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明網張紫璇
“安徒生以小兒之目觀察萬物，而以詩人之筆寫之，故美妙自然，可稱神品，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周作人
2017年度安徒生獎近日在安徒生故鄉丹麥奧登塞市頒發。中國青年學者李文婕獲此殊榮，成為繼林樺（1997年）和石琴蛾（2006年）之後，第三位榮膺此獎的中國人。在題為“中丹交流之橋”的頒獎致辭中，丹麥文化中心祕書長邁克爾•梅茨•芒茲讚賞李文婕的研究，不僅“揭示了安徒生童話進入中國的途徑和歷程”，而且“增進了中丹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鞏固了兩國之間重要的文化紐帶”。
丹麥文化中心祕書長邁克爾•梅茨•芒茲為李文婕博士頒獎
在新時代如何重新認識安徒生，解讀安徒生童話？安徒生童話的傳播對講好“中國故事”有哪些借鑑意義？帶著這些問題，光明網記者對李文婕進行了專訪。
“童話作家安徒生”，被簡單化的時代先驅
記者：近8年來您一直從事與安徒生童話相關研究，您獲得了怎樣的研究成果和體會？
李文婕：研究之初我並未預見到安徒生及其作品意義的豐富性，而僅將其當作兒童文學作家的童話作品。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逐漸體會到安徒生在中國經歷的逾百年的譯介時光中，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在不同時期的特徵。
與此同時，隨著對安徒生童話的丹麥語原文、英文譯本、中文譯本的細讀與對比，以及對安徒生生平的詳細瞭解，我感受到安徒生童話故事意義的豐富性，也意識到正如安徒生本人所強調的，他的童話故事不僅寫給孩子，也寫給成人。
安徒生是一位自覺的、嚴肅的作家，更是一個在社會轉型時期熱情擁抱現代化和新科技的先驅，他的童話作品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哲理性。
在當今時代背景下，他的作品值得進行更深入的闡釋與意義挖掘。把安徒生僅僅當作一位童話作家雖稱不上誤讀，但卻有將其簡單化的危險。
記者：安徒生的童話作品被譯為150多種語言，這些故事為什麼能夠具有世界性？
李文婕：在安徒生童話中，中國讀者普遍喜歡有勵志意義的童話故事，小人物如何奮鬥慢慢走向成功，具有教育意義。丹麥人可能更偏愛《笨蛋漢斯》這類幽默詼諧、不遵循世俗邏輯的童話。
其實，在這些童話故事裡能夠看到安徒生的多面和豐富性——他是有喜怒哀樂，有慾望的人。他的作品裡充滿愛，不只適用於孩子，這種愛更適合成人。在中國如此，在現在的歐洲亦是如此。
他教讀者怎麼跟自己，跟所處的生活環境和境遇達成和解。他對普通人飽含情感，因為他也從這個階層來。
安徒生童話裡的人物都不完美，有小心機，小心思，小蠢笨，像離我們很近的身邊人。我認為，安徒生童話描寫了人最基本的愛恨情仇與慾望，他對人性的弱點和可貴看得清楚，這些是跨越時空的。在今天互聯網時代，最能打動讀者的也仍然是故事中豐滿的人物情感。
中國不同時期對安徒生童話的解讀
記者：早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時，安徒生童話就被介紹到了中國。請問，安徒生童話在中國如何一步步傳播和發展？
李文婕：安徒生童話的譯介興起於文學研究會成員以及受過西方教育的新知識分子中，他們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導者。安徒生童話的中譯起初並非主要提供給普通百姓和兒童，而是作為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的範本推介給中國的作家文人學習、模仿。後來，隨著新知識分子的大力譯介，才逐漸在普通讀者和兒童中獲得廣泛認知和好評。
三十年代早期陸續有針對青少年讀者的中文譯本出版，也使安徒生童話故事漸漸得到更多小讀者的喜愛。然而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處於動盪時期，安徒生童話也受到了質疑。一些文學評論家認為，安徒生童話等西方童話作品包含了太多脫離社會現實的情節，無法讓中國兒童認識家國重任。這一階段，當時安徒生童話故事的譯介沒有太多發展。
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受蘇聯文學審美的影響以及歷史唯物主義文學理論的影響，安徒生也曾被解讀為現實主義作家，甚至是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因為普遍認為他為窮人說話。
改革開放之後，很多譯者重新翻譯安徒生童話，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是安徒生童話故事在中國的蓬勃發展期。繼五十年代之後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文譯文繼續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逐漸成了根植於中國社會的文化存在。
如今，很多文學作品會引用安徒生童話或將其用作文學隱喻，比如“皇帝的新裝”和“醜小鴨”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俗語。而其他外國文學很少能成為中國的典故。
記者：安徒生童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安徒生本人也在多部作品中提及中國，表達了丹麥民眾對中國的嚮往。請問，安徒生童話在中丹兩國文化往來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李文婕：對於中丹兩國的文化往來來說，安徒生就像文化大使，安徒生童話故事就像丹麥的文化名片。毫無疑問，他們為丹麥在中國民眾中樹立了正面積極的、親切的國家形象。這當然有利於兩國的文化交流。
然而，安徒生及其童話故事在中國經典化的結果，可能也造成中國人對他們及丹麥的刻板印象。人們對安徒生的瞭解停留在“童話之王”的理解上，對丹麥文化的印象也往往流於抽象和表面，認為丹麥僅是一個北方寒冷的、美麗的童話王國。
對這些影響的調查也是我目前的研究重點之一，我希望進一步揭示這些抽象的、正面的印象是否普遍存在以及是否會使中國民眾對丹麥產生片面瞭解。
文學譯介能夠跨時空講好“中國故事”
記者：在您之前，一代代前輩傾盡心力從事安徒生童話的翻譯研究工作，您認為這些努力有著怎樣的價值和意義？
李文婕：首先，翻譯是一種闡釋，以譯者為核心，同時受他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經濟因素、出版因素等共同影響。一個文學文本的經典性，也決定了它有多種可闡釋的可能。不斷重譯的意義就在於賦予了作品新的含義。
安徒生童話最開始出現過文言文和早期白話文譯本，後來又出現了動畫作品，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不同類型的展現形式，包含著譯者的用心良苦，是在與讀者對話。
中國對安徒生童話的研究已有百年之久，我在做博士研究時，李紅葉、王泉根、李麗、王蕾等學者的論著也給了我很多啟發和幫助，使我的研究才能夠獲得今天的成績。
記者：安徒生童話是丹麥文化輸出的重要代表，您認為青年學者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文化魅力？
李文婕：安徒生童話故事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為丹麥國家形象建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從安徒生童話故事譯介等案例，我們不難看出文學的影響力是可以超越時空、政體、甚至意識形態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對安徒生童話故事在中國傳播接受的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文學譯介在文化傳播和形象建構方面的社會功能，反觀通過多維度、多媒體、多渠道的方式進行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探討對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價值觀念”的可能性與有效方式。
同時，我始終認為文化的交流應該是雙向的，興起於雙方對彼此的興趣與探詢。因此，讓丹麥民眾瞭解中國民眾對其文化和文學經典的長久興趣，也會激發丹麥民眾對中國文學文化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