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西班牙] 塞萬提斯著，楊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3月出版
《堂吉訶德》，[西班牙] 塞萬提斯著，董燕生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在報紙上看到西班牙語界著名專家董燕生的採訪，他仍在把楊絳譯的《堂吉訶德》當作“反面教材”。值得商榷的是，楊絳在翻譯法上的“點煩”（採訪者誤作“減繁”）之說，並不是董燕生理解的內容之刪節：“她的譯本比我的少了十幾萬字。少在哪裡？”於慈江先生的著作《楊絳，走在小說邊上》已經注意到董燕生得出的數字直接源於版權頁，出版社因排版不同統計字數會有出入。這能拿來作為論據嗎？
對翻譯水平的評判，首先要從所選底本的質量來估衡。董譯本只說譯自西班牙Editorial Alfredo Ortells出版社的1984年本，楊絳用的是馬林（Francisco Rodríguez Marín，1855-1943）編注本第六版（實則初版在1911年就問世了）。於是有人得出結論：董燕生利用的底本更為先進。但我發現，1984年本其實是翻印1833年問世的一個古老本子，注者是克萊蒙辛（Diego Clemencín，1765-1834）。與馬林比起來，克萊蒙辛編注本不僅時間上偏早，而且眾所周知的是他遭到了馬林多方面的否定和批駁。錢、楊夫婦都極為熟悉的普德能（Samuel Putnam，1892-1950）英譯本對馬林本大加稱許，並多次談到克萊蒙辛在註解方面的不足。董燕生在“譯後記”中說：“譯文並非供學者研究的專著”，因此底本用的不“先進”，也不好說他水平就不“先進”了。
楊絳譯筆之下的桑丘形容堂吉訶德意中人杜爾西內婭“胸口長毛”一句，原文作de pelo en pecho，董譯本作“有股丈夫氣”：“我翻譯時翻遍了字典”，“西語詞典上解釋的意思是，形容一個人非常勇敢強壯，女人具有男子漢氣質。一旦西班牙語國家的人們明白了這個望文生義的直譯，都會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來”。可問題是：第一，de pelo en pecho是否只具有比喻義？我拿此短語去檢索Google Images，出來的圖片就是一大堆胸前毛茸茸的漢子。第二，桑丘原話前後形容那村婦矮胖雄壯，聲如洪鐘、力大如牛，中間插一句“胸口還長著毛哩”，如何就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這類漫畫筆法難道妨礙了我們對真實性別體貌的理解嗎？第三，修辭獨特之處（就是所謂“各種語言裡都有大量的固定說法”），為何就不能直譯？魯迅批評趙景深把Milky Way不譯作“銀河”而譯作“牛奶路”，我們今天看來，錯誤僅僅在於那個“奶”不是“牛奶”而是神後赫拉的乳汁而已。羅念生也曾說：“我力求忠實於原著，以保留一點‘異鄉情調’。例如，我把honon phos譯為‘看見陽光’，而不譯為‘生存在世’。”雖然其間仍有靈活變通之處，但足夠供董燕生等“看前輩是怎麼翻譯的”了。
有意思的是，僅在“胸口長毛”這一章裡，我們就可以另外找出兩個例子來說明以上的問題。一處是桑丘引過的諺語，“在絞殺犯家裡，不該提到繩子”，原文作no se ha de mentar la soga en casa del ahorcado，楊絳和董燕生都沒有取消其字面意思，改成“講話不觸人忌諱”這樣的意思或是“當著矮子不說短話”這樣的漢化說法。實際上，數十年前，錢鍾書的《談藝錄》就引過這句話的法文版本，讚許嚴復詩作中的直譯：“吾聞過縊門，相戒勿言索”，說是“點化熔鑄，真風爐日炭之手”。錢鍾書因為寫過一篇《林紓的翻譯》，被很多人誤以為他只講翻譯的“化”境。實際上他說的“化”，只是偏重於語句序列和結構的重新組織；他那麼欣賞不同語言傳統的文學修辭，在這方面其實他還是支持直譯的。《容安館札記》第八十四則曾錄岳珂《桯史》卷十二記金熙宗時譯者譯漢臣視草事，其中將“顧茲寡昧”“眇予小子”譯釋作“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又引誥命用“昆命元龜”，譯雲“明明說向大烏龜”（《癸巳存稿》卷十二《詩文用字》條引），錢鍾書評價說：“按此魯迅直譯之祖也。”雖不免有些偏激，但可知其贊成的“直譯”是疏通了原文整體意思有所“點化熔鑄”後再進行的直譯，並非割裂句意、叛離語境的“逐字譯”。
《談藝錄》
《容安館札記》
另外一處，堂吉訶德效仿高盧遊俠阿馬狄斯（Amadís de Gaula）苦修，表示“機不可失”時曾說：no hay para qué se deje pasar la ocasión, que ahora con tanta comodidad me ofrece sus guedejas. 楊絳譯作：“既然機緣湊合，我就不應該錯過”，我看這算是她偶然打盹馬虎了的地方。董燕生倒採用了更為精彩的直譯：“機遇女神正好把她的頭髮甩過來，我當然要緊緊抓住不放”，少見的註釋裡說：“傳說中機遇女神是禿子，所以很難抓住。”不難看出，原文的“機遇女神”（la ocasión），就是古希臘神話裡的Kairos，被劉小楓教授譯作“凱若斯”的，不知董燕生是否見過“凱若斯”的畫像，這禿子女神如何又有頭髮，他沒做解釋。查看一下克萊蒙辛的注本，這裡有一句類似的說明，後面還引了Phaedrus的拉丁文寓言詩（Quem si occuparis, teneas; elapsum semel /non ipse possit Iupiter reprehendere. “一旦脫走，宙斯束手”），為董燕生所忽略。但如果我們按照董燕生批評“胸口長毛”的那個思路來看，原文沒有出現“凱若斯”的專名，la ocasión向我伸來sus guedejas（她的長髮），我沒理由將之錯過，完全也可以視為一種“比喻”的“固定說法”。此處董燕生比楊絳更敏銳地注意到了其特別的意味（其實也是緣於惟有克萊蒙辛此處有注），偶然比楊絳更好地體現了楊絳的翻譯原則。
克萊蒙辛注本《堂吉訶德》
董燕生認為楊絳把法老譯成了法拉歐內（Faraones）、亞述譯成了阿西利亞（Asiria），是沒去查字典。這個指摘需要區分，因為楊絳的譯名規律始終遵從西班牙語發音的原則，並不是從漢語習慣的對應譯法來翻的。法老的標準譯名，顯然是英語對音的譯法了，其實在翻譯年代比較久遠的作品，樹立一個今天的慣例標準，並不比保留西語發音的譯法更合適。堂吉訶德說這段話時，上下文是“譬如埃及的法拉歐內氏呀、託洛美歐氏呀，羅馬的凱撒氏啊”，楊絳這裡用一“氏”字，顯然是認為堂吉訶德把法老的頭銜當成姓氏（因此和下文作為姓氏的托勒密並列）了，要是採納今天的標準譯法，反而效果不佳。但地名亞述尤其是西班牙以外地方，既然在五六十年代已經固定中文標準，不該另造譯名的。“阿西利亞”確實是五十年代就常見的老譯名，不該受到指責。我認為，這個問題假如制定好了體例，按照體例譯出就不能算錯。普德能在英譯本里就是這樣確立的規矩，其導言中談過人名與地名是否轉寫的問題，認為人名應該保留原本的西班牙語拼寫形式，而地名要改成英語的形式。錢鍾書在普德能英譯本的讀書筆記裡對此有所重視，楊絳也如此貫徹，專名的轉寫問題就相當於漢譯是否要遵循西班牙語發音規則的問題。比如安特衛普就該譯作西班牙語發音的“安貝瑞斯” （Amberes）。另外有些譯法，好像也是楊絳的習慣，比如高盧，被她譯成“伽烏拉”。但無論如何，楊絳的問題，並不是董燕生所批評的查不查字典那個層次上的問題。
董燕生：《已是山花爛漫：一名教師近半個世紀的足印》
董燕生還有兩篇指摘楊絳翻譯錯誤的文章，收入他自己的傳記與論文集《已是山花爛漫：一名教師近半個世紀的足印》中。除個別字詞，確如董燕生所言，楊絳在翻譯時有所疏忽外，大多數語句上指摘的問題，其實都對我們領會原文或作者的意思並無妨害。多數修改意見都可商榷，比如第二部第六十四章幾處譯作“蠻邦”者，原文都是Berbería，董燕生認為這是誤作bárbaros一詞所致，他給出的正確譯法是依據“柏柏爾人”而造出“柏柏爾”一詞。其實不必如此，因為直接理解作柏柏爾人生活地區，反而疏忽了歷史語境。在塞萬提斯時代，“柏柏爾人”並非實指北非的民族，更多是包括了整個地中海沿岸由摩爾人和海盜佔據的地區。考慮到這種複雜性，譯作“蠻邦”有何不可呢？而檢索一下楊絳對bárbaros的譯法，反倒是非常多變的，比如“蠻子”“糊塗蛋”或“粗坯”“匪徒”，都要看人物對話中的口語表達如何方便而定。董燕生在文章中說：
譯者在另一處誤把bárbaro譯成“回回”也是由於不清楚這個詞語的演化歷史。從上下文看，原著總是把bárbaro和griego以及latino相關提及，所指明顯侷限於歐洲之內，也就是上面所說的“蠻族”，和北非的“回回”毫無瓜葛。
我們可以在楊絳譯文的第一部第二十五章找到這個譯法。原文是堂吉訶德讚美心上人達爾杜西婭，列舉了歷史上著名的美人，隨後說“古時候希臘、回回、羅馬（griega, bárbara o latina）的任何有名的美人都比不上她”，我也看不出是不是“明顯侷限於歐洲之內”，但即便如此，歐洲之內就沒有伊斯蘭教徒了嗎？作為一個精通西班牙文化的外語學者，董燕生這段話是什麼邏輯，我想象不出。
他依據刻板的字典或慣用成語搭配譯法對楊絳譯本提出的改正方案，往往顯得非常粗糙，有幾個觀點更顯出自身理解的問題。比如“照你的衣服和你的模樣，你不是過這種日子的人”，這是堂吉訶德在黑山對初相識的襤褸的“山中紳士”所言。董燕生認為原文有ajeno de vos一語，指的是對自己一無所知，於是提出的正確譯文是“置自身於不顧，如今容顏衣著已面目全非”。這真是奇怪的解釋，堂吉訶德如何知道一位陌生人眼前的長相和衣著“已面目全非”呢？又比如堂吉訶德為遊俠騎士的偉大事業辯護，駁斥勞力而不勞心之說，楊絳譯作“好像我們所謂用武的行業不包括那些苦心劃策的防禦”。董燕生認為楊絳譯fortaleza一詞時選擇不合適的義項，不應選擇“防禦”，譏之為“驢脣不對馬嘴”；他選擇關鍵詞的譯法是“毅力”，譯作“似乎幹我們武士這一行的不需要堅忍不拔的毅力，而毅力要靠信念支撐的”。這也是奇怪的理解。難道他看不到後面那句“要識透敵人的用意、打算、詭計和困境，要防止預料到的危險，光靠體力行嗎”？難道董燕生理解堂吉訶德所謂的腦力勞動，就靠毅力和信念嗎？
1986年10月，馬德里市長送塞萬提斯複製像到北京大學校園落戶。
楊絳的西班牙語是自學成才，譯《堂吉訶德》深受錢鍾書的影響，參考過許多英法文譯本，但她仍然能夠堅持根於原文翻譯，在重要的地方產生高明見識。即便是錢鍾書極為讚賞的普德能英譯本，楊絳也並不盲從。比如開篇處堂吉訶德為心上人擬芳名，那村姑的本名作阿爾東沙·羅任索（Aldonza Lorenzo），堂吉訶德則稱她是“杜爾西內婭·臺爾·託波索” （Dulcinea del Toboso）。楊絳譯文有一句：“要跟原名相彷彿”，即認為這兩個名字有關係。普德能則譯作“that should not be incongruous with his own”，是認為這個杜撰的芳名與“堂吉訶德·臺·拉曼卻”一致，則與姑娘的本名無關。董燕生也持普德能的看法，認為原文這句話裡的el suyo只能是“他的”而不能是“她的”。然而我們查考晚近的研究名作定論，大概可以歸納出四點：
其一，古代的阿爾東沙（Aldonza）和杜爾瑟（Dulce）兩個名字一向都有聯繫。比如十二世紀普羅旺斯的女公爵杜絲一世（Douce I，約1090-1127），在文獻中被記錄的稱呼就兼有以上二名。
其二，杜爾西內婭（Dulcinea）是從杜爾瑟一名的本字（dulce，“甜蜜或溫柔”）化來的，楊絳譯註只標明此說。
其三，尾音作-ea者，系文學中女性角色人名的常用手法。如Melibea（《塞萊斯蒂娜》）、Chariclea（古希臘小說《埃塞俄比亞傳奇》）。
其四，學者拉佩薩（Rafael Lapesa）曾撰《阿爾東沙、杜爾瑟、杜爾西內婭》（Aldonza-dulce-Dulcinea，1967）一文，對於這兩個名字的淵源關係詳加考論，給出了確定的解釋。
因此，楊絳譯文沒有問題，錯的是董燕生的譯法和他的道理。而更荒謬的是董燕生布置迷局，雲山霧罩地聲稱塞萬提斯悲憫眾生，不肯直接稱呼客店門口站立的“跑碼頭娘們”為“妓女”。楊絳在第二章裡譯作“兩個妓女”的地方，原文是dos destraídas。這裡的destraído，字面意思是“（道德）墮落女性”；董燕生譯作“兩個年輕姑娘”，這有什麼值得自覺高明的呢？況且，這個詞在第一部的序言裡就出現過了，不光楊絳譯作“妓女”，董燕生也譯作“妓女”了。怎麼沒過多久，他就道德感膨脹了呢？而在另外一處，塞萬提斯把那兩個妓女稱為traídas y llevadas，應該是形容其奔波來去的身份，類似中文裡的“女混混兒”（manoseadas）。楊絳簡略譯作“跑碼頭妓女”；董燕生根據字面意思“攜來帶去”，猜測這是含蓄的表述，於是譯作“飽經風塵的女子”。我們姑且不從語法上討論“飽經風塵”是否屬於“飽經風霜”及“風塵女子”的混合，就算此處楊絳譯得不認真，這特別標榜的新譯法又從哪裡看得出生動準確了呢？
董燕生在採訪中說：“西語有個說法，所有的翻譯都是叛徒。”從這句話看，他一定比早就討論過類似說法的錢鍾書淵博多了，因為後者也不過只知道“Traduttore, traditore”這麼一個意大利諺語而已（原話用複數形式，目前最早見於十九世紀上半葉Giuseppe Giusti編訂的《托斯卡納諺語集》Raccolta di proverbi toscani一書）。西班牙語裡的表達，錢鍾書還提到過博爾赫斯的“反咬一口”，把原作稱為是對譯本的不忠實了（El original es infiel a la traduccion），見於《探討別集·關於威廉·貝克福特的〈瓦提克〉》那一篇——很有意思，中譯本《博爾赫斯全集》把這句話再次“翻轉”了，譯者黃錦炎不顧下文聖茨伯裡所說英譯本比法語原作更好地傳達了原作的特色，將上面這句話改為“譯文沒有忠實於原文”。那樣倒也真是支持了他們同行所謂的“西語有個說法”。第二部第十六章裡，桑丘替自家的瘦馬辯護，說“駑騂難得”從不對母馬耍流氓。只有一次不老實，原文是y una vez que se desmandó a hacerla la lastamos mi señor y yo con las setenas，setenas字面是“七倍代價”，楊絳譯作“我主人和我為它吃了大苦頭”，不誤，Watts和Putnam的英譯本均如是；而董燕生卻譯作“老爺和我狠狠收拾了它一通”，意思完全不同了，只能當他是偶然沒看清了。
董燕生譯的《堂吉訶德》特色在於，每個從句順序大體與原文貼合；而楊絳譯文多為了方便中文而調整句式。但董燕生也有為造成與前人之分別而調整句序的地方。比如楊絳在第一部第二十章譯桑丘講那個沒完沒了故事的開頭，是這樣的：
往事已成過去，將來的好事但願人人有份；壞事呢，留給尋求壞事的人……
而董燕生認為將“Érase que se era”譯作“往事已成過去”屬於“不知道這是西班牙舊時民間講故事開頭的套話，根本不能照字面直譯”。於是他改了句序，把這一句放在了後面，譯文變成：
好事人人攤上一份，壞事專找是非之人。從前啊，有一回……
問題是所謂“舊時講故事開頭的套話”，這個“舊時”是什麼時候？董譯本借重的克萊蒙辛註文最後說，注者小時候聽過的故事即多以“Érase que se era”開頭。但這條註文前面也分明說了，更早的小說家們寫的故事裡，“好事”“壞事”云云也是這個套語的一部分。馬林注本、利科主編的塞萬提斯學院本，都如此解釋。楊絳在“留給尋求壞事的人”之後，有注說“西班牙民間故事，往往用這種方式開場”，當然是知道這個觀點的。之所以照字面直譯，是為了呼應此後的兩句，這是不同的譯法，而不能算錯。反而是董譯本在此調改句序，用中文爛熟的“從前啊，有一回”這樣的譯文，割裂了這一連串套語的完整性，顯得比較拙劣了。
馬林編注本《堂吉訶德》
楊絳的譯文幾乎每個長句都重新加以調整，甚至有時一個段落幾句話都會改變先後次序。這其實是楊絳所講的“點煩”之義所在，她提出這個概念時，樹立翻譯史上的“殷鑑”，便是早期佛經漢譯的“胡語盡倒”。不按漢語的習慣，把外國句式照樣搬來，那樣的話，才是構成了雙重叛逆：“既損壞原文的表達效果，又違背了祖國的語文習慣。”塞萬提斯本人也是促狹鬼，惡作劇地在小說裡號稱譯自摩爾人的一個手稿，告訴我們原作是多麼絮煩：“譯者把這些瑣屑一筆勾銷了”，倒好像先跟楊絳約好了一般。
不同於民國時代的傅東華或是戴望舒，楊絳、董燕生這兩位譯者都未曾將翻譯《堂吉訶德》視為自己分內的使命。董燕生曾回憶往事，說“我從未把翻譯《堂吉訶德》納入到自己的工作日程當中”，是1992或1993年間北大教授趙振江、段若川兩位向出版社推薦他來譯《堂吉訶德》的，於是就用了一個月審查楊絳譯本，“最後吃了定心丸，有了膽量”。
楊絳從事文學翻譯，更像是命運安排。1952年秋，她進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的外國文學組工作時，已經四十一歲了。此前，她接觸文學翻譯工作，只有一個雜誌上的短篇，和兩本很薄的小冊子。作為她在入文學所外文組前的翻譯成果，無論如何，資格都是不夠的。楊絳之最終能夠譯成《堂吉訶德》，除了她本人勤奮努力，更重要的是身邊有錢鍾書的指點和引導。
宋淇和錢鍾書、楊絳，還有傅雷、吳興華、邵洵美，也許還可以算上冒效魯（他請傅雷幫忙潤飾譯作）等等，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曾形成了一個或親或疏的學術圈子。討論或臧否當時的翻譯，顯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後來，錢鍾書被指派去做《宋詩選注》，進了古典文學組，自己有詩為證：
碧海掣鯨閒此手，只教疏鑿別清渾。
但他有一位進了外文組、必須要做翻譯文學工作的太太。一向嚴厲的傅雷雖然早就對楊絳的翻譯貢獻出最大程度的讚譽，但錢、楊完全不認可他的稱讚，更不接受他的指導，因為楊絳的翻譯背後是錢鍾書，沒必要別人插手了。楊必譯薩克雷之《名利場》，情形也是如此。傅雷致宋淇信中曾說，楊絳、楊必姊妹的翻譯，幾乎得到了錢鍾書無微不至的指點，有“語語求其破俗”一說。所謂“破俗”之“俗”，非謂世俗、通俗之“俗”，而是對現代西方文學經典漢譯史中缺乏才、學、識之大多數翻譯家的批評之語。今天看來，是要和任何帶有惡劣習氣、不學無術之翻譯的對立。如果嚴苛地要求，楊絳的翻譯當然也還存有不少問題，因此她才會不斷修訂，甚至重譯。
楊絳，與錢鍾書，攝於1962，時正開始由原文翻譯《堂吉訶德》。
我們在最後應該重溫楊絳所譯塞萬提斯序言裡的第一段，聯繫這個譯本的人世背景來看，令人感觸極深。他們並不乞求自己的成果被別人因某種偏愛而完全認可和讚美。因為，惟有引起公正和準確的評價，才是最有價值的：
清閒的讀者，這部書是我頭腦的產兒，我當然指望它說不盡的美好、漂亮、聰明。……我不願隨從時下的風氣，像別人那樣，簡直含著眼淚，求你對我這個兒子大度包容，別揭他的短。你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你有自己的靈魂；你也像頭等聰明人一樣有自由意志；你是在自己家裡，一切自主，好比帝王徵稅一樣；你也知道這句老話：“在自己的大衣掩蓋下，可以隨意殺死國王。”所以你不受任何約束，也不擔承任何義務。你對這個故事有什麼意見，不妨直說：說它不好，沒人會責怪；說它好，也不會得到酬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