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將分別從“人和自我”、“英雄模式化與中間人物缺失”兩方面對十七年文學進行分析。
人和自我
2 0 世紀初, 文學以“ 吶喊” 的姿態呼喚著中國“ 人” 、“ 人性” 、“ 人道”與“ 自我” 的復甦, 到了共和國成立後的17 年, 卻又出現了“ 人” “ 自我” 失落的現象, 其原因何在呢?
我們或許可以通過追本溯源找出答案。
4 0 年代解放區文學是十七年文學的直接源頭和範本。 通過研究4 0 年代解放區文學的演進，我們不難發現, 政治壓倒文學就是一個規範逐漸產生、作家逐漸向規範認同、看齊並且在此過程中拋棄了自身的過程。首先, 這種規範體現在對作家的主體性人格影響上。作為革命的中心, 延安是進步的象徵, 而進步在延安具體有許多表現: 無產階級世界觀、民主作風… 因而, 追求進步的作家來到延安後必須與自身“小資情調”作鬥爭, 必須深入群眾, 深入生活; 必須為工農兵服務, 為革命戰爭服務, 必須將文學創造活動自覺改為文學普及工作…總之, “革命者” 的規範式非常具體, 知識分子要成為一個革命者, 就必須改造自己或接受改造, 使自己“合式” , 成為革命大軍中的任意一員。這種對個性色彩、對獨立主體的扼殺在戰爭年代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沿襲到和平年代, 那就必然造成了十七年文學中“人” “自我” 失落的現象。
除此之外，解放區文學需要的是“ 為工農兵服務” 、為革命服務的懼有當前功利性的作品, 因而作家的主要任務不是“表現自我” , 而是“謳歌他者”; 不是“宣揚自我” , 而是“宣傳革命” 。文學有了一個外在的共同目標, 從此,文學便從純粹個人創作的蕪雜局面開始走向共同、單一的絕對外向式創作了。內向性的自我無用武之地，顯得多餘, 便開始退隱於幕後，並逐漸變得無足輕重、遮蔽不明起來了。這種情況沉積到五六十年代，就使得在十七年文學中“ 自我” 這個詞都被遺忘了，自我失落了也不為人所知。
當然，十七年文學中還是有“人和自我”意識的體現的，不過這種體現是以一種極其隱蔽的方式進行的。如趙樹理的小說就以《鍛鍊鍛鍊》為例，小說中塑造了“小腿疼”、“吃不飽”兩個好吃懶做、愛佔便宜的落後婦女形象及王聚海、楊小四等兩種幹部形象。從作者筆調來看，與農民的偷懶消極相比，作者顯然更著墨對幹部墮落的指責，他認為農民大眾身上的美好人性是被這些“混入了黨內的壞分子”給逼走的，而農人們看重踏實生活、重視個人權利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作者包容的。這不得不說是十七年文學中對“人” “自我”情懷抒發的一大亮點。
英雄模式化與中間人物缺失
自解放區文學開始，文學便為政治所膨脹, 所扼殺。這種膨脹和扼殺集中體現在文學的人物形象描寫上——英雄模式化與中間人物缺失。如果要問十七年文學寫了多少種人? 可以很簡單地回答: 兩個: 好人和壞人。或者再極端點地回答:沒有一個。當然, 說十七年文學完全沒有寫出一個人, 似有些偏激。不過, 說十七年文學所寫的“ 好人”或“ 壞人”都存在“非人化”傾向或事實上即“非人”, 卻言之有據。現實中的“人” ，應該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系統。他既有政治性的層面，也有非政治性的層面, 而且,後者在構成“人”這個系統中還佔著更大的比重。
但是，英雄和先進難道不是個人存在嗎? 表面看來似乎如是，不過只要多翻幾篇作品，便會讓人驚訝: 這些英雄和先進儼如一個模子裡塑造出來的。他們都長得威武高大, 一臉正氣, 連說話的腔調都幾乎相同。《百鍊成鋼》中的秦德貴, 《紅巖》 中的許雲峰,《豔陽天》中的肖長春… … 除了時代、環境的不同，幾乎難以區分出“這一個”和“那一個”來: 他們都是“一個人”的不同變體而已。而“這一個”，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提及英雄，便是長得威武高大，一臉正氣，提及壞人，便是出身剝削階層，欺男霸女，形象猥瑣。“人” 失落了。文學中“個人”的消失, 又與此一時期文本個性的消失相響應: 對人理解的“模式化” 、“ 概念化” 必然帶來創作的“ 模式化” 、“ 概念化” 。事實上, 整個十七年均可視作對先進“ 規範” 的公式表達: 或單純謳歌之; 或寫某人從“ 非規範” 向“ 規範”的努力、轉換。
英雄模式化與中間人物缺失，這是時代和文學的悲哀，也是政治與文學的博弈的必然結果。
小結
對待在政治與文學的博弈中發展出來的十七年文學，我們不妨如果換一個角度, 即從文學的掙扎的角度來看, 十七年文學也許不只是一出乏善可陳的悲劇, 它可能還是一出有聲有色的壯劇。它在面對文學政治化、政治左傾化的雙重壓力, 沒有丟棄文學的理念,沒有放棄文學的抗爭, 相反卻見縫插針地作著努力, 不屈不撓地爭取生存與發展的權利。由此來看, 十七年的文學不僅在政治的壓力下堅韌地生長著, 頑強地活著, 而且還因為其探求者的不畏強壓, 忍辱負重,表現出一種“盜火者” 的奮鬥精神與獻身風度。這一切,就很值得我們以一種敬而重之的態度, 去重溫他們那不同尋常的表現。