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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的文學演講，主題為《講故事的人》。他的演講稿摘錄部分如下：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製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複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裡冒不出好話來。但我複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後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複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複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
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慾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飢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後，我混跡於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裡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並不平坦，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裡，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遊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
我該乾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裡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
……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麼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裡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裡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但無論是起源於夢境還是發端於現實，最後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
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瞭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並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於從後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迴歸了傳統。當然，這種迴歸，不是一成不變的迴歸，《檀香刑》和之後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鑑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汙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淨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裡。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後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後的歲月裡，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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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告訴我們：寫作的核心能力就是講故事。
寫自己想的，講自己寫的。從今往後，我也要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會講故事的人。講自己的故事、講別人的故事，還要努力地講給更多的人聽。不但要講，而且要用筆寫出來，因為用嘴講出來的故事會隨風而散，用筆寫出來的故事才永不磨滅！
事實上，人們對優質故事的需求，從來都沒有衰退過。在如今同質化內容氾濫的信息環境中，人們對好故事的渴求其實變得更為強烈，創作者無需擔心讀者對於優質故事的辨識能力。故事能否真正獲取認可，並不在於篇幅長不長，而在於品質好不好。真正的好故事，在如今這個時代所激發的巨大傳播效應以及帶給創作者的種種收益，往往是超出作者預想的。
好故事最容易激發傳播效應。冰冷的數據、深奧的理論可能會讓讀者望而生畏，而充滿生動鮮活細節的故事卻可以有效激發起人們分享傳播的慾望，成為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焦點。真正傑出的故事甚至可以產生對抗時間的力量，流傳百年甚至千年仍舊綻放光彩。
如果留心梳理一下，會很容易發現，那些能夠引發全民熱議的話題，大多都是生動精彩的故事。好故事天生就自帶傳播屬性。 更進一步而言，如果有能力寫出一個好故事，作者所獲得的收益將遠超寫作本身。實際上，講故事的能力，是在現代社會生存發展應當具備的“元技能”。
現在這個時代，你要想推廣一個理念，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變成一個好故事。因為好故事是人類靈魂深處需要的東西，就會願意付費，這時你會又有更多的金錢去推動這件事，讓更多人知道。
什麼是好故事？有兩種類型的故事能讓人們心甘情願掏腰包，一是以故事的形式教給人們人生理念、生活啟示、實用技巧等的故事，二是垂直領域內的有深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