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三傑”之大姐——袁昌英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國立武漢大學時期，曾有三位著名的女教授被人稱之為“珞珈三傑”，她們是袁昌英、蘇雪林和凌淑華，這三人之中以袁昌英年齡最長，她比蘇雪林大三歲，更是比凌淑華大六歲，袁昌英曾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的女留學生。

袁昌英

袁昌英（1894—1973）字蘭子、蘭紫，湖南醴陵人，1894年10月11日出生湖南省醴陵縣一個官宦之家，其父袁雪安畢業於日本私立早稻田大學，曾出任北京民國大學大學部部長，後來棄教從政，先後在雲南、湖南、山東、安徽等省出任財政廳長，並曾一度代理湖南省代省長，是一位思想開明且儒雅風流的官員。

袁昌英是在醴陵的鄉下度過自己童年的，那個年代的女孩幾乎沒有不被纏足的，由於父親的開明，袁昌英的一雙小腳被纏後又放開，期間幾經反覆，最終導致她雙足畸形，而袁昌英又是幸運的，在講究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她卻在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

從1905年起至中華民國成立時，袁昌英先後在江西萍鄉的正本女校、湖南長沙的遵道女校讀書，期間還曾在長沙培德小學兼任教員。

中華民國建立之後，袁昌英隨父親任職於北京、雲南等地，其父親為她聘請了家庭教師，居家補習英文，為出國留學做準備。

1914年，袁昌英考入上海的 “中西女塾”，這所教會學校是由美國基督教監理會於1892年創辦的，袁昌英開始在這裡接受西方文化的啟蒙和薰陶，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俞慶棠、龔澎等人都曾在這所女校讀書，近年來非常走紅的女作家張愛玲也曾是該校後期的校友。

袁昌英

袁昌英是於1916年赴英國自費留學的，先入讀位於倫敦的黑西斯學校補習英文等課程，並於1917年考入頗負盛名的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愛丁堡大學位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創建於1583年，是英國的一所老牌名校，有許多名人出自該校。

袁昌英在英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周鯁生、楊端六、皮宗石、任凱南等湖南同鄉，其中楊端六曾是她父親的門生，這在異國他鄉實在是一種緣分，二人相識之後，很快就墜入情網，由自由戀愛而訂婚。

1921年7月，袁昌英獲得愛丁堡大學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後回到上海，與一年前回國並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的楊端六舉行了婚禮，而證婚人就是民國耆宿吳稚暉，一代留英學人的完美結合，成為當時的一段佳話。

袁昌英與楊端六在上海結婚

1922年初，在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周鯁生的舉薦之下，袁昌英獨自北上京城，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教授英國小說、戲劇、散文等課程，也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戲劇的女學者。

但袁昌英在北京女高師執教的時間很短，就於當年年底回到丈夫身邊待產，並於1923年2月生下女兒楊靜遠之後，於1924年到上海澄衷中學教授英語。

1926年，袁昌英舍下3歲的女兒楊靜遠，再次隻身遠赴歐洲留學深造，入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攻讀法國文學和近代戲劇。

袁昌英與丈夫、女兒合影

1928年袁昌英回國後，經湖南老鄉、也是丈夫楊端六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事劉秉麟介紹，被剛出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聘為教授，主講莎士比亞戲劇及散文等，而劉秉麟此前曾在中國公學執教，並出任過教務長和商學院院長。

1929年，袁昌英被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聘為外國文學系教授，曾開設和主講希臘悲劇、戲劇入門、法文、現代歐美戲劇、法國戲劇、中英翻譯等多門課程，而一年前楊端六被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為籌備委員之一，參與了國立武漢大學的創建工作，及至珞珈山校舍建成之後，全家也搬遷到珞珈山。

武漢大學全景

袁昌英授課有自己獨到的方法，她精選著名作家的代表作，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然後再指定學生閱讀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進行分析，以此培養學生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非常喜歡聽她授課，也是學生非常喜歡的教授之一。

袁昌英從1920年就開始發表作品，早在北京女高師任教期間，就曾與京城文學界素有往來，成為新月社成員並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作品，但只是時間過於短暫而已，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東南飛》，這使她置身於中國文壇，成為中國女性作家群體中的一員，除陳衡哲、白薇之外，袁昌英比蘇雪林、冰心、廬隱、林徽因、凌淑華、馮沅君、石評梅、蕭紅、丁玲等人都要年長。

“珞珈三傑”

“珞珈三傑”者，袁昌英、蘇雪林、凌淑華也。當時袁昌英在國立武漢大學外國文學系任教、蘇雪林在中文系任教，而凌淑華則是《武漢日報副刊—武漢文藝》的主編，由於凌淑華丈夫陳源是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凌淑華隨陳源居住在珞珈山上，並時常在文學院兼課，由此袁昌英與蘇雪林、凌淑華過從甚密，成為珞珈山三個文學朋友，而當年三人也正是風華正茂之時，常有佳作問世，被圈內譽為“珞珈三傑”，當年胡適到武漢大學講學時，就曾與“珞珈三傑”及其他教授合影留念。

胡適與“珞珈三傑”及其他教授合影

由於袁昌英在“珞珈三傑”中，年齡最長、學歷最高、資歷最深，待人接物又頗具英國淑女風範，且又長期執教於武漢大學，而丈夫楊端六曾先後出任經濟系主任、法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等職務，自然是“珞珈三傑”中的大姐。

上世紀三十年代，也曾是國立武漢大學最為輝煌的時代，其校址珞珈山也是全國最美的大學校園之一，在校長王世傑、王星拱的經營和主持下，國立武漢大學位居全國前幾名，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幾所國立大學之一，而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袁昌英與丈夫楊端六都一直在武漢大學工作，他們夫婦交友甚廣，擁有一大批社科領域和文學領域的碩儒，是當時頗令人羨慕的一對學者型伉儷。

袁昌英（右二）與友人郊遊

抗日戰爭爆發後，袁昌英隨國立武漢大學遷往四川樂山，她的家曾被日機炸燬，但她依然堅持給學生上課，四川樂山時期，袁昌英可謂集教授、作家、主婦、母親數職於一身，就是在這樣一種戰時環境下，袁昌英撰寫並完成了二十餘萬字的《法國文學》，她在此書序言中寫道：“我是中華民族的女兒，我要盡我所能寫書，因為中國不是埃及，中國人民是永遠不能做奴隸的，我要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貢獻一隻小小的火把！”

在1944年畢業生告別會上，袁昌英曾這樣勉勵自己的學生：“今後走上社會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實實在在地做事，每一個人都要牢記武大的校訓，為國家為民族保存一點氣節。”

1945年 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中央於在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楊端六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而袁昌英在好友顧如的引薦下，被聘為三青團一屆中央評議員，1948年又以社會賢達之身份，被武漢大學推選為出席南京“國大”代表，正是這樣一段履歷，為這對教授夫婦埋下了歷史問題的禍根。

全家福

1949年，在新舊政權更迭之時，袁昌英與丈夫楊端六選擇留在了武漢大學，繼續在武漢大學延續他們的教書生涯，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武大外文系被撤銷，袁昌英調到中文系講授外國文系，為了跟上時代步伐，已近花甲之年的袁昌英又開始苦學她的第三外語俄語，以便翻譯介紹蘇聯文學，適應當時教學上的需要。

1956年全國評定教授級別時，袁昌英與楊端六這對資深教授僅被評為“四級教授”，這實在是一個不太好的徵兆，也頗有侮辱這對教授夫婦的意味，曾有人對此事進行了調侃式的評價，十分貼切地詮釋了“帽子的價值並不等於頭腦的價值”這一格言。

在反右派運動中，袁昌英與丈夫楊端六雙雙被劃為右派，其身心遭受巨大打擊，而1958年袁昌英還被湖北省高級法院判為“歷史反革命”並管制兩年，武漢大學開除了袁昌英的公職，但由於其已經年老體弱，並沒有被遣送外地勞改，而是在武大校園內清掃校園，由街道幹部監督其勞動。

“文革”開始不久，楊端六就在極度的痛苦中，於1966年9月5日病逝，女兒遠在北京工作，而兒子在政治高壓之下與母親斷絕了一切關係，孤苦無依的袁昌英被遣送回湖南醴陵老家，由一個著名的教授蛻變成一個農村老嫗，她在苦熬三年之後，於1973年4月28日默默地離世，享年79歲。

袁昌英的女兒遵從母親生前的遺願，從其被解凍的存款中，捐出4000元錢，為家鄉買了一部手扶拖拉機，以此感謝家鄉故土的收留之情。

1978年底，《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向武漢大學袁昌英發函，請其提供個人資料，以便為其立目撰寫辭條，殊不知袁昌英早於五年前就已經辭世。

《袁昌英散文選集》

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刑事判決書，“撤銷本院1958年12月16日對袁昌英判處二年的刑事判決。”算是對袁昌英當年錯判的平反和昭雪。

至於武漢大學是如何對待袁昌英和楊端六這對老教授的，我沒有看到相關的資料，不能妄下結論，但這對伉儷學者，確實是已經被歲月和歷史所塵封，知道他們夫婦歷史的人，也許不會有很多的，但對於文學愛好者，尤其是學習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人，不應該忽視袁昌英的文學地位和學術成就，尤其是她在英法文學方面的深厚造詣，因為似乎還沒有哪一位女性學者能夠與之媲美。

袁昌英雕像

湖南醴陵並沒有忘記這位從家鄉飛出的“孔雀”，於2017年底開放了袁昌英故居，2018年初又升級為袁昌英紀念園，並在園內豎起了袁昌英全身雕像，再現了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女性文學家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