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生於1954年3月，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代表作品《長恨歌》、《向西，向西，向南》等。
母女居住的五月花公寓廚房兼餐廳，右一是吳祖光，中間比爾和瑪麗夫婦照管作家生活起居
1983年，57歲的茹誌鵑、29歲的王安憶，同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其後又到美國東、西岸講演和旅行。三年後，這對母女作家唯一的日記合璧之作出版，記錄了1983年8月30日至12月27日倆人各自的所見所感。如今，憶起當年近四個月時光，王安憶直言這是她人生中潛移默化影響未來的一段經歷，彷彿人生的一場預演。
- 對物質生活打了預防針
1983年我隨母親茹誌鵑和吳祖光先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這段經歷對我的人生特別重要。
本來當時寫在日記本上，是不打算公開給別人看的，因為對每一種細微體驗都很珍惜，當寶貝一樣，寫得很囉嗦，事無鉅細，不懂得歸納篩選，一股腦全傾瀉於筆端。當時也是母親的點子，她提議出書，30多年過去了再看，這些記錄有了歷史資料的價值，真實反映了我們母女當時的所見所感。
外國友人對我們是好奇、友好兼有。而美國那種豐裕、富饒、開放的物質生活十分炫目，新鮮感十足，對於經歷過匱乏時代的我們來說，不產生迷戀是很難的。當時美國無處不在的便利店、超市貨架上擺滿可口可樂，感覺像不要錢一樣地買零食；還有各種口味的冰淇淋，琳琅滿目，我一般趁快要打烊的時候踩點去買，給的分量尤其多。
那時候出國回來，每人都可以帶一個大件，像彩電、錄音機和冰箱，都是有配額的。有時我自己的配額還會被家人朋友預定掉。但漸漸我明白了，豐盛的物質沒什麼了不起，光有物質是不會使人幸福的。
從美國回國後我經歷了精神上的危機。最近幾十年，當中國的物質生活呼嘯撲面而來的時候，我反而變得很有抵抗力。在美國的日子就像打了預防針，眼界擴大了，我不像其他人那麼備受衝擊，感覺自己學會了辨別什麼是已經走過的路、什麼是象徵未來的東西。
The University of Iowa愛荷華大學。2019 USNews美國大學綜合排名第89
- 曾經的心底叛逆
我們母女倆在一起時幾乎不聊文學。去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就是因母親而成行，不承認也得承認。年輕氣盛的我，心底是很叛逆的。
和母親因一些生活瑣事鬥嘴，同在美國的作家陳映真也看出來了，說我“故意反對母親”。出國對於她不是新鮮事，但是這一回，與女兒同行，使她格外開心。合出一本旅美日記，是母親的創意，我無法反對，因為內心受著誘惑，同時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綁。我總是極力掙脫與母親的捆綁，身為著名作家的女兒，成長中的反叛期延長並且加劇。
媽媽一直比較淡定，在美國，她看我天真地和別人爭吵，眼神裡多是寵溺欣賞的，做父母的對兒女都不是客觀的吧。
母親走20年了，重讀這些日記，她寫的依然是好，她能夠準確地窺察並且表達美國，還有她自己。她向來又是個講究文字的寫者，從不隨便下筆。無論是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和認識，還是內部精神的立場觀念，母親不知高我多少籌。
相比之下，我的日記就是一本流水賬，事無鉅細，來不及思考、提煉、去蕪存菁，冗長、拉雜、瑣碎、無趣，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個飢渴的人，面對盛宴，什麼都好，什麼都要。要說有什麼價值，大概就是老實地記錄了那段生活。
茹誌鵑，王安憶母女同遊迪士尼樂園
- 震驚西方的教學理念
一位曾當過作家王蒙英語教員的朋友告訴我，此前王蒙來愛荷華寫作計劃，上課氛圍很輕鬆，“教兩小時英語，喝兩小時的酒”。我曾去旁聽了一個創意寫作實踐課，很多新鮮的理念，並不太感興趣，更多是震驚，原來寫作是這樣教？
授課非常技術流，“解剖學”式的，側重小說的內部結構。而國內更傾向解析小說與外部的關係。一開始我很難理解西方這種寫作方法，後來我自己在復旦教創意寫作班，逐步明白不同理念都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土壤的，取其長吧。
剛到美國時，我覺得當地的年輕大學生很單純，特別天真。美國小說整體上似乎也是這種感覺，很原始的，蠻荒的，缺少歷史感，所以我個人不大喜歡海明威或傑克·倫敦。英國小說更有勁些，像石黑一雄或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裡有濃濃的階級意味，帶來衝突和困境，以及如影隨行的偏見。但正是有了偏見，故事也就跟著來了。相比之下，中國小說還是和英國的比較相像。
1978年，王安憶和父親王嘯平、母親茹誌鵑在家中
聲明：文章內容原載於《作家文摘》報第2188期，轉載自《作家文摘》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