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國人，帶著幾位隨從，在揚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牆上走動顧盼。四年前的這個季節，正是在這座古城裡，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終結了中華帝國的漫長曆史。
"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國人，帶著幾位隨從，在揚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牆上走動顧盼。四年前的這個季節，正是在這座古城裡，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終結了中華帝國的漫長曆史。
與那個年代許多來華的外國人一樣，這位美國人也取了一個更接地氣的中文名字——馬棟臣。這個聽上去沾著些西北風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許與此前他的經歷有關：作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師和地質工程師，他和他的夥伴們稍早前剛剛完成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的地質考察。這次歷時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動，沒有獲得任何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發現，進而形成了後來著名的“中國貧油論”——這當然是後話。與此前在大漠孤煙之地的艱辛勘探相比，此時的馬棟臣，正在享受一次輕鬆愉悅的南中國之旅。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一套沒有顏色但明暗對比鮮明的老照片裡，感受到當日驕媚的秋陽。
早在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漢口開埠，就已經陸續不斷有來自西洋各國的商人、傳教士和旅行者，攜帶照相設備來到武漢三鎮，為這座華中名城留下火棉膠或雞蛋清上的影像。民國初年出現在武昌的這位馬棟臣，似乎已是姍姍來遲了。不過，他為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還是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對於城市街區的繁華囂攘，他似乎有些意興闌珊——至少這些景緻沒有激發他按下快門的衝動。從馬棟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裡，我們幾乎可以完整還原出這天這一武昌一日遊線路：他爬上武昌明城牆轉了轉，隨後便由賓陽門（大東門）出城向東，坐上一輛黃包車，直奔稍遠處的洪山而去了。在這個陽光和煦的秋日午後，爬上武昌東郊洪山山頂的馬棟臣，將他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東面延綿的丘陵，和更遠處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過這幀歷史鏡頭，我們不難感受到作為地質學家的馬棟臣，對武昌郊外丘陵大澤的好奇與興趣。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後來立志要推翻“中國貧油論”的另一位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這張照片拍攝後十數年，也同樣把關注的目光鎖定在了照片裡的山山水水之間。而這片童山濯濯、幾無人煙的荒郊野嶺將要發生的巨大改變，在民國初年剛剛經歷兵燹而殘破衰敗的武昌，也同樣無人能夠預知。
在過去的百年時間裡，“改變”一詞對不同代際的中國人而言，有著相差過於懸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當一座40米高的紅色水塔，在一馬平川的漢口市區拔地而起時，那刺破天穹般的視覺衝擊力，曾代表了20世紀初這座中國內陸城市在“改變”一詞的直觀意義上能夠演繹的極限。而如今，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為口號的城市裡，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僅對於日日刷新的城區面積和建築高度已然無感，即使是面對山川地貌的滄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為奇了。當年馬棟臣所見城牆之外的那個山嵐起伏、大澤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連片的摩天大樓和縱橫交錯的城市快速路覆蓋其上了。以今天的記憶和經驗為基礎，想要確切體悟“改變”的歷史意涵，似乎顯得難以令人信服（圖1）。
"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國人，帶著幾位隨從，在揚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牆上走動顧盼。四年前的這個季節，正是在這座古城裡，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終結了中華帝國的漫長曆史。
與那個年代許多來華的外國人一樣，這位美國人也取了一個更接地氣的中文名字——馬棟臣。這個聽上去沾著些西北風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許與此前他的經歷有關：作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師和地質工程師，他和他的夥伴們稍早前剛剛完成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的地質考察。這次歷時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動，沒有獲得任何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發現，進而形成了後來著名的“中國貧油論”——這當然是後話。與此前在大漠孤煙之地的艱辛勘探相比，此時的馬棟臣，正在享受一次輕鬆愉悅的南中國之旅。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一套沒有顏色但明暗對比鮮明的老照片裡，感受到當日驕媚的秋陽。
早在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漢口開埠，就已經陸續不斷有來自西洋各國的商人、傳教士和旅行者，攜帶照相設備來到武漢三鎮，為這座華中名城留下火棉膠或雞蛋清上的影像。民國初年出現在武昌的這位馬棟臣，似乎已是姍姍來遲了。不過，他為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還是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對於城市街區的繁華囂攘，他似乎有些意興闌珊——至少這些景緻沒有激發他按下快門的衝動。從馬棟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裡，我們幾乎可以完整還原出這天這一武昌一日遊線路：他爬上武昌明城牆轉了轉，隨後便由賓陽門（大東門）出城向東，坐上一輛黃包車，直奔稍遠處的洪山而去了。在這個陽光和煦的秋日午後，爬上武昌東郊洪山山頂的馬棟臣，將他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東面延綿的丘陵，和更遠處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過這幀歷史鏡頭，我們不難感受到作為地質學家的馬棟臣，對武昌郊外丘陵大澤的好奇與興趣。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後來立志要推翻“中國貧油論”的另一位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這張照片拍攝後十數年，也同樣把關注的目光鎖定在了照片裡的山山水水之間。而這片童山濯濯、幾無人煙的荒郊野嶺將要發生的巨大改變，在民國初年剛剛經歷兵燹而殘破衰敗的武昌，也同樣無人能夠預知。
在過去的百年時間裡，“改變”一詞對不同代際的中國人而言，有著相差過於懸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當一座40米高的紅色水塔，在一馬平川的漢口市區拔地而起時，那刺破天穹般的視覺衝擊力，曾代表了20世紀初這座中國內陸城市在“改變”一詞的直觀意義上能夠演繹的極限。而如今，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為口號的城市裡，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僅對於日日刷新的城區面積和建築高度已然無感，即使是面對山川地貌的滄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為奇了。當年馬棟臣所見城牆之外的那個山嵐起伏、大澤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連片的摩天大樓和縱橫交錯的城市快速路覆蓋其上了。以今天的記憶和經驗為基礎，想要確切體悟“改變”的歷史意涵，似乎顯得難以令人信服（圖1）。
圖1 城市高樓群包圍中的今日武大校園，稍遠處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幾乎被高樓遮擋隱沒。作者攝於2018年5月
如果可以回到90年前的時空之中，我們或許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時將要在這片荒山野澤之間發生的“改變”所具有的真正意義。1926年起被陸續拆除的武昌明城牆，在此後相當長時間裡依然無形地存在，並框定著這座城市的範圍和邊界。在1928年秋天，當李四光等一眾要人來到這片遠離城區的荒野之地時，胸中所懷卻已然不再是十幾年前美國人馬棟臣的好奇與賞玩之心，而是要改變中國的壯志雄圖。多年之後，曾參與其事的王世傑在臺北的家中回憶起當年的想法，仍壯心不已：“在我心目中，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等於是中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希望十年以後，學生數目可達萬人。”
"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國人，帶著幾位隨從，在揚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牆上走動顧盼。四年前的這個季節，正是在這座古城裡，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終結了中華帝國的漫長曆史。
與那個年代許多來華的外國人一樣，這位美國人也取了一個更接地氣的中文名字——馬棟臣。這個聽上去沾著些西北風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許與此前他的經歷有關：作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師和地質工程師，他和他的夥伴們稍早前剛剛完成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的地質考察。這次歷時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動，沒有獲得任何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發現，進而形成了後來著名的“中國貧油論”——這當然是後話。與此前在大漠孤煙之地的艱辛勘探相比，此時的馬棟臣，正在享受一次輕鬆愉悅的南中國之旅。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一套沒有顏色但明暗對比鮮明的老照片裡，感受到當日驕媚的秋陽。
早在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漢口開埠，就已經陸續不斷有來自西洋各國的商人、傳教士和旅行者，攜帶照相設備來到武漢三鎮，為這座華中名城留下火棉膠或雞蛋清上的影像。民國初年出現在武昌的這位馬棟臣，似乎已是姍姍來遲了。不過，他為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還是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對於城市街區的繁華囂攘，他似乎有些意興闌珊——至少這些景緻沒有激發他按下快門的衝動。從馬棟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裡，我們幾乎可以完整還原出這天這一武昌一日遊線路：他爬上武昌明城牆轉了轉，隨後便由賓陽門（大東門）出城向東，坐上一輛黃包車，直奔稍遠處的洪山而去了。在這個陽光和煦的秋日午後，爬上武昌東郊洪山山頂的馬棟臣，將他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東面延綿的丘陵，和更遠處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過這幀歷史鏡頭，我們不難感受到作為地質學家的馬棟臣，對武昌郊外丘陵大澤的好奇與興趣。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後來立志要推翻“中國貧油論”的另一位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這張照片拍攝後十數年，也同樣把關注的目光鎖定在了照片裡的山山水水之間。而這片童山濯濯、幾無人煙的荒郊野嶺將要發生的巨大改變，在民國初年剛剛經歷兵燹而殘破衰敗的武昌，也同樣無人能夠預知。
在過去的百年時間裡，“改變”一詞對不同代際的中國人而言，有著相差過於懸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當一座40米高的紅色水塔，在一馬平川的漢口市區拔地而起時，那刺破天穹般的視覺衝擊力，曾代表了20世紀初這座中國內陸城市在“改變”一詞的直觀意義上能夠演繹的極限。而如今，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為口號的城市裡，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僅對於日日刷新的城區面積和建築高度已然無感，即使是面對山川地貌的滄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為奇了。當年馬棟臣所見城牆之外的那個山嵐起伏、大澤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連片的摩天大樓和縱橫交錯的城市快速路覆蓋其上了。以今天的記憶和經驗為基礎，想要確切體悟“改變”的歷史意涵，似乎顯得難以令人信服（圖1）。
圖1 城市高樓群包圍中的今日武大校園，稍遠處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幾乎被高樓遮擋隱沒。作者攝於2018年5月
如果可以回到90年前的時空之中，我們或許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時將要在這片荒山野澤之間發生的“改變”所具有的真正意義。1926年起被陸續拆除的武昌明城牆，在此後相當長時間裡依然無形地存在，並框定著這座城市的範圍和邊界。在1928年秋天，當李四光等一眾要人來到這片遠離城區的荒野之地時，胸中所懷卻已然不再是十幾年前美國人馬棟臣的好奇與賞玩之心，而是要改變中國的壯志雄圖。多年之後，曾參與其事的王世傑在臺北的家中回憶起當年的想法，仍壯心不已：“在我心目中，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等於是中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希望十年以後，學生數目可達萬人。”
任職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時的王世傑。來源：《國立武漢大學民二五級畢業紀念刊》，1936。
於是，“落駕山”變成了“珞珈山”，一座日後被譽為近代中國“最美大學”的校園，開始了它的營建之路。
然而，平心而論，這片將要承載如此雄心壯志的土地，在當時看來，並沒有多麼山靈水秀、耀眼奪目。正如王世傑1938年10月離開武漢前夕在日記中寫到的那樣：“餘首至此地，闢建此校之時，珞珈湖山，原為荒涼冷僻之境，不意今日又復舊態。所不同者，今尚有偉麗之建築，以慰湖山之寂寥耳。”
顯然，“偉麗之建築”才是使得這裡從“荒涼冷僻之境”變成學府黌宮，乃至如畫風景的關鍵。而這些建築——或者說這座大學——所將要改變的，也不僅是其所在的一山一水，更是這座城市的歷史進程。
在有關近代中國大學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日益豐碩，題如“民國大學那些事兒”的書籍亦已有些氾濫，關於建築文化或老房子導覽一類的圖文讀本更是不乏其數的今天，相信本書仍有其自身的價值。這一方面是因為武漢大學的特殊性：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座從零開始選址、規劃、設計並基本建成的國立大學新校園之一，其在中國近代教育史和建築史上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與既往的研究成果之間仍有著不小的落差。而另一方面，不同於傳統“建築史”範式下的建築分析，本書在建築本身之外，更意在關注“建築”作為一種活動的過程。在這裡，珞珈山不是一件待評價的建築作品，而是一個從無到有，從荒野湖山到黌宮勝地的動態進程。它並不只是一個由磚瓦水泥組成的冰冷軀殼，而是一個由建築、風景、人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有機體。在國民政府時期的武昌城郊，聳立於鄉野之中的這個有機體，帶給世人的觀感，以及對城市和國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絕不只是如同今日俗論中的“最美校園”而已。
在本書的講述中，我們或將發現，這個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宏偉校園，更同數百年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進程，有著深度的連結和糾葛。
"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國人，帶著幾位隨從，在揚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牆上走動顧盼。四年前的這個季節，正是在這座古城裡，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終結了中華帝國的漫長曆史。
與那個年代許多來華的外國人一樣，這位美國人也取了一個更接地氣的中文名字——馬棟臣。這個聽上去沾著些西北風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許與此前他的經歷有關：作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師和地質工程師，他和他的夥伴們稍早前剛剛完成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的地質考察。這次歷時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動，沒有獲得任何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發現，進而形成了後來著名的“中國貧油論”——這當然是後話。與此前在大漠孤煙之地的艱辛勘探相比，此時的馬棟臣，正在享受一次輕鬆愉悅的南中國之旅。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一套沒有顏色但明暗對比鮮明的老照片裡，感受到當日驕媚的秋陽。
早在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漢口開埠，就已經陸續不斷有來自西洋各國的商人、傳教士和旅行者，攜帶照相設備來到武漢三鎮，為這座華中名城留下火棉膠或雞蛋清上的影像。民國初年出現在武昌的這位馬棟臣，似乎已是姍姍來遲了。不過，他為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還是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對於城市街區的繁華囂攘，他似乎有些意興闌珊——至少這些景緻沒有激發他按下快門的衝動。從馬棟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裡，我們幾乎可以完整還原出這天這一武昌一日遊線路：他爬上武昌明城牆轉了轉，隨後便由賓陽門（大東門）出城向東，坐上一輛黃包車，直奔稍遠處的洪山而去了。在這個陽光和煦的秋日午後，爬上武昌東郊洪山山頂的馬棟臣，將他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東面延綿的丘陵，和更遠處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過這幀歷史鏡頭，我們不難感受到作為地質學家的馬棟臣，對武昌郊外丘陵大澤的好奇與興趣。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後來立志要推翻“中國貧油論”的另一位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這張照片拍攝後十數年，也同樣把關注的目光鎖定在了照片裡的山山水水之間。而這片童山濯濯、幾無人煙的荒郊野嶺將要發生的巨大改變，在民國初年剛剛經歷兵燹而殘破衰敗的武昌，也同樣無人能夠預知。
在過去的百年時間裡，“改變”一詞對不同代際的中國人而言，有著相差過於懸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當一座40米高的紅色水塔，在一馬平川的漢口市區拔地而起時，那刺破天穹般的視覺衝擊力，曾代表了20世紀初這座中國內陸城市在“改變”一詞的直觀意義上能夠演繹的極限。而如今，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為口號的城市裡，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僅對於日日刷新的城區面積和建築高度已然無感，即使是面對山川地貌的滄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為奇了。當年馬棟臣所見城牆之外的那個山嵐起伏、大澤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連片的摩天大樓和縱橫交錯的城市快速路覆蓋其上了。以今天的記憶和經驗為基礎，想要確切體悟“改變”的歷史意涵，似乎顯得難以令人信服（圖1）。
圖1 城市高樓群包圍中的今日武大校園，稍遠處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幾乎被高樓遮擋隱沒。作者攝於2018年5月
如果可以回到90年前的時空之中，我們或許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時將要在這片荒山野澤之間發生的“改變”所具有的真正意義。1926年起被陸續拆除的武昌明城牆，在此後相當長時間裡依然無形地存在，並框定著這座城市的範圍和邊界。在1928年秋天，當李四光等一眾要人來到這片遠離城區的荒野之地時，胸中所懷卻已然不再是十幾年前美國人馬棟臣的好奇與賞玩之心，而是要改變中國的壯志雄圖。多年之後，曾參與其事的王世傑在臺北的家中回憶起當年的想法，仍壯心不已：“在我心目中，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等於是中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希望十年以後，學生數目可達萬人。”
任職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時的王世傑。來源：《國立武漢大學民二五級畢業紀念刊》，1936。
於是，“落駕山”變成了“珞珈山”，一座日後被譽為近代中國“最美大學”的校園，開始了它的營建之路。
然而，平心而論，這片將要承載如此雄心壯志的土地，在當時看來，並沒有多麼山靈水秀、耀眼奪目。正如王世傑1938年10月離開武漢前夕在日記中寫到的那樣：“餘首至此地，闢建此校之時，珞珈湖山，原為荒涼冷僻之境，不意今日又復舊態。所不同者，今尚有偉麗之建築，以慰湖山之寂寥耳。”
顯然，“偉麗之建築”才是使得這裡從“荒涼冷僻之境”變成學府黌宮，乃至如畫風景的關鍵。而這些建築——或者說這座大學——所將要改變的，也不僅是其所在的一山一水，更是這座城市的歷史進程。
在有關近代中國大學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日益豐碩，題如“民國大學那些事兒”的書籍亦已有些氾濫，關於建築文化或老房子導覽一類的圖文讀本更是不乏其數的今天，相信本書仍有其自身的價值。這一方面是因為武漢大學的特殊性：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座從零開始選址、規劃、設計並基本建成的國立大學新校園之一，其在中國近代教育史和建築史上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與既往的研究成果之間仍有著不小的落差。而另一方面，不同於傳統“建築史”範式下的建築分析，本書在建築本身之外，更意在關注“建築”作為一種活動的過程。在這裡，珞珈山不是一件待評價的建築作品，而是一個從無到有，從荒野湖山到黌宮勝地的動態進程。它並不只是一個由磚瓦水泥組成的冰冷軀殼，而是一個由建築、風景、人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有機體。在國民政府時期的武昌城郊，聳立於鄉野之中的這個有機體，帶給世人的觀感，以及對城市和國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絕不只是如同今日俗論中的“最美校園”而已。
在本書的講述中，我們或將發現，這個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宏偉校園，更同數百年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進程，有著深度的連結和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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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那個年代許多來華的外國人一樣，這位美國人也取了一個更接地氣的中文名字——馬棟臣。這個聽上去沾著些西北風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許與此前他的經歷有關：作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師和地質工程師，他和他的夥伴們稍早前剛剛完成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的地質考察。這次歷時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動，沒有獲得任何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發現，進而形成了後來著名的“中國貧油論”——這當然是後話。與此前在大漠孤煙之地的艱辛勘探相比，此時的馬棟臣，正在享受一次輕鬆愉悅的南中國之旅。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一套沒有顏色但明暗對比鮮明的老照片裡，感受到當日驕媚的秋陽。
早在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漢口開埠，就已經陸續不斷有來自西洋各國的商人、傳教士和旅行者，攜帶照相設備來到武漢三鎮，為這座華中名城留下火棉膠或雞蛋清上的影像。民國初年出現在武昌的這位馬棟臣，似乎已是姍姍來遲了。不過，他為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還是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對於城市街區的繁華囂攘，他似乎有些意興闌珊——至少這些景緻沒有激發他按下快門的衝動。從馬棟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裡，我們幾乎可以完整還原出這天這一武昌一日遊線路：他爬上武昌明城牆轉了轉，隨後便由賓陽門（大東門）出城向東，坐上一輛黃包車，直奔稍遠處的洪山而去了。在這個陽光和煦的秋日午後，爬上武昌東郊洪山山頂的馬棟臣，將他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東面延綿的丘陵，和更遠處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過這幀歷史鏡頭，我們不難感受到作為地質學家的馬棟臣，對武昌郊外丘陵大澤的好奇與興趣。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後來立志要推翻“中國貧油論”的另一位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這張照片拍攝後十數年，也同樣把關注的目光鎖定在了照片裡的山山水水之間。而這片童山濯濯、幾無人煙的荒郊野嶺將要發生的巨大改變，在民國初年剛剛經歷兵燹而殘破衰敗的武昌，也同樣無人能夠預知。
在過去的百年時間裡，“改變”一詞對不同代際的中國人而言，有著相差過於懸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當一座40米高的紅色水塔，在一馬平川的漢口市區拔地而起時，那刺破天穹般的視覺衝擊力，曾代表了20世紀初這座中國內陸城市在“改變”一詞的直觀意義上能夠演繹的極限。而如今，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為口號的城市裡，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僅對於日日刷新的城區面積和建築高度已然無感，即使是面對山川地貌的滄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為奇了。當年馬棟臣所見城牆之外的那個山嵐起伏、大澤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連片的摩天大樓和縱橫交錯的城市快速路覆蓋其上了。以今天的記憶和經驗為基礎，想要確切體悟“改變”的歷史意涵，似乎顯得難以令人信服（圖1）。
圖1 城市高樓群包圍中的今日武大校園，稍遠處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幾乎被高樓遮擋隱沒。作者攝於2018年5月
如果可以回到90年前的時空之中，我們或許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時將要在這片荒山野澤之間發生的“改變”所具有的真正意義。1926年起被陸續拆除的武昌明城牆，在此後相當長時間裡依然無形地存在，並框定著這座城市的範圍和邊界。在1928年秋天，當李四光等一眾要人來到這片遠離城區的荒野之地時，胸中所懷卻已然不再是十幾年前美國人馬棟臣的好奇與賞玩之心，而是要改變中國的壯志雄圖。多年之後，曾參與其事的王世傑在臺北的家中回憶起當年的想法，仍壯心不已：“在我心目中，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等於是中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希望十年以後，學生數目可達萬人。”
任職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時的王世傑。來源：《國立武漢大學民二五級畢業紀念刊》，1936。
於是，“落駕山”變成了“珞珈山”，一座日後被譽為近代中國“最美大學”的校園，開始了它的營建之路。
然而，平心而論，這片將要承載如此雄心壯志的土地，在當時看來，並沒有多麼山靈水秀、耀眼奪目。正如王世傑1938年10月離開武漢前夕在日記中寫到的那樣：“餘首至此地，闢建此校之時，珞珈湖山，原為荒涼冷僻之境，不意今日又復舊態。所不同者，今尚有偉麗之建築，以慰湖山之寂寥耳。”
顯然，“偉麗之建築”才是使得這裡從“荒涼冷僻之境”變成學府黌宮，乃至如畫風景的關鍵。而這些建築——或者說這座大學——所將要改變的，也不僅是其所在的一山一水，更是這座城市的歷史進程。
在有關近代中國大學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日益豐碩，題如“民國大學那些事兒”的書籍亦已有些氾濫，關於建築文化或老房子導覽一類的圖文讀本更是不乏其數的今天，相信本書仍有其自身的價值。這一方面是因為武漢大學的特殊性：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座從零開始選址、規劃、設計並基本建成的國立大學新校園之一，其在中國近代教育史和建築史上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與既往的研究成果之間仍有著不小的落差。而另一方面，不同於傳統“建築史”範式下的建築分析，本書在建築本身之外，更意在關注“建築”作為一種活動的過程。在這裡，珞珈山不是一件待評價的建築作品，而是一個從無到有，從荒野湖山到黌宮勝地的動態進程。它並不只是一個由磚瓦水泥組成的冰冷軀殼，而是一個由建築、風景、人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有機體。在國民政府時期的武昌城郊，聳立於鄉野之中的這個有機體，帶給世人的觀感，以及對城市和國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絕不只是如同今日俗論中的“最美校園”而已。
在本書的講述中，我們或將發現，這個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宏偉校園，更同數百年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進程，有著深度的連結和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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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國人，帶著幾位隨從，在揚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牆上走動顧盼。四年前的這個季節，正是在這座古城裡，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終結了中華帝國的漫長曆史。
與那個年代許多來華的外國人一樣，這位美國人也取了一個更接地氣的中文名字——馬棟臣。這個聽上去沾著些西北風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許與此前他的經歷有關：作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師和地質工程師，他和他的夥伴們稍早前剛剛完成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的地質考察。這次歷時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動，沒有獲得任何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發現，進而形成了後來著名的“中國貧油論”——這當然是後話。與此前在大漠孤煙之地的艱辛勘探相比，此時的馬棟臣，正在享受一次輕鬆愉悅的南中國之旅。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一套沒有顏色但明暗對比鮮明的老照片裡，感受到當日驕媚的秋陽。
早在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漢口開埠，就已經陸續不斷有來自西洋各國的商人、傳教士和旅行者，攜帶照相設備來到武漢三鎮，為這座華中名城留下火棉膠或雞蛋清上的影像。民國初年出現在武昌的這位馬棟臣，似乎已是姍姍來遲了。不過，他為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還是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對於城市街區的繁華囂攘，他似乎有些意興闌珊——至少這些景緻沒有激發他按下快門的衝動。從馬棟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裡，我們幾乎可以完整還原出這天這一武昌一日遊線路：他爬上武昌明城牆轉了轉，隨後便由賓陽門（大東門）出城向東，坐上一輛黃包車，直奔稍遠處的洪山而去了。在這個陽光和煦的秋日午後，爬上武昌東郊洪山山頂的馬棟臣，將他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東面延綿的丘陵，和更遠處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過這幀歷史鏡頭，我們不難感受到作為地質學家的馬棟臣，對武昌郊外丘陵大澤的好奇與興趣。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後來立志要推翻“中國貧油論”的另一位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這張照片拍攝後十數年，也同樣把關注的目光鎖定在了照片裡的山山水水之間。而這片童山濯濯、幾無人煙的荒郊野嶺將要發生的巨大改變，在民國初年剛剛經歷兵燹而殘破衰敗的武昌，也同樣無人能夠預知。
在過去的百年時間裡，“改變”一詞對不同代際的中國人而言，有著相差過於懸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當一座40米高的紅色水塔，在一馬平川的漢口市區拔地而起時，那刺破天穹般的視覺衝擊力，曾代表了20世紀初這座中國內陸城市在“改變”一詞的直觀意義上能夠演繹的極限。而如今，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為口號的城市裡，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僅對於日日刷新的城區面積和建築高度已然無感，即使是面對山川地貌的滄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為奇了。當年馬棟臣所見城牆之外的那個山嵐起伏、大澤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連片的摩天大樓和縱橫交錯的城市快速路覆蓋其上了。以今天的記憶和經驗為基礎，想要確切體悟“改變”的歷史意涵，似乎顯得難以令人信服（圖1）。
圖1 城市高樓群包圍中的今日武大校園，稍遠處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幾乎被高樓遮擋隱沒。作者攝於2018年5月
如果可以回到90年前的時空之中，我們或許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時將要在這片荒山野澤之間發生的“改變”所具有的真正意義。1926年起被陸續拆除的武昌明城牆，在此後相當長時間裡依然無形地存在，並框定著這座城市的範圍和邊界。在1928年秋天，當李四光等一眾要人來到這片遠離城區的荒野之地時，胸中所懷卻已然不再是十幾年前美國人馬棟臣的好奇與賞玩之心，而是要改變中國的壯志雄圖。多年之後，曾參與其事的王世傑在臺北的家中回憶起當年的想法，仍壯心不已：“在我心目中，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等於是中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希望十年以後，學生數目可達萬人。”
任職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時的王世傑。來源：《國立武漢大學民二五級畢業紀念刊》，1936。
於是，“落駕山”變成了“珞珈山”，一座日後被譽為近代中國“最美大學”的校園，開始了它的營建之路。
然而，平心而論，這片將要承載如此雄心壯志的土地，在當時看來，並沒有多麼山靈水秀、耀眼奪目。正如王世傑1938年10月離開武漢前夕在日記中寫到的那樣：“餘首至此地，闢建此校之時，珞珈湖山，原為荒涼冷僻之境，不意今日又復舊態。所不同者，今尚有偉麗之建築，以慰湖山之寂寥耳。”
顯然，“偉麗之建築”才是使得這裡從“荒涼冷僻之境”變成學府黌宮，乃至如畫風景的關鍵。而這些建築——或者說這座大學——所將要改變的，也不僅是其所在的一山一水，更是這座城市的歷史進程。
在有關近代中國大學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日益豐碩，題如“民國大學那些事兒”的書籍亦已有些氾濫，關於建築文化或老房子導覽一類的圖文讀本更是不乏其數的今天，相信本書仍有其自身的價值。這一方面是因為武漢大學的特殊性：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座從零開始選址、規劃、設計並基本建成的國立大學新校園之一，其在中國近代教育史和建築史上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與既往的研究成果之間仍有著不小的落差。而另一方面，不同於傳統“建築史”範式下的建築分析，本書在建築本身之外，更意在關注“建築”作為一種活動的過程。在這裡，珞珈山不是一件待評價的建築作品，而是一個從無到有，從荒野湖山到黌宮勝地的動態進程。它並不只是一個由磚瓦水泥組成的冰冷軀殼，而是一個由建築、風景、人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有機體。在國民政府時期的武昌城郊，聳立於鄉野之中的這個有機體，帶給世人的觀感，以及對城市和國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絕不只是如同今日俗論中的“最美校園”而已。
在本書的講述中，我們或將發現，這個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宏偉校園，更同數百年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進程，有著深度的連結和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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