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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尚未達成共識。維特克在質疑奧斯曼帝國“部落起源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加齊起源說”的解釋架構,即認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一個“邊疆社會”中的“加齊團體”,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因而最終形成帝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加齊起源說”的詮釋路徑進行批判和否定。“加齊起源說”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某一維度與思考命題的不同層面。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誕生於此的奧斯曼早期國家亦具有這種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關鍵詞 維特克 加齊起源說 奧斯曼 早期國家 部落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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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尚未達成共識。維特克在質疑奧斯曼帝國“部落起源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加齊起源說”的解釋架構,即認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一個“邊疆社會”中的“加齊團體”,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因而最終形成帝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加齊起源說”的詮釋路徑進行批判和否定。“加齊起源說”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某一維度與思考命題的不同層面。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誕生於此的奧斯曼早期國家亦具有這種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關鍵詞 維特克 加齊起源說 奧斯曼 早期國家 部落理論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歐美和土耳其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的研究已經過了長期論爭,但尚未達成共識。國內學者涉及該問題時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正如斯坦福·肖所說: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雖然一直吸引歷史專業的學者,但由於缺乏同時期的史料文獻,以及後人對這件事件的描述相互牴觸,因而要做一個權威性的記述很困難,另外,奧斯曼人對自身起源的虛構也對該問題的探討造成了極大困擾。戴維森也認為:“土耳其民族的早期歷史,有很大一部分相當含糊。有些含糊之處靠神話傳說,或是通過添枝加葉地虛構事實而整理成章的。”

國內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中亞地區的一個突厥遊牧部落。13世紀受蒙古西侵的影響,該部落離開呼羅珊,遷至兩河流域的上游。在部落首領蘇萊曼死後,其子額爾圖格魯爾率部依附於羅姆素丹國。額爾圖格魯爾死後,在13世紀末,其子奧斯曼創建奧斯曼埃米爾國。奧斯曼早期國家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衝突與交往的產物,動因則是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候條件的不斷變化。此外,相關作品尤為關注“聖戰”在奧斯曼早期國家興起中的作用,例如,有學者主張“奧斯曼人的國家脫胎於穆斯林在小亞細亞半島發動的聖戰實踐,奧斯曼國家的興起可謂小亞細亞半島穆斯林聖戰實踐的邏輯結果”。

在奧斯曼早期國家建立近百年後(14世紀末),奧斯曼人開始關注自身國家的起源問題。阿赫麥迪(Ahmedi)(1334/1335—1412年)的《伊斯坎德記》是敘述奧斯曼早期歷史的詩歌作品。阿舍克帕夏扎代等史學家的作品與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相關。至15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官方認可奧斯曼人起源於烏古思汗的說法,認為奧斯曼君主與烏古思汗是一種歷史繼承的邏輯關係。

15、16世紀,西方史學家開始收集了有關奧斯曼王室起源和形成的史料與傳說,如拜占庭坎塔庫澤努斯家族(Contacuzene)後裔西奧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等。17、18世紀,伏爾泰、愛德華·吉本等史家敘述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簡要過程。

20世紀,學術界開始對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進行系統考察。1916年,美國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Gibbons)認為,奧斯曼人是一個由皈依伊斯蘭教的希臘人、巴爾幹斯拉夫人與土耳其人混合而成的種族,繼承了拜占庭的行政體系從而形成了一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上,吉本斯認為歐洲因素起了關鍵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歷史學家、政治家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指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人部落(Turkish tribes)。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採用了塞爾柱羅姆素丹國與伊爾汗國的行政體系,從而否定了吉本斯的觀點。吉本斯與科普魯盧等學者揭開了20世紀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研究的序幕,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未得到以西歐語言為載體的主流史學術界公認。

20世紀30年代,奧地利歷史學家保羅·維特克(Paul Wittek,1894-1978,簡稱維特克)提出了“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過程進行系統梳理,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40年代至今,在論及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時,“加齊”一詞幾乎成為必須提及的詞彙。11—16世紀,“加齊”一詞在伊斯蘭世界受到廣泛使用,在各個地區具有不同含義,但往往具有宗教意味。然而,在後來創作的許多作品中,“加齊起源說”(Ghazi Thesis)中有關“聖戰”方面的內容被嚴重放大。在一些涉及該問題的通史類作品中,原先被維特克否定的奧斯曼遊牧部落起源說又被不加分辨地添加進來,造成了諸多雜糅的觀點。 因此,本文試圖在爬梳維特克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釐清“加齊起源說”的敘事範式,並歸納相關理論論爭,從而在紛繁蕪雜的理論與史料中闡釋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客觀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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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尚未達成共識。維特克在質疑奧斯曼帝國“部落起源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加齊起源說”的解釋架構,即認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一個“邊疆社會”中的“加齊團體”,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因而最終形成帝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加齊起源說”的詮釋路徑進行批判和否定。“加齊起源說”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某一維度與思考命題的不同層面。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誕生於此的奧斯曼早期國家亦具有這種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關鍵詞 維特克 加齊起源說 奧斯曼 早期國家 部落理論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歐美和土耳其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的研究已經過了長期論爭,但尚未達成共識。國內學者涉及該問題時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正如斯坦福·肖所說: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雖然一直吸引歷史專業的學者,但由於缺乏同時期的史料文獻,以及後人對這件事件的描述相互牴觸,因而要做一個權威性的記述很困難,另外,奧斯曼人對自身起源的虛構也對該問題的探討造成了極大困擾。戴維森也認為:“土耳其民族的早期歷史,有很大一部分相當含糊。有些含糊之處靠神話傳說,或是通過添枝加葉地虛構事實而整理成章的。”

國內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中亞地區的一個突厥遊牧部落。13世紀受蒙古西侵的影響,該部落離開呼羅珊,遷至兩河流域的上游。在部落首領蘇萊曼死後,其子額爾圖格魯爾率部依附於羅姆素丹國。額爾圖格魯爾死後,在13世紀末,其子奧斯曼創建奧斯曼埃米爾國。奧斯曼早期國家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衝突與交往的產物,動因則是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候條件的不斷變化。此外,相關作品尤為關注“聖戰”在奧斯曼早期國家興起中的作用,例如,有學者主張“奧斯曼人的國家脫胎於穆斯林在小亞細亞半島發動的聖戰實踐,奧斯曼國家的興起可謂小亞細亞半島穆斯林聖戰實踐的邏輯結果”。

在奧斯曼早期國家建立近百年後(14世紀末),奧斯曼人開始關注自身國家的起源問題。阿赫麥迪(Ahmedi)(1334/1335—1412年)的《伊斯坎德記》是敘述奧斯曼早期歷史的詩歌作品。阿舍克帕夏扎代等史學家的作品與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相關。至15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官方認可奧斯曼人起源於烏古思汗的說法,認為奧斯曼君主與烏古思汗是一種歷史繼承的邏輯關係。

15、16世紀,西方史學家開始收集了有關奧斯曼王室起源和形成的史料與傳說,如拜占庭坎塔庫澤努斯家族(Contacuzene)後裔西奧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等。17、18世紀,伏爾泰、愛德華·吉本等史家敘述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簡要過程。

20世紀,學術界開始對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進行系統考察。1916年,美國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Gibbons)認為,奧斯曼人是一個由皈依伊斯蘭教的希臘人、巴爾幹斯拉夫人與土耳其人混合而成的種族,繼承了拜占庭的行政體系從而形成了一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上,吉本斯認為歐洲因素起了關鍵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歷史學家、政治家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指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人部落(Turkish tribes)。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採用了塞爾柱羅姆素丹國與伊爾汗國的行政體系,從而否定了吉本斯的觀點。吉本斯與科普魯盧等學者揭開了20世紀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研究的序幕,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未得到以西歐語言為載體的主流史學術界公認。

20世紀30年代,奧地利歷史學家保羅·維特克(Paul Wittek,1894-1978,簡稱維特克)提出了“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過程進行系統梳理,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40年代至今,在論及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時,“加齊”一詞幾乎成為必須提及的詞彙。11—16世紀,“加齊”一詞在伊斯蘭世界受到廣泛使用,在各個地區具有不同含義,但往往具有宗教意味。然而,在後來創作的許多作品中,“加齊起源說”(Ghazi Thesis)中有關“聖戰”方面的內容被嚴重放大。在一些涉及該問題的通史類作品中,原先被維特克否定的奧斯曼遊牧部落起源說又被不加分辨地添加進來,造成了諸多雜糅的觀點。 因此,本文試圖在爬梳維特克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釐清“加齊起源說”的敘事範式,並歸納相關理論論爭,從而在紛繁蕪雜的理論與史料中闡釋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客觀歷史真相。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維特克對“部落起源說”的質疑•••

1937年5月,維特克受著名東方學家愛德華·丹尼森·羅斯(Edward Denison Ross)等倫敦大學校董的邀請前往倫敦,在那裡對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概述了中世紀安納托利亞的相關歷史,提出了有關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的顛覆性看法,即“加齊起源說”。維特克提出的“加齊起源說”主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奧斯曼早期歷史的敘事模式,而他本人也因“加齊起源說”而聲名鵲起。

在保羅·維特克提出“加齊起源說”之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遊牧部落,由部落產生國家。15世紀始,奧斯曼人創作了編年史料,將奧斯曼君主的祖先歸於一個部落譜系。族譜祖先是努哈(諾亞)(Noah),之後下傳五十多代至奧斯曼。而在這一譜系中,烏古思人的地位尤為突出。烏古思汗(Oghuz Khan)有六個兒子,分別是太陽汗(Gün Khan)、月亮汗(Ay Khan)、星星汗、藍天汗(Gök Khan)、高山汗(Dagh Khan)與大海汗(Deniz Khan),他們各育有四子,形成烏古思24支部落。奧斯曼人將自己的祖先歸於太陽汗,以及他的長子卡依,意味著奧斯曼人出身於烏古思汗長子長孫的譜系。

一些編年史稱,卡依的後代、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Sulayman)原是馬罕(Mahan)地區的統治者,由於蒙古人入侵被迫帶領族人遠走他鄉。蘇萊曼在渡過阿勒頗賈巴爾(Ja'ber)城堡附近的幼發拉底河時溺水身亡,其子埃爾託格魯爾(Ertoghrul)率領族人進入安納托利亞,棲身於埃斯基謝希爾(Eskishehir)附近拜占庭與塞爾柱的邊境地帶。其子奧斯曼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奧斯曼帝國。以上便是15世紀以來,奧斯曼人對於自身來源與國家形成的主要看法。儘管存在各種不同版本,但基本的說法皆是奧斯曼君主出身於烏古思汗的譜系。由於烏古思人被認為是原居中亞地區的土耳其/突厥遊牧人群,因此奧斯曼人的起源問題便與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聯繫在了一起。在維特克之前,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即從這種部落起源說出發來解釋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

維特克對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持否定態度。他發現15世紀奧斯曼編年史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太陽汗和藍天汗兩種自相矛盾的歷史記錄。由於作者無法辨別兩者孰對孰錯,甚至有的編年史中出現將兩種譜系並置的現象。很多編年史中並未出現對奧斯曼祖父蘇萊曼的記載,而上文提到的相關敘述更像是11世紀,塞爾柱王公蘇萊曼· 本·古塔魯米什(Sulayman ibn Kutlumush)故事的翻版,這位蘇萊曼在塞爾柱與拜占庭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成為塞爾柱在羅姆地區的素丹。他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1095—1099年)後從安納托利亞返回敘利亞,並在阿勒頗附近的戰鬥中取得了一次勝利,不久就陣亡了,但並非溺亡,而其子克勒赤·阿斯蘭是在這裡的哈布爾(Khabur)河(即幼發拉底河)溺亡的,哈布爾可能在後來訛傳成了賈巴爾(Ja’ber)。除此之外,維特克發現在15世紀及之前對奧斯曼祖先的追述中,還出現了奧斯曼人起源於阿拉伯人的說法,甚至存在奧斯曼是拜占庭科穆寧王朝王室後裔的歷史記載。可以說,從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開始,之上的奧斯曼譜系皆存在被後人編改的嫌疑,因此,並不能被視作真實存在的歷史。

另一方面,維特克從歷史上遊牧部落形成國家的角度出發,佐證他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的否定。他解釋道:

“的確,在已知的歷史中,遊牧部落曾經建立過許多勢力強大的政權,但沒有一個能像奧斯曼帝國延續如此長的時間。……(遊牧部落)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發展壯大的,沉湎於內部鬥爭,一些部落凌駕於其他部落,並迫使其他部落屈服,逐漸形成一個統一集團(single unit)。……而據我們瞭解,13世紀,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遊牧部落(nomadic Turkish tribes)之間並未發生激烈鬥爭。此外,儘管奧斯曼人認為相較於我們來說,他們的擴張速度已經很快了,但是,相比於遊牧者入侵的速度——例如,蒙古人,他們還是相差甚遠。”

之所以研究者可以在15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資料中發現遊牧部落的蛛絲馬跡,原因在於奧斯曼帝國所吞併的安納托利亞諸國中存在部分部落民,這些部落民原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維特克發現,奧斯曼編年史記載,奧斯曼的敵國格爾米楊(Germiyan)中有一群人被稱為“恰夫達爾韃靼” (“çavdar/Tshaudar Tatars”)。“恰夫達爾”(çavdar)一詞可能由“札兀勒都兒”(çavuldur)一詞演變而來,也就是說,“恰夫達爾韃靼”是藍天汗的後代,他們在被奧斯曼人征服後融入後者之中,這或許是後來的編年史中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藍天汗的主要原因。奧斯曼人自身沒有任何與這種傳統一樣的起源,其僅僅是在後來才被引入他們的歷史中的。因此,不可能找到奧斯曼帝國與部落的自然聯繫,其必定建立於其他基礎之上,而保羅·維特克認為這一新的基礎就是“加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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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尚未達成共識。維特克在質疑奧斯曼帝國“部落起源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加齊起源說”的解釋架構,即認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一個“邊疆社會”中的“加齊團體”,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因而最終形成帝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加齊起源說”的詮釋路徑進行批判和否定。“加齊起源說”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某一維度與思考命題的不同層面。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誕生於此的奧斯曼早期國家亦具有這種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關鍵詞 維特克 加齊起源說 奧斯曼 早期國家 部落理論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歐美和土耳其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的研究已經過了長期論爭,但尚未達成共識。國內學者涉及該問題時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正如斯坦福·肖所說: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雖然一直吸引歷史專業的學者,但由於缺乏同時期的史料文獻,以及後人對這件事件的描述相互牴觸,因而要做一個權威性的記述很困難,另外,奧斯曼人對自身起源的虛構也對該問題的探討造成了極大困擾。戴維森也認為:“土耳其民族的早期歷史,有很大一部分相當含糊。有些含糊之處靠神話傳說,或是通過添枝加葉地虛構事實而整理成章的。”

國內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中亞地區的一個突厥遊牧部落。13世紀受蒙古西侵的影響,該部落離開呼羅珊,遷至兩河流域的上游。在部落首領蘇萊曼死後,其子額爾圖格魯爾率部依附於羅姆素丹國。額爾圖格魯爾死後,在13世紀末,其子奧斯曼創建奧斯曼埃米爾國。奧斯曼早期國家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衝突與交往的產物,動因則是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候條件的不斷變化。此外,相關作品尤為關注“聖戰”在奧斯曼早期國家興起中的作用,例如,有學者主張“奧斯曼人的國家脫胎於穆斯林在小亞細亞半島發動的聖戰實踐,奧斯曼國家的興起可謂小亞細亞半島穆斯林聖戰實踐的邏輯結果”。

在奧斯曼早期國家建立近百年後(14世紀末),奧斯曼人開始關注自身國家的起源問題。阿赫麥迪(Ahmedi)(1334/1335—1412年)的《伊斯坎德記》是敘述奧斯曼早期歷史的詩歌作品。阿舍克帕夏扎代等史學家的作品與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相關。至15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官方認可奧斯曼人起源於烏古思汗的說法,認為奧斯曼君主與烏古思汗是一種歷史繼承的邏輯關係。

15、16世紀,西方史學家開始收集了有關奧斯曼王室起源和形成的史料與傳說,如拜占庭坎塔庫澤努斯家族(Contacuzene)後裔西奧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等。17、18世紀,伏爾泰、愛德華·吉本等史家敘述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簡要過程。

20世紀,學術界開始對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進行系統考察。1916年,美國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Gibbons)認為,奧斯曼人是一個由皈依伊斯蘭教的希臘人、巴爾幹斯拉夫人與土耳其人混合而成的種族,繼承了拜占庭的行政體系從而形成了一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上,吉本斯認為歐洲因素起了關鍵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歷史學家、政治家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指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人部落(Turkish tribes)。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採用了塞爾柱羅姆素丹國與伊爾汗國的行政體系,從而否定了吉本斯的觀點。吉本斯與科普魯盧等學者揭開了20世紀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研究的序幕,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未得到以西歐語言為載體的主流史學術界公認。

20世紀30年代,奧地利歷史學家保羅·維特克(Paul Wittek,1894-1978,簡稱維特克)提出了“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過程進行系統梳理,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40年代至今,在論及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時,“加齊”一詞幾乎成為必須提及的詞彙。11—16世紀,“加齊”一詞在伊斯蘭世界受到廣泛使用,在各個地區具有不同含義,但往往具有宗教意味。然而,在後來創作的許多作品中,“加齊起源說”(Ghazi Thesis)中有關“聖戰”方面的內容被嚴重放大。在一些涉及該問題的通史類作品中,原先被維特克否定的奧斯曼遊牧部落起源說又被不加分辨地添加進來,造成了諸多雜糅的觀點。 因此,本文試圖在爬梳維特克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釐清“加齊起源說”的敘事範式,並歸納相關理論論爭,從而在紛繁蕪雜的理論與史料中闡釋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客觀歷史真相。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維特克對“部落起源說”的質疑•••

1937年5月,維特克受著名東方學家愛德華·丹尼森·羅斯(Edward Denison Ross)等倫敦大學校董的邀請前往倫敦,在那裡對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概述了中世紀安納托利亞的相關歷史,提出了有關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的顛覆性看法,即“加齊起源說”。維特克提出的“加齊起源說”主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奧斯曼早期歷史的敘事模式,而他本人也因“加齊起源說”而聲名鵲起。

在保羅·維特克提出“加齊起源說”之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遊牧部落,由部落產生國家。15世紀始,奧斯曼人創作了編年史料,將奧斯曼君主的祖先歸於一個部落譜系。族譜祖先是努哈(諾亞)(Noah),之後下傳五十多代至奧斯曼。而在這一譜系中,烏古思人的地位尤為突出。烏古思汗(Oghuz Khan)有六個兒子,分別是太陽汗(Gün Khan)、月亮汗(Ay Khan)、星星汗、藍天汗(Gök Khan)、高山汗(Dagh Khan)與大海汗(Deniz Khan),他們各育有四子,形成烏古思24支部落。奧斯曼人將自己的祖先歸於太陽汗,以及他的長子卡依,意味著奧斯曼人出身於烏古思汗長子長孫的譜系。

一些編年史稱,卡依的後代、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Sulayman)原是馬罕(Mahan)地區的統治者,由於蒙古人入侵被迫帶領族人遠走他鄉。蘇萊曼在渡過阿勒頗賈巴爾(Ja'ber)城堡附近的幼發拉底河時溺水身亡,其子埃爾託格魯爾(Ertoghrul)率領族人進入安納托利亞,棲身於埃斯基謝希爾(Eskishehir)附近拜占庭與塞爾柱的邊境地帶。其子奧斯曼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奧斯曼帝國。以上便是15世紀以來,奧斯曼人對於自身來源與國家形成的主要看法。儘管存在各種不同版本,但基本的說法皆是奧斯曼君主出身於烏古思汗的譜系。由於烏古思人被認為是原居中亞地區的土耳其/突厥遊牧人群,因此奧斯曼人的起源問題便與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聯繫在了一起。在維特克之前,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即從這種部落起源說出發來解釋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

維特克對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持否定態度。他發現15世紀奧斯曼編年史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太陽汗和藍天汗兩種自相矛盾的歷史記錄。由於作者無法辨別兩者孰對孰錯,甚至有的編年史中出現將兩種譜系並置的現象。很多編年史中並未出現對奧斯曼祖父蘇萊曼的記載,而上文提到的相關敘述更像是11世紀,塞爾柱王公蘇萊曼· 本·古塔魯米什(Sulayman ibn Kutlumush)故事的翻版,這位蘇萊曼在塞爾柱與拜占庭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成為塞爾柱在羅姆地區的素丹。他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1095—1099年)後從安納托利亞返回敘利亞,並在阿勒頗附近的戰鬥中取得了一次勝利,不久就陣亡了,但並非溺亡,而其子克勒赤·阿斯蘭是在這裡的哈布爾(Khabur)河(即幼發拉底河)溺亡的,哈布爾可能在後來訛傳成了賈巴爾(Ja’ber)。除此之外,維特克發現在15世紀及之前對奧斯曼祖先的追述中,還出現了奧斯曼人起源於阿拉伯人的說法,甚至存在奧斯曼是拜占庭科穆寧王朝王室後裔的歷史記載。可以說,從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開始,之上的奧斯曼譜系皆存在被後人編改的嫌疑,因此,並不能被視作真實存在的歷史。

另一方面,維特克從歷史上遊牧部落形成國家的角度出發,佐證他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的否定。他解釋道:

“的確,在已知的歷史中,遊牧部落曾經建立過許多勢力強大的政權,但沒有一個能像奧斯曼帝國延續如此長的時間。……(遊牧部落)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發展壯大的,沉湎於內部鬥爭,一些部落凌駕於其他部落,並迫使其他部落屈服,逐漸形成一個統一集團(single unit)。……而據我們瞭解,13世紀,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遊牧部落(nomadic Turkish tribes)之間並未發生激烈鬥爭。此外,儘管奧斯曼人認為相較於我們來說,他們的擴張速度已經很快了,但是,相比於遊牧者入侵的速度——例如,蒙古人,他們還是相差甚遠。”

之所以研究者可以在15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資料中發現遊牧部落的蛛絲馬跡,原因在於奧斯曼帝國所吞併的安納托利亞諸國中存在部分部落民,這些部落民原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維特克發現,奧斯曼編年史記載,奧斯曼的敵國格爾米楊(Germiyan)中有一群人被稱為“恰夫達爾韃靼” (“çavdar/Tshaudar Tatars”)。“恰夫達爾”(çavdar)一詞可能由“札兀勒都兒”(çavuldur)一詞演變而來,也就是說,“恰夫達爾韃靼”是藍天汗的後代,他們在被奧斯曼人征服後融入後者之中,這或許是後來的編年史中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藍天汗的主要原因。奧斯曼人自身沒有任何與這種傳統一樣的起源,其僅僅是在後來才被引入他們的歷史中的。因此,不可能找到奧斯曼帝國與部落的自然聯繫,其必定建立於其他基礎之上,而保羅·維特克認為這一新的基礎就是“加齊”。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解釋•••

在否定奧斯曼帝國的部落起源說後,維特克轉而認為,奧斯曼早期國家是由“加齊團體”保羅·維特克稱“‘加齊團體’建立的,“加齊”是一種邊疆戰士團體,從事攻擊異教徒的“聖戰”。

第一,維特克闡釋了什麼是“加齊”。“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奧斯曼帝國正是建立在“加齊團體”的之上。維特克發現在布爾薩清真寺的1337年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布爾薩於1326年被奧爾汗佔領,是奧斯曼人的第一個首都,1337年時布爾薩正處於奧爾汗統治之下)其顯示出當時奧斯曼統治者的頭銜為“素丹,加齊們的素丹之子,加齊,加齊之子,大地貴族,世界英雄……奧斯曼之子奧爾汗”(Sultan, son of the Sultan of the Ghâzîs, Ghâzî, son of Ghâzî, marquis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而對於銘文中的“加齊”是什麼,維特克引用了14、15世紀奧斯曼詩人阿赫麥迪(Ahmedi)創作的詩歌《伊斯坎德記》中的段落加以解釋:

“加齊(Ghazi)是安拉宗教的工具,是清掃多神教(伊斯蘭教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視為多神教——保羅·維特克注)以淨化大地的真主之僕;加齊是真主之劍,是信仰者的保護者與庇護者。如果他為主道而犧牲,請不要認為他已經死了——他住進了安拉的至福之所,他獲得了永恆的生命。”

阿赫麥迪的詩歌顯示“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維特克對此內涵加以採用,不過,維特克之後為“加齊”賦予了更多含義,使“加齊”的內涵變得更為豐富。他提出奧斯曼國家正是建立在“加齊”的基礎之上,“他們曾是一個加齊共同體,即,穆斯林宗教的捍衛者,穆斯林邊疆戰士(march-warriors)的共同體,投身於與異教徒的戰鬥之中”。

第二,“邊疆社會”與加齊團體的形塑。維特克對“加齊”的定義以“邊疆(marches)社會”為前提。他認為,在伊斯蘭世界與異教徒領土接壤地區存在一個獨特的邊疆社會。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戰利品是邊疆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依靠力量。二是邊疆地區與內地在文化上存在差異,種族、語言呈現多元化,在政治與宗教上同內地存在漸行漸遠的張力。三是邊疆地區形成了許多戰士家族(warrior clans),這些軍人效忠於自己的首領,他們與內地政府間的關係疏遠,排斥來自內地的行政干涉,例如稅收,要求內地政府給予他們更多的榮譽,以及財政與軍事上的援助,以獲取自身更大的獨立地位。

維特克在中亞與拜占庭邊疆地帶發現了“加齊”的存在。9世紀,穆斯林的邊疆已被土耳其人/突厥人主導,他們是軍隊的主力。土耳其人/突厥人蔘與這場首次出現於呼羅珊與河間地區的“加齊運動”。維特克將“加齊”定義為與正規邊防軍相對的鬆散團體,他們受到聖戰思想的感召,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戰利品。

第三,羅姆的素丹國與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興衰。11世紀初,土耳其人/突厥人的烏古思部落興起了移民運動,阿拉伯帝國與拜占庭邊疆地帶上的“加齊”力量因此劇增。烏古思人因塞爾柱王朝封地的吸引來到中東,他們屬於自治的軍事團體,許多部落保持遊牧生活。這些戰士群體和遊牧部落與內地王朝間的聯繫十分鬆散,並且經常給國家帶來麻煩。於是,他們自願或被國家引導,進入安納托利亞的邊疆地帶,並加入“加齊”之中,這大大增強了“加齊”們的軍事力量。在1071年的曼奇克特之戰前,他們甚至劫掠了塞巴斯蒂亞(Sebastia)(今錫瓦斯,Sivas),凱撒利亞(Caesarea,今開塞利,Kayseri)與伊康(Iconium)(今科尼亞,Konya)等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大型城市。

1071年,拜占庭帝國在曼奇克特戰役中被塞爾柱素丹國打敗,陷入混亂之中,其邊防線處於崩潰狀態,這使“加齊”們的進攻更加猛烈,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群體加入。“加齊”仍具有的邊疆戰士的屬性,不同於純粹的土耳其人/突厥人與部落民,混合了邊疆地帶的不同文化,因此他們的佔領未導致當地文化的割裂。曼奇克特之戰後,塞爾柱王公蘇萊曼在此建立了國家,即後來史家所稱的羅姆素丹國(Sultanate of Rum)或羅姆的塞爾柱(Seljuks of Rum)。但在建國初期,塞爾柱羅姆素丹們的主要興趣在於奪取敘利亞、兩河流域等舊有的穆斯林統治區。而與此同時,“加齊”們建立了達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s)。這是一個保持濃厚“加齊特性”的國家,致力於在安納托利亞地區佔領敵國領土,始終未能建立起完備的行政組織。

12世紀中葉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動,“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處境逐漸惡化。在經歷多次失敗後,羅姆素丹國放棄了對伊斯蘭核心區域的爭奪,遷都科尼亞。此後,羅姆素丹國投入於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爭奪中,與達尼什曼德王朝進行角逐。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之後,拜占庭帝國在安納托利亞的防線得以鞏固,“加齊”們停止入侵,以戰利品為經濟基礎的達尼什曼德王朝發生內訌。而羅姆素丹國則因以下兩種因素興起:一是吸收了城市伊斯蘭行政體系,這意味著其可以有效經營所佔土地;二是其高貴的王室身份吸引了大量來自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與伊朗的神學家、商人與工匠。達尼什曼德王朝在與羅姆素丹國的競爭中落敗,大約亡於1180年。

第四,12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間的“邊疆社會”。儘管“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最終崩潰,但小亞細亞的“加齊運動”並未因此停息。羅姆素丹國佔據了達尼什曼德王朝的大部分地區,並與拜占庭帝國形成對峙狀態。由於雙方勢均力敵,邊境線逐漸穩定下來,結果在兩者的邊境地帶形成了一個“邊疆社會”。在羅姆素丹國這邊,邊疆戰士被稱為“邊疆土耳其人”(‘Turks of the uj’)或“土庫曼人”(Turkomans),這些土庫曼人中既包含前達尼什曼德王朝的遺民,也包含遊牧的部落民。他們在邊疆地區的山地找到了合適的居所,並不斷威脅著拜占庭國土的安全,而許多土庫曼人也加入“加齊”行列。

12世紀末13世紀初,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先後陷入內亂,二者邊疆地帶的封建主試圖建立獨立的政權。不過,第四次十字軍戰爭(1202—1204年)間接促進了拜占庭對邊疆地區的控制。1204年,十字軍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被迫遷都尼西亞(今伊茲尼克)。由於拜占庭帝國全部精力投入到安納托利亞,因此邊疆防線得到鞏固,土庫曼人與“加齊”的襲擊與劫掠變得越來越得不償失。1204年,羅姆素丹國的篡位者魯克納丁(Rukneddin)死後,流亡拜占庭的凱克霍斯婁(Kaikhosrou)在拜占庭與土耳其人邊疆首領的援助下回國繼位。凱克霍斯婁素丹與拜占庭皇帝關係良好,兩國大體進入和平的時期。“加齊團體”轉向進攻別的異教徒國家,如位於小亞細亞東南部的亞美尼亞人政權(Little Arm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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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尚未達成共識。維特克在質疑奧斯曼帝國“部落起源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加齊起源說”的解釋架構,即認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一個“邊疆社會”中的“加齊團體”,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因而最終形成帝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加齊起源說”的詮釋路徑進行批判和否定。“加齊起源說”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某一維度與思考命題的不同層面。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誕生於此的奧斯曼早期國家亦具有這種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關鍵詞 維特克 加齊起源說 奧斯曼 早期國家 部落理論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歐美和土耳其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的研究已經過了長期論爭,但尚未達成共識。國內學者涉及該問題時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正如斯坦福·肖所說: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雖然一直吸引歷史專業的學者,但由於缺乏同時期的史料文獻,以及後人對這件事件的描述相互牴觸,因而要做一個權威性的記述很困難,另外,奧斯曼人對自身起源的虛構也對該問題的探討造成了極大困擾。戴維森也認為:“土耳其民族的早期歷史,有很大一部分相當含糊。有些含糊之處靠神話傳說,或是通過添枝加葉地虛構事實而整理成章的。”

國內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中亞地區的一個突厥遊牧部落。13世紀受蒙古西侵的影響,該部落離開呼羅珊,遷至兩河流域的上游。在部落首領蘇萊曼死後,其子額爾圖格魯爾率部依附於羅姆素丹國。額爾圖格魯爾死後,在13世紀末,其子奧斯曼創建奧斯曼埃米爾國。奧斯曼早期國家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衝突與交往的產物,動因則是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候條件的不斷變化。此外,相關作品尤為關注“聖戰”在奧斯曼早期國家興起中的作用,例如,有學者主張“奧斯曼人的國家脫胎於穆斯林在小亞細亞半島發動的聖戰實踐,奧斯曼國家的興起可謂小亞細亞半島穆斯林聖戰實踐的邏輯結果”。

在奧斯曼早期國家建立近百年後(14世紀末),奧斯曼人開始關注自身國家的起源問題。阿赫麥迪(Ahmedi)(1334/1335—1412年)的《伊斯坎德記》是敘述奧斯曼早期歷史的詩歌作品。阿舍克帕夏扎代等史學家的作品與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相關。至15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官方認可奧斯曼人起源於烏古思汗的說法,認為奧斯曼君主與烏古思汗是一種歷史繼承的邏輯關係。

15、16世紀,西方史學家開始收集了有關奧斯曼王室起源和形成的史料與傳說,如拜占庭坎塔庫澤努斯家族(Contacuzene)後裔西奧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等。17、18世紀,伏爾泰、愛德華·吉本等史家敘述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簡要過程。

20世紀,學術界開始對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進行系統考察。1916年,美國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Gibbons)認為,奧斯曼人是一個由皈依伊斯蘭教的希臘人、巴爾幹斯拉夫人與土耳其人混合而成的種族,繼承了拜占庭的行政體系從而形成了一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上,吉本斯認為歐洲因素起了關鍵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歷史學家、政治家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指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人部落(Turkish tribes)。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採用了塞爾柱羅姆素丹國與伊爾汗國的行政體系,從而否定了吉本斯的觀點。吉本斯與科普魯盧等學者揭開了20世紀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研究的序幕,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未得到以西歐語言為載體的主流史學術界公認。

20世紀30年代,奧地利歷史學家保羅·維特克(Paul Wittek,1894-1978,簡稱維特克)提出了“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過程進行系統梳理,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40年代至今,在論及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時,“加齊”一詞幾乎成為必須提及的詞彙。11—16世紀,“加齊”一詞在伊斯蘭世界受到廣泛使用,在各個地區具有不同含義,但往往具有宗教意味。然而,在後來創作的許多作品中,“加齊起源說”(Ghazi Thesis)中有關“聖戰”方面的內容被嚴重放大。在一些涉及該問題的通史類作品中,原先被維特克否定的奧斯曼遊牧部落起源說又被不加分辨地添加進來,造成了諸多雜糅的觀點。 因此,本文試圖在爬梳維特克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釐清“加齊起源說”的敘事範式,並歸納相關理論論爭,從而在紛繁蕪雜的理論與史料中闡釋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客觀歷史真相。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維特克對“部落起源說”的質疑•••

1937年5月,維特克受著名東方學家愛德華·丹尼森·羅斯(Edward Denison Ross)等倫敦大學校董的邀請前往倫敦,在那裡對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概述了中世紀安納托利亞的相關歷史,提出了有關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的顛覆性看法,即“加齊起源說”。維特克提出的“加齊起源說”主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奧斯曼早期歷史的敘事模式,而他本人也因“加齊起源說”而聲名鵲起。

在保羅·維特克提出“加齊起源說”之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遊牧部落,由部落產生國家。15世紀始,奧斯曼人創作了編年史料,將奧斯曼君主的祖先歸於一個部落譜系。族譜祖先是努哈(諾亞)(Noah),之後下傳五十多代至奧斯曼。而在這一譜系中,烏古思人的地位尤為突出。烏古思汗(Oghuz Khan)有六個兒子,分別是太陽汗(Gün Khan)、月亮汗(Ay Khan)、星星汗、藍天汗(Gök Khan)、高山汗(Dagh Khan)與大海汗(Deniz Khan),他們各育有四子,形成烏古思24支部落。奧斯曼人將自己的祖先歸於太陽汗,以及他的長子卡依,意味著奧斯曼人出身於烏古思汗長子長孫的譜系。

一些編年史稱,卡依的後代、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Sulayman)原是馬罕(Mahan)地區的統治者,由於蒙古人入侵被迫帶領族人遠走他鄉。蘇萊曼在渡過阿勒頗賈巴爾(Ja'ber)城堡附近的幼發拉底河時溺水身亡,其子埃爾託格魯爾(Ertoghrul)率領族人進入安納托利亞,棲身於埃斯基謝希爾(Eskishehir)附近拜占庭與塞爾柱的邊境地帶。其子奧斯曼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奧斯曼帝國。以上便是15世紀以來,奧斯曼人對於自身來源與國家形成的主要看法。儘管存在各種不同版本,但基本的說法皆是奧斯曼君主出身於烏古思汗的譜系。由於烏古思人被認為是原居中亞地區的土耳其/突厥遊牧人群,因此奧斯曼人的起源問題便與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聯繫在了一起。在維特克之前,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即從這種部落起源說出發來解釋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

維特克對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持否定態度。他發現15世紀奧斯曼編年史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太陽汗和藍天汗兩種自相矛盾的歷史記錄。由於作者無法辨別兩者孰對孰錯,甚至有的編年史中出現將兩種譜系並置的現象。很多編年史中並未出現對奧斯曼祖父蘇萊曼的記載,而上文提到的相關敘述更像是11世紀,塞爾柱王公蘇萊曼· 本·古塔魯米什(Sulayman ibn Kutlumush)故事的翻版,這位蘇萊曼在塞爾柱與拜占庭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成為塞爾柱在羅姆地區的素丹。他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1095—1099年)後從安納托利亞返回敘利亞,並在阿勒頗附近的戰鬥中取得了一次勝利,不久就陣亡了,但並非溺亡,而其子克勒赤·阿斯蘭是在這裡的哈布爾(Khabur)河(即幼發拉底河)溺亡的,哈布爾可能在後來訛傳成了賈巴爾(Ja’ber)。除此之外,維特克發現在15世紀及之前對奧斯曼祖先的追述中,還出現了奧斯曼人起源於阿拉伯人的說法,甚至存在奧斯曼是拜占庭科穆寧王朝王室後裔的歷史記載。可以說,從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開始,之上的奧斯曼譜系皆存在被後人編改的嫌疑,因此,並不能被視作真實存在的歷史。

另一方面,維特克從歷史上遊牧部落形成國家的角度出發,佐證他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的否定。他解釋道:

“的確,在已知的歷史中,遊牧部落曾經建立過許多勢力強大的政權,但沒有一個能像奧斯曼帝國延續如此長的時間。……(遊牧部落)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發展壯大的,沉湎於內部鬥爭,一些部落凌駕於其他部落,並迫使其他部落屈服,逐漸形成一個統一集團(single unit)。……而據我們瞭解,13世紀,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遊牧部落(nomadic Turkish tribes)之間並未發生激烈鬥爭。此外,儘管奧斯曼人認為相較於我們來說,他們的擴張速度已經很快了,但是,相比於遊牧者入侵的速度——例如,蒙古人,他們還是相差甚遠。”

之所以研究者可以在15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資料中發現遊牧部落的蛛絲馬跡,原因在於奧斯曼帝國所吞併的安納托利亞諸國中存在部分部落民,這些部落民原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維特克發現,奧斯曼編年史記載,奧斯曼的敵國格爾米楊(Germiyan)中有一群人被稱為“恰夫達爾韃靼” (“çavdar/Tshaudar Tatars”)。“恰夫達爾”(çavdar)一詞可能由“札兀勒都兒”(çavuldur)一詞演變而來,也就是說,“恰夫達爾韃靼”是藍天汗的後代,他們在被奧斯曼人征服後融入後者之中,這或許是後來的編年史中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藍天汗的主要原因。奧斯曼人自身沒有任何與這種傳統一樣的起源,其僅僅是在後來才被引入他們的歷史中的。因此,不可能找到奧斯曼帝國與部落的自然聯繫,其必定建立於其他基礎之上,而保羅·維特克認為這一新的基礎就是“加齊”。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解釋•••

在否定奧斯曼帝國的部落起源說後,維特克轉而認為,奧斯曼早期國家是由“加齊團體”保羅·維特克稱“‘加齊團體’建立的,“加齊”是一種邊疆戰士團體,從事攻擊異教徒的“聖戰”。

第一,維特克闡釋了什麼是“加齊”。“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奧斯曼帝國正是建立在“加齊團體”的之上。維特克發現在布爾薩清真寺的1337年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布爾薩於1326年被奧爾汗佔領,是奧斯曼人的第一個首都,1337年時布爾薩正處於奧爾汗統治之下)其顯示出當時奧斯曼統治者的頭銜為“素丹,加齊們的素丹之子,加齊,加齊之子,大地貴族,世界英雄……奧斯曼之子奧爾汗”(Sultan, son of the Sultan of the Ghâzîs, Ghâzî, son of Ghâzî, marquis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而對於銘文中的“加齊”是什麼,維特克引用了14、15世紀奧斯曼詩人阿赫麥迪(Ahmedi)創作的詩歌《伊斯坎德記》中的段落加以解釋:

“加齊(Ghazi)是安拉宗教的工具,是清掃多神教(伊斯蘭教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視為多神教——保羅·維特克注)以淨化大地的真主之僕;加齊是真主之劍,是信仰者的保護者與庇護者。如果他為主道而犧牲,請不要認為他已經死了——他住進了安拉的至福之所,他獲得了永恆的生命。”

阿赫麥迪的詩歌顯示“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維特克對此內涵加以採用,不過,維特克之後為“加齊”賦予了更多含義,使“加齊”的內涵變得更為豐富。他提出奧斯曼國家正是建立在“加齊”的基礎之上,“他們曾是一個加齊共同體,即,穆斯林宗教的捍衛者,穆斯林邊疆戰士(march-warriors)的共同體,投身於與異教徒的戰鬥之中”。

第二,“邊疆社會”與加齊團體的形塑。維特克對“加齊”的定義以“邊疆(marches)社會”為前提。他認為,在伊斯蘭世界與異教徒領土接壤地區存在一個獨特的邊疆社會。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戰利品是邊疆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依靠力量。二是邊疆地區與內地在文化上存在差異,種族、語言呈現多元化,在政治與宗教上同內地存在漸行漸遠的張力。三是邊疆地區形成了許多戰士家族(warrior clans),這些軍人效忠於自己的首領,他們與內地政府間的關係疏遠,排斥來自內地的行政干涉,例如稅收,要求內地政府給予他們更多的榮譽,以及財政與軍事上的援助,以獲取自身更大的獨立地位。

維特克在中亞與拜占庭邊疆地帶發現了“加齊”的存在。9世紀,穆斯林的邊疆已被土耳其人/突厥人主導,他們是軍隊的主力。土耳其人/突厥人蔘與這場首次出現於呼羅珊與河間地區的“加齊運動”。維特克將“加齊”定義為與正規邊防軍相對的鬆散團體,他們受到聖戰思想的感召,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戰利品。

第三,羅姆的素丹國與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興衰。11世紀初,土耳其人/突厥人的烏古思部落興起了移民運動,阿拉伯帝國與拜占庭邊疆地帶上的“加齊”力量因此劇增。烏古思人因塞爾柱王朝封地的吸引來到中東,他們屬於自治的軍事團體,許多部落保持遊牧生活。這些戰士群體和遊牧部落與內地王朝間的聯繫十分鬆散,並且經常給國家帶來麻煩。於是,他們自願或被國家引導,進入安納托利亞的邊疆地帶,並加入“加齊”之中,這大大增強了“加齊”們的軍事力量。在1071年的曼奇克特之戰前,他們甚至劫掠了塞巴斯蒂亞(Sebastia)(今錫瓦斯,Sivas),凱撒利亞(Caesarea,今開塞利,Kayseri)與伊康(Iconium)(今科尼亞,Konya)等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大型城市。

1071年,拜占庭帝國在曼奇克特戰役中被塞爾柱素丹國打敗,陷入混亂之中,其邊防線處於崩潰狀態,這使“加齊”們的進攻更加猛烈,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群體加入。“加齊”仍具有的邊疆戰士的屬性,不同於純粹的土耳其人/突厥人與部落民,混合了邊疆地帶的不同文化,因此他們的佔領未導致當地文化的割裂。曼奇克特之戰後,塞爾柱王公蘇萊曼在此建立了國家,即後來史家所稱的羅姆素丹國(Sultanate of Rum)或羅姆的塞爾柱(Seljuks of Rum)。但在建國初期,塞爾柱羅姆素丹們的主要興趣在於奪取敘利亞、兩河流域等舊有的穆斯林統治區。而與此同時,“加齊”們建立了達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s)。這是一個保持濃厚“加齊特性”的國家,致力於在安納托利亞地區佔領敵國領土,始終未能建立起完備的行政組織。

12世紀中葉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動,“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處境逐漸惡化。在經歷多次失敗後,羅姆素丹國放棄了對伊斯蘭核心區域的爭奪,遷都科尼亞。此後,羅姆素丹國投入於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爭奪中,與達尼什曼德王朝進行角逐。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之後,拜占庭帝國在安納托利亞的防線得以鞏固,“加齊”們停止入侵,以戰利品為經濟基礎的達尼什曼德王朝發生內訌。而羅姆素丹國則因以下兩種因素興起:一是吸收了城市伊斯蘭行政體系,這意味著其可以有效經營所佔土地;二是其高貴的王室身份吸引了大量來自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與伊朗的神學家、商人與工匠。達尼什曼德王朝在與羅姆素丹國的競爭中落敗,大約亡於1180年。

第四,12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間的“邊疆社會”。儘管“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最終崩潰,但小亞細亞的“加齊運動”並未因此停息。羅姆素丹國佔據了達尼什曼德王朝的大部分地區,並與拜占庭帝國形成對峙狀態。由於雙方勢均力敵,邊境線逐漸穩定下來,結果在兩者的邊境地帶形成了一個“邊疆社會”。在羅姆素丹國這邊,邊疆戰士被稱為“邊疆土耳其人”(‘Turks of the uj’)或“土庫曼人”(Turkomans),這些土庫曼人中既包含前達尼什曼德王朝的遺民,也包含遊牧的部落民。他們在邊疆地區的山地找到了合適的居所,並不斷威脅著拜占庭國土的安全,而許多土庫曼人也加入“加齊”行列。

12世紀末13世紀初,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先後陷入內亂,二者邊疆地帶的封建主試圖建立獨立的政權。不過,第四次十字軍戰爭(1202—1204年)間接促進了拜占庭對邊疆地區的控制。1204年,十字軍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被迫遷都尼西亞(今伊茲尼克)。由於拜占庭帝國全部精力投入到安納托利亞,因此邊疆防線得到鞏固,土庫曼人與“加齊”的襲擊與劫掠變得越來越得不償失。1204年,羅姆素丹國的篡位者魯克納丁(Rukneddin)死後,流亡拜占庭的凱克霍斯婁(Kaikhosrou)在拜占庭與土耳其人邊疆首領的援助下回國繼位。凱克霍斯婁素丹與拜占庭皇帝關係良好,兩國大體進入和平的時期。“加齊團體”轉向進攻別的異教徒國家,如位於小亞細亞東南部的亞美尼亞人政權(Little Armenia)。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帝國形成的解釋•••

“加齊團體”本身並非正規的軍事組織,其具有很大的鬆散性,這限制了團體的發展。13世紀,中東興起了以浮圖瓦(futuwwa)為信條的宗教運動。浮圖瓦信條與“加齊團體”結合,增強了後者的凝聚力與穩定性,成為一種與其他邊疆軍事集團相區分的獨特團體。

對於浮圖瓦,維特克是這樣解釋的:“這是一種管理標準,藉此生活中可以獲得一種道德依賴,它以神祕主義的方式理解伊斯蘭教。許多伊斯蘭社團成員將浮圖瓦作為自己的道德引領。”浮圖瓦原則類似於歐洲的騎士精神,追隨者向首領宣誓效忠,首領對追隨者授予職位。艾登王室的一位埃米爾曾被梅夫拉維(Mevlevî)德爾維希教團的謝赫任命為“加齊們的素丹”。他從謝赫的手中接受了戰棍(war-club),並將其置於頭頂,並宣佈:“憑此戰棍,我將首先確保堅忍、剋制怒火,然後殺死所有與信仰為敵的人。”這場儀式意味著埃米爾接受謝赫為其“長老”,表明“加齊團體”內部成員間具有權利與義務關係。

在中東地區,以浮圖瓦原則成立的第一個團體是艾希(Akhîs)兄弟會,主要成員是工匠與商人,得到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納斯爾(al-Nasir)(1180—1225年)的支持。他希望憑藉兄弟會的力量重新獲得世俗權力,並抗擊十字軍。哈里發的支持使浮圖瓦信條與兄弟會組織在中東地區流行起來,並傳入小亞細亞地區。浮圖瓦原則與“加齊”結合在一起,增強了“加齊團體”的凝聚力與穩定性。這樣,“加齊團體”成為一種類似於“聖戰者騎士團”的組織,團體成員向其首領宣誓效忠,首領帶領他們掠奪戰利品。

13世紀,由於蒙古人入侵,大量土耳其遊牧部落(tribes of Turkish nomades)與散兵遊勇組成的軍事團體進入羅姆素丹國和邊疆地區,造成該地區的失控。1239年前後,土庫曼人中爆發了一場名為巴巴·依沙克(Baba Ishak)的宗教與社會動亂。這場運動造成羅姆國家與邊疆地區的進一步疏離,削弱了國家實力。1243年,羅姆素丹國被蒙古軍隊擊敗,後淪為附庸。

在蒙古人入侵時期,“加齊團體”的力量大增,其原因有三:一是羅姆素丹國內逃難的將領與才俊成為“加齊”中的領袖。二是伊朗與中亞的德爾維希等宗教人士也加入到“加齊團體”之中,他們傳播的教義被正統宗教視為異端,在內地城鎮得不到歡迎,被迫逃至邊疆。他們的到來滿足了“加齊”們的宗教需求,再度點燃了“加齊”們進攻異教徒的熱情。三是蒙古人入侵造成大量難民作為人口補充,邊疆戰士的實力大增,對拜占庭的進攻越發凶猛。

1261年,拜占庭帝國收復了君士坦丁堡,因此將其主要精力轉向巴爾幹方向,而對於安納托利亞邊疆地區則疏於管理,防禦設施年久失修。巴列奧略王朝(Palaeologoi)的經濟政策使士兵-農民感到不滿,致拜占庭邊防軍抵抗意志下降,甚至叛國投敵,揮師倒戈。到13世紀末,安納托利亞西部興起諸多土耳其人政權,維特克認為其皆由“加齊團體”建立,稱這些政權為“加齊埃米爾國”(Ghazîemirate),其中就包括奧斯曼早期國家。

維特克認為,13世紀末建立的這些“加齊國家”存在固有問題,即它們由純粹的戰士集團建立,以戰利品為經濟基礎,同時缺乏管理國家的技能,而一旦達到掠奪的極限,也就是說,缺乏可供繼續掠奪的敵國領土,或敵人過於強大而使掠奪得不償失時,這些“加齊國家”便會陷於內亂之中,這是維特克所認為的“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那麼,為何奧斯曼人的“加齊國家”擺脫了類似的命運,並不斷髮展壯大,最終成為一個帝國?維特克認為原因在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其影響則是:一方面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加齊團體”投入他們的麾下;另一方面,也為奧斯曼國家的轉型提供了時間。奧斯曼國家位於君士坦丁堡至科尼亞的貿易路線上,奧斯曼人與原羅姆素丹國長期保持聯繫,以烏萊瑪為主要載體的伊斯蘭城市文化被不斷吸納進奧斯曼國家之中,並在奧斯曼人佔領布爾薩等城市後,迅速主導這些城市,他們通過自身的行政技能使城市得以正常運轉,為奧斯曼統治者收繳獲得被佔者的貢賦。也就是說,奧斯曼早期國家此時已完成了從“加齊國家”向真正國家的蛻變。到進攻巴爾幹時,其已經與以往的“加齊運動”不同,這些行動不再是由獨立的“加齊團體”採取的自發行動,而是由深謀遠慮、組織良好的國家組織發起。

維特克原版的“加齊理論”幾乎完全否定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於遊牧部落的說法,轉而認為其建立在“加齊團體”的基礎之上。“加齊”是邊疆戰士的一類,受到“伊斯蘭聖戰”理念感召而投身於與異教徒的戰鬥中,而因其非正規軍隊的性質,因此組織結構鬆散,在13世紀後,由於與浮圖瓦原則的結合,團體的穩定性增強,成為一種類似於歐洲騎士團的戰士團體。同時,“加齊”具有與所有邊疆戰士相同的特性,他們以掠奪戰利品為生,是純粹的戰士團體,缺乏從事經濟生產的技能,而長期的邊疆生活使他們與內地關係疏遠,反而與邊界另外一側的敵人在人種、文化上越發融合,使他們從事的“聖戰”並未呈現出“要麼皈依要麼死亡”的形式。而奧斯曼早期國家之所以可以在眾多“加齊國家”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這裡處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地帶,在其他“加齊國家”迅速侵佔周邊的異教徒領土,從而陷入無戰利品可得的困境時,奧斯曼“加齊國家”附近仍存在大量可供掠奪的拜占庭領土,這使奧斯曼早期國家可以得到其他地區加齊武士源源不斷的補充;另一方面,奧斯曼人緩慢的佔領過程使其獲得了轉型的時間,在此期間,由於其與原羅姆素丹國內地聯繫緊密,因此吸收了大量具有行政管理技能的城市伊斯蘭教人員,這使奧斯曼人可以將所佔拜占庭城市迅速運轉起來,從而為奧斯曼人提供戰利品之外的經濟來源。這種混合的特性並未掩蓋奧斯曼的“加齊”性質(“聖戰”與文化融合性),其推動奧斯曼早期國家不斷擴張,最終成為一個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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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尚未達成共識。維特克在質疑奧斯曼帝國“部落起源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加齊起源說”的解釋架構,即認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一個“邊疆社會”中的“加齊團體”,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因而最終形成帝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加齊起源說”的詮釋路徑進行批判和否定。“加齊起源說”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某一維度與思考命題的不同層面。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誕生於此的奧斯曼早期國家亦具有這種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關鍵詞 維特克 加齊起源說 奧斯曼 早期國家 部落理論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歐美和土耳其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的研究已經過了長期論爭,但尚未達成共識。國內學者涉及該問題時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正如斯坦福·肖所說: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雖然一直吸引歷史專業的學者,但由於缺乏同時期的史料文獻,以及後人對這件事件的描述相互牴觸,因而要做一個權威性的記述很困難,另外,奧斯曼人對自身起源的虛構也對該問題的探討造成了極大困擾。戴維森也認為:“土耳其民族的早期歷史,有很大一部分相當含糊。有些含糊之處靠神話傳說,或是通過添枝加葉地虛構事實而整理成章的。”

國內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中亞地區的一個突厥遊牧部落。13世紀受蒙古西侵的影響,該部落離開呼羅珊,遷至兩河流域的上游。在部落首領蘇萊曼死後,其子額爾圖格魯爾率部依附於羅姆素丹國。額爾圖格魯爾死後,在13世紀末,其子奧斯曼創建奧斯曼埃米爾國。奧斯曼早期國家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衝突與交往的產物,動因則是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候條件的不斷變化。此外,相關作品尤為關注“聖戰”在奧斯曼早期國家興起中的作用,例如,有學者主張“奧斯曼人的國家脫胎於穆斯林在小亞細亞半島發動的聖戰實踐,奧斯曼國家的興起可謂小亞細亞半島穆斯林聖戰實踐的邏輯結果”。

在奧斯曼早期國家建立近百年後(14世紀末),奧斯曼人開始關注自身國家的起源問題。阿赫麥迪(Ahmedi)(1334/1335—1412年)的《伊斯坎德記》是敘述奧斯曼早期歷史的詩歌作品。阿舍克帕夏扎代等史學家的作品與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相關。至15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官方認可奧斯曼人起源於烏古思汗的說法,認為奧斯曼君主與烏古思汗是一種歷史繼承的邏輯關係。

15、16世紀,西方史學家開始收集了有關奧斯曼王室起源和形成的史料與傳說,如拜占庭坎塔庫澤努斯家族(Contacuzene)後裔西奧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等。17、18世紀,伏爾泰、愛德華·吉本等史家敘述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簡要過程。

20世紀,學術界開始對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進行系統考察。1916年,美國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Gibbons)認為,奧斯曼人是一個由皈依伊斯蘭教的希臘人、巴爾幹斯拉夫人與土耳其人混合而成的種族,繼承了拜占庭的行政體系從而形成了一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上,吉本斯認為歐洲因素起了關鍵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歷史學家、政治家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指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人部落(Turkish tribes)。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採用了塞爾柱羅姆素丹國與伊爾汗國的行政體系,從而否定了吉本斯的觀點。吉本斯與科普魯盧等學者揭開了20世紀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研究的序幕,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未得到以西歐語言為載體的主流史學術界公認。

20世紀30年代,奧地利歷史學家保羅·維特克(Paul Wittek,1894-1978,簡稱維特克)提出了“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過程進行系統梳理,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40年代至今,在論及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時,“加齊”一詞幾乎成為必須提及的詞彙。11—16世紀,“加齊”一詞在伊斯蘭世界受到廣泛使用,在各個地區具有不同含義,但往往具有宗教意味。然而,在後來創作的許多作品中,“加齊起源說”(Ghazi Thesis)中有關“聖戰”方面的內容被嚴重放大。在一些涉及該問題的通史類作品中,原先被維特克否定的奧斯曼遊牧部落起源說又被不加分辨地添加進來,造成了諸多雜糅的觀點。 因此,本文試圖在爬梳維特克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釐清“加齊起源說”的敘事範式,並歸納相關理論論爭,從而在紛繁蕪雜的理論與史料中闡釋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客觀歷史真相。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維特克對“部落起源說”的質疑•••

1937年5月,維特克受著名東方學家愛德華·丹尼森·羅斯(Edward Denison Ross)等倫敦大學校董的邀請前往倫敦,在那裡對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概述了中世紀安納托利亞的相關歷史,提出了有關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的顛覆性看法,即“加齊起源說”。維特克提出的“加齊起源說”主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奧斯曼早期歷史的敘事模式,而他本人也因“加齊起源說”而聲名鵲起。

在保羅·維特克提出“加齊起源說”之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遊牧部落,由部落產生國家。15世紀始,奧斯曼人創作了編年史料,將奧斯曼君主的祖先歸於一個部落譜系。族譜祖先是努哈(諾亞)(Noah),之後下傳五十多代至奧斯曼。而在這一譜系中,烏古思人的地位尤為突出。烏古思汗(Oghuz Khan)有六個兒子,分別是太陽汗(Gün Khan)、月亮汗(Ay Khan)、星星汗、藍天汗(Gök Khan)、高山汗(Dagh Khan)與大海汗(Deniz Khan),他們各育有四子,形成烏古思24支部落。奧斯曼人將自己的祖先歸於太陽汗,以及他的長子卡依,意味著奧斯曼人出身於烏古思汗長子長孫的譜系。

一些編年史稱,卡依的後代、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Sulayman)原是馬罕(Mahan)地區的統治者,由於蒙古人入侵被迫帶領族人遠走他鄉。蘇萊曼在渡過阿勒頗賈巴爾(Ja'ber)城堡附近的幼發拉底河時溺水身亡,其子埃爾託格魯爾(Ertoghrul)率領族人進入安納托利亞,棲身於埃斯基謝希爾(Eskishehir)附近拜占庭與塞爾柱的邊境地帶。其子奧斯曼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奧斯曼帝國。以上便是15世紀以來,奧斯曼人對於自身來源與國家形成的主要看法。儘管存在各種不同版本,但基本的說法皆是奧斯曼君主出身於烏古思汗的譜系。由於烏古思人被認為是原居中亞地區的土耳其/突厥遊牧人群,因此奧斯曼人的起源問題便與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聯繫在了一起。在維特克之前,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即從這種部落起源說出發來解釋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

維特克對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持否定態度。他發現15世紀奧斯曼編年史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太陽汗和藍天汗兩種自相矛盾的歷史記錄。由於作者無法辨別兩者孰對孰錯,甚至有的編年史中出現將兩種譜系並置的現象。很多編年史中並未出現對奧斯曼祖父蘇萊曼的記載,而上文提到的相關敘述更像是11世紀,塞爾柱王公蘇萊曼· 本·古塔魯米什(Sulayman ibn Kutlumush)故事的翻版,這位蘇萊曼在塞爾柱與拜占庭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成為塞爾柱在羅姆地區的素丹。他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1095—1099年)後從安納托利亞返回敘利亞,並在阿勒頗附近的戰鬥中取得了一次勝利,不久就陣亡了,但並非溺亡,而其子克勒赤·阿斯蘭是在這裡的哈布爾(Khabur)河(即幼發拉底河)溺亡的,哈布爾可能在後來訛傳成了賈巴爾(Ja’ber)。除此之外,維特克發現在15世紀及之前對奧斯曼祖先的追述中,還出現了奧斯曼人起源於阿拉伯人的說法,甚至存在奧斯曼是拜占庭科穆寧王朝王室後裔的歷史記載。可以說,從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開始,之上的奧斯曼譜系皆存在被後人編改的嫌疑,因此,並不能被視作真實存在的歷史。

另一方面,維特克從歷史上遊牧部落形成國家的角度出發,佐證他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的否定。他解釋道:

“的確,在已知的歷史中,遊牧部落曾經建立過許多勢力強大的政權,但沒有一個能像奧斯曼帝國延續如此長的時間。……(遊牧部落)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發展壯大的,沉湎於內部鬥爭,一些部落凌駕於其他部落,並迫使其他部落屈服,逐漸形成一個統一集團(single unit)。……而據我們瞭解,13世紀,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遊牧部落(nomadic Turkish tribes)之間並未發生激烈鬥爭。此外,儘管奧斯曼人認為相較於我們來說,他們的擴張速度已經很快了,但是,相比於遊牧者入侵的速度——例如,蒙古人,他們還是相差甚遠。”

之所以研究者可以在15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資料中發現遊牧部落的蛛絲馬跡,原因在於奧斯曼帝國所吞併的安納托利亞諸國中存在部分部落民,這些部落民原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維特克發現,奧斯曼編年史記載,奧斯曼的敵國格爾米楊(Germiyan)中有一群人被稱為“恰夫達爾韃靼” (“çavdar/Tshaudar Tatars”)。“恰夫達爾”(çavdar)一詞可能由“札兀勒都兒”(çavuldur)一詞演變而來,也就是說,“恰夫達爾韃靼”是藍天汗的後代,他們在被奧斯曼人征服後融入後者之中,這或許是後來的編年史中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藍天汗的主要原因。奧斯曼人自身沒有任何與這種傳統一樣的起源,其僅僅是在後來才被引入他們的歷史中的。因此,不可能找到奧斯曼帝國與部落的自然聯繫,其必定建立於其他基礎之上,而保羅·維特克認為這一新的基礎就是“加齊”。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解釋•••

在否定奧斯曼帝國的部落起源說後,維特克轉而認為,奧斯曼早期國家是由“加齊團體”保羅·維特克稱“‘加齊團體’建立的,“加齊”是一種邊疆戰士團體,從事攻擊異教徒的“聖戰”。

第一,維特克闡釋了什麼是“加齊”。“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奧斯曼帝國正是建立在“加齊團體”的之上。維特克發現在布爾薩清真寺的1337年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布爾薩於1326年被奧爾汗佔領,是奧斯曼人的第一個首都,1337年時布爾薩正處於奧爾汗統治之下)其顯示出當時奧斯曼統治者的頭銜為“素丹,加齊們的素丹之子,加齊,加齊之子,大地貴族,世界英雄……奧斯曼之子奧爾汗”(Sultan, son of the Sultan of the Ghâzîs, Ghâzî, son of Ghâzî, marquis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而對於銘文中的“加齊”是什麼,維特克引用了14、15世紀奧斯曼詩人阿赫麥迪(Ahmedi)創作的詩歌《伊斯坎德記》中的段落加以解釋:

“加齊(Ghazi)是安拉宗教的工具,是清掃多神教(伊斯蘭教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視為多神教——保羅·維特克注)以淨化大地的真主之僕;加齊是真主之劍,是信仰者的保護者與庇護者。如果他為主道而犧牲,請不要認為他已經死了——他住進了安拉的至福之所,他獲得了永恆的生命。”

阿赫麥迪的詩歌顯示“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維特克對此內涵加以採用,不過,維特克之後為“加齊”賦予了更多含義,使“加齊”的內涵變得更為豐富。他提出奧斯曼國家正是建立在“加齊”的基礎之上,“他們曾是一個加齊共同體,即,穆斯林宗教的捍衛者,穆斯林邊疆戰士(march-warriors)的共同體,投身於與異教徒的戰鬥之中”。

第二,“邊疆社會”與加齊團體的形塑。維特克對“加齊”的定義以“邊疆(marches)社會”為前提。他認為,在伊斯蘭世界與異教徒領土接壤地區存在一個獨特的邊疆社會。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戰利品是邊疆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依靠力量。二是邊疆地區與內地在文化上存在差異,種族、語言呈現多元化,在政治與宗教上同內地存在漸行漸遠的張力。三是邊疆地區形成了許多戰士家族(warrior clans),這些軍人效忠於自己的首領,他們與內地政府間的關係疏遠,排斥來自內地的行政干涉,例如稅收,要求內地政府給予他們更多的榮譽,以及財政與軍事上的援助,以獲取自身更大的獨立地位。

維特克在中亞與拜占庭邊疆地帶發現了“加齊”的存在。9世紀,穆斯林的邊疆已被土耳其人/突厥人主導,他們是軍隊的主力。土耳其人/突厥人蔘與這場首次出現於呼羅珊與河間地區的“加齊運動”。維特克將“加齊”定義為與正規邊防軍相對的鬆散團體,他們受到聖戰思想的感召,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戰利品。

第三,羅姆的素丹國與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興衰。11世紀初,土耳其人/突厥人的烏古思部落興起了移民運動,阿拉伯帝國與拜占庭邊疆地帶上的“加齊”力量因此劇增。烏古思人因塞爾柱王朝封地的吸引來到中東,他們屬於自治的軍事團體,許多部落保持遊牧生活。這些戰士群體和遊牧部落與內地王朝間的聯繫十分鬆散,並且經常給國家帶來麻煩。於是,他們自願或被國家引導,進入安納托利亞的邊疆地帶,並加入“加齊”之中,這大大增強了“加齊”們的軍事力量。在1071年的曼奇克特之戰前,他們甚至劫掠了塞巴斯蒂亞(Sebastia)(今錫瓦斯,Sivas),凱撒利亞(Caesarea,今開塞利,Kayseri)與伊康(Iconium)(今科尼亞,Konya)等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大型城市。

1071年,拜占庭帝國在曼奇克特戰役中被塞爾柱素丹國打敗,陷入混亂之中,其邊防線處於崩潰狀態,這使“加齊”們的進攻更加猛烈,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群體加入。“加齊”仍具有的邊疆戰士的屬性,不同於純粹的土耳其人/突厥人與部落民,混合了邊疆地帶的不同文化,因此他們的佔領未導致當地文化的割裂。曼奇克特之戰後,塞爾柱王公蘇萊曼在此建立了國家,即後來史家所稱的羅姆素丹國(Sultanate of Rum)或羅姆的塞爾柱(Seljuks of Rum)。但在建國初期,塞爾柱羅姆素丹們的主要興趣在於奪取敘利亞、兩河流域等舊有的穆斯林統治區。而與此同時,“加齊”們建立了達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s)。這是一個保持濃厚“加齊特性”的國家,致力於在安納托利亞地區佔領敵國領土,始終未能建立起完備的行政組織。

12世紀中葉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動,“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處境逐漸惡化。在經歷多次失敗後,羅姆素丹國放棄了對伊斯蘭核心區域的爭奪,遷都科尼亞。此後,羅姆素丹國投入於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爭奪中,與達尼什曼德王朝進行角逐。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之後,拜占庭帝國在安納托利亞的防線得以鞏固,“加齊”們停止入侵,以戰利品為經濟基礎的達尼什曼德王朝發生內訌。而羅姆素丹國則因以下兩種因素興起:一是吸收了城市伊斯蘭行政體系,這意味著其可以有效經營所佔土地;二是其高貴的王室身份吸引了大量來自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與伊朗的神學家、商人與工匠。達尼什曼德王朝在與羅姆素丹國的競爭中落敗,大約亡於1180年。

第四,12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間的“邊疆社會”。儘管“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最終崩潰,但小亞細亞的“加齊運動”並未因此停息。羅姆素丹國佔據了達尼什曼德王朝的大部分地區,並與拜占庭帝國形成對峙狀態。由於雙方勢均力敵,邊境線逐漸穩定下來,結果在兩者的邊境地帶形成了一個“邊疆社會”。在羅姆素丹國這邊,邊疆戰士被稱為“邊疆土耳其人”(‘Turks of the uj’)或“土庫曼人”(Turkomans),這些土庫曼人中既包含前達尼什曼德王朝的遺民,也包含遊牧的部落民。他們在邊疆地區的山地找到了合適的居所,並不斷威脅著拜占庭國土的安全,而許多土庫曼人也加入“加齊”行列。

12世紀末13世紀初,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先後陷入內亂,二者邊疆地帶的封建主試圖建立獨立的政權。不過,第四次十字軍戰爭(1202—1204年)間接促進了拜占庭對邊疆地區的控制。1204年,十字軍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被迫遷都尼西亞(今伊茲尼克)。由於拜占庭帝國全部精力投入到安納托利亞,因此邊疆防線得到鞏固,土庫曼人與“加齊”的襲擊與劫掠變得越來越得不償失。1204年,羅姆素丹國的篡位者魯克納丁(Rukneddin)死後,流亡拜占庭的凱克霍斯婁(Kaikhosrou)在拜占庭與土耳其人邊疆首領的援助下回國繼位。凱克霍斯婁素丹與拜占庭皇帝關係良好,兩國大體進入和平的時期。“加齊團體”轉向進攻別的異教徒國家,如位於小亞細亞東南部的亞美尼亞人政權(Little Armenia)。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帝國形成的解釋•••

“加齊團體”本身並非正規的軍事組織,其具有很大的鬆散性,這限制了團體的發展。13世紀,中東興起了以浮圖瓦(futuwwa)為信條的宗教運動。浮圖瓦信條與“加齊團體”結合,增強了後者的凝聚力與穩定性,成為一種與其他邊疆軍事集團相區分的獨特團體。

對於浮圖瓦,維特克是這樣解釋的:“這是一種管理標準,藉此生活中可以獲得一種道德依賴,它以神祕主義的方式理解伊斯蘭教。許多伊斯蘭社團成員將浮圖瓦作為自己的道德引領。”浮圖瓦原則類似於歐洲的騎士精神,追隨者向首領宣誓效忠,首領對追隨者授予職位。艾登王室的一位埃米爾曾被梅夫拉維(Mevlevî)德爾維希教團的謝赫任命為“加齊們的素丹”。他從謝赫的手中接受了戰棍(war-club),並將其置於頭頂,並宣佈:“憑此戰棍,我將首先確保堅忍、剋制怒火,然後殺死所有與信仰為敵的人。”這場儀式意味著埃米爾接受謝赫為其“長老”,表明“加齊團體”內部成員間具有權利與義務關係。

在中東地區,以浮圖瓦原則成立的第一個團體是艾希(Akhîs)兄弟會,主要成員是工匠與商人,得到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納斯爾(al-Nasir)(1180—1225年)的支持。他希望憑藉兄弟會的力量重新獲得世俗權力,並抗擊十字軍。哈里發的支持使浮圖瓦信條與兄弟會組織在中東地區流行起來,並傳入小亞細亞地區。浮圖瓦原則與“加齊”結合在一起,增強了“加齊團體”的凝聚力與穩定性。這樣,“加齊團體”成為一種類似於“聖戰者騎士團”的組織,團體成員向其首領宣誓效忠,首領帶領他們掠奪戰利品。

13世紀,由於蒙古人入侵,大量土耳其遊牧部落(tribes of Turkish nomades)與散兵遊勇組成的軍事團體進入羅姆素丹國和邊疆地區,造成該地區的失控。1239年前後,土庫曼人中爆發了一場名為巴巴·依沙克(Baba Ishak)的宗教與社會動亂。這場運動造成羅姆國家與邊疆地區的進一步疏離,削弱了國家實力。1243年,羅姆素丹國被蒙古軍隊擊敗,後淪為附庸。

在蒙古人入侵時期,“加齊團體”的力量大增,其原因有三:一是羅姆素丹國內逃難的將領與才俊成為“加齊”中的領袖。二是伊朗與中亞的德爾維希等宗教人士也加入到“加齊團體”之中,他們傳播的教義被正統宗教視為異端,在內地城鎮得不到歡迎,被迫逃至邊疆。他們的到來滿足了“加齊”們的宗教需求,再度點燃了“加齊”們進攻異教徒的熱情。三是蒙古人入侵造成大量難民作為人口補充,邊疆戰士的實力大增,對拜占庭的進攻越發凶猛。

1261年,拜占庭帝國收復了君士坦丁堡,因此將其主要精力轉向巴爾幹方向,而對於安納托利亞邊疆地區則疏於管理,防禦設施年久失修。巴列奧略王朝(Palaeologoi)的經濟政策使士兵-農民感到不滿,致拜占庭邊防軍抵抗意志下降,甚至叛國投敵,揮師倒戈。到13世紀末,安納托利亞西部興起諸多土耳其人政權,維特克認為其皆由“加齊團體”建立,稱這些政權為“加齊埃米爾國”(Ghazîemirate),其中就包括奧斯曼早期國家。

維特克認為,13世紀末建立的這些“加齊國家”存在固有問題,即它們由純粹的戰士集團建立,以戰利品為經濟基礎,同時缺乏管理國家的技能,而一旦達到掠奪的極限,也就是說,缺乏可供繼續掠奪的敵國領土,或敵人過於強大而使掠奪得不償失時,這些“加齊國家”便會陷於內亂之中,這是維特克所認為的“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那麼,為何奧斯曼人的“加齊國家”擺脫了類似的命運,並不斷髮展壯大,最終成為一個帝國?維特克認為原因在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其影響則是:一方面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加齊團體”投入他們的麾下;另一方面,也為奧斯曼國家的轉型提供了時間。奧斯曼國家位於君士坦丁堡至科尼亞的貿易路線上,奧斯曼人與原羅姆素丹國長期保持聯繫,以烏萊瑪為主要載體的伊斯蘭城市文化被不斷吸納進奧斯曼國家之中,並在奧斯曼人佔領布爾薩等城市後,迅速主導這些城市,他們通過自身的行政技能使城市得以正常運轉,為奧斯曼統治者收繳獲得被佔者的貢賦。也就是說,奧斯曼早期國家此時已完成了從“加齊國家”向真正國家的蛻變。到進攻巴爾幹時,其已經與以往的“加齊運動”不同,這些行動不再是由獨立的“加齊團體”採取的自發行動,而是由深謀遠慮、組織良好的國家組織發起。

維特克原版的“加齊理論”幾乎完全否定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於遊牧部落的說法,轉而認為其建立在“加齊團體”的基礎之上。“加齊”是邊疆戰士的一類,受到“伊斯蘭聖戰”理念感召而投身於與異教徒的戰鬥中,而因其非正規軍隊的性質,因此組織結構鬆散,在13世紀後,由於與浮圖瓦原則的結合,團體的穩定性增強,成為一種類似於歐洲騎士團的戰士團體。同時,“加齊”具有與所有邊疆戰士相同的特性,他們以掠奪戰利品為生,是純粹的戰士團體,缺乏從事經濟生產的技能,而長期的邊疆生活使他們與內地關係疏遠,反而與邊界另外一側的敵人在人種、文化上越發融合,使他們從事的“聖戰”並未呈現出“要麼皈依要麼死亡”的形式。而奧斯曼早期國家之所以可以在眾多“加齊國家”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這裡處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地帶,在其他“加齊國家”迅速侵佔周邊的異教徒領土,從而陷入無戰利品可得的困境時,奧斯曼“加齊國家”附近仍存在大量可供掠奪的拜占庭領土,這使奧斯曼早期國家可以得到其他地區加齊武士源源不斷的補充;另一方面,奧斯曼人緩慢的佔領過程使其獲得了轉型的時間,在此期間,由於其與原羅姆素丹國內地聯繫緊密,因此吸收了大量具有行政管理技能的城市伊斯蘭教人員,這使奧斯曼人可以將所佔拜占庭城市迅速運轉起來,從而為奧斯曼人提供戰利品之外的經濟來源。這種混合的特性並未掩蓋奧斯曼的“加齊”性質(“聖戰”與文化融合性),其推動奧斯曼早期國家不斷擴張,最終成為一個帝國。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述評•••

維特克的“加齊起源說”長期影響著學術界對奧斯曼國家形成問題的話語敘述,然而,後來的學者通常僅是關注“加齊起源說”的某一方面,即與“聖戰”有關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維特克對於“邊疆社會”的論述被忽視,而“加齊”幾乎成為“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同義詞。以土耳其奧斯曼史研究專家哈利勒·伊納爾哲克(Halil I·nalck)為例,儘管他接受維特克有關奧斯曼邊疆公國的理念,但卻將“加扎”(gaza)直接等同於“聖戰”——“在1300年前後,奧斯曼國家作為一個投身於加扎(gaza),聖戰(Holy War)的邊疆小公國出現在拜占庭帝國與小亞細亞塞爾柱素丹國的邊界上”。而相關學者對於“加齊起源說”的否定也主要集中於這一方面,1986年,羅納德·C.詹寧斯(R.C.Jennings)指出,“維特克理論的本質,即認為奧斯曼帝國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土耳其聖戰戰士群落的出現,他們被伊斯蘭教,即加齊(gazis)所吸引,來到拜占庭的邊疆地區”。在此,“加齊”(gazis)已被等同於伊斯蘭教(Islam)。而詹寧斯亦從聖戰,即吉哈德理念出發對“加齊起源說”提出了質疑,提出吉哈德是穆斯林的聖戰,不應出現基督徒加入,或與基督徒合作的情況。以此詹寧斯否定了奧斯曼國家起源於一個“加齊團體”的主張,認為奧斯曼統治者使用“加齊”的頭銜(即布爾薩1337年銘文)僅僅是為了證明其合法性。

的確,由於資料的缺失,很難證實“加齊團體”的確存在於歷史之中,維特克證明奧斯曼國家起源於“加齊團體”的直接證據也僅僅是布爾薩1337年銘文。可以說,“加齊起源說”誇大了“加齊”與“伊斯蘭聖戰”理念在奧斯曼國家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聖戰(吉哈德)僅是“加齊起源說”的一個方面,並且,維特克已經說明“加齊”所信奉的伊斯蘭教具有“異端性”。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原版的“加齊起源說”中,“加齊”的概念更接近於“邊疆戰士”。維特克事實上已經注意到奧斯曼國傢俱有宗教、人種、文化融合的特徵。因此,“加齊起源說”的真正問題在於,作為一個團體的“加齊”(即類似歐洲騎士團組織的戰士團體)是否存在,如果這一團體存在,那麼戰利品是否是這一團體唯一的經濟來源。

對於為何研究奧斯曼起源問題的學者往往關注的是“加齊”“聖戰”的一面,而非“邊疆特性”的一面,希思·伍德·洛裡(Heath W.Lowry)給出了部分解釋。他指出,無論現代土耳其學者,還是巴爾幹民族主義者都願意相信奧斯曼是一個純粹由土耳其人以武力征服出來的國家,這種說法有助於雙方民族意識的構建,同時,雙方皆無法接受對方族群在奧斯曼國家創建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說法,而這是“加齊起源說”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後來的通史作品往往不加分辨地採納各種有關奧斯曼國家起源的說法,致使出現“加齊起源說”、“伊斯蘭聖戰”與遊牧部落起源說等簡單疊加的情況,這也對研究奧斯曼國家起源問題的學者造成了誤導。

維特克的“加齊起源說”體現著20世紀西方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理論也受到土耳其民族主義史學的影響。維特克以權威的材料驗證提出“加齊起源說”,客觀上製造出了一種具有權威性的奧斯曼“加齊”想象。最晚到20世紀70年代,來自土耳其民族主義史學的奧斯曼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起源說,已與產生自20世紀西方史學術界的“加齊”想象彼此結合,形成了一種新的、更顯“科學”的奧斯曼帝國“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加齊(已成為“伊斯蘭聖戰”的代名詞)”起源說。這種觀點認為,奧斯曼人是來自中亞的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在“加齊聖戰”(“伊斯蘭聖戰”)的感召下不斷征服異教徒的土地,最終“從一個部落興起了一個征服世界的國家”。而儘管這是一種偏向於歷史敘述的奧斯曼帝國起源說,被從事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研究的專業學者所質疑和批評,但這種學說主張卻在西方、土耳其學術界長期流行。這種現象的出現或許與該主張既滿足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土耳其—突厥起源說,同時又符合西方世界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固有認知(其主張伊斯蘭教與部落主義是理解中東地區問題的兩大關鍵途徑)有關。這一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以來西方話語體系逐漸主導東方學術界對於歷史的研究與解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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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尚未達成共識。維特克在質疑奧斯曼帝國“部落起源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加齊起源說”的解釋架構,即認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一個“邊疆社會”中的“加齊團體”,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因而最終形成帝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加齊起源說”的詮釋路徑進行批判和否定。“加齊起源說”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某一維度與思考命題的不同層面。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誕生於此的奧斯曼早期國家亦具有這種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關鍵詞 維特克 加齊起源說 奧斯曼 早期國家 部落理論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歐美和土耳其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的研究已經過了長期論爭,但尚未達成共識。國內學者涉及該問題時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正如斯坦福·肖所說: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雖然一直吸引歷史專業的學者,但由於缺乏同時期的史料文獻,以及後人對這件事件的描述相互牴觸,因而要做一個權威性的記述很困難,另外,奧斯曼人對自身起源的虛構也對該問題的探討造成了極大困擾。戴維森也認為:“土耳其民族的早期歷史,有很大一部分相當含糊。有些含糊之處靠神話傳說,或是通過添枝加葉地虛構事實而整理成章的。”

國內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中亞地區的一個突厥遊牧部落。13世紀受蒙古西侵的影響,該部落離開呼羅珊,遷至兩河流域的上游。在部落首領蘇萊曼死後,其子額爾圖格魯爾率部依附於羅姆素丹國。額爾圖格魯爾死後,在13世紀末,其子奧斯曼創建奧斯曼埃米爾國。奧斯曼早期國家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衝突與交往的產物,動因則是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候條件的不斷變化。此外,相關作品尤為關注“聖戰”在奧斯曼早期國家興起中的作用,例如,有學者主張“奧斯曼人的國家脫胎於穆斯林在小亞細亞半島發動的聖戰實踐,奧斯曼國家的興起可謂小亞細亞半島穆斯林聖戰實踐的邏輯結果”。

在奧斯曼早期國家建立近百年後(14世紀末),奧斯曼人開始關注自身國家的起源問題。阿赫麥迪(Ahmedi)(1334/1335—1412年)的《伊斯坎德記》是敘述奧斯曼早期歷史的詩歌作品。阿舍克帕夏扎代等史學家的作品與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相關。至15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官方認可奧斯曼人起源於烏古思汗的說法,認為奧斯曼君主與烏古思汗是一種歷史繼承的邏輯關係。

15、16世紀,西方史學家開始收集了有關奧斯曼王室起源和形成的史料與傳說,如拜占庭坎塔庫澤努斯家族(Contacuzene)後裔西奧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等。17、18世紀,伏爾泰、愛德華·吉本等史家敘述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簡要過程。

20世紀,學術界開始對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進行系統考察。1916年,美國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Gibbons)認為,奧斯曼人是一個由皈依伊斯蘭教的希臘人、巴爾幹斯拉夫人與土耳其人混合而成的種族,繼承了拜占庭的行政體系從而形成了一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上,吉本斯認為歐洲因素起了關鍵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歷史學家、政治家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指出,奧斯曼帝國起源於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人部落(Turkish tribes)。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採用了塞爾柱羅姆素丹國與伊爾汗國的行政體系,從而否定了吉本斯的觀點。吉本斯與科普魯盧等學者揭開了20世紀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研究的序幕,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未得到以西歐語言為載體的主流史學術界公認。

20世紀30年代,奧地利歷史學家保羅·維特克(Paul Wittek,1894-1978,簡稱維特克)提出了“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過程進行系統梳理,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40年代至今,在論及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時,“加齊”一詞幾乎成為必須提及的詞彙。11—16世紀,“加齊”一詞在伊斯蘭世界受到廣泛使用,在各個地區具有不同含義,但往往具有宗教意味。然而,在後來創作的許多作品中,“加齊起源說”(Ghazi Thesis)中有關“聖戰”方面的內容被嚴重放大。在一些涉及該問題的通史類作品中,原先被維特克否定的奧斯曼遊牧部落起源說又被不加分辨地添加進來,造成了諸多雜糅的觀點。 因此,本文試圖在爬梳維特克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釐清“加齊起源說”的敘事範式,並歸納相關理論論爭,從而在紛繁蕪雜的理論與史料中闡釋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客觀歷史真相。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維特克對“部落起源說”的質疑•••

1937年5月,維特克受著名東方學家愛德華·丹尼森·羅斯(Edward Denison Ross)等倫敦大學校董的邀請前往倫敦,在那裡對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概述了中世紀安納托利亞的相關歷史,提出了有關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的顛覆性看法,即“加齊起源說”。維特克提出的“加齊起源說”主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奧斯曼早期歷史的敘事模式,而他本人也因“加齊起源說”而聲名鵲起。

在保羅·維特克提出“加齊起源說”之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奧斯曼人起源於遊牧部落,由部落產生國家。15世紀始,奧斯曼人創作了編年史料,將奧斯曼君主的祖先歸於一個部落譜系。族譜祖先是努哈(諾亞)(Noah),之後下傳五十多代至奧斯曼。而在這一譜系中,烏古思人的地位尤為突出。烏古思汗(Oghuz Khan)有六個兒子,分別是太陽汗(Gün Khan)、月亮汗(Ay Khan)、星星汗、藍天汗(Gök Khan)、高山汗(Dagh Khan)與大海汗(Deniz Khan),他們各育有四子,形成烏古思24支部落。奧斯曼人將自己的祖先歸於太陽汗,以及他的長子卡依,意味著奧斯曼人出身於烏古思汗長子長孫的譜系。

一些編年史稱,卡依的後代、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Sulayman)原是馬罕(Mahan)地區的統治者,由於蒙古人入侵被迫帶領族人遠走他鄉。蘇萊曼在渡過阿勒頗賈巴爾(Ja'ber)城堡附近的幼發拉底河時溺水身亡,其子埃爾託格魯爾(Ertoghrul)率領族人進入安納托利亞,棲身於埃斯基謝希爾(Eskishehir)附近拜占庭與塞爾柱的邊境地帶。其子奧斯曼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奧斯曼帝國。以上便是15世紀以來,奧斯曼人對於自身來源與國家形成的主要看法。儘管存在各種不同版本,但基本的說法皆是奧斯曼君主出身於烏古思汗的譜系。由於烏古思人被認為是原居中亞地區的土耳其/突厥遊牧人群,因此奧斯曼人的起源問題便與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聯繫在了一起。在維特克之前,麥赫邁德·福阿德·科普魯盧(Mehmed Fuad Köprülü)即從這種部落起源說出發來解釋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

維特克對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持否定態度。他發現15世紀奧斯曼編年史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太陽汗和藍天汗兩種自相矛盾的歷史記錄。由於作者無法辨別兩者孰對孰錯,甚至有的編年史中出現將兩種譜系並置的現象。很多編年史中並未出現對奧斯曼祖父蘇萊曼的記載,而上文提到的相關敘述更像是11世紀,塞爾柱王公蘇萊曼· 本·古塔魯米什(Sulayman ibn Kutlumush)故事的翻版,這位蘇萊曼在塞爾柱與拜占庭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成為塞爾柱在羅姆地區的素丹。他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1095—1099年)後從安納托利亞返回敘利亞,並在阿勒頗附近的戰鬥中取得了一次勝利,不久就陣亡了,但並非溺亡,而其子克勒赤·阿斯蘭是在這裡的哈布爾(Khabur)河(即幼發拉底河)溺亡的,哈布爾可能在後來訛傳成了賈巴爾(Ja’ber)。除此之外,維特克發現在15世紀及之前對奧斯曼祖先的追述中,還出現了奧斯曼人起源於阿拉伯人的說法,甚至存在奧斯曼是拜占庭科穆寧王朝王室後裔的歷史記載。可以說,從奧斯曼的“祖父”蘇萊曼開始,之上的奧斯曼譜系皆存在被後人編改的嫌疑,因此,並不能被視作真實存在的歷史。

另一方面,維特克從歷史上遊牧部落形成國家的角度出發,佐證他對奧斯曼部落起源說的否定。他解釋道:

“的確,在已知的歷史中,遊牧部落曾經建立過許多勢力強大的政權,但沒有一個能像奧斯曼帝國延續如此長的時間。……(遊牧部落)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發展壯大的,沉湎於內部鬥爭,一些部落凌駕於其他部落,並迫使其他部落屈服,逐漸形成一個統一集團(single unit)。……而據我們瞭解,13世紀,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遊牧部落(nomadic Turkish tribes)之間並未發生激烈鬥爭。此外,儘管奧斯曼人認為相較於我們來說,他們的擴張速度已經很快了,但是,相比於遊牧者入侵的速度——例如,蒙古人,他們還是相差甚遠。”

之所以研究者可以在15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資料中發現遊牧部落的蛛絲馬跡,原因在於奧斯曼帝國所吞併的安納托利亞諸國中存在部分部落民,這些部落民原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維特克發現,奧斯曼編年史記載,奧斯曼的敵國格爾米楊(Germiyan)中有一群人被稱為“恰夫達爾韃靼” (“çavdar/Tshaudar Tatars”)。“恰夫達爾”(çavdar)一詞可能由“札兀勒都兒”(çavuldur)一詞演變而來,也就是說,“恰夫達爾韃靼”是藍天汗的後代,他們在被奧斯曼人征服後融入後者之中,這或許是後來的編年史中將奧斯曼人的祖先歸於藍天汗的主要原因。奧斯曼人自身沒有任何與這種傳統一樣的起源,其僅僅是在後來才被引入他們的歷史中的。因此,不可能找到奧斯曼帝國與部落的自然聯繫,其必定建立於其他基礎之上,而保羅·維特克認為這一新的基礎就是“加齊”。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的解釋•••

在否定奧斯曼帝國的部落起源說後,維特克轉而認為,奧斯曼早期國家是由“加齊團體”保羅·維特克稱“‘加齊團體’建立的,“加齊”是一種邊疆戰士團體,從事攻擊異教徒的“聖戰”。

第一,維特克闡釋了什麼是“加齊”。“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奧斯曼帝國正是建立在“加齊團體”的之上。維特克發現在布爾薩清真寺的1337年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布爾薩於1326年被奧爾汗佔領,是奧斯曼人的第一個首都,1337年時布爾薩正處於奧爾汗統治之下)其顯示出當時奧斯曼統治者的頭銜為“素丹,加齊們的素丹之子,加齊,加齊之子,大地貴族,世界英雄……奧斯曼之子奧爾汗”(Sultan, son of the Sultan of the Ghâzîs, Ghâzî, son of Ghâzî, marquis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而對於銘文中的“加齊”是什麼,維特克引用了14、15世紀奧斯曼詩人阿赫麥迪(Ahmedi)創作的詩歌《伊斯坎德記》中的段落加以解釋:

“加齊(Ghazi)是安拉宗教的工具,是清掃多神教(伊斯蘭教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視為多神教——保羅·維特克注)以淨化大地的真主之僕;加齊是真主之劍,是信仰者的保護者與庇護者。如果他為主道而犧牲,請不要認為他已經死了——他住進了安拉的至福之所,他獲得了永恆的生命。”

阿赫麥迪的詩歌顯示“加齊”具有類似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含義,維特克對此內涵加以採用,不過,維特克之後為“加齊”賦予了更多含義,使“加齊”的內涵變得更為豐富。他提出奧斯曼國家正是建立在“加齊”的基礎之上,“他們曾是一個加齊共同體,即,穆斯林宗教的捍衛者,穆斯林邊疆戰士(march-warriors)的共同體,投身於與異教徒的戰鬥之中”。

第二,“邊疆社會”與加齊團體的形塑。維特克對“加齊”的定義以“邊疆(marches)社會”為前提。他認為,在伊斯蘭世界與異教徒領土接壤地區存在一個獨特的邊疆社會。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戰利品是邊疆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依靠力量。二是邊疆地區與內地在文化上存在差異,種族、語言呈現多元化,在政治與宗教上同內地存在漸行漸遠的張力。三是邊疆地區形成了許多戰士家族(warrior clans),這些軍人效忠於自己的首領,他們與內地政府間的關係疏遠,排斥來自內地的行政干涉,例如稅收,要求內地政府給予他們更多的榮譽,以及財政與軍事上的援助,以獲取自身更大的獨立地位。

維特克在中亞與拜占庭邊疆地帶發現了“加齊”的存在。9世紀,穆斯林的邊疆已被土耳其人/突厥人主導,他們是軍隊的主力。土耳其人/突厥人蔘與這場首次出現於呼羅珊與河間地區的“加齊運動”。維特克將“加齊”定義為與正規邊防軍相對的鬆散團體,他們受到聖戰思想的感召,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戰利品。

第三,羅姆的素丹國與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興衰。11世紀初,土耳其人/突厥人的烏古思部落興起了移民運動,阿拉伯帝國與拜占庭邊疆地帶上的“加齊”力量因此劇增。烏古思人因塞爾柱王朝封地的吸引來到中東,他們屬於自治的軍事團體,許多部落保持遊牧生活。這些戰士群體和遊牧部落與內地王朝間的聯繫十分鬆散,並且經常給國家帶來麻煩。於是,他們自願或被國家引導,進入安納托利亞的邊疆地帶,並加入“加齊”之中,這大大增強了“加齊”們的軍事力量。在1071年的曼奇克特之戰前,他們甚至劫掠了塞巴斯蒂亞(Sebastia)(今錫瓦斯,Sivas),凱撒利亞(Caesarea,今開塞利,Kayseri)與伊康(Iconium)(今科尼亞,Konya)等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大型城市。

1071年,拜占庭帝國在曼奇克特戰役中被塞爾柱素丹國打敗,陷入混亂之中,其邊防線處於崩潰狀態,這使“加齊”們的進攻更加猛烈,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群體加入。“加齊”仍具有的邊疆戰士的屬性,不同於純粹的土耳其人/突厥人與部落民,混合了邊疆地帶的不同文化,因此他們的佔領未導致當地文化的割裂。曼奇克特之戰後,塞爾柱王公蘇萊曼在此建立了國家,即後來史家所稱的羅姆素丹國(Sultanate of Rum)或羅姆的塞爾柱(Seljuks of Rum)。但在建國初期,塞爾柱羅姆素丹們的主要興趣在於奪取敘利亞、兩河流域等舊有的穆斯林統治區。而與此同時,“加齊”們建立了達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s)。這是一個保持濃厚“加齊特性”的國家,致力於在安納托利亞地區佔領敵國領土,始終未能建立起完備的行政組織。

12世紀中葉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動,“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的處境逐漸惡化。在經歷多次失敗後,羅姆素丹國放棄了對伊斯蘭核心區域的爭奪,遷都科尼亞。此後,羅姆素丹國投入於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爭奪中,與達尼什曼德王朝進行角逐。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之後,拜占庭帝國在安納托利亞的防線得以鞏固,“加齊”們停止入侵,以戰利品為經濟基礎的達尼什曼德王朝發生內訌。而羅姆素丹國則因以下兩種因素興起:一是吸收了城市伊斯蘭行政體系,這意味著其可以有效經營所佔土地;二是其高貴的王室身份吸引了大量來自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與伊朗的神學家、商人與工匠。達尼什曼德王朝在與羅姆素丹國的競爭中落敗,大約亡於1180年。

第四,12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間的“邊疆社會”。儘管“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最終崩潰,但小亞細亞的“加齊運動”並未因此停息。羅姆素丹國佔據了達尼什曼德王朝的大部分地區,並與拜占庭帝國形成對峙狀態。由於雙方勢均力敵,邊境線逐漸穩定下來,結果在兩者的邊境地帶形成了一個“邊疆社會”。在羅姆素丹國這邊,邊疆戰士被稱為“邊疆土耳其人”(‘Turks of the uj’)或“土庫曼人”(Turkomans),這些土庫曼人中既包含前達尼什曼德王朝的遺民,也包含遊牧的部落民。他們在邊疆地區的山地找到了合適的居所,並不斷威脅著拜占庭國土的安全,而許多土庫曼人也加入“加齊”行列。

12世紀末13世紀初,羅姆素丹國與拜占庭帝國先後陷入內亂,二者邊疆地帶的封建主試圖建立獨立的政權。不過,第四次十字軍戰爭(1202—1204年)間接促進了拜占庭對邊疆地區的控制。1204年,十字軍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被迫遷都尼西亞(今伊茲尼克)。由於拜占庭帝國全部精力投入到安納托利亞,因此邊疆防線得到鞏固,土庫曼人與“加齊”的襲擊與劫掠變得越來越得不償失。1204年,羅姆素丹國的篡位者魯克納丁(Rukneddin)死後,流亡拜占庭的凱克霍斯婁(Kaikhosrou)在拜占庭與土耳其人邊疆首領的援助下回國繼位。凱克霍斯婁素丹與拜占庭皇帝關係良好,兩國大體進入和平的時期。“加齊團體”轉向進攻別的異教徒國家,如位於小亞細亞東南部的亞美尼亞人政權(Little Armenia)。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對奧斯曼帝國形成的解釋•••

“加齊團體”本身並非正規的軍事組織,其具有很大的鬆散性,這限制了團體的發展。13世紀,中東興起了以浮圖瓦(futuwwa)為信條的宗教運動。浮圖瓦信條與“加齊團體”結合,增強了後者的凝聚力與穩定性,成為一種與其他邊疆軍事集團相區分的獨特團體。

對於浮圖瓦,維特克是這樣解釋的:“這是一種管理標準,藉此生活中可以獲得一種道德依賴,它以神祕主義的方式理解伊斯蘭教。許多伊斯蘭社團成員將浮圖瓦作為自己的道德引領。”浮圖瓦原則類似於歐洲的騎士精神,追隨者向首領宣誓效忠,首領對追隨者授予職位。艾登王室的一位埃米爾曾被梅夫拉維(Mevlevî)德爾維希教團的謝赫任命為“加齊們的素丹”。他從謝赫的手中接受了戰棍(war-club),並將其置於頭頂,並宣佈:“憑此戰棍,我將首先確保堅忍、剋制怒火,然後殺死所有與信仰為敵的人。”這場儀式意味著埃米爾接受謝赫為其“長老”,表明“加齊團體”內部成員間具有權利與義務關係。

在中東地區,以浮圖瓦原則成立的第一個團體是艾希(Akhîs)兄弟會,主要成員是工匠與商人,得到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納斯爾(al-Nasir)(1180—1225年)的支持。他希望憑藉兄弟會的力量重新獲得世俗權力,並抗擊十字軍。哈里發的支持使浮圖瓦信條與兄弟會組織在中東地區流行起來,並傳入小亞細亞地區。浮圖瓦原則與“加齊”結合在一起,增強了“加齊團體”的凝聚力與穩定性。這樣,“加齊團體”成為一種類似於“聖戰者騎士團”的組織,團體成員向其首領宣誓效忠,首領帶領他們掠奪戰利品。

13世紀,由於蒙古人入侵,大量土耳其遊牧部落(tribes of Turkish nomades)與散兵遊勇組成的軍事團體進入羅姆素丹國和邊疆地區,造成該地區的失控。1239年前後,土庫曼人中爆發了一場名為巴巴·依沙克(Baba Ishak)的宗教與社會動亂。這場運動造成羅姆國家與邊疆地區的進一步疏離,削弱了國家實力。1243年,羅姆素丹國被蒙古軍隊擊敗,後淪為附庸。

在蒙古人入侵時期,“加齊團體”的力量大增,其原因有三:一是羅姆素丹國內逃難的將領與才俊成為“加齊”中的領袖。二是伊朗與中亞的德爾維希等宗教人士也加入到“加齊團體”之中,他們傳播的教義被正統宗教視為異端,在內地城鎮得不到歡迎,被迫逃至邊疆。他們的到來滿足了“加齊”們的宗教需求,再度點燃了“加齊”們進攻異教徒的熱情。三是蒙古人入侵造成大量難民作為人口補充,邊疆戰士的實力大增,對拜占庭的進攻越發凶猛。

1261年,拜占庭帝國收復了君士坦丁堡,因此將其主要精力轉向巴爾幹方向,而對於安納托利亞邊疆地區則疏於管理,防禦設施年久失修。巴列奧略王朝(Palaeologoi)的經濟政策使士兵-農民感到不滿,致拜占庭邊防軍抵抗意志下降,甚至叛國投敵,揮師倒戈。到13世紀末,安納托利亞西部興起諸多土耳其人政權,維特克認為其皆由“加齊團體”建立,稱這些政權為“加齊埃米爾國”(Ghazîemirate),其中就包括奧斯曼早期國家。

維特克認為,13世紀末建立的這些“加齊國家”存在固有問題,即它們由純粹的戰士集團建立,以戰利品為經濟基礎,同時缺乏管理國家的技能,而一旦達到掠奪的極限,也就是說,缺乏可供繼續掠奪的敵國領土,或敵人過於強大而使掠奪得不償失時,這些“加齊國家”便會陷於內亂之中,這是維特克所認為的“加齊國家”達尼什曼德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那麼,為何奧斯曼人的“加齊國家”擺脫了類似的命運,並不斷髮展壯大,最終成為一個帝國?維特克認為原因在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地理上位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區域,佔領這裡極為困難,“加齊戰爭”得以長期延續。其影響則是:一方面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加齊團體”投入他們的麾下;另一方面,也為奧斯曼國家的轉型提供了時間。奧斯曼國家位於君士坦丁堡至科尼亞的貿易路線上,奧斯曼人與原羅姆素丹國長期保持聯繫,以烏萊瑪為主要載體的伊斯蘭城市文化被不斷吸納進奧斯曼國家之中,並在奧斯曼人佔領布爾薩等城市後,迅速主導這些城市,他們通過自身的行政技能使城市得以正常運轉,為奧斯曼統治者收繳獲得被佔者的貢賦。也就是說,奧斯曼早期國家此時已完成了從“加齊國家”向真正國家的蛻變。到進攻巴爾幹時,其已經與以往的“加齊運動”不同,這些行動不再是由獨立的“加齊團體”採取的自發行動,而是由深謀遠慮、組織良好的國家組織發起。

維特克原版的“加齊理論”幾乎完全否定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於遊牧部落的說法,轉而認為其建立在“加齊團體”的基礎之上。“加齊”是邊疆戰士的一類,受到“伊斯蘭聖戰”理念感召而投身於與異教徒的戰鬥中,而因其非正規軍隊的性質,因此組織結構鬆散,在13世紀後,由於與浮圖瓦原則的結合,團體的穩定性增強,成為一種類似於歐洲騎士團的戰士團體。同時,“加齊”具有與所有邊疆戰士相同的特性,他們以掠奪戰利品為生,是純粹的戰士團體,缺乏從事經濟生產的技能,而長期的邊疆生活使他們與內地關係疏遠,反而與邊界另外一側的敵人在人種、文化上越發融合,使他們從事的“聖戰”並未呈現出“要麼皈依要麼死亡”的形式。而奧斯曼早期國家之所以可以在眾多“加齊國家”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這裡處於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地帶,在其他“加齊國家”迅速侵佔周邊的異教徒領土,從而陷入無戰利品可得的困境時,奧斯曼“加齊國家”附近仍存在大量可供掠奪的拜占庭領土,這使奧斯曼早期國家可以得到其他地區加齊武士源源不斷的補充;另一方面,奧斯曼人緩慢的佔領過程使其獲得了轉型的時間,在此期間,由於其與原羅姆素丹國內地聯繫緊密,因此吸收了大量具有行政管理技能的城市伊斯蘭教人員,這使奧斯曼人可以將所佔拜占庭城市迅速運轉起來,從而為奧斯曼人提供戰利品之外的經濟來源。這種混合的特性並未掩蓋奧斯曼的“加齊”性質(“聖戰”與文化融合性),其推動奧斯曼早期國家不斷擴張,最終成為一個帝國。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加齊起源說”述評•••

維特克的“加齊起源說”長期影響著學術界對奧斯曼國家形成問題的話語敘述,然而,後來的學者通常僅是關注“加齊起源說”的某一方面,即與“聖戰”有關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維特克對於“邊疆社會”的論述被忽視,而“加齊”幾乎成為“聖戰者”(穆吉哈丁)的同義詞。以土耳其奧斯曼史研究專家哈利勒·伊納爾哲克(Halil I·nalck)為例,儘管他接受維特克有關奧斯曼邊疆公國的理念,但卻將“加扎”(gaza)直接等同於“聖戰”——“在1300年前後,奧斯曼國家作為一個投身於加扎(gaza),聖戰(Holy War)的邊疆小公國出現在拜占庭帝國與小亞細亞塞爾柱素丹國的邊界上”。而相關學者對於“加齊起源說”的否定也主要集中於這一方面,1986年,羅納德·C.詹寧斯(R.C.Jennings)指出,“維特克理論的本質,即認為奧斯曼帝國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土耳其聖戰戰士群落的出現,他們被伊斯蘭教,即加齊(gazis)所吸引,來到拜占庭的邊疆地區”。在此,“加齊”(gazis)已被等同於伊斯蘭教(Islam)。而詹寧斯亦從聖戰,即吉哈德理念出發對“加齊起源說”提出了質疑,提出吉哈德是穆斯林的聖戰,不應出現基督徒加入,或與基督徒合作的情況。以此詹寧斯否定了奧斯曼國家起源於一個“加齊團體”的主張,認為奧斯曼統治者使用“加齊”的頭銜(即布爾薩1337年銘文)僅僅是為了證明其合法性。

的確,由於資料的缺失,很難證實“加齊團體”的確存在於歷史之中,維特克證明奧斯曼國家起源於“加齊團體”的直接證據也僅僅是布爾薩1337年銘文。可以說,“加齊起源說”誇大了“加齊”與“伊斯蘭聖戰”理念在奧斯曼國家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聖戰(吉哈德)僅是“加齊起源說”的一個方面,並且,維特克已經說明“加齊”所信奉的伊斯蘭教具有“異端性”。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原版的“加齊起源說”中,“加齊”的概念更接近於“邊疆戰士”。維特克事實上已經注意到奧斯曼國傢俱有宗教、人種、文化融合的特徵。因此,“加齊起源說”的真正問題在於,作為一個團體的“加齊”(即類似歐洲騎士團組織的戰士團體)是否存在,如果這一團體存在,那麼戰利品是否是這一團體唯一的經濟來源。

對於為何研究奧斯曼起源問題的學者往往關注的是“加齊”“聖戰”的一面,而非“邊疆特性”的一面,希思·伍德·洛裡(Heath W.Lowry)給出了部分解釋。他指出,無論現代土耳其學者,還是巴爾幹民族主義者都願意相信奧斯曼是一個純粹由土耳其人以武力征服出來的國家,這種說法有助於雙方民族意識的構建,同時,雙方皆無法接受對方族群在奧斯曼國家創建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說法,而這是“加齊起源說”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後來的通史作品往往不加分辨地採納各種有關奧斯曼國家起源的說法,致使出現“加齊起源說”、“伊斯蘭聖戰”與遊牧部落起源說等簡單疊加的情況,這也對研究奧斯曼國家起源問題的學者造成了誤導。

維特克的“加齊起源說”體現著20世紀西方學術界對於奧斯曼早期國家歷史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理論也受到土耳其民族主義史學的影響。維特克以權威的材料驗證提出“加齊起源說”,客觀上製造出了一種具有權威性的奧斯曼“加齊”想象。最晚到20世紀70年代,來自土耳其民族主義史學的奧斯曼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起源說,已與產生自20世紀西方史學術界的“加齊”想象彼此結合,形成了一種新的、更顯“科學”的奧斯曼帝國“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加齊(已成為“伊斯蘭聖戰”的代名詞)”起源說。這種觀點認為,奧斯曼人是來自中亞的土耳其—突厥遊牧部落,在“加齊聖戰”(“伊斯蘭聖戰”)的感召下不斷征服異教徒的土地,最終“從一個部落興起了一個征服世界的國家”。而儘管這是一種偏向於歷史敘述的奧斯曼帝國起源說,被從事奧斯曼帝國起源問題研究的專業學者所質疑和批評,但這種學說主張卻在西方、土耳其學術界長期流行。這種現象的出現或許與該主張既滿足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土耳其—突厥起源說,同時又符合西方世界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固有認知(其主張伊斯蘭教與部落主義是理解中東地區問題的兩大關鍵途徑)有關。這一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以來西方話語體系逐漸主導東方學術界對於歷史的研究與解釋的歷程。


“加齊起源說”與奧斯曼早期國家的歷史闡釋

結論•••

維特克的“加齊起源說”在西方學術界具有重要的影響,與美國學者希思·沃德·洛裡的“劫掠同盟”假說,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魯迪·保羅·林德納“部落人類學”並稱為20世紀解釋奧斯曼早期國家的三種理論範式。該學說打破了昔日西方學術界認為的“加齊”等同於聖戰的僵化思維,更強調其“邊疆特性”的社會與地緣屬性。但“加齊起源說”遭受到了各種學者的批判,其侷限性則是相關史實材料不足,解讀加齊概念僅憑靠阿赫麥迪(Ahmedi)的《伊斯坎德記》與1337年布爾薩銘文。阿赫麥迪(Ahmedi)在大空位期(1402/3—1413年)創作《伊斯坎德記》,目的是勸諫奧斯曼統治者專注於對異教國家作戰,向歐洲方向擴張,而不要與安納托利亞的伊斯蘭國家開戰,以免重蹈巴耶濟德一世的覆轍。其真實性值得商榷。

在奧斯曼早期國家問題的歷史性研究方面,尚未產生被學術界公認的解釋模式,而相關研究已經展現出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加齊起源說”和維特克所否定的“部落起源說”實際上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起源與形成的多元形態,任何某一單一學說都不能反映當時的客觀狀態。對此,奧斯曼歷史研究專家科林·因伯爾不無悲觀地稱“奧斯曼的早期歷史猶如一個黑洞,填滿這一黑洞的行為僅會造成更多的誤導”。儘管如此,“加齊起源說”至少反映了奧斯曼早期國家形成的某一維度,並且提供了有關這一命題的新思考取向與研究旨趣。維特克不再完全採信有關奧斯曼國家起源的傳統解釋,重新審視古史材料,將“加齊”引入這一問題的討論之中,突破了某些歷史型塑的思維框架,不再侷限於對奧斯曼個人或其家族的討論,展現出更加豐富的解釋維度。

經過歷時百年的研究,有關奧斯曼國家起源的客觀歷史圖景逐漸顯現,這一國家的崛起過程不再被僅僅視作遊牧民的入侵或宗教戰爭。20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表明,13世紀末的比提尼亞地區具有多元文化並存,多文明雜糅的地緣政治特徵,奧斯曼早期國家誕生於這種宗教、種族融合進程之中,這一國家因而具有多元文化特性,這種特性有助於奧斯曼早期國家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地區的擴張,並最終在15世紀形成橫跨亞歐的世界性帝國。

摘編自:世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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