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 | 考文學
排版 | 考文學
第九節 俄國現實主義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
【考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創作的複雜性和巨大影響
１．“小人物”《窮人》：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了處女作、中篇書信體小說《窮人》，別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十分興奮，歡呼“新的果戈理誕生了”。小說使普希金、果戈理開創的“小人物”主題又有了新的發展。
主人公傑符式金是彼得堡一名從事抄寫工作的小公務員，深愛著一個身世不幸、幾乎墮落風塵的姑娘瓦蓮卡。小說受果戈理《外套》影響很大，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曾說過：“我們都是從‘外套’裡出來的”。小說用書信體形式，傑符式金內心世界豐富，有精神追求，他不僅關心自己，更關心別人，關心比他弱小的人。
２．“虛幻的現實主義”：陀氏通常被認為是批判現實主義，但他的現實主義是十分獨特的。陀氏則認為“現實主義”不在於對現實生活形式的真實描繪，而在於反映生活本質的真實。他往往採用誇張、怪誕、象徵、幻想等形式反映生活中那些極端的、絕無僅有的、病態的、畸形的乃至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從而達到本質的真實。（與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密切）
３．獨特的社會哲理小說：陀氏的長篇小說就其體裁而言屬於一種獨特的社會哲理小說，他的優秀作品如《罪與罰》、《白痴》、《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不僅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勝利所引起的尖銳矛盾，而且也反映了這個時代激烈的思想衝突。作家把這些矛盾和衝突提到哲學的高度加以解釋和進行藝術描寫，作品具有極大的思想容量。作家還試圖找到拯救社會的方法、途徑，批判虛無主義、個人主義，宣揚基督教的順從、忍耐等思想。具體表現在： （１）探討社會犯罪根源及由此引起的道德後果，窮人走投無路時的鋌而走險。（２）譴責理性的專橫，反對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作家本人是主張俄國的群體主義的，但又有思想矛盾。人不應該靠 理性而生，而應該靠心靈和宗教信仰而生。（３）反對暴力革命，因為暴力革命根據正當的殺人理論而 實踐。（４）宣揚基督博愛，忍耐順從。
４．“復調結構”：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的復調，這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特點。”“在他的作品裡，不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展開；這裡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間不發生融合。” 所謂復調（poliphony）本是音樂術語，指歐洲18世紀（古典主義）以前廣泛運用的一種音樂體裁，它與和絃及十二音律音樂不同，沒有主旋律和伴聲之分，所有聲音都按自己的聲部行進，相互層疊，構成復調體音樂。
在《罪與罰》裡，幾乎所有的重要主人公都有他自己的聲音，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哲學”，女主人公索菲婭的“東正教觀念”，預審員波爾菲裡的“生活求實和法律的觀念”，盧仁的極端個人主義和同樣極端的“邊沁主義”以及地主斯維德里加依洛夫的無恥哲學等等……。在小說裡如果從說話人的角度來考察他們的議論，幾乎每一種聲音都是振振有詞的。顯得好像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中，而互相之間並不發生融合。每一個人物都成了直抒己見的主體，作品主人公的意識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他人意識”的東西。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小說結構樣式。巴赫金認為陀氏“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藝術思維類型———復調型的藝術思維”。
復調理論強調，復調小說的主人公是具有獨立意識的主體，不受作者立場的左右，復調小說是全面對話型的文體樣式，並且其對話始終處於未完成之中，它沒有作者的統一意識，或者說，作者的意識就體現在未完成性的對話這一形式上。巴赫金從復調理論來看《罪與罰》，揭示出，不能把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思想等同於作者本人的思想，是復調的表現形式賦予了他的思想以獨立的聲音，作者尊重並關注這種思想，藉此展現出由這種思想所揭示的社會及人類自身的問題。
巴赫金對陀氏小說復調結構的理解含義：
一是復調小說的主人公不僅是作家描寫的對象和客體，也是存在獨立意識，表現自己觀念的主體。
二是復調小說的主旨不在表現情節、刻畫人物性格，描寫命運，而是展示具有同等價值的各種不同的獨立意識，是各種不同的聲音（觀念）在進行全面對話。
三是復調小說的主人公與作家關係是平等的，對話的關係，各有其獨立意識，不可替代。概括起來，理解陀氏小說復調結構的關鍵有三點：平等關係、獨立意識、全面對話性。
4.病態人物形象：陀氏描寫的人物幾乎都是病態，與所表現的內容具有一致性。他的人物多是酒鬼、賭徒、虐待狂、殺人犯、淫棍、強姦幼女犯、誨淫者、妓女、放蕩的女人、苦役犯、精神病患者等，這些人物都是些精神變態的人物，具有某種病態的激情。根據不同的病態激情，我們可以把陀氏病態人物分為三類。
其一，自虐性小人物（被凌辱的小人物）
城市底層小人物，處於被侮辱與被欺凌的社會地位，處境艱辛，命運悲慘，作者對他們寄予了滿腔的同情，對他們表現出切膚之痛。
這類人物有索尼婭、杜尼婭（《罪與罰》），娜斯塔西婭（《白痴》），卡傑琳娜、格魯申卡、斯涅基列夫父子（《卡拉馬佐夫兄弟》），瓦爾瓦娜、傑符什金（《窮人》），娜塔莎、尼麗、彼得羅維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地下人”（《地下室手記》）等。
這類小人物的共同特徵是熱愛苦難，自我犧牲，既謙卑又高傲，表現出一種病態的順從，殘酷地折磨自己，在自虐中得到一種辛酸的滿足和痛苦的享受。 陀氏自虐型小人物有現代人的畸形變態的特點，具有現代性。20世紀卡夫卡的小人物，福克納的小人物都和陀氏的小人物有親緣關係，屬於同一類型的人物。 陀氏小人物強調的是心理的病態，善與惡的統一，雙重人格。20世紀的小人物強調的是人性的分 裂，人畜混和，既有生理的畸形，又有心理的變態。陀氏是承上啟下的大家，成為連接19世紀傳統小人物和20世紀現代小人物的橋樑。
其二，心理實驗英雄
一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具有心理的實驗性，拿自己做實驗，在心理實驗中認識世界和自身，把自己看做英雄。當他們的理論在現實生活面前遭到破產，導致心理實驗的失敗，他們也就由實驗中的英雄強者變為現實中的懦夫與弱者。為此，我們稱這類人物為心理實驗的英雄。
這類人物有拉斯柯爾尼科夫（《罪與罰》），伊凡、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兄弟》），韋爾西洛夫（《少年》），斯塔夫羅金、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沙托夫、基裡洛夫（《群魔》）。
心理實驗英雄的共同特徵是具有雙重人格，內心世界分裂，充滿精神變態的激情，大都是虛無主義者，創立自己的行動理論，並根據自己的理論拿自己做實驗，最終在現實面前遭到失敗，理論破產。
西方英雄的沒落。比較西歐個人主義英雄和俄國心理實驗英雄，我們可以看到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與發展，它已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心理實驗的英雄已經顯示出20世紀反英雄的特點。陀氏的心理實驗英雄是連接前期個人奮鬥英雄和二十世紀反英雄的橋樑和中介。西方個人英雄模式歷程：個人奮鬥英雄———心理實驗英雄———現代反英雄。它表明了西方個人主義的破產。
其三，高尚的幻想家
作家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他們胸懷磊落，大公無私，沒有貪慾。熱愛人類的苦難，同情一切孤苦伶仃的人，以情感和心靈為生活的指南，擯棄物質享受，抑制肉慾，號召寬恕，順從和忍耐，認為受苦受難是人生的最高品德。他們充滿幻想，幻想拯救人類，然而又無能為力，救不了生活在黑暗中的任何人，並且自己的理想也在現實生活面前幻滅。
這組人物是梅什金（《白痴》）、阿遼沙（《卡拉馬佐夫兄弟》）、恩納波羅齊勃（《白夜》）、奧爾登諾夫（《女房東》）、阿爾卡季（《脆弱的心》）等。
５．“土壤派”理論： 近10年的流放生涯既摧殘了他的肉體，又動搖了他的革命信念，使他的思想開始了根本性的轉變，逐漸形成了一種反動的“土壤派”理論（又名“根基論”）。這是和當時俄國斯拉夫主義相類似的主張，即認為人民是社會的土壤，主張貴族知識分子不該脫離人民的“土壤”，而應該從這個土壤裡吸取滋養，吸取道德理想。而人民自古以來就是信仰基督和沙皇的，所以要解決俄國的社會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採用鬥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是貴族和人民的和解，篤信宗教。這種思想後來一直影響著他的創作，並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皈依了宗教。這種觀點實際上就是號召人民和現實妥協，其結果必然是維護了俄國的專制制度。
６．“殘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基礎是人的痛苦，他在描寫人類所受的苦難方面是無 與倫比的。19世紀俄國作家大都直接揭露和批判專制主義和農奴制，而陀氏卻著力表現城市的病態，城市貧困帶給人們的心理變態和世紀末的惶恐。為此，他的小說主題都是城市貧困和病態在各個方面的表現，形成獨特一幟的病態主題。包括：虐待狂、年齡懸殊的性愛、失敗的愛情、姦汙幼女、思辨中的反叛、偶合家庭。
二：《罪與罰》
１．基本情節
小說的素材來自當時《時代》雜誌長篇小說連載的關於法國青年拉謝尼耶夫的犯罪材料。
窮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在彼得堡讀書，因交不起學費失學了。他看到貧窮對自己一家和退職文官馬爾美拉多夫一家的威脅，便想改變他們的境況。為此他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並在慌亂中還殺死她的妹妹，另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太婆。殺人後他良心不安，向馬爾美拉多夫的女兒、妓女索尼 婭坦白了殺人的事。索尼婭勸他自首。他被判了８年苦役，索尼婭自願跟他到了西伯利亞。
２．犯罪主題和病態主題
小說以社會犯罪及由此引起的道德後果為題，描繪了當時俄國可怕的城市貧困和社會生活的無出路現狀，顯示了金錢對各類人物性格的毀滅性影響。這是作者最富於社會歷史涵義的一部社會心理小說。
（１）法律上的罪與罰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犯罪行為，以及受到法律懲罰。
（２）理性上的罪與罰
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殺人理論和犯罪動機，是一種理性誤導和理性專橫的罪；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殺人理論在實踐中失敗，殺人後內心不安，精神崩潰，“超人”哲學的理論破產，這是精神上的負罪感的懲罰。 （３）宗教道德的罪與罰
基督宣揚愛一切人，包括愛仇敵，打右臉，伸出左臉，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違背宗教道德，博愛，是有罪，受到良心的譴責，痛苦萬分，是良心道德的懲罰，皈依宗教。
３．主人公形象
拉斯科爾尼柯夫：是個有一套模糊理論、動機複雜的殺人犯。他的理論課分為“超人理論”和“權力真理”。他把世界上的人分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
平凡的人是繁衍同類的材料，他們大地都是天生保守、循規蹈矩、活著必須服從而且樂意聽命於人。這芸芸眾生只能充當不平凡的人的工具，任人宰割。另一類人是不平凡的人，他們不受一般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的約束，犯法而不受懲罰，他們都是破壞者，為著美好的未來而破壞現狀，為了實現理想，他們可以踏過無數人的屍體，是真正的劊子手，但人們卻稱他們是偉大的。他的理論破產了，他本來要證明自己是一個強者，一頭獅子，但結果卻成了遠離人群的孤獨的人。
索尼婭是人類不幸的化身。索尼婭絕非一個，而是一支看不見首尾的大軍。這個形象是和拉斯科爾尼柯夫相對照的人。如果說拉斯科爾尼柯夫代表理性和理智，那麼索尼婭就代表心靈和感情，拉斯科爾尼柯夫依照理性引導走向了犯罪道路，索尼婭則靠心靈的指引走向了博愛。從道德角度而言，她也犯了罪，但她是為自己所愛的人做出了犧牲。索尼婭作為全心裝著人類苦難和愛的人，在生活把她拋進泥濘時，仍然保持不朽的純潔。拉斯科爾尼柯夫接近索尼婭，就是走進心靈拒斥理性。
盧仁是作者鞭撻的對象，“吃人”的蜘蛛的形象。他是個極端利己主義者，而且有一套利己主義的理論：“大家對我說：‘去愛人吧。’而我愛上了。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我把一件長褂撕成兩半，跟親人分而穿之，於是我們倆都變得衣不蔽體……科學卻告訴我們：首先只愛你自己，因為世上一切都是以個人利益為根據的。”正因為如此，為了他一己私慾，可以不擇手段，損害他人的利益。他對於婚姻、對於杜妮雅和拉斯科爾尼柯夫一家的態度是他的人品的最形象的說明。
三：《卡拉馬佐夫兄弟》
集中描寫人類的苦難。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成熟的作品，弗洛伊德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壯麗的長篇小說”。它幾乎將作家曾經開拓過的所有主題，諸如“幻想家”、“兩重人格”、“被侮辱與被欺凌的”、“超人”、“強權”、“偶合家庭”，以至東正教的“贖罪觀念”都作了一番探索。小說把社會現實生活的揭示、人物類型的刻劃和人類命運的思考等一系列問題結合在一起，探討了政治、哲學、倫理、道德等各方面的問題。
卡拉馬佐夫一家是一個典型的“偶合家庭”。父親費奧道爾·巴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是俄羅斯一種病態而又惡毒的靈魂的代表。
長子德米特里既有老卡拉馬佐夫自然慾望的一面，又不失靈性。次子伊凡·卡拉馬佐夫推崇理智，他並不像他哥哥是熱情衝動型人物，是一個冷靜的無神論者。具有兩重人格。書中“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就是用來說明他的思想的一個隱喻。他不能相信基督再降臨的奇蹟，宗教大法官的原則是暴力和奴役，人間只是權力者“為所欲為”的場所。最小的弟弟阿遼沙是作者筆下理想的人物，是作者“東正教觀念”的體現。這是一個“要為全人類受苦”的正面人物。私生子斯麥爾佳柯夫是惡的典型，沒有信仰，沒有原則，完全聽命於自己慾望的支配，是實際上的弒父罪人。
卡拉馬佐夫氣質：是腐敗墮落的俄國社會的精神產物。
契訶夫
一：小人物，套中人，反對托爾斯泰主義
１．早期創作中的主題
契訶夫早期所寫的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作品，從題材和主題看，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類是嘲笑當時普遍存在的奴性心理，暴露造成這種奴性心理的專制警察制度，如《小公務員之 死》（1883）、《變色龍》（1884）、《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等； 另一類是寫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的，如《哀傷》（1885）、《苦惱》（1886）、《萬卡》（1886）等。
２．《套中人》
契訶夫主要是從兩個角度來完成對別里科夫這一典型的塑造的：一是從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精神狀態、言語習慣、社會影響等方面，對別里科夫作一般性的描述。二是把主人公推到“婚姻”這一人生大事面前，對別里科夫作集中的、畫龍點睛式的刻劃。
歸根結底，別里科夫害怕的是出現跟已有成規不一致的東西，害怕的是體現歷史進步的新事物。如同斯大林說的那樣，別里科夫———像害怕瘟疫一樣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軌以外的東西。
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別里科夫是一個頑固的保守勢力的代表。
３．在思想探索過程中，托爾斯泰主義曾“強烈地感動過”契訶夫，契訶夫說托爾斯泰主義“有六七年的功夫佔據了”他的“心”。但從庫頁島回來之後，契訶夫對托爾斯泰主義的態度卻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他明確地表示：“托爾斯泰的教義不再能感動我了，在我的靈魂深處我對它抱著反感。”
在庫頁島目睹了野蠻、痛苦和災難的種種表現之後，契訶夫越來越疏遠和否定托爾斯泰主義。這種傾向在契訶夫文學創作中的明顯反映就是《第六病室》以及《在流放中》這兩篇作品。
二：《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描寫了一個發生在外省醫院裡的故事。是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結合的作品。
“瘋人病室”和“精神病人”是契訶夫為了轉移書報檢察官的視線而虛構的，但小說卻真實地反映了沙皇統治下的專制俄國的現實，“第六病室”實際上是專制俄國的縮影。
患有迫害空狂的格羅莫夫和醫生拉京是兩個主要人物。從格羅莫夫講話的內容看，他並不是精神病人。他是一個愛思考、有見解的人，只是由於專制制度下司空見慣的栽誣和誤判，才使他“一天到晚提心吊膽”，以致最終患了被虐狂，而給關進監獄般的第六病室。在專制統治下，“討飯袋和監牢是誰也不能保險自己不沾上邊的兩種東西”；在專制統治下，任何人，特別是有見解和愛思考的人，隨時可能受到栽誣和逮捕，“戴上鐐銬，投入牢房”，或被當作“精神病人”關進監獄似的“第六病室”。
格羅莫夫就是這種制度的受害者，拉京的悲慘結局更突出了專制制度的橫暴和荒誕，監獄一般的第六病室的現實清楚地告訴他，他也被當作“精神病人”給關起來了。
《第六病室》是才從人間地獄庫頁島歸來的契訶夫對現實生活所作的一種思索，思索的結果就是他在《第六病室》中“描繪了一個大庫頁島———沙皇俄國”，就是他對“勿以暴力抗惡”學說的否定。
三：《櫻桃園》
１．《櫻桃園》的基本情節是與櫻桃園緊緊相扣的：為了挽救一座即將被拍賣的櫻桃園，它的女主人朗涅夫斯卡婭從巴黎回到了俄羅斯故鄉。商人羅巴辛建議她把櫻桃園改造成別墅出租。女主人不聽，櫻桃園被拍賣，而購得櫻桃園的新主人正是商人羅巴辛。櫻桃園原先的女主人在失去櫻桃園後落了幾滴眼淚，離開了。落幕前，被遺忘在房子裡的費爾斯獨白道：“他們都走了……他們都把我忘了。”
最後是終場的舞臺指示：“遠處，彷彿從天邊傳來了一種琴絃繃斷似的聲音，憂鬱而縹緲地消逝了。又是一片寂靜。打破這寂靜的，只有從遠處隱隱傳來砍伐樹木的斧頭聲。”無疑，《櫻桃園》的意蘊聯繫著“櫻桃園的易主與消失”這個核心。
２．主題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從這個戲核可以生髮出種種不同的題旨來。在貴族階級行將就木的20世紀初，由此可以反思“貴族階級的沒落”；在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十月革命後，由此可以導引出“階級鬥爭 的火花”；而在階級觀點逐漸讓位於全人類意識的20世紀中後葉，則有越來越多的人從“櫻桃園的消失”中，發現了“人類的困惑和無奈”。在50年代末，契訶夫夫人克尼碧爾（她是朗涅夫斯卡婭的頭一個扮演者）就曾指出，《櫻桃園》寫的“乃是人在世紀之交的困惑”。“困惑”在哪？不妨再挖掘一下“櫻桃園”易主與消失的故事底蘊：美麗的“櫻桃園”終究敵不過實用的“別墅樓”，幾幢有物質經濟效益的別墅樓的出現，要伴隨一座有精神家園意味的櫻桃園的毀滅。“困惑”在精神與物質的不可兼得，“困惑”在趨新與懷舊的兩難選擇，“困惑”在情感與理智的永恆衝突，“困惑”在按歷史法則註定要讓位給“別墅樓”的“櫻桃園”畢竟也值得幾分眷戀，“困惑”在讓人聽了心顫的“砍伐樹木的斧頭聲”，同時還可以聽到“時代前進的腳步聲”。作家還以滿腔的熱情歡迎新生活的到來，高呼：“再見了，舊生活！新生活萬歲！”
３．人物
郎涅夫斯卡婭和加耶夫是劇本的中心人物。在他們身上，體現了貴族階級的平庸無能、意志薄 弱、內心空虛、寄生成性的特點。劇本通過這兩個人物形象，反映了貴族階級思想道德上的墮落及其必然滅亡的命運。關於這一對兄妹，高爾基說得好：“他們像小孩那樣自私，像老人那樣衰老，他們到了應該死的時候還沒有死，他們悲嘆著，對自己周圍一切完全看不見，完全不瞭解，他們是一群不能再適應生活的寄生者。”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