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56個民族，是多語種、多宗教、多文化的國家，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既要一體，也要多元。新疆是中國多民族、多語種、多宗教文學的一個典型代表，維吾爾族又是新疆人數最多的一個少數民族，因此研究漢維文學的比較有助於梳理《中國多民族文學史》。關於新疆維吾爾族文學發展狀況的研究專著主要有以下三部：一是阿不力克木·熱合曼《維吾爾文學史》，是研究維吾爾古典文學的通史；二是阿扎提·蘇里坦、張明、努爾麥麥提·扎曼三人合著的《二十世紀維吾爾文學史》，這是研究維吾爾現當代文學的專著；三是夏冠洲、阿扎提·蘇里坦、艾光輝三人合著的《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史》，這是整體性研究新疆各民族現當代文學的專著。這些作品具有集大成者的性質，為外地人研究新疆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具體到漢維文學的比較研究，數量卻很少。主要是《福樂智慧》的相關比較研究，相關著名學者是郎櫻、張宏超、劉賓、熱依汗·卡德爾等。然後便是《熱比婭與塞丁》和《梁山伯與祝英臺》的相關比較研究。此外還有筆者的幾篇小論文《新疆現當代文學發展狀況述評》《民國以來和田地區漢維民族交融狀況研究——以<和田於氏傳記>為例》等。
一、漢維文學比較的基礎
翻譯是兩族文學得以比較的基礎，從中古時期開始直到現代。中古時期，維吾爾族文學和漢族都有一段翻譯文學的高潮期，當時是以宗教翻譯為主，附帶文學翻譯。維吾爾族在中古時期的翻譯文學主要是阿拉伯-波斯文學的翻譯，時間為北宋至元明清時期，在伊斯蘭教的影響下幾乎可以說是全盤引入，然後虔誠模仿，卻又注重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終創造出屬於自己民族特色的輝煌的古典文學。維吾爾古典文學的代表作大都是這一時期產生的，都帶有深刻的伊斯蘭教影響，特別是蘇菲主義的影響，這種宗教影響長達1000多年，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漢族文學在中古時期的翻譯文學主要是來自於印度的佛經翻譯，從東漢時期開始南北朝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幾乎所有的佛經都已翻譯為漢語，形成了許多廣受歡迎的漢傳佛教流派，以禪宗和淨土宗為代表，並影響到了其他漢字文化圈國家，比如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佛經的漢譯文學對中國古代文學影響很大，其中敦煌變文演變為漢族的說唱文學，進而促進了中國白話小說的產生和繁榮，中國主要古典小說名著都可見佛教的影響。近代，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被迫打開國門看世界，開始大量翻譯引入外國經典著作，在漢族文學主要是翻譯歐美日俄文學，在維吾爾主要是翻譯俄蘇文學和內地漢族文學。這一時期維吾爾族文學和漢族文學以及開始互相翻譯，但總體來說數量少，並不成規模，也沒有顯著的成功。真正的兩族文學互相翻譯主要在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由政府相關機構主導，組織大量的專家和學者來完成，因此數量和質量都有保證。主要是翻譯古典文學名著代表作，此外還有一些現當代作家的代表作。其中維吾爾族文學翻譯成漢語的主要是《烏古思汗傳》《福樂智慧》《突厥大詞典》《法爾哈德與希琳》《十二木卡姆》《拉失德史》和一些法拉比的著作等，相關翻譯名家有郝關中、張宏超、劉賓、校仲彝、何銳、劉靜嘉、王治來等。漢族文學翻譯成維吾爾語的主要是四大名著、魯迅作品、毛澤東作品、王蒙作品等，相關翻譯名家有一生翻譯魯迅作品的託乎提·巴克等。
二、漢維文學經典作品之比較
維吾爾族和漢族文學具有很多共通點和比較研究的可行性。漢維兩族性格上具相似性，都是崇尚定居的農耕民族，都存在比較嚴重的地域偏見，兩民族塑造出相似的文學形象，包括隱士（覺醒）、愛情瘋子（麥吉儂）、流浪者（阿凡提）等。
《烏古思汗傳》與漢族文學：《烏古思汗傳》是描寫突厥語民族的共同祖先烏古思汗的史詩殘篇，總共幾千字，情節也簡單，但是故事很完整，史詩的各項元素也都齊全。漢族文學中能與之相比較的是《山海經》中的帝俊史詩殘篇，兩者都是族源神話，主角都是日月之父，字數都很少但母題都很豐富，可從娶妻生子母題、英雄征戰母題、駿馬與神箭母題、分封諸子母題、圖騰崇拜母題、發明創造母題、吉祥數字母題等角度進行比較。
《福樂智慧》與漢族文學：國內外國內比較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界早就注意到了維吾爾族文學與漢族文學的共通點，但相關研究成果主要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代表性學者首先是郎櫻，她探討了《福樂智慧》中漢族哲學思想成分，這一研究思路開啟了之後國內相關的許多研究，其中便包括《福樂智慧》漢譯者劉賓、張宏超等人。然後就是熱依·汗卡德爾，她進一步將《福樂智慧》與北宋儒學、《莊子》《大學》《中庸》《四書》、孟子、范仲淹、王安石等漢族哲學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並得到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學者樂黛雲的讚揚。然後是鬱丹萍、文燦輝兩位研究生，將《福樂智慧》與《論語》進行了比較研究。《福樂智慧》還是一部描寫隱士的傑作，可從隱士的角度與漢族文學進行比較研究,從漢維隱士傳統、漢維真隱士混雜狀況等角度找到共通點，論述了兩部作品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寫作目的的異同和寄希望實現理想方式的異同，然後對其中的四大人物——覺醒、日出、月圓、顯明從隱士角度進行了比較研究。
《突厥語大詞典》《十二木卡姆》與漢族文學:《突厥語大詞典》是突厥語與阿拉伯語互相對照的大詞典，作者為馬哈穆德·喀什噶爾。其寫作的目的是在伊斯蘭文化中介紹突厥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字裡行間洋溢著民族自豪感，算是維吾爾族最早的雙語文學代表。可與漢族的《爾雅》進行比較；《十二木卡姆》的蒐集者是阿曼尼莎汗王妃，是大型套曲的模式，其歌詞采用自當時著名的詩人作品，其內容主要是描寫男女之間的苦戀，隱喻蘇菲主義教徒的苦修之路。漢族文學中相應是元曲中套曲，形式類似，但內容與思想截然不同。《五卷詩》與漢族文學之比較：《五卷詩》又稱海米賽，是五部長詩的意思，源自於波斯文學中詩歌體裁，包括《祕密寶庫》《帕爾哈提與希琳》《萊麗與麥吉儂》《七美人》《亞歷山大故事》等，大多書寫的是男女之間的愛情悲劇。該題材在維吾爾族宋元時期翻譯引入後，大受歡迎，能否寫海米賽很快成為衡量詩人是否傑出的標誌，併產生了本土化的類似詩作《熱比亞與塞丁》，代表作家為納瓦依。納瓦依堪稱是維吾爾族的詩聖，作品主要以四長篇詩作為主，動輒上萬行。相比之下，漢族古典文學中很少有這樣的長篇詩歌組合，但是漢族古典文學中有類似的愛情悲劇故事，以《梁山伯與祝英臺》為代表。
三、漢維文學人物形象比較
法拉比與陶淵明：法拉比號稱是伊斯蘭世界的第二哲學導師，可以被稱為伊斯蘭世界的亞里士多德。法拉比主要是受柏拉圖《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影響，相關著作是《美德城居民階層分析》。他的這種對於理想國和烏托邦的嚮往思想最終影響到了優素甫·哈斯·哈吉甫，促進了維吾爾族古典文學代表《福樂智慧》的產生。其作品可與漢族的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比較。《桃花源記》受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的影響，是道家的理想國。
阿凡提與濟公：兩人各自是維吾爾族與漢族民間文學中流傳的智慧型人物，被整理寫成了《阿凡提的故事》和《濟公全傳》。兩者的形象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流浪的智者。阿凡提生性幽默，機智，能巧妙地化解問題，並具有正義感，能為平民百姓解憂，也敢於嘲弄巴依老爺。濟公也是為窮人說話的，他憑藉神力，也常常教訓為惡不仁的惡霸、地主和官員。都是宗教信仰者。阿凡提是伊斯蘭教徒，濟公是佛教徒。教徒來自民間，最終也要服務於民間。積極干預現實有理想情懷的宗教人士，如果不能以體制內德高望重的教長形象出現，便只能以體制外的放蕩不羈自由派的形象出現。都是平民形象。阿凡提是一個阿訇打扮騎著毛驢的形象。他的衣服是又舊又髒的，言行奇怪，受到孩子們的喜歡。相比之下，濟公的形象也是如此。
達斯坦與彈詞：敘事長詩與詩體小說及曲藝文學之區別是比較模糊的，而且敘事長詩的藝術形式多種多樣，不光有純詩形式，也有韻散結合的形式，其表現形式便是說唱文學。漢語說唱文學由敦煌變文演化而來，主要演化為彈詞和鼓詞兩種。彈詞與鼓詞作品的篇幅之長，完全可以破除漢族敘事長詩不發達之謬說，也可以進一步破除漢族沒有史詩的謬說。彈詞和鼓詞到底是不是敘事長詩，我們可以突厥語民族的敘事長詩作為參考系。突厥語民族是敘事長詩發達的民族，其古典文學的代表便是敘事長詩，名為達斯坦。達斯坦最初是指韻散結合的民間敘事長詩，後來則用來泛指所有的突厥語敘事長詩，說唱者被稱為達斯坦奇。維吾爾族達斯坦因為達斯坦奇的不同，其說唱的異文版本也就不同。按照內容主要分為以下幾類：英雄達斯坦，在這裡英雄敘事長詩往往就是英雄史詩；說教達斯坦，代表作為《福樂智慧》，主要是宣講政治和伊斯蘭教的內容，具有濃厚的說教色彩；愛情達斯坦，代表作為維吾爾族《五卷詩》《熱比婭與賽丁》；歷史達斯坦。而漢語的彈詞和鼓詞也可進行相應的劃分：歷史英雄故事，代表性作品有梁辰魚《江東廿一史79彈詞》《大唐秦王詞話》《呼家將》《楊家將》等；愛情故事，代表性作品為、陳端生《再生緣》、陶貞懷《天雨花》、邱心如《筆生花》《榴花夢》等；斷案故事，代表作品為《包公案》等。
四、漢維現當代文學之互影響
主要體現在當代詩歌和小說方面。首先是詩歌，以朦朧詩為代表。上世紀80年代的漢族朦朧詩對維吾爾族詩歌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至於產生了維吾爾朦朧詩派，代表詩人是其曼古麗等。然後是小說，以魔幻現實主義為代表，上世紀80年代，漢族文學引進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一大批漢族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家，以莫言、閻連科等人為代表。相應的魔幻現實主小說熱也影響到了維吾爾小說的發展，產生了維吾爾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熱，代表作家主要是買買提明·吾守爾。此外還有來自漢族的女性主義文學的影響，代表作家是哈麗黛等。維吾爾族對漢族文學的影響主要是漢族作家對維吾爾文學獨特的歷史文化和體裁的刻意模仿。可以說每個在新疆生活過的漢族作家都難免受到維吾爾族的影響。以王蒙、周濤、劉亮程、沈葦等為代表。其中王蒙相關作品主要是小說，代表作是《在伊犁》《這邊風景》等。周濤、劉亮程、沈葦等人的相關作品主要是詩歌和散文，其創作傾向於對維吾爾族古典詩歌體裁的仿寫，有意將維吾爾詩歌形式引入漢族文學中。
總的來說，維吾爾古典文學主要是在伊斯蘭化以後出現的，深受阿拉伯-波斯文學的影響，與漢文學關係不大，但其現當代文學則與漢文學逐漸融合在一起，並隨著雙語教育和雙翻工程的推行幾乎同步發展。權威譯本是本次研究得以成立的基礎，研究的目標是對維吾爾族文學進行整體觀照，並將其主要代表性著作與漢族文學中相關著作進行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