成功，六鎮起義便是北魏北族的反漢化運動。
六鎮起義，最終演變為整個北魏的內亂。
在動亂過程中，爾朱榮、宇文泰、高歡紛紛崛起，這其中包括漢人中的貴族鄉黨軍隊。
也就是說，動亂使漢族勢力從魏孝文帝時期在名義上居高位的狀況開始向實權人物轉變，最終，宇文泰和高歡分別在關西和關東建立了西魏、東魏。
西魏和東魏，以及後來的北周和北齊，都是鮮卑人與漢人真正的合流的政權，北周統治階層是鮮卑人，但漢化更明顯，北齊統治階層是漢人，但高歡更希望自己是鮮卑人。
因此，魏孝文帝的改革使鮮卑族與漢族形式上得到統一，但六鎮起義的混亂才是鮮卑與漢族真正的合流的開始。
所以，到了隋唐時期，鮮卑與漢族的民族區別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或者說，“新華夏族”形成了。
李世民甚至還把胡漢一體的原則推向塞外，並贏得了“天可汗”的稱號。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安史之亂前的大唐確實有這個底氣。
總結，五胡十六國的出現，是東漢~魏晉在民族關係上矛盾的總爆發，而五胡之一的鮮卑最終一統北方，其經歷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和六鎮起義的混亂，最終與漢民族融合為“新華夏族”，而這便是隋唐帝國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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