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大河流過,大樹繁茂

文學 馮異 藝術 小說 詩歌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12-16
馮驥才:大河流過,大樹繁茂

在寧波江北的慈城,老人們知道這樣一副對聯:

大樹將軍後,

凌雲學士家。

馮驥才出生於天津,卻始終與故鄉慈城有著無限牽絆。

“大樹將軍”是馮驥才的先祖——東漢開國名將馮異的雅號。馮異文韜武略、戰功卓著,卻不慕名利。每當打了勝仗,眾將論功時,他總默默避於大樹背後。將士們敬佩馮異的為人,敬稱他為大樹將軍。

兩千年以後,他的後人馮驥才以“大樹”作為自己畫館的名字。冥冥之中,馮氏族譜上相隔超過百代的兩人,分別以自己的方式,將家國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文學既是孤獨的,也不是孤獨的。因為支撐文學的還有讀者。我會與文學、與讀者相伴終生。”在今年10月北京舉辦的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76歲的馮驥才走上領獎臺,聚光燈下,如同一顆熠熠生輝的恆星。

這不是馮先生第一次在小說界折桂,他的《雕花菸斗》《啊!》《神鞭》都曾獲得魯獎的前身——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而當三十多年過去,他在《俗世奇人》(足本)獲獎感言裡的這番話,讓瞭解馮先生的人不免動容。多年來奔波於大江南北,投入大量精力保護國家文化遺產,似乎疏離了自己摯愛的文學,能夠再一次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給他莫大的鼓勵和安慰。

11月中,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腳印工作室一行人為大樹畫館帶來給馮先生的新作——《漩渦裡》。站在館內靜躺的書畫前,面對這棵“大樹”,仰之彌高,更多了幾分敬愛和心疼。

1966-1976:身在冰河,無路可逃

1966年夏天,硝煙漸漸瀰漫於天津街頭。

青年的馮驥才高大帥氣,有很好的家庭文化薰陶,他熱愛世界經典文學和音樂,在繪畫方面已展露天才的資質,卻因“出身”問題而未能進入中央美術學院。24歲時,他在一家書畫社裡從事古畫的臨摹。“文革”一來,不僅單位的所有古畫、臨本、範本被當作“四舊”查抄,連他自己收藏的名畫和圖書也未能倖免。

那段時間,令這個脆弱的家庭恐懼痛苦的“砸門聲”此起彼伏。人性赤裸裸的另一面,讓原本沉浸在文藝、美好之中的青年馮驥才,瞬間墮入茫茫黑夜,不知盡頭。

馮驥才:大河流過,大樹繁茂

馮驥才與妻子

在1967年新年來臨的前夜,馮驥才與相處了多年、同樣出身不好的女友顧同昭結婚了。兩人都生在書香門第,又同是書畫社的王牌員工。本來是天作之合,此時結合,卻多了幾分相互取暖的意味。兩家人在飯店吃了一頓簡單的晚宴,就算是舉辦了結婚儀式。一切低調從簡,新娘子甚至連紅衣服都不敢穿。酒桌上,岳父舉起酒杯,低聲說句“祝賀,祝賀”,一家人邊低頭吃飯,邊小心翼翼怕引起旁邊其他人的注意。

回到家,院子裡一群紅衛兵正在喊話,拿手電筒往樓上住戶的窗子照射。這對年輕夫婦在不足十平米的婚房裡,在隨時可能有人破門而入的恐懼中瑟瑟發抖,戰戰兢兢地度過了新婚之夜。

轉年又到冬天,兒子出生了。馮驥才和妻子給兒子取名“馮寬”。一個“寬”字背後,不知含括了他父母內心多少的希冀與祝願。

用馮驥才的話說,五十年並不遙遠。“文革”是他“甩也甩不掉”的記憶,恐怕也是長久難以癒合的傷口,但站在馮先生浩浩蕩蕩的生命大河邊,回望來處,恰恰也是這段痛苦的經歷,推著他走上了文學之路。

“文學的本質是用光明照亮黑暗。還有,文學的本質必須服從心靈。”一種用文字書寫時代的使命感,從此紮根於青年馮驥才的腦海中。他要寫下來,寫下時代最真實的故事、最真實的人物以及他們的命運、情感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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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祕密寫作的手稿

工作之餘,馮驥才除了閱讀千方百計尋來的各種文學著作,也開始了自己的祕密寫作。他從身邊的人和故事寫起,也寫表述胸臆的詩歌,怕被發現,便把作品用極小而工整的字體謄抄,捲成紙卷兒,塞進自行車的一個個車管裡保存,最終為了家人的安全又不得不悄悄掏出來銷燬。“文革”高潮過去後,他開始和李定興合作創作《義和拳》,期盼終有一天可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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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義和拳》時查找資料

1966-1976這十年裡,有人禍,也有天災。有睦南道58號裡,這對善良的年輕夫婦為保護友人不惜犧牲自己,又劫後餘生時那發自心底的笑聲;也有長沙路思治裡,在大地震後房子塌毀,家當盡失,幸而一家平安的悲欣交集。在佈滿荊棘的路上,在混亂的時局中,馮驥才走得艱難,卻始終保有自己“文學的良心”。

1977-1979:凌汛初來,春意回到人間

深秋的天津大學,草木搖落,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位於天大青年湖畔,舒朗的建築線條頗具現代感,在秋風和滿樹紅葉的映襯下,更顯寧靜優雅。

院內有大片清淺的水池,上百條紅色錦鯉游來游去,不時激起層層水紋。

2013年夏天,北京幾位好友前去拜訪馮驥才,聊起人文社即將“搬遷”的事,大家頗為感慨,馮先生與人文社的故事太多了。人文社編輯腳印隨即約稿,說:“期望您能把這些人和事記錄下來。”馮先生欣然答應,於是便有了《凌汛》一書。後來馮先生每年增添一部,四年完成了“馮驥才記述文化五十年系列”,記錄下這段彌足珍貴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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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記述文化五十年系列

1977年,春天的訊息已經來到。經過嚴格的挑選和推薦,一批有潛質的青年作家住進人文社,進行“借調式”寫作。所謂“借調式”,就是出版社把好的作家“苗子”臨時調到出版社寫作、改稿,在編輯的幫助下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稿子達到出版要求。馮驥才就是這些“好苗子”中的一個,他得到總編輯韋君宜的賞識,借調到人文社修改長篇小說《義和拳》,開始了他正式的“寫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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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多了,房子不夠住,社裡便決定在後院蓋一個摺尺形四層紅磚小樓。蓋這座小樓有一半的活兒是由作家和人文社的編輯們乾的。馮驥才改稿之餘,參與抬沙拌灰也是常事。小樓很快建了起來,馮驥才是最先入住的人之一。

在人文社的日子快樂而忙碌,作家、編輯之間不斷進行思想交流和碰撞。作家寫就的稿子,編輯不滿意,就讓拿回去重改,有時候編輯也動手,嚴苛到像是對待自己的作品。馮驥才每改完稿,都要被責編送到總編輯韋君宜那裡過目,總編輯“韋老太”也一遍遍修改。

那時社裡仍保留著集體勞動的傳統,閒暇時組織著去郊區割麥子,時不時還有籃球比賽等活動。有當過運動員的大馮在,人文社的籃球隊一下擁有了“超級巨星”,能和外交部等機關的強隊過過招兒了。那時馮寬已經慢慢長大,暑假期間,媽媽上班沒法帶他,他便常來北京陪伴爸爸。兒子睡床上,馮驥才乾脆就用報紙鋪在地上打個地鋪,倒也涼快,父子倆怡然自樂。

“唯有時光倏忽去,後輩一片皆成人。”恍惚間舊日已隔四十年,馮寬也已到知天命的歲數,而這棟紅磚小樓,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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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凌汛》

1977-1979年,在人文社的兩年時間,不僅是馮驥才扭轉人生、重新開始文學之路的轉折期,也是整個國家發生鉅變的關鍵時期。冰河解凍,各種思想激烈碰撞,文學也漸漸復甦,一切蓄勢待發,即將崛起。

1979-1988:激流奔湧,不可遏止的文學時代

大樹畫館裡擺放了許多馮驥才的畫作,除了一幅他年輕時憑超凡的記憶力和繪畫功底臨摹的《清明上河圖》,其他多為色彩絢麗的近年新作,靈秀自如,意味深遠。

稍加留心,會發現這些飽含情感的畫作大多是描繪秋天的景象。在畫館裡等馮先生時,我們問馮先生的助手:“馮先生最喜歡的季節是秋天嗎?”她會心一笑,說是的。大家聊起觀畫的感受,猜想著,是不是大家眼中永遠積極樂觀、精力飽滿,給人感覺也如春風化雨的馮先生,內心深處還是最嚮往恬靜,或許也有一絲秋天般的惆悵?

1979年11月,又是秋冬時節,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之後,馮驥才回到天津,而他的生活和文學事業一躍進入了“火熱的炎夏”,一如“激流中雪白的浪花”閃耀起來。

1980年代初,隨著《鋪花的歧路》《啊!》等小說的發表,馮驥才在全國獲得了超乎想象的關注度和喜愛。天南海北的讀者來信一次次塞滿馮驥才的信箱,有的讀者不知道他的確切地址,只在信封上寫“天津,馮驥才收”,也多半可以寄到,因為郵遞員對馮驥才的地址實在太熟悉了。

回憶起這些來信,馮驥才心中仍十分感動。讀者把他當作一個素未謀面的朋友,向他感謝,向他傾訴,甚至向他懺悔,請求幫自己平反。有的信展開時有“沙沙”聲,字跡時而模糊,他知道,那是寫信人在信上滴落的眼淚。

讀者的熱情回過來又更加激發了馮驥才的寫作動力,這種跨越千萬裡的心靈相通,也讓他領悟到了文學的意義所在。可就當他信心滿滿、靈感迸發,準備創造一個文學奇蹟的時候,身體卻突然給了他當頭一棒——用腦過度、精神高度緊張加上抽菸過多,讓他生了一場大病,所幸在妻子的悉心照料和長期調理下,慢慢恢復了過來。

除了大病痊癒的歡喜,更添了友情帶來的慰藉。馮驥才在《激流中》裡寫道,今天“仍然感受到那些留在歲月裡昨日的情誼,叫我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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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激流中》

他還保留著當年生病時朋友們的問候信件。王蒙、劉心武、李小林、屠岸、李陀、蔣子龍、高莽、閻綱、路遙、嚴文井、李炳銀、張潔、諶容、鄭萬隆等好友,要麼寫信安慰,要麼登門拜訪,陳建功甚至因為他去世的謠言而痛哭一場。這些作家在當時的文壇都有了一席之地,他們因為文學而相識,也始終保持著真摯純粹的友誼,那種情形和當今已經不同了。

身體恢復後,文學創作也隨之開始,那是一個有著無窮的激情和創造力的年代,人們熱愛文學,介入文學。馮驥才與李陀、劉心武等人就“問題小說與人生小說”“現代派與現實主義”等文學問題的探討,一度引起了整個文壇的關注和震動,也推動了新時期文學的改革和前進。

在文學和藝術之外,1982年,另有一件事闖入了馮驥才的生活——他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了。從此,他要承擔起國家和人民賦予的又一重責任。

又過兩年,《神鞭》出版,這部在文體上頗具現代意味的小說,從題材和語言上,開始展現馮驥才對天津的鄉土情結。

也是在這一年,經過多番周折,他們一家終於得以從思治裡那間冬冷夏熱、曾遭地震損毀又常有人推門而入的小房子搬出,搬到了勝利路雲峰樓的新居,雖然只有一大一小兩個單元,但拿到鑰匙的那一刻,夫妻倆開心得聲音幾乎顫抖。直到那時,馮驥才的家中也沒有什麼像樣兒的家當,除去鍋碗瓢盆,多半是書。

馮驥才說,1984年發生的這兩件事,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拐點”。一本小說為他的文學創作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一個新居,讓他和家人在十六年後,終於過上了久違的安靜生活,從此更對未來的美好充滿憧憬。

1990-2013:在漩渦裡,“一邊陷落,一邊升騰”

上一次拜訪馮先生是在2017年5月,馮先生帶我們參觀了研究院的一間陳列室,這裡除了存著海量的文化遺產保護資料,還有許多份碼放得整整齊齊的研究生論文。自2001成立,研究院內一直設有碩士點,其中有不少是馮驥才親自帶的研究生。

馮驥才曾說,繪畫、文學、文化遺產保護、教育是他的“四駕馬車”。“我的四駕馬車不是四馬拉一車,我只是一匹馬,我是用四匹馬的勁兒拉著一輛車,因為我的車上的事較一般的車多四倍。”

在為人所熟知的大作家、大畫家、著名文化學者等身份之外,馮驥才在教育界的成就也非同尋常。年初,馮研院和腳印工作室整理了馮先生入選各種版本語文教材的文章,彙編為《馮驥才語文課》一書出版,發現全國竟有上百種教材選用了馮驥才的文章。《珍珠鳥》《挑山工》《刷子李》等文章的閱讀量要以億為單位計算,受教群體的覆蓋面從小學到大學,教材從國內最普及的語文課本到國外知名大學的漢語教程……他對中國語文教育的影響和貢獻可見一斑。

借用王蒙的話說,大馮的成就,遠不止這“四駕馬車”。當然,壓在他身上的這些馬車的重量也就可想而知。

1990年代初,馮驥才回到了表達自我的繪畫領域。相較於文學,繪畫似乎更是屬於他個人的事。他的畫展從天津到濟南,再到上海、寧波、重慶,最後到北京中國美術館。跋山涉水,從北到南,每一個畫展都反響巨大,每到一處都是觀者如雲。

馮驥才:大河流過,大樹繁茂

1992年冬,在中國美術館前

也正是在辦畫展的這兩年裡,馮驥才接觸到並瞭解了藏在大好河山裡的眾多名勝古蹟,同時發現了在改革浪潮席捲下,正在全國發生的可怕的文化現實。

在山東東平縣“一線天”雕滿摩崖造像的巨石上,幾個山民的孩子舉著錘子高喊:“十塊錢給你鑿下一個佛頭”。這樣的場景,深深地刺痛了馮驥才。當時全國類似的事情到處都在上演,這也促成了他角色的轉變,從一名登堂入室的畫家,一轉身投入文化遺產保護的事業中去。

不論在自己從事的哪個領域,馮驥才都有著非凡的行動力。在他的畫展最火爆的時期,為了籌集保護文化遺產的資金,他毅然選擇了賣畫。善良的妻子也給予他無條件的支持,夫妻倆挑選出最好的精品畫作義賣。在故鄉寧波,他自己賣畫為寧波文聯籌措二十萬,重修了賀知章的祠堂,從而讓祠堂得以保留;遊歷周莊,他甘願自掏三萬,只為留下一棟精緻古樸的“迷樓”……1990年代初,那些數字對於個人而言顯得太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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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些時間和民間藝人們聚一聚

從1995年趕在天津城市改造之際修建老城博物館,到1996-1997年奔赴敦煌,朝聖一般寫就《人類的敦煌》,再到1999年站在估衣街的廢墟前的淚流滿面……20世紀的最後一個時代,留給馮驥才的不盡是美好,另一半是痛心、憤怒以及一次次的失望。

20世紀的最後一年,後來達到數百萬銷量、又收穫魯迅文學獎的《俗世奇人》在這一年出版,馮驥才也當選了中國小說學會的主席,只是“縱入漩渦”,似乎再不能自已,他一半的精力都轉到文化遺產保護的領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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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鋼筆,一手毛筆,是馮驥才九十年代個人的“文化形象”

關於馮驥才文化遺產保護的故事,不是這篇短短的文章可以講述的。這二十年的文化遺產保護歷程,崎嶇坎坷,人但凡做超前於時代半步的事,總會讓許多人不理解,甚至有巨大的阻力,其背後的辛酸可想而知。在馮先生的辦公室裡,我們問起馮先生:有沒有某個瞬間,讓您覺得欣慰?

馮驥才笑著講起有一次他到安徽徽州某個村莊的故事,當地的人想讓他看一下他們村落的保護情況,走進村裡,馮驥才忽然看到一根電線,房頂是灰色的,牆是白的,原本白色的電線被塗成了灰色。塗完後電線和房屋就協調了。他問,這個線是誰塗的?村民說,這不是您的觀點嗎?

那一刻馮先生是欣慰的,“文化遺產保護者跟作家的想法一樣,最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夠被老百姓接受”。古建築的保護要注意每一個細節,馮先生這些年一直呼籲的觀念,真如一隻蝴蝶扇動翅膀,最終引起氣勢如虹的大風,吹過萬里,吹進尋常百姓家,被理解,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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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文化普查中發現一個古老的畫鄉——滑縣。入村這天正趕上大雨澆頭

當天下午回京,馮先生下樓送我們。在電梯口,他指指自己的腿說:“最近腿有點疼,以後可能沒辦法總到外地去了。”一句話說得我們心中都有些難過。

我想起他在看到眾多民間文物流失到國外,而自己的努力不能阻止時,痛苦地說:“我們太糟了——”

我想起他在極力呼籲國家啟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時,面向領導講的:“民間文化在撥打120,向我們緊急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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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檔案》

想起在汶川大地震後,他組織搶救羌族文化遺產,在廢墟之上振臂高呼:“他們文化的存在就是他們民族的存在!”

想起他在自己進行傳統村落保護的起點——後溝村的動情演講:“人生也好,事業也好,會有無數次的起跑,但這次起跑是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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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溝村戲臺前演講

站在滾滾向前的歷史大河之岸,馮先生就像兩千年前先祖躲避其後的那棵大樹一般,枝繁葉茂,蓬勃盛大。而樹蔭之下,土地堅實穩固,生靈安穩生長。大河流過,深入大樹的生活、生命深處。

謝晉曾經問馮驥才:“你能不能把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你一定會有更大成就。”我想,馮先生在《漩渦裡》的幾句話,能解答我們對他人生選擇的疑問。

一句是:“人生的完美不應該是充分的自我或盡其自我?”還有就是在後溝村又一次看到艾青《我愛這土地》後渾身戰慄,脫口而出的那句:

“誰理解我們?不需要了。只要我們理解我們自己。”

王蔚

2018.12.2

本文首發於《北京日報》;作者王蔚,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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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先生的一部痛史

由迷樓到賀祕監祠,馮先生一步步走入賣畫搶救文物的漩渦之中……

從第一次記錄臨危老城,到記錄《人類的敦煌》,再到搶救老街,馮先生敏感地意識到城市現代化所導致的傳統文化流失,終會有一天使我們喪失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記憶。作家的情懷與責任擔當,使他從情感上、使命上,把保護民間文化、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的天職,他用知識分子的行動抵抗著大眾歷史精神缺失的憂思。

啟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深入後溝村,在汶川地震後迅速搶救羌族文化遺產,國務院通過設立我國文化遺產日……

從一開始的自發行動,到後來的主動投入,馮驥才始終沒有離開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場,這種立場不僅是思想的立場,而且還帶著一份濃厚的情感,而一件件具體的保護民間文化遺產的故事,體現出了他作為知識分子對文化的敏感與自覺,責任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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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先生妙筆生花,紀念《漩渦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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