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上，越短的刀子越刺得深。
但文學不是武器。
文學家要“過去”要“現在”要“未來”。
尤其看重“未來”。
政治家只要“現在”，無視“過去”。對待“未來”像對待“過去”一樣，是不在話下的事。
所以政治家為所欲為地擺佈文學家，文學家翻“過去”、展“未來”給政治家看；不看，即使看了也等於不看，因為——前面已經說過。
輕輕判斷是一種快樂，隱隱預見是一種快樂。如果不能歆享這兩種快樂，知識便是愁苦。然而只宜輕輕、隱隱，逾度就滑入武斷流於偏見，不配快樂了。這個“度”，這個不可逾的“度”，文學家知道，因為，不知道，就不是文學家。
專制獨裁的王國中，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兩個國王。
點到這裡可以為止。而索爾仁尼琴不為止。
點到這裡可以為止。
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把桌子放在床上，把床放在屋脊上——文藝理論家就這樣終其一生。在某國。
床自己從屋脊上下來，桌子自己從床上下來，椅子自己從桌上下來，這是聰明的桌和椅。笨椅笨桌笨床就定在那裡不下來了。
太陽照著屋脊，不久太陽下山，夜，夜盡，屋脊上又顯出床，床上桌子，桌上椅子——文藝史家就這樣寫下來，而且拍了照片。
中國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辯已忘言。
歐陸文化精神的整體表現是忘言猶欲辯。
為了顯示形，故意無視質，消退質，以立新奇。二十世紀末的藝術大抵是這樣。偏巧這一時期的藝術家本身先天性缺質，也就少有求質的願望，於是紛紛順勢投入求形的潮流中。二十世紀至此已呈凋零。
一具鎖，用一個與之不配的鑰匙去開，開不了，硬用力，鑰匙斷在鎖裡。即使找到了與鎖相配的鑰匙，也插不進去——而且鎖已經鏽壞，別以為那個與鎖相配的鑰匙就開得了——在比喻什麼?
“當真，為什麼我們遇見一個畸形怪狀的身體是不激動的，而遇見一個思路不清的頭腦就難以忍受，不能不憤慨起來了呢?”
“因為，一個跛腳的人，承認我們走得正常，而一個跛腳的精神，卻說我們是跛腳的。若非如此，我們就不致惱恨他們，反使可憐他們了。”
蒙田和帕斯卡爾之所以能這樣娓娓清談，是緣於都未曾見過一個渾沌的頭腦能把億萬頭腦弄渾沌，也未嘗身受過跛腳的精神糾集起來把健行者的腿骨打斷。
現代藝術是竹花。
到了壯年中年，想一想，少年青年時期非常羨慕的那個壯年中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恐怕是來不及了。
到了老年殘年，“否”了者不必想，“是”的者再想一想，壯年中年時期非常羨慕的那個老年人殘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就怎麼也來不及了。
而對於兩度“是”者，還得謹防死前的一刻喪失節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